20世紀80年代以降,中國學界探討西方“貴族精神”者漸多。在西方,“貴族精神”是有專指性的——第一須是有貴族身份的人;第二在國家義務方麵是恪守責無旁貸的人;第三在言行方麵是能遵循貴族教養的人。
而在當時的中國,“貴族精神”每被反解為“精神貴族”;“精神貴族”又每被狹釋為“文化貴族”,而一個被視為“文化貴族”的人,對於民間則必是一個不受歡迎的人,甚至會是一個討厭的人。
在西方,貴族人物是否具有貴族精神,主要以第二條而論,第三條屬於小節,並不求全責備。
在中國,被學界奉為“精神貴族”的古代人物,大抵是文人(嚴格地說是詩人),如李白、陶淵明、“竹林七賢”。
為什麽會有這種差別呢?
乃因——在大多數封建曆史時期,大多數的未入仕的文人,實際生活境遇並不太好。最低的時期,地位排在娼的後邊,僅在丐的前邊。所以,古代的中國文人從不曾有過什麽貴族精神,想要為國效力,通常也不受待見,一廂情願而已,便隻能在文化上自標清流,在言行上特立獨行,以證明精神上的高蹈。
李白是有點兒“文化貴族”範兒的,因為他一度曾像西方的貴族一樣,獲得著皇家的恩賜的“津貼”。
俄法戰爭中,兩國都陣亡了許多貴族人物及其子弟;“一戰”中,俄德兩國的軍中貴族子弟也犧牲多多;“二戰”中,蘇、英兩國的前線指揮官中,貴族人物也不少。英軍中多於蘇軍中。本應蘇軍中更多的,但戰前被殺者眾,剩下的反而少於英軍了。
中國文人階層,總體上缺少為國家出生入死的曆練,陽剛之氣隻能體現於詩文,也就從基因上難有西方所言的“貴族精神”。
據史家言,春秋時,各國貴族階級都以執戈披甲為榮,視衝鋒陷陣為勇,尚勇成風。
那算不算“貴族精神”呢?
竊以為,即使算,也與西方的貴族精神不是一個概念。
在《戰爭與和平》中,安德列伯爵因戰前患病,身體虛弱,本是有理由不上前線的,但他堅持帶病參戰——這是貴族精神的體現;他參加的不是征服戰而是國家自衛戰。
彼埃爾男爵,因為近視,沒被批準入伍。但他尋找到了一支槍,在法軍進入莫斯科後,打算進行一個人的抵抗戰爭。他甚至有機會瞄準了拿破侖,可一槍斃其命。卻沒扣扳機,感到了暗殺者的羞恥——這也是貴族精神的體現。
法軍大敗,許多士兵在嚴寒之季逃陷於湖中,生不如死。拿破侖給庫圖索夫留下一信,信上有言:“看上帝分上,憐憫我的士兵。”庫圖索夫對送信的法國下級軍官說:“請你們的皇帝放心,我一定照辦。”遂下令,不許屠殺法軍,對他們要盡量救助,放他們回國……
在美國進行獨立戰爭時,年輕的法國侯爵拉法耶特不顧法國國王的禁令與英國的威脅,男扮女裝,秘密赴美,以誌願者身份參戰……
但中國文官階層代代相傳的“士大夫精神”,卻是有幾分像西方的“貴族精神”的。彼們的“貴族精神”其實是文化啟蒙運動之後才較明確提出的精神概念,顯示與時俱進的意味。中國的“士大夫精神”,那時作為一種階級精神已存在兩千多年了。
韓愈之《論佛骨表》,既是古代文官“諫”的精神的體現,亦是後來所謂“士大夫精神”的佐證——唐憲宗為迎佛指,舉行隆重的禮佛儀式。上行下效,致使長安城內,王公士庶,爭相破財,互競信佛之誠。民間有廢業當宅,燒頂灼臂而求佛保佑施福者。身為刑部侍郎的韓愈,於是上表反對,要求中止,表中多有不中聽的話——憲宗認為是那樣,怒甚。若非大臣們相勸,幾乎殺了韓愈——但這種“諫”的精神,說到底是“忠”的表現。
而西方之“貴族精神”,骨子裏是騎士精神的演變。它並不強調對君主的忠,隻恪守對國家命運的責任。從社會倫理層麵講,則更強調正義感。若非以“忠”論,他們倒是常以忠於友誼,忠於所愛的女子為榮;兩者內涵很不相同。
又,貴族在朝為官,自然也分文武。“下班”後,於私人關係中,則僅以誌趣相投為交往準則。
而在中國的古代,貴族之間,往往文不習武,武不戀墨。
所以,西方的貴族若覺尊嚴受辱,動輒決鬥。政府雖三令五申,卻長期難禁。明知那麽做犯法,也還要偷偷地那麽做;寧肯那麽做了以後逃避國外。
韓信甘受胯下之辱的行為,在西方貴族中是絕不會發生的。
中西文化所形成的人格表現的差異,由來久矣。
從唐至宋,“士大夫精神”非但沒提升,反而在王權、皇權的高壓之下越來越淪落,每每自甘委瑣——孝武帝時,其寵妃亡,文臣紛作悲詞哀誄,以證明自己心裏疼著皇上的疼。皇上甚至當朝對某大臣說:“卿哭貴妃若悲,當加厚賞”——於是該臣“應聲號慟”,捶胸頓足,涕泗交流。又讓一個大臣哭,其哭若喪考妣,極哀之狀不讓前者。更有文官中文名優上者,奉詔為皇上作緬妃文,以供皇上哀思時緩壓。若在春秋時期,那等詩文顯然會歸於“頌”的範疇。
姑且不論西方諸國有無那樣的皇帝;西方的曆史中斷無那等為臣的貴族,卻基本上是事實——在中國的古代,所謂“士大夫精神”,乃是皇帝、王室允許有才有,允許有多少才有多少,不允許有則完全不可能有的“精神”。
而在西方諸國的古代,“貴族精神”是不受王權左右,而受教皇支持並讚許的一種“精神”,是較為獨立的一種階級思想——皇帝也不敢輕意褻瀆。因為在教廷看來,皇帝也隻不過是第一等級的貴族代表人物而已,也須以貴族原則律己。
中國的當代文化知識分子,其實不必學什麽西方的“貴族精神”,也不必學古代的“士大夫精神”——階層屬性不同,無的放矢。
若能將中國古代“士”的精神在當代發展幾分,便很有理由自尊自慰了。
而在當時的中國,“貴族精神”每被反解為“精神貴族”;“精神貴族”又每被狹釋為“文化貴族”,而一個被視為“文化貴族”的人,對於民間則必是一個不受歡迎的人,甚至會是一個討厭的人。
在西方,貴族人物是否具有貴族精神,主要以第二條而論,第三條屬於小節,並不求全責備。
在中國,被學界奉為“精神貴族”的古代人物,大抵是文人(嚴格地說是詩人),如李白、陶淵明、“竹林七賢”。
為什麽會有這種差別呢?
乃因——在大多數封建曆史時期,大多數的未入仕的文人,實際生活境遇並不太好。最低的時期,地位排在娼的後邊,僅在丐的前邊。所以,古代的中國文人從不曾有過什麽貴族精神,想要為國效力,通常也不受待見,一廂情願而已,便隻能在文化上自標清流,在言行上特立獨行,以證明精神上的高蹈。
李白是有點兒“文化貴族”範兒的,因為他一度曾像西方的貴族一樣,獲得著皇家的恩賜的“津貼”。
俄法戰爭中,兩國都陣亡了許多貴族人物及其子弟;“一戰”中,俄德兩國的軍中貴族子弟也犧牲多多;“二戰”中,蘇、英兩國的前線指揮官中,貴族人物也不少。英軍中多於蘇軍中。本應蘇軍中更多的,但戰前被殺者眾,剩下的反而少於英軍了。
中國文人階層,總體上缺少為國家出生入死的曆練,陽剛之氣隻能體現於詩文,也就從基因上難有西方所言的“貴族精神”。
據史家言,春秋時,各國貴族階級都以執戈披甲為榮,視衝鋒陷陣為勇,尚勇成風。
那算不算“貴族精神”呢?
竊以為,即使算,也與西方的貴族精神不是一個概念。
在《戰爭與和平》中,安德列伯爵因戰前患病,身體虛弱,本是有理由不上前線的,但他堅持帶病參戰——這是貴族精神的體現;他參加的不是征服戰而是國家自衛戰。
彼埃爾男爵,因為近視,沒被批準入伍。但他尋找到了一支槍,在法軍進入莫斯科後,打算進行一個人的抵抗戰爭。他甚至有機會瞄準了拿破侖,可一槍斃其命。卻沒扣扳機,感到了暗殺者的羞恥——這也是貴族精神的體現。
法軍大敗,許多士兵在嚴寒之季逃陷於湖中,生不如死。拿破侖給庫圖索夫留下一信,信上有言:“看上帝分上,憐憫我的士兵。”庫圖索夫對送信的法國下級軍官說:“請你們的皇帝放心,我一定照辦。”遂下令,不許屠殺法軍,對他們要盡量救助,放他們回國……
在美國進行獨立戰爭時,年輕的法國侯爵拉法耶特不顧法國國王的禁令與英國的威脅,男扮女裝,秘密赴美,以誌願者身份參戰……
但中國文官階層代代相傳的“士大夫精神”,卻是有幾分像西方的“貴族精神”的。彼們的“貴族精神”其實是文化啟蒙運動之後才較明確提出的精神概念,顯示與時俱進的意味。中國的“士大夫精神”,那時作為一種階級精神已存在兩千多年了。
韓愈之《論佛骨表》,既是古代文官“諫”的精神的體現,亦是後來所謂“士大夫精神”的佐證——唐憲宗為迎佛指,舉行隆重的禮佛儀式。上行下效,致使長安城內,王公士庶,爭相破財,互競信佛之誠。民間有廢業當宅,燒頂灼臂而求佛保佑施福者。身為刑部侍郎的韓愈,於是上表反對,要求中止,表中多有不中聽的話——憲宗認為是那樣,怒甚。若非大臣們相勸,幾乎殺了韓愈——但這種“諫”的精神,說到底是“忠”的表現。
而西方之“貴族精神”,骨子裏是騎士精神的演變。它並不強調對君主的忠,隻恪守對國家命運的責任。從社會倫理層麵講,則更強調正義感。若非以“忠”論,他們倒是常以忠於友誼,忠於所愛的女子為榮;兩者內涵很不相同。
又,貴族在朝為官,自然也分文武。“下班”後,於私人關係中,則僅以誌趣相投為交往準則。
而在中國的古代,貴族之間,往往文不習武,武不戀墨。
所以,西方的貴族若覺尊嚴受辱,動輒決鬥。政府雖三令五申,卻長期難禁。明知那麽做犯法,也還要偷偷地那麽做;寧肯那麽做了以後逃避國外。
韓信甘受胯下之辱的行為,在西方貴族中是絕不會發生的。
中西文化所形成的人格表現的差異,由來久矣。
從唐至宋,“士大夫精神”非但沒提升,反而在王權、皇權的高壓之下越來越淪落,每每自甘委瑣——孝武帝時,其寵妃亡,文臣紛作悲詞哀誄,以證明自己心裏疼著皇上的疼。皇上甚至當朝對某大臣說:“卿哭貴妃若悲,當加厚賞”——於是該臣“應聲號慟”,捶胸頓足,涕泗交流。又讓一個大臣哭,其哭若喪考妣,極哀之狀不讓前者。更有文官中文名優上者,奉詔為皇上作緬妃文,以供皇上哀思時緩壓。若在春秋時期,那等詩文顯然會歸於“頌”的範疇。
姑且不論西方諸國有無那樣的皇帝;西方的曆史中斷無那等為臣的貴族,卻基本上是事實——在中國的古代,所謂“士大夫精神”,乃是皇帝、王室允許有才有,允許有多少才有多少,不允許有則完全不可能有的“精神”。
而在西方諸國的古代,“貴族精神”是不受王權左右,而受教皇支持並讚許的一種“精神”,是較為獨立的一種階級思想——皇帝也不敢輕意褻瀆。因為在教廷看來,皇帝也隻不過是第一等級的貴族代表人物而已,也須以貴族原則律己。
中國的當代文化知識分子,其實不必學什麽西方的“貴族精神”,也不必學古代的“士大夫精神”——階層屬性不同,無的放矢。
若能將中國古代“士”的精神在當代發展幾分,便很有理由自尊自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