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2月12日，清皇室發布遜位詔書：今全國人民心理，多傾向共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榮，拂兆民之好惡。是以外觀大局，內審輿情，特率皇帝將統治權公諸全國，定為立憲共和國體，近慰海內厭亂望治之心，遠協古聖天下為公之義……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與軍民協商統一辦法。總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滿漢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
此日，即為中國之民國時期的元年端日。
該詔書詞語衷切、表意懇懇，文言白話搭配妥當、不卑不亢，可謂一篇公告式美文。
先是，袁氏已由資政選舉為總理大臣，由其協調各方勢力，亦順理成章。
當時之中國，又有哪幾方勢力呢？
其實，堅決要以軍事行動推翻滿清王朝的核心力量，無非以孫中山、黃興為一、二號領袖人物的革命黨同盟會。同盟會中的著名人物首推蔡元培、章太炎。閻錫山亦是堅定分子，曾倡議培訓一支“鐵血丈夫團”，深獲孫中山支持與信賴，並受孫之命潛回山西發展“同誌”相機起義。同盟會已在南方各地起義數次，皆以失敗告終，犧牲慘重，如廣州七十二烈士，如浙江徐錫麟、秋瑾之英勇就義。故革命軍與清廷不共戴天，不達目的，誓不罷休。武昌首義成功，各地義軍，紛紛響應。後初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而或能擔起保衛清廷重任的，唯袁世凱的北洋軍而已。其他封疆大吏，皆按兵不動，對清廷既不再效忠，也不雪上加霜。對“革命軍”既不相助，也不阻擋。坐山觀虎鬥，心機一樣，都企圖割據“自治”，無非都企圖像戰國時期那般自立為王。
袁世凱也並不真心保皇，不願在與革命軍的殊死較量中拚光了軍隊，因而喪失政治資本，自忖那樣的下場最為不好。故入朝稟報戰局時，當皇後問何以能使她及少皇溥儀生命無慮時，他毫不遲豫幹幹脆脆地回答：唯有退位。
有時人評論曰：革命軍之前仆後繼，不抵袁項城寥寥數語。
此評未免誇張——沒有革命軍之前仆後繼，袁項城又何出斯言？
但，袁的作用，確乎意味著逼宮迫退。雙方千萬軍士，當時可延一死也。客觀言之，此亦大德——盡管他有自己的算盤。流血的時代激變關頭，擁兵十幾萬者，站隊的抉擇，聯係著身家性命，不為自己考慮的人，畢竟是少數。
而那時的青年陳獨秀著文厲語曰：1912年前所生之國人當死！1912年後之國人初生！
他的話的意思是，每一個國人，都應自覺地在人的進步方麵，與清王朝一刀兩斷。
往後的事，不必細述。知者已知，不知者不知也罷。
下邊所議，主要也是扼要地歸納文化思想力對那三千年來未有之變局的影響作用。
梁啟超自言讀龔自珍詩文時，有“如受電擊”之感。而曆朝曆代之文官、文人士子中憂國憂民者，其振聾發聵之聲，輒幾能真被皇帝們鄭重對待過呢？所以他們詩文中的慷慨悲歌，往往也成為一個朝代行將滅亡的挽歌。大抵如此。區別僅僅在於——或者那挽歌“唱”得略早一些，或者邊“唱”邊見其大勢已去，瓦解在即，不可救藥了。
梁啟超追隨康有為疾呼改良迫在旦夕之時，大清運象更加衰朽，亡兆顯明矣。
然慈禧統治集團對此點是否也看得分明呢？
有時清醒，有時昏翳。
利用義和團要給西方列強顏色看看，這是昏翳之策；未達目的，反成屍怖京城的慘劇，於是宣戰，是昏翳的繼續。《宣戰詔書》曰：“與其苟且圖存，貽羞萬古；孰若大張撻伐，一決雌雄。”哀壯倒是哀壯，但問題是——若放手任光緒實行改良，局麵也許不至那樣，或可為中華民族贏得緩吸定喘，再圖振興的時間。難怪當時的兩廣總督李鴻章發給盛宣懷、張之洞和劉坤一等重臣大吏的電報明確表示：“粵斷不奉，所謂亂命也。”
“一決雌雄”的結果自然是又一次“貽羞萬古”，也就不得不又一次發布“罪己詔”，其詔對列強的“寬大”感恩戴德：“今茲議約，不侵我主權，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見諒，疾愚暴之無知，事後追思，慚憤交集。”“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一句，尤見其昏。她似乎拿“人口紅利”當成取不盡用不完的金銀寶盆了，仿佛可自然補損。
但肯下“罪己詔”，此舉本身清醒也。
她恨議康有為：“他們要改良，為什麽不來找我？”——這話也有幾分清醒，起碼證明她自己也意識到了——不改良不行了。
接受建議，派大臣出國考察憲政情況——不管幾分真心幾分假意，畢竟屬明智之舉。
在七十大壽慶典前夕，下旨開赦“戊戌”事件在押犯，亦算明智；“唯康梁孫文三逆不赦”，實乃清醒、昏翳、任性與無奈交織的糾結心態。
清醒也罷，昏翳也罷，任性與無奈的糾結也罷，究其根由，緣自“一姓之尊榮”與“兆民之好惡”的關係在她那兒難以擺正。
她對“一姓之尊榮”負有“天定”使命，若“遠協古聖天下為公之義”，則必覺“負九罪於列祖列宗”，而這對於她是比一再“貽羞萬古”更死有餘辜，愧對天地的事。
一個女人，不得不與曆史潮勢對抗，想來談何容易，亦可憐也。
而隆裕太後又為什麽似乎“深明大義”了呢？
皇子尚未成人，眾臣抱臂旁觀，派兵無兵，點將無將，孤兒寡母，不遜位又待怎麽著呢？
“予與皇帝得以退處寬閑，優遊歲月，長受國民之優禮，親見郅治之告成，豈不懿歟。”——這絕對是想開了看透了的心態。
卻未免太遲了。
但——若中國在最佳時機便實行了“君主立憲”，比如在乾隆年間吧，其後所曆肯定會是康莊大道嗎？絕不會又退回到戰國時期或“五代十國”之戰亂難息的局麵嗎？
民國後的中國實況，恐怕會使誰都不敢給出肯定不會的答案。
或許隻能說，曆史的發展，有自身的時刻表。哪一時期或進或退，或退一步並兩步，或小步退大步進，亦有自身因循之“道”律。
從1912年至1937年抗日戰爭在中國境內全麵爆發，其間不過短短二十五年。
該二十五年中，中國之況悲欣交集，劫幸重疊，似乎道不盡說不完，似乎常道常新，常新常異——然竊以為，下麵幾方麵事，不論何時，都必將能以正能量擔得起“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的曆史定論。
第一，文字應用功能的改良。
這當然要歸功於胡適與陳獨秀。胡適首開風氣，獨秀保駕護航。二人的關係，好比孫文與黃興——“三民主義”革命之初，二者不可或缺。而“文學改良”運動之初，胡、陳實為一人的兩種表情——“胡表情”的善意溫和，有利於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陳麵目”的凜凜正氣怒目如炬，每令攻訐者有所顧忌。
“文學改良”之“文學”，遠非小說詩歌之狹義，實際上使漢文字的功能與社會發展進步的關係突變，產生了也可以說是三千年未有的飛躍。
它使漢字在識聽讀（包括說）寫四個基本方麵，能較容易地普及底層民眾——文言文時期，不識字的底層民眾的文化悲哀在於，連掌控他們命運的官員及文人們的話語也聽不明白。若兩個官員當著一個底層人的麵以文言合計是否要結果後者性命，後者完全可能像聽外國語一樣不知所雲。而一個底層人即使穿上華裳麗服，隻要一開口說話，立刻會暴露了沒文化的短板。至於官方公文、布告，即使有人讀給底層人聽，倘無人講解，大多數底層人也隻能明白個大概意思。
就說清朝那遜位詔書吧——因是向全國全世界發布的公告，考慮到最廣大的中國人能明白到什麽程度以及各國翻譯的效果怎樣，已是自行采取了最白話的表達，但“商輟於途”之“輟”、“海宇乂安”之“乂”、“郅治”、“懿歟”之類字詞，沒有文言基礎的人，不聽別人講解估計就不太明白了。尤其“拂兆民之好惡”一句，其“拂”雖用得妥帖，尊嚴有在，但“兆民”二字，委實含糊，絕不抵“四億多人民”之具體的數字概念更觸及人心。在此點上，文言的敘事弊端確乎在焉；每以形容代替數字的說服力——如“罄竹難書”“血可漂杵”“殺人如麻”“汗牛充棟”之類成語可見一斑。
而白話文運動，實際上首先是在提倡政府、官員、知識分子，當以說最廣大的民眾聽得懂的話為榮，而不是反過來以賣弄文字，使最廣大的民眾聽不懂為能事，揚揚自得。即使著文，也主張以前一種態度可取。果而如此，知識分子與最廣大之民眾的文化距離易縮短矣；知識分子團結最廣大之民眾推動社會進步非一廂情願矣；官僚階層世代憑借“先天”般文化優勢蔑視廣大民眾的統治“天理”，在文盲依然眾多的時期，亦可被“白話”潮流的進步之道所抗衡、對衝，發生最初的文化總格局的嬗變——“想怎麽說，便怎麽說”，“怎麽說話，就怎麽寫”——胡適之此言，含意深也。
它使漢字漫長的文言過程對文人士子造成的一種思維積習得以克服——那積習每體現於辭藻堆砌，用典成癖，非詩非詞非賦非聯，雖隻不過是文章，亦求對仗，合轍押韻，字詞鮮見，顯示才學。其表意陳情，往往寓象高蹈，矯揉造作，華而不實，不接地氣。此類文章寫多了，久了，連人也華而不實了——白話文恰可醫此症。
白話文運動之深刻、廣泛、久遠的社會進步推動作用，亦其功大焉地影響了中國的近當代教育方向——當時持教育救國思想的人們，借力於白話文運動，使他們的實踐在中國大地上四處開花結果。首先，以白話文編輯的課本，使從小學到高中的學子，接受起各科知識來印象明晰。特別是物理、化學、生物等課，是無法以文言編得概念昭然、易教宜學的。即使語文一科，白話文的教與學，也為孩子們呈現了一片漢文字魅力依舊的新天地。那時有幸入學的孩子，不僅可以領略白話文課本與文言課本迥然不同的新內容，接受課本所傳播的新思想、新道德與情操的熏陶，還有白話詩文可欣賞，白話歌曲可共唱。課文不必再要搖頭晃腦前仰後合地背了——從前某些不敬業的先生，隻管督促著背，字性詞義往往是懶得講的，理由曰背得滾瓜爛熟了，年齡大了幾歲，查查字典，自己就懂了。
有一例可證明此非編派——1952年，湖南大學評最高等級教授，資深教授楊樹達與另外兩位教授榮登其榜；楊樹達甚覺羞辱，議二者之一曰：“他連《中蘇條約》極淺之文字都理解不透，何以竟與予同級？”
1926年蔣介石在北伐誓師大會上宣讀的誓師詞，因求格式之工，每句四字，反而使豪情受拘。
誓師詞曰：“國民痛苦，水深火熱；土匪軍閥，為虎作倀；帝國主義，以梟以張……吊民伐罪，遷厥凶酋……實行主義，犧牲個人……丹心碧血，革命精神……”
1937年，其動員抗日之演講，則又是一番意誌的體現：“我們已快要臨到這人世悲慘之境地，在這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無法忍受的。我們不能不應戰，至於戰爭既開之後，則因為我們是弱國，再沒有妥協機會，如果放棄尺寸土地與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
因為做到了想怎麽說就怎麽說，可謂直抒胸臆，其演講反而句句鏗鏘，擲地有聲。少了陳詞，多了真摯。
從1926年到1937年，蔣介石在漢文字的應用方麵也與時俱進矣。
總而言之，白話文之教與學，使中國的公學與私學教育，一並呈現前所未有之朝氣，如霞光初燦。
第二，談教育，繞不過蔡元培。
蔡元培任教育總長時，拒不執行袁世凱要求從小學到中學高中大學皆須置孔子像，納“四書五經”內容為教材的指示，宣傳應以美育阻止所謂“儒教”的推行。被免職後，便繼續辦私學，並著書闡述自己的教育主張。
若言蔡元培是中國近代“新式教育”的總設計師，大約歧議有也不多吧？而他任北大校長後，因北大之教育一向處於風口浪尖，其作用或可形容為北大之“偉大的纖夫”。
他關於“超軼乎政治之教育”“技能教育”“公民道德教育”“身體素質教育”“美感教育”“普及教育”等現代教育的基本思想，不但在當時深受中國教育界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乃至今天，“德智體美”全麵發展，也仍是教育要求，並仍符合世界進步教育的理念。
為倡導公民道德教育，他還親著了《中國人的修養》一書——即使當時，被公議配寫那種書的中國知識分子也寥寥無幾。
“世界上的大學校長，在某學科的建設卓有貢獻的不乏其人，而能領導一所大學對全民族全社會的進步產生巨大影響的，迄今為止，除了蔡元培再無第二人。”
杜威當時對他的評價，可謂客觀準確。
其可貴處還在於，身為國民黨元老，卻堅決禁止本黨分子發展黨員的行徑活動於北大。不論教師學生，皆不網開一麵。而對於學生中的涉共活動，雖心有不悅，然學生一旦因而被捕，卻又積極營救。
一方麵，當學生罷課分明將有大的政治舉動時，他勸止無效，竟聲色懼厲曰：“我要與你們決鬥！”
另一方麵，當學生果而入獄，卻多方奔走，積極串聯對當局的抗議。一俟營救成功，且自掏腰包，向學生供餐壓驚。
其不但稱得上是中國當時的教育之父、北大之父，亦可稱為北大當時學子之父也。
關於蔡元培對中國近現代教育的貢獻，各種評價都不言過其實。卻有以下兩件事，值得贅議。
其一，反對確立什麽孔教以及禁止在校園促推孔子崇拜，無疑符合教育總長正當職責；但“四書五經”，畢竟屬於學生亦應有所了解的傳統文化知識，也嚴禁講學，不似其兼容並包的襟懷。
竊以為，其意氣用事，或許主要緣於對袁世凱的反感吧？袁氏乃火中取栗，竊國民革命成果者，作為身心投入地參加國民革命的同盟會元老，對袁氏的蔑視當屬情理中事。而袁氏一死，他任北大校長不久，便誠聘辜銘鴻、劉師培、黃侃、陳漢章、梁漱溟等以尊孔為己任的“舊派”人物入北大任教，講授國學——這便又自行地矯了“過正”之“過”了。
其二，蔡元培一生光明壘落，坦蕩無私，身後名清白無詬病，縱腹誹者亦不敢貿然成文字。迄今為止，僅留一個謎團，即——最後一次辭校長職的簡短聲明中，除言極疲憊，竟引一典是“殺君馬者道旁兒也”。此典甚陌，知之者無多，坊間一時議論紛紛，不知“馬”喻何人，“道旁兒”輩又指誰等——此惑一朝有解，對於研究他當際心境，必大有幫助耳。
與大學教育景象相對應，陶行知盡畢生精力於鄉村小學教育的實踐，亦值得今人心懷大的敬意。其所麵對之生源，絕非鄉紳富戶子弟，大抵清貧人家少年，甚至收納流浪兒童。這使他的辦學，具有了顯明的慈善色彩。
教育是強國的根本，小學是教育的基礎——他的教育理念，完全符合教育的體係規律，也是對梁啟超“少年強則國強”之思想的行動化。
在到處兵荒馬亂，農事難為，民不聊生的歲月，他的努力談何容易，每為經費所愁忉。盡管他和學生們開荒種地，自足菜薯，仍經常共同挨餓。好在學生雖然多為少年，但出身貧苦，對農事並不外行，能給予他堅守的欣慰。間或有捐助接濟，然非定項支持，時有時無。
較之於蔡元培任北大校長，陶行知的堅守可謂篳路藍縷，躬奮行之；然其屬於越挫越奮人也。比蔡元培省心的是，他的學生因年齡稍小，不會卷入學潮；不如蔡元培灑脫的是，孑民先生動輒辭職，十年間辭職七次之多，且次次是被恭請才歸的。陶行知是自己在辦學，若辭職，他的學生們也就不再是學生了，甚或又成了流浪兒。
故隻有堅守。英年早逝，實因多年操勞所致。
陶行知——他可以說是一位被中國近現代鄉村民辦小學累死的人；一位甘願以一己之努力，為中國草根階級的孩子們在知識化的坎坷路上提燈照明的教育殉道者。
吾國吾民，實不應僅仰蔡元培，僅知梁啟超那句“少年強則國強”的名言，卻淡忘了陶行知其人。果而如此，負國義民義也。
黃炎培曾經蔡元培介紹加入過同盟會。蔡元培於清末辭官辦學時，黃炎培也曾求學其名下，故二人有師生誼，亦師亦友關係。黃炎培得以考中清朝最後一批舉人，顯然受益於恩師的國學功底。而他後來一度致力於興辦中等“技能學校”，也顯然是為了推行恩師“技能教育”的主張。
黃炎培運氣好於陶行知，他回家鄉辦學時，受到一位石匠出身的富戶的鼎力相助。對方的發達過程，類似現在農民出身的包工頭的發家史。黃一公布消息，對方立即奉上了九萬多銀圓，那在當時是一大筆錢。並且，對方還命自己的兒子成為“技能學校”的第一屆學生。自然，黃的兩個兒子，也為其父起帶頭作用。那由石匠而成了富人的人死前，將家產整合，除了留一小部分供後人度日，竟湊齊二十萬兩白銀捐給黃炎培，以作辦學固定基金——可謂厚資，保證了黃炎培的辦學事業較為順遂。
細析之，不論辦私學公學，辦學人的知識出身，實為要點之一，辦“新學”也不例外。甚或正因為辦“新學”，尤其重要。雖然“舊學”模式已江河日下，舊“學位”的含金量，還是被坊間民間所極看重的。進士出身的前清翰林且任過教育總長的蔡元培為弟子黃炎培出任校董，且黃本人亦是往後不可再生的舉人，這些非同一般的前提，不是任何辦私學的人所能相提並論的。
蔡元培之於黃炎培，恩師之扶持影響力的確在焉。
與資助黃炎培辦學的“義石匠”相比，南洋華商富賈陳嘉庚對家鄉教育事業的慷慨資助，使他成為當之無愧的愛國華僑楷模與領袖。1913年1月，清廷遜位的第二年，他便全資在家鄉辦起了小學。之後，接連辦成了幼稚園、中學、師範、水產及航海專科學校，並為各學校設立了圖書館、科學館、體育館、美術館、音樂館、禮堂、醫院、銀行等，形成了當時國內規模最大的院校村，也可以說是國內獨一無二的教育基地。
清廷最後一位學部侍郎嚴修及最後一位狀元張謇，在中國近現代教育事業進程中的作用，也都舉足輕重，南北互映，世人公認，史不能閹。眾所周知，張同時又是當時舉措風生水起的實業家，而嚴為南開大學創史人張伯苓的知遇貴人。借力於民族資本主義筍芽迅長，青竹勃生的優勢，中國近現代教育之圖景輪廓漸明。“一時多少豪傑”六字，用以形容彼時局麵，不算枉論。“豪傑”者，不僅指達人名士，當然包括百千萬孜孜辦學的無名而有跡的人。若誰遍覓從前的縣誌、鄉誌，定可驚訝地發現，幾乎縣縣必有那樣的人，半數以上的鄉存在過他們辦的私學。許多人正是“新學”畢業的學子，辦學既是個人謀生方式，客觀上也繁榮了中國近現代教育。隻要是一所有規模的學校，便有權自編教材，自立章程，自定檢驗教學質量的標準。
此日，即為中國之民國時期的元年端日。
該詔書詞語衷切、表意懇懇，文言白話搭配妥當、不卑不亢，可謂一篇公告式美文。
先是，袁氏已由資政選舉為總理大臣，由其協調各方勢力，亦順理成章。
當時之中國，又有哪幾方勢力呢？
其實，堅決要以軍事行動推翻滿清王朝的核心力量，無非以孫中山、黃興為一、二號領袖人物的革命黨同盟會。同盟會中的著名人物首推蔡元培、章太炎。閻錫山亦是堅定分子，曾倡議培訓一支“鐵血丈夫團”，深獲孫中山支持與信賴，並受孫之命潛回山西發展“同誌”相機起義。同盟會已在南方各地起義數次，皆以失敗告終，犧牲慘重，如廣州七十二烈士，如浙江徐錫麟、秋瑾之英勇就義。故革命軍與清廷不共戴天，不達目的，誓不罷休。武昌首義成功，各地義軍，紛紛響應。後初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而或能擔起保衛清廷重任的，唯袁世凱的北洋軍而已。其他封疆大吏，皆按兵不動，對清廷既不再效忠，也不雪上加霜。對“革命軍”既不相助，也不阻擋。坐山觀虎鬥，心機一樣，都企圖割據“自治”，無非都企圖像戰國時期那般自立為王。
袁世凱也並不真心保皇，不願在與革命軍的殊死較量中拚光了軍隊，因而喪失政治資本，自忖那樣的下場最為不好。故入朝稟報戰局時，當皇後問何以能使她及少皇溥儀生命無慮時，他毫不遲豫幹幹脆脆地回答：唯有退位。
有時人評論曰：革命軍之前仆後繼，不抵袁項城寥寥數語。
此評未免誇張——沒有革命軍之前仆後繼，袁項城又何出斯言？
但，袁的作用，確乎意味著逼宮迫退。雙方千萬軍士，當時可延一死也。客觀言之，此亦大德——盡管他有自己的算盤。流血的時代激變關頭，擁兵十幾萬者，站隊的抉擇，聯係著身家性命，不為自己考慮的人，畢竟是少數。
而那時的青年陳獨秀著文厲語曰：1912年前所生之國人當死！1912年後之國人初生！
他的話的意思是，每一個國人，都應自覺地在人的進步方麵，與清王朝一刀兩斷。
往後的事，不必細述。知者已知，不知者不知也罷。
下邊所議，主要也是扼要地歸納文化思想力對那三千年來未有之變局的影響作用。
梁啟超自言讀龔自珍詩文時，有“如受電擊”之感。而曆朝曆代之文官、文人士子中憂國憂民者，其振聾發聵之聲，輒幾能真被皇帝們鄭重對待過呢？所以他們詩文中的慷慨悲歌，往往也成為一個朝代行將滅亡的挽歌。大抵如此。區別僅僅在於——或者那挽歌“唱”得略早一些，或者邊“唱”邊見其大勢已去，瓦解在即，不可救藥了。
梁啟超追隨康有為疾呼改良迫在旦夕之時，大清運象更加衰朽，亡兆顯明矣。
然慈禧統治集團對此點是否也看得分明呢？
有時清醒，有時昏翳。
利用義和團要給西方列強顏色看看，這是昏翳之策；未達目的，反成屍怖京城的慘劇，於是宣戰，是昏翳的繼續。《宣戰詔書》曰：“與其苟且圖存，貽羞萬古；孰若大張撻伐，一決雌雄。”哀壯倒是哀壯，但問題是——若放手任光緒實行改良，局麵也許不至那樣，或可為中華民族贏得緩吸定喘，再圖振興的時間。難怪當時的兩廣總督李鴻章發給盛宣懷、張之洞和劉坤一等重臣大吏的電報明確表示：“粵斷不奉，所謂亂命也。”
“一決雌雄”的結果自然是又一次“貽羞萬古”，也就不得不又一次發布“罪己詔”，其詔對列強的“寬大”感恩戴德：“今茲議約，不侵我主權，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見諒，疾愚暴之無知，事後追思，慚憤交集。”“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一句，尤見其昏。她似乎拿“人口紅利”當成取不盡用不完的金銀寶盆了，仿佛可自然補損。
但肯下“罪己詔”，此舉本身清醒也。
她恨議康有為：“他們要改良，為什麽不來找我？”——這話也有幾分清醒，起碼證明她自己也意識到了——不改良不行了。
接受建議，派大臣出國考察憲政情況——不管幾分真心幾分假意，畢竟屬明智之舉。
在七十大壽慶典前夕，下旨開赦“戊戌”事件在押犯，亦算明智；“唯康梁孫文三逆不赦”，實乃清醒、昏翳、任性與無奈交織的糾結心態。
清醒也罷，昏翳也罷，任性與無奈的糾結也罷，究其根由，緣自“一姓之尊榮”與“兆民之好惡”的關係在她那兒難以擺正。
她對“一姓之尊榮”負有“天定”使命，若“遠協古聖天下為公之義”，則必覺“負九罪於列祖列宗”，而這對於她是比一再“貽羞萬古”更死有餘辜，愧對天地的事。
一個女人，不得不與曆史潮勢對抗，想來談何容易，亦可憐也。
而隆裕太後又為什麽似乎“深明大義”了呢？
皇子尚未成人，眾臣抱臂旁觀，派兵無兵，點將無將，孤兒寡母，不遜位又待怎麽著呢？
“予與皇帝得以退處寬閑，優遊歲月，長受國民之優禮，親見郅治之告成，豈不懿歟。”——這絕對是想開了看透了的心態。
卻未免太遲了。
但——若中國在最佳時機便實行了“君主立憲”，比如在乾隆年間吧，其後所曆肯定會是康莊大道嗎？絕不會又退回到戰國時期或“五代十國”之戰亂難息的局麵嗎？
民國後的中國實況，恐怕會使誰都不敢給出肯定不會的答案。
或許隻能說，曆史的發展，有自身的時刻表。哪一時期或進或退，或退一步並兩步，或小步退大步進，亦有自身因循之“道”律。
從1912年至1937年抗日戰爭在中國境內全麵爆發，其間不過短短二十五年。
該二十五年中，中國之況悲欣交集，劫幸重疊，似乎道不盡說不完，似乎常道常新，常新常異——然竊以為，下麵幾方麵事，不論何時，都必將能以正能量擔得起“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的曆史定論。
第一，文字應用功能的改良。
這當然要歸功於胡適與陳獨秀。胡適首開風氣，獨秀保駕護航。二人的關係，好比孫文與黃興——“三民主義”革命之初，二者不可或缺。而“文學改良”運動之初，胡、陳實為一人的兩種表情——“胡表情”的善意溫和，有利於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陳麵目”的凜凜正氣怒目如炬，每令攻訐者有所顧忌。
“文學改良”之“文學”，遠非小說詩歌之狹義，實際上使漢文字的功能與社會發展進步的關係突變，產生了也可以說是三千年未有的飛躍。
它使漢字在識聽讀（包括說）寫四個基本方麵，能較容易地普及底層民眾——文言文時期，不識字的底層民眾的文化悲哀在於，連掌控他們命運的官員及文人們的話語也聽不明白。若兩個官員當著一個底層人的麵以文言合計是否要結果後者性命，後者完全可能像聽外國語一樣不知所雲。而一個底層人即使穿上華裳麗服，隻要一開口說話，立刻會暴露了沒文化的短板。至於官方公文、布告，即使有人讀給底層人聽，倘無人講解，大多數底層人也隻能明白個大概意思。
就說清朝那遜位詔書吧——因是向全國全世界發布的公告，考慮到最廣大的中國人能明白到什麽程度以及各國翻譯的效果怎樣，已是自行采取了最白話的表達，但“商輟於途”之“輟”、“海宇乂安”之“乂”、“郅治”、“懿歟”之類字詞，沒有文言基礎的人，不聽別人講解估計就不太明白了。尤其“拂兆民之好惡”一句，其“拂”雖用得妥帖，尊嚴有在，但“兆民”二字，委實含糊，絕不抵“四億多人民”之具體的數字概念更觸及人心。在此點上，文言的敘事弊端確乎在焉；每以形容代替數字的說服力——如“罄竹難書”“血可漂杵”“殺人如麻”“汗牛充棟”之類成語可見一斑。
而白話文運動，實際上首先是在提倡政府、官員、知識分子，當以說最廣大的民眾聽得懂的話為榮，而不是反過來以賣弄文字，使最廣大的民眾聽不懂為能事，揚揚自得。即使著文，也主張以前一種態度可取。果而如此，知識分子與最廣大之民眾的文化距離易縮短矣；知識分子團結最廣大之民眾推動社會進步非一廂情願矣；官僚階層世代憑借“先天”般文化優勢蔑視廣大民眾的統治“天理”，在文盲依然眾多的時期，亦可被“白話”潮流的進步之道所抗衡、對衝，發生最初的文化總格局的嬗變——“想怎麽說，便怎麽說”，“怎麽說話，就怎麽寫”——胡適之此言，含意深也。
它使漢字漫長的文言過程對文人士子造成的一種思維積習得以克服——那積習每體現於辭藻堆砌，用典成癖，非詩非詞非賦非聯，雖隻不過是文章，亦求對仗，合轍押韻，字詞鮮見，顯示才學。其表意陳情，往往寓象高蹈，矯揉造作，華而不實，不接地氣。此類文章寫多了，久了，連人也華而不實了——白話文恰可醫此症。
白話文運動之深刻、廣泛、久遠的社會進步推動作用，亦其功大焉地影響了中國的近當代教育方向——當時持教育救國思想的人們，借力於白話文運動，使他們的實踐在中國大地上四處開花結果。首先，以白話文編輯的課本，使從小學到高中的學子，接受起各科知識來印象明晰。特別是物理、化學、生物等課，是無法以文言編得概念昭然、易教宜學的。即使語文一科，白話文的教與學，也為孩子們呈現了一片漢文字魅力依舊的新天地。那時有幸入學的孩子，不僅可以領略白話文課本與文言課本迥然不同的新內容，接受課本所傳播的新思想、新道德與情操的熏陶，還有白話詩文可欣賞，白話歌曲可共唱。課文不必再要搖頭晃腦前仰後合地背了——從前某些不敬業的先生，隻管督促著背，字性詞義往往是懶得講的，理由曰背得滾瓜爛熟了，年齡大了幾歲，查查字典，自己就懂了。
有一例可證明此非編派——1952年，湖南大學評最高等級教授，資深教授楊樹達與另外兩位教授榮登其榜；楊樹達甚覺羞辱，議二者之一曰：“他連《中蘇條約》極淺之文字都理解不透，何以竟與予同級？”
1926年蔣介石在北伐誓師大會上宣讀的誓師詞，因求格式之工，每句四字，反而使豪情受拘。
誓師詞曰：“國民痛苦，水深火熱；土匪軍閥，為虎作倀；帝國主義，以梟以張……吊民伐罪，遷厥凶酋……實行主義，犧牲個人……丹心碧血，革命精神……”
1937年，其動員抗日之演講，則又是一番意誌的體現：“我們已快要臨到這人世悲慘之境地，在這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無法忍受的。我們不能不應戰，至於戰爭既開之後，則因為我們是弱國，再沒有妥協機會，如果放棄尺寸土地與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
因為做到了想怎麽說就怎麽說，可謂直抒胸臆，其演講反而句句鏗鏘，擲地有聲。少了陳詞，多了真摯。
從1926年到1937年，蔣介石在漢文字的應用方麵也與時俱進矣。
總而言之，白話文之教與學，使中國的公學與私學教育，一並呈現前所未有之朝氣，如霞光初燦。
第二，談教育，繞不過蔡元培。
蔡元培任教育總長時，拒不執行袁世凱要求從小學到中學高中大學皆須置孔子像，納“四書五經”內容為教材的指示，宣傳應以美育阻止所謂“儒教”的推行。被免職後，便繼續辦私學，並著書闡述自己的教育主張。
若言蔡元培是中國近代“新式教育”的總設計師，大約歧議有也不多吧？而他任北大校長後，因北大之教育一向處於風口浪尖，其作用或可形容為北大之“偉大的纖夫”。
他關於“超軼乎政治之教育”“技能教育”“公民道德教育”“身體素質教育”“美感教育”“普及教育”等現代教育的基本思想，不但在當時深受中國教育界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乃至今天，“德智體美”全麵發展，也仍是教育要求，並仍符合世界進步教育的理念。
為倡導公民道德教育，他還親著了《中國人的修養》一書——即使當時，被公議配寫那種書的中國知識分子也寥寥無幾。
“世界上的大學校長，在某學科的建設卓有貢獻的不乏其人，而能領導一所大學對全民族全社會的進步產生巨大影響的，迄今為止，除了蔡元培再無第二人。”
杜威當時對他的評價，可謂客觀準確。
其可貴處還在於，身為國民黨元老，卻堅決禁止本黨分子發展黨員的行徑活動於北大。不論教師學生，皆不網開一麵。而對於學生中的涉共活動，雖心有不悅，然學生一旦因而被捕，卻又積極營救。
一方麵，當學生罷課分明將有大的政治舉動時，他勸止無效，竟聲色懼厲曰：“我要與你們決鬥！”
另一方麵，當學生果而入獄，卻多方奔走，積極串聯對當局的抗議。一俟營救成功，且自掏腰包，向學生供餐壓驚。
其不但稱得上是中國當時的教育之父、北大之父，亦可稱為北大當時學子之父也。
關於蔡元培對中國近現代教育的貢獻，各種評價都不言過其實。卻有以下兩件事，值得贅議。
其一，反對確立什麽孔教以及禁止在校園促推孔子崇拜，無疑符合教育總長正當職責；但“四書五經”，畢竟屬於學生亦應有所了解的傳統文化知識，也嚴禁講學，不似其兼容並包的襟懷。
竊以為，其意氣用事，或許主要緣於對袁世凱的反感吧？袁氏乃火中取栗，竊國民革命成果者，作為身心投入地參加國民革命的同盟會元老，對袁氏的蔑視當屬情理中事。而袁氏一死，他任北大校長不久，便誠聘辜銘鴻、劉師培、黃侃、陳漢章、梁漱溟等以尊孔為己任的“舊派”人物入北大任教，講授國學——這便又自行地矯了“過正”之“過”了。
其二，蔡元培一生光明壘落，坦蕩無私，身後名清白無詬病，縱腹誹者亦不敢貿然成文字。迄今為止，僅留一個謎團，即——最後一次辭校長職的簡短聲明中，除言極疲憊，竟引一典是“殺君馬者道旁兒也”。此典甚陌，知之者無多，坊間一時議論紛紛，不知“馬”喻何人，“道旁兒”輩又指誰等——此惑一朝有解，對於研究他當際心境，必大有幫助耳。
與大學教育景象相對應，陶行知盡畢生精力於鄉村小學教育的實踐，亦值得今人心懷大的敬意。其所麵對之生源，絕非鄉紳富戶子弟，大抵清貧人家少年，甚至收納流浪兒童。這使他的辦學，具有了顯明的慈善色彩。
教育是強國的根本，小學是教育的基礎——他的教育理念，完全符合教育的體係規律，也是對梁啟超“少年強則國強”之思想的行動化。
在到處兵荒馬亂，農事難為，民不聊生的歲月，他的努力談何容易，每為經費所愁忉。盡管他和學生們開荒種地，自足菜薯，仍經常共同挨餓。好在學生雖然多為少年，但出身貧苦，對農事並不外行，能給予他堅守的欣慰。間或有捐助接濟，然非定項支持，時有時無。
較之於蔡元培任北大校長，陶行知的堅守可謂篳路藍縷，躬奮行之；然其屬於越挫越奮人也。比蔡元培省心的是，他的學生因年齡稍小，不會卷入學潮；不如蔡元培灑脫的是，孑民先生動輒辭職，十年間辭職七次之多，且次次是被恭請才歸的。陶行知是自己在辦學，若辭職，他的學生們也就不再是學生了，甚或又成了流浪兒。
故隻有堅守。英年早逝，實因多年操勞所致。
陶行知——他可以說是一位被中國近現代鄉村民辦小學累死的人；一位甘願以一己之努力，為中國草根階級的孩子們在知識化的坎坷路上提燈照明的教育殉道者。
吾國吾民，實不應僅仰蔡元培，僅知梁啟超那句“少年強則國強”的名言，卻淡忘了陶行知其人。果而如此，負國義民義也。
黃炎培曾經蔡元培介紹加入過同盟會。蔡元培於清末辭官辦學時，黃炎培也曾求學其名下，故二人有師生誼，亦師亦友關係。黃炎培得以考中清朝最後一批舉人，顯然受益於恩師的國學功底。而他後來一度致力於興辦中等“技能學校”，也顯然是為了推行恩師“技能教育”的主張。
黃炎培運氣好於陶行知，他回家鄉辦學時，受到一位石匠出身的富戶的鼎力相助。對方的發達過程，類似現在農民出身的包工頭的發家史。黃一公布消息，對方立即奉上了九萬多銀圓，那在當時是一大筆錢。並且，對方還命自己的兒子成為“技能學校”的第一屆學生。自然，黃的兩個兒子，也為其父起帶頭作用。那由石匠而成了富人的人死前，將家產整合，除了留一小部分供後人度日，竟湊齊二十萬兩白銀捐給黃炎培，以作辦學固定基金——可謂厚資，保證了黃炎培的辦學事業較為順遂。
細析之，不論辦私學公學，辦學人的知識出身，實為要點之一，辦“新學”也不例外。甚或正因為辦“新學”，尤其重要。雖然“舊學”模式已江河日下，舊“學位”的含金量，還是被坊間民間所極看重的。進士出身的前清翰林且任過教育總長的蔡元培為弟子黃炎培出任校董，且黃本人亦是往後不可再生的舉人，這些非同一般的前提，不是任何辦私學的人所能相提並論的。
蔡元培之於黃炎培，恩師之扶持影響力的確在焉。
與資助黃炎培辦學的“義石匠”相比，南洋華商富賈陳嘉庚對家鄉教育事業的慷慨資助，使他成為當之無愧的愛國華僑楷模與領袖。1913年1月，清廷遜位的第二年，他便全資在家鄉辦起了小學。之後，接連辦成了幼稚園、中學、師範、水產及航海專科學校，並為各學校設立了圖書館、科學館、體育館、美術館、音樂館、禮堂、醫院、銀行等，形成了當時國內規模最大的院校村，也可以說是國內獨一無二的教育基地。
清廷最後一位學部侍郎嚴修及最後一位狀元張謇，在中國近現代教育事業進程中的作用，也都舉足輕重，南北互映，世人公認，史不能閹。眾所周知，張同時又是當時舉措風生水起的實業家，而嚴為南開大學創史人張伯苓的知遇貴人。借力於民族資本主義筍芽迅長，青竹勃生的優勢，中國近現代教育之圖景輪廓漸明。“一時多少豪傑”六字，用以形容彼時局麵，不算枉論。“豪傑”者，不僅指達人名士，當然包括百千萬孜孜辦學的無名而有跡的人。若誰遍覓從前的縣誌、鄉誌，定可驚訝地發現，幾乎縣縣必有那樣的人，半數以上的鄉存在過他們辦的私學。許多人正是“新學”畢業的學子，辦學既是個人謀生方式，客觀上也繁榮了中國近現代教育。隻要是一所有規模的學校，便有權自編教材，自立章程，自定檢驗教學質量的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