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胡適死後的第一個星期裏，我寫了一篇《為“播種者胡適”翻舊賬》（《文星》第五十三期，1962年3月1日），指出當時“捧胡”和“罵胡”的人中，一共可分六派：
在我這六派分類以後的三年裏，我又發現了另外兩個流派：
7叛胡派——這是一種過去捧胡的人，在胡適“走進了地獄”以後，開始投奔在另一方麵的陣營裏，賣友求榮，以鞭屍為樂；
8陽捧陰抑派——這是一種把胡適做政治運用的人，表麵上肯定他，暗地裏卻搗他的鬼，破壞他的聲譽，並且以做賊喊捉賊的手法，反倒指摘真正肯定胡適成績的人為毀謗胡適的人，為陷胡適於不仁不義。
從這些派別的分類，頗可看出人心的險惡和消長，同時也不難看到今日所謂“讀書人”知人論世的尺度。
在以上八大派裏，有一個奇怪的派就是“罵胡派”中的第5——栽贓派。這一派在胡適生前，曾以匿名小冊《胡適與國運》到處散發，以致被警察老爺找上門來。後來在事件過去以後，他們的匿名行為開始作廢，一一把真名亮了出來。原來一個是台灣大學曆史係教授，一個是國防醫學院教授，前者以提倡讀經名世，後者以提倡中醫著稱。他們在事發後宣稱這本匿名小冊是“學術研究”，這更增加了它的傳奇性——因為它不但栽誣了胡適，並且把“學術”予以強奸。對這種現象，一位大學教授氣不過了，他就是殷海光。他在《自由中國》第十八卷第八期（1958年4月16日）裏，以《請勿濫用“學術研究”之名》為題，指出：
……《胡適與國運》這本小冊的問題在什麽地方呢？筆者幸運，有機會將這本小冊看了一遍。我所得到的印象是：一、人身攻擊；二、毫無思路；三、缺乏常識；四、漢文欠通；五、不訴諸論證而訴諸情緒；六、有主張而無解析。七、專門向真正學人不屑一顧的現實政治權利等問題上瞎扯。這樣的小冊之本身，明眼人一看就可知道是現實政治的副產物。我看過之後以為不過是高等師範一年級程度的人幹的勾當，所以看過了以後，正如我看到這一類的任何其他貨色一樣，就放下了，沒有把它當一回事。尤其是其中有一篇說胡適不該提倡白話文的作品，卻是用白話文寫的。這位作者，似乎中樞神經都有點問題。萬料不到這樣的一堆作品，竟是出於“大學教授”的手筆！我真慚愧。
其實殷海光何必“慚愧”？中國目前的許許多多所謂的“大學教授”的文章、程度與人格作風，就是這個樣子。《胡適與國運》的作者群，唯一不同的是，他們是非常不善於“藏拙”的“教授”。他們要表現，要用“春秋筆法”誅人，要散發匿名小冊來“學術研究”，要以孔丘誅少正卯的心情來殺他們心目中的“亂臣賊子”。結果呢，他們的真相因此暴露，使天下有識之士恍然大悟：原來眼前的一些“大學教授”的文筆、程度、人格、作風，竟是這個樣子！這在統計學上和教育史上，該是多麽有用的抽樣資料嗬！
《胡適與國運》的作者，不但暴露給我們統計學上和教育史上的資料，並且他們的心理因素，也構成了變態心理學上的好題材。他們之中有“被虐狂”（persecutionmania）的症狀已十分明顯，他們不但想迫害人，並且幻想自己被人迫害，以為自己無比重要，別人因此打擊他、陷害他。試看《胡適與國運》的作者之一——那個國防醫學院的教授，在《胡適與國運續集》裏的一段道白，便可“思過半矣”！
我是吃硬不吃軟的人，惡勢力愈膨脹，我愈下決心與它周旋。我覺得既無法爭得發言權，唯有發行“小冊子”。在付印之前，我曾兩夜不眠來考慮一切可能的惡果：
一、政府援用戒嚴法；
二、胡人羅織和暗算；
三、匪徒施行暗殺；
四、經不起胡人的總攻，而神經錯亂；
五、社會不諒，而意誌消沉；
六、擾亂國家政策，而得到相反的結果；
七、無可奈何，實行屍諫。
在這種幻想的“被迫害狂”的反麵，他居然又“立下遺囑，以備萬一”。遺囑原文甚妙，極可看出這位教授的精神狀態：
餘殉國殉道，求仁得仁，已無所憾！略可無忝所生，不負師訓。先考李澤群公、先師葉雅南、林少瓊、林穀生、阮幹疇諸公，亦可含笑於九泉矣！事雖未成，將來必有無數熱血青年，接此偉大光明之精神火炬，前仆後繼，終能光複故物，奠定國家久安丕治之基！所使我耿耿不安者為未能留此餘年，侍奉九秩慈親安享期頤之壽耳！然忠孝不能兩全，亦屬無可奈何之事。汝曹應盡力安慰，並善體餘意，代吾盡孝，即可慰我於九泉矣！汝曹更應努力立身，善保優美傳統於不墜，以免玷辱先人！將來應效力國家，造福人類：至少亦須勉為善人，不可誤入歧途！凡為不義者，皆非我之兒女，餘必為厲鬼以懲之！無以為活時，自有上帝安排，不必焦慮，樂天安命可也！汝曹可當我遠行他鄉，不必過於悲痛！應節哀慎變，切勿作自經溝瀆之事！立身行道，揚名後世，以顯父母，方是孝之真義！遺體應送國防醫學院解剖。如能將枯骨化灰，灑布於台灣與大陸，固所願也！神州光複，為期不遠，恨未及見！天實為之！奈之何哉！
死去元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
孔曰成仁，孟曰取義，唯其義盡，是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於今以後，庶幾無愧！
讀了上麵這些笑料，我想，今日的衛道者，總該徹底檢討他們的戰略思想了吧？
《胡適與國運》的原作者自從匿名失敗以後，他們索性“站出來了”：1958年4月，台南學生書局正式發行署名的《胡適與國運》兩個月後，台北縣集成出版社又正式發行了署名的《胡適與國運續集》，一再宣揚他們所謂“學術研究”的成績，直到1964年8月，台北民主出版社出版《胡禍叢談》，算是集了最後的大成。
《胡禍叢談》的作者是《胡適與國運》的作者之一——那個台灣大學曆史係的教授。此公已屆望八之年，生得人高馬大，頑固非常，經常一杖在手，傲睨而行，頗有一股不屈的氣概。看他的造型，你不難想象那種以道統執行人自命的狂熱信仰者是一副什麽樣兒。他是一個有“滿腔悲憤”心情的老人，早年結識辜鴻銘，學到老辜那種狂然罵世的習氣，但是他隻是老辜的五百分之一，甚至還不夠。他也去過國外，可是“洋水”絲毫沒有影響他的“中國本位”；相反地，“洋水”隻是他的定影液，更穩定了他那克爾文式（calvinian）加義和團式的激情。這種激情，使他在《胡禍叢談》裏有“超人的演出”。統觀這本十四萬字的“著作”，我可以歸納出他使了這麽大的力氣，所要證明的，不過是下麵四點耳：
一、胡適所提倡的一切“文學革命”“考據之學”“科學方法”“長期發展科學計劃”等都是狗屁。
二、胡適沒有學問。
三、胡適是共產黨的開路人，是“中共的前驅”，是導致大陸失敗的禍首。
四、胡適對中國的影響是“胡禍”。對此“禍”，緣以“老夫年將八十”，不得不予以清算。
任何有點頭腦的人，都知道以上四點全是不能成立的誣蔑，都可笑得不值一辯。最有趣味的是，寫這本書的人，他所用的手法，還是不脫三四十年前反胡的人的老套子，一點也沒有進步。
四十多年前，北京大學的教授林損，他罵胡適是“爾本賊子，人盡可誅”；三十多年前，中山大學的教授古直、鍾應梅，罵胡適是“在道德為無恥，在法律為亂賊”，“立正典刑，如孔子之誅少正卯可也”。
在三四十年後的今天，我們望八之年的衛道者，所用的誅除“亂臣賊子”的手法，又高明多少呢？唯一不同的是，三四十年前的老頑固，還沒學會給胡適戴紅帽子。如今我們的八十老翁，不再“八十歲學吹鼓手”了，他要“八十歲學‘羅織學’”！這真是時代的進步，也是老者的進步了。
因為《胡禍叢談》是被我列入“栽贓派”的作品，故從“栽贓”的角度來看它無不貫通。所謂“栽贓”，是以實物嫁禍給無辜者，由於實物俱在，容易被人相信。《胡禍叢談》中“栽贓”的手法最明顯的一件，是關於沈剛伯的例子。
他用沈剛伯不道德的行徑，轉而描寫沈氏無恥之由來，乃胡適“階之為禍”，豈不連帶證明了胡適的無恥嗎？這種嫁禍的手法，是英國因普列弗莫的風化事件而懷疑麥米倫的手法，是美國因詹肯斯的風化事件而懷疑詹森的手法。如今我們的華夏老翁也會用。我們試看，他描寫沈剛伯的無恥行徑，就先說沈剛伯是“慕胡”的，是“青出於藍”的，他指出沈剛伯是“賦性無恥”的人，“故中文俱不能通”，但卻以“智謀自誇”——
抗戰時期，他遺下了發妻在家，他卻在重慶急於求偶，而他的至友曾君的小姐正和他自己的長女同在他班上聽講。曾小姐那時年方二十二三，懇請學姐陪他去見老師問學。不久即由問學而視寢，事被曾君所知，幾要和該老師拚命。否則要和老師的令愛也同居，以圖報複。老師當時東躲西藏，走投無路。而曾小姐因老師之介紹在江津白沙女子師範任教。每周承老師照顧，方喜“得其所哉”。不料偶爾回家，竟遭父親毒打。以為敗壞家風，而遭軟禁。同時曾太太亦赴某校要加老師以汙損良家之罪。老師竭力隱避。總算和曾氏夫婦免掉正麵衝突。然而老師和女弟子的關係從此就像牛女之隔。幸而日本三十四年（1945）敗降。教育部要派人乘專機赴南京接收偽中央大學。老師便力求參加，居然用智謀把女弟子先行拐走。次年（三十五年，1946年）政府複員，曾家亦當然東下，到處探問他們閨女的下落，畢竟毫無消息。到了三十六年（1947）的春季，師生二人忽然由南京赴鎮江秘密舉行婚禮，到場的賓客共五六人。新娘的母親不得已，為事實所逼，隻得瞞了父親出來主婚，席間對老新郎嚴詞訓斥，新郎低頭聽訓，默不作聲，男方的主婚人由新郎的義父某君擔任，當然沒有致什麽辭。事畢之後，一對新人當日就回南京山西路雙棲。這時女父依然被蒙在鼓中。但新郎的女兒（新娘的學姐開始帶領她見老師的）和男公子輾轉傳悉醜聞後覓到香巢，向爸爸討學費。爸爸叫他們先呼新媽，再談學費。男公子無可奈何，居然喚媽。女公子說他自己的年齡比新娘還長一歲，如何好喚學妹做媽。所以堅不屈服。結果姐弟二人分文未得，痛哭而去。而老新郎從此亦就讓他們自生自滅了。
讀了這段文字的人，很自然地，就有了沈剛伯不道德的印象。有了這種印象，再讀下麵一段，當更得前後輝映之感：
誰料望七衰翁，誌在萬裏。倘不能過校長之癮不僅對小艾不起，亦何顏見“泰山府君”呢？古人說：“一息尚存，此誌不容少懈。”這話正像替院長做的寫照。然而第三任校長（敖案：此指錢思亮）並不體恤候補校長望眼欲穿之苦，竟不肯推位讓國，使他鬱悶難支，不得不借遊覽以為解悶之方。而橫貫公路金馬車上的車掌姚小姐（敖案：當是廖小姐）明眸晧齒，似乎遠勝年逾四十的女弟子。所以恰配他的胃口。因此他就不覺略表天才，口占兩絕如下。“應是瑤台曾見她，人間哪有此容華？海棠雖豔終嫌俗，高潔怎如百合花。”“一支雙喜（紙煙）口餘香，九曲洞中頻斷腸。聖水未嚐人已老，哪堪白發對紅妝。”凡讀過這兩首傑作的人，沒有不驚歎詩中平仄的和諧與辭藻的富麗，以為李白的《清平調》空負時名，不堪當上述兩詩的奴婢。這亦可說是姚小姐的大幸，而楊太真的不幸。但詩中既說在“九曲洞中頻斷腸”，則斷腸不止一次。未知作者的腸究竟斷為幾段。難道百合心如鐵石，明知院長腸斷，而竟見死不救，不肯用聖水解七十老郎之渴嗎？
讀了這些關於沈剛伯不道德事件的描述，我們可以說，這些事件是和胡適毫不相幹的，也是和所謂“胡禍”毫不相幹的。明明是毫不相幹，卻硬要扯在一起，《胡禍叢談》作者的用心，便顯然可見了。
稍知今日儒林內史的人，都知道《胡禍叢談》的作者不是別人，就是沈剛伯“重婚典禮”上“新郎的義父某君”！兩人本是知交，後來“八十老翁”向“七十老郎”反目，遂乘機把“七十老郎”打入“胡”宮，以便視同“亂臣賊子”，統一誅之。沈剛伯以底牌在“八十老翁”手中，不敢造次，所以任憑“八十老翁”在台大文學院內外撒野，也不敢惹他分毫。如今“八十老翁”新著問世，凡我仇人，一視同仁，於是一石兩鳥，遂擊沈氏剛伯於胡君適之門下。人間栽贓嫁禍的慘劇，還有比這次更巧妙的嗎？
嗚呼！“胡禍”，“胡禍”。天下之多少罪惡，將禍胡以行！《人間世》第七卷第七期，再複刊第二號，1965年6月1日
在我這六派分類以後的三年裏，我又發現了另外兩個流派：
7叛胡派——這是一種過去捧胡的人，在胡適“走進了地獄”以後，開始投奔在另一方麵的陣營裏，賣友求榮，以鞭屍為樂；
8陽捧陰抑派——這是一種把胡適做政治運用的人，表麵上肯定他，暗地裏卻搗他的鬼，破壞他的聲譽，並且以做賊喊捉賊的手法，反倒指摘真正肯定胡適成績的人為毀謗胡適的人，為陷胡適於不仁不義。
從這些派別的分類，頗可看出人心的險惡和消長，同時也不難看到今日所謂“讀書人”知人論世的尺度。
在以上八大派裏，有一個奇怪的派就是“罵胡派”中的第5——栽贓派。這一派在胡適生前，曾以匿名小冊《胡適與國運》到處散發，以致被警察老爺找上門來。後來在事件過去以後，他們的匿名行為開始作廢，一一把真名亮了出來。原來一個是台灣大學曆史係教授，一個是國防醫學院教授，前者以提倡讀經名世，後者以提倡中醫著稱。他們在事發後宣稱這本匿名小冊是“學術研究”，這更增加了它的傳奇性——因為它不但栽誣了胡適，並且把“學術”予以強奸。對這種現象，一位大學教授氣不過了，他就是殷海光。他在《自由中國》第十八卷第八期（1958年4月16日）裏，以《請勿濫用“學術研究”之名》為題，指出：
……《胡適與國運》這本小冊的問題在什麽地方呢？筆者幸運，有機會將這本小冊看了一遍。我所得到的印象是：一、人身攻擊；二、毫無思路；三、缺乏常識；四、漢文欠通；五、不訴諸論證而訴諸情緒；六、有主張而無解析。七、專門向真正學人不屑一顧的現實政治權利等問題上瞎扯。這樣的小冊之本身，明眼人一看就可知道是現實政治的副產物。我看過之後以為不過是高等師範一年級程度的人幹的勾當，所以看過了以後，正如我看到這一類的任何其他貨色一樣，就放下了，沒有把它當一回事。尤其是其中有一篇說胡適不該提倡白話文的作品，卻是用白話文寫的。這位作者，似乎中樞神經都有點問題。萬料不到這樣的一堆作品，竟是出於“大學教授”的手筆！我真慚愧。
其實殷海光何必“慚愧”？中國目前的許許多多所謂的“大學教授”的文章、程度與人格作風，就是這個樣子。《胡適與國運》的作者群，唯一不同的是，他們是非常不善於“藏拙”的“教授”。他們要表現，要用“春秋筆法”誅人，要散發匿名小冊來“學術研究”，要以孔丘誅少正卯的心情來殺他們心目中的“亂臣賊子”。結果呢，他們的真相因此暴露，使天下有識之士恍然大悟：原來眼前的一些“大學教授”的文筆、程度、人格、作風，竟是這個樣子！這在統計學上和教育史上，該是多麽有用的抽樣資料嗬！
《胡適與國運》的作者，不但暴露給我們統計學上和教育史上的資料，並且他們的心理因素，也構成了變態心理學上的好題材。他們之中有“被虐狂”（persecutionmania）的症狀已十分明顯，他們不但想迫害人，並且幻想自己被人迫害，以為自己無比重要，別人因此打擊他、陷害他。試看《胡適與國運》的作者之一——那個國防醫學院的教授，在《胡適與國運續集》裏的一段道白，便可“思過半矣”！
我是吃硬不吃軟的人，惡勢力愈膨脹，我愈下決心與它周旋。我覺得既無法爭得發言權，唯有發行“小冊子”。在付印之前，我曾兩夜不眠來考慮一切可能的惡果：
一、政府援用戒嚴法；
二、胡人羅織和暗算；
三、匪徒施行暗殺；
四、經不起胡人的總攻，而神經錯亂；
五、社會不諒，而意誌消沉；
六、擾亂國家政策，而得到相反的結果；
七、無可奈何，實行屍諫。
在這種幻想的“被迫害狂”的反麵，他居然又“立下遺囑，以備萬一”。遺囑原文甚妙，極可看出這位教授的精神狀態：
餘殉國殉道，求仁得仁，已無所憾！略可無忝所生，不負師訓。先考李澤群公、先師葉雅南、林少瓊、林穀生、阮幹疇諸公，亦可含笑於九泉矣！事雖未成，將來必有無數熱血青年，接此偉大光明之精神火炬，前仆後繼，終能光複故物，奠定國家久安丕治之基！所使我耿耿不安者為未能留此餘年，侍奉九秩慈親安享期頤之壽耳！然忠孝不能兩全，亦屬無可奈何之事。汝曹應盡力安慰，並善體餘意，代吾盡孝，即可慰我於九泉矣！汝曹更應努力立身，善保優美傳統於不墜，以免玷辱先人！將來應效力國家，造福人類：至少亦須勉為善人，不可誤入歧途！凡為不義者，皆非我之兒女，餘必為厲鬼以懲之！無以為活時，自有上帝安排，不必焦慮，樂天安命可也！汝曹可當我遠行他鄉，不必過於悲痛！應節哀慎變，切勿作自經溝瀆之事！立身行道，揚名後世，以顯父母，方是孝之真義！遺體應送國防醫學院解剖。如能將枯骨化灰，灑布於台灣與大陸，固所願也！神州光複，為期不遠，恨未及見！天實為之！奈之何哉！
死去元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
孔曰成仁，孟曰取義，唯其義盡，是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於今以後，庶幾無愧！
讀了上麵這些笑料，我想，今日的衛道者，總該徹底檢討他們的戰略思想了吧？
《胡適與國運》的原作者自從匿名失敗以後，他們索性“站出來了”：1958年4月，台南學生書局正式發行署名的《胡適與國運》兩個月後，台北縣集成出版社又正式發行了署名的《胡適與國運續集》，一再宣揚他們所謂“學術研究”的成績，直到1964年8月，台北民主出版社出版《胡禍叢談》，算是集了最後的大成。
《胡禍叢談》的作者是《胡適與國運》的作者之一——那個台灣大學曆史係的教授。此公已屆望八之年，生得人高馬大，頑固非常，經常一杖在手，傲睨而行，頗有一股不屈的氣概。看他的造型，你不難想象那種以道統執行人自命的狂熱信仰者是一副什麽樣兒。他是一個有“滿腔悲憤”心情的老人，早年結識辜鴻銘，學到老辜那種狂然罵世的習氣，但是他隻是老辜的五百分之一，甚至還不夠。他也去過國外，可是“洋水”絲毫沒有影響他的“中國本位”；相反地，“洋水”隻是他的定影液，更穩定了他那克爾文式（calvinian）加義和團式的激情。這種激情，使他在《胡禍叢談》裏有“超人的演出”。統觀這本十四萬字的“著作”，我可以歸納出他使了這麽大的力氣，所要證明的，不過是下麵四點耳：
一、胡適所提倡的一切“文學革命”“考據之學”“科學方法”“長期發展科學計劃”等都是狗屁。
二、胡適沒有學問。
三、胡適是共產黨的開路人，是“中共的前驅”，是導致大陸失敗的禍首。
四、胡適對中國的影響是“胡禍”。對此“禍”，緣以“老夫年將八十”，不得不予以清算。
任何有點頭腦的人，都知道以上四點全是不能成立的誣蔑，都可笑得不值一辯。最有趣味的是，寫這本書的人，他所用的手法，還是不脫三四十年前反胡的人的老套子，一點也沒有進步。
四十多年前，北京大學的教授林損，他罵胡適是“爾本賊子，人盡可誅”；三十多年前，中山大學的教授古直、鍾應梅，罵胡適是“在道德為無恥，在法律為亂賊”，“立正典刑，如孔子之誅少正卯可也”。
在三四十年後的今天，我們望八之年的衛道者，所用的誅除“亂臣賊子”的手法，又高明多少呢？唯一不同的是，三四十年前的老頑固，還沒學會給胡適戴紅帽子。如今我們的八十老翁，不再“八十歲學吹鼓手”了，他要“八十歲學‘羅織學’”！這真是時代的進步，也是老者的進步了。
因為《胡禍叢談》是被我列入“栽贓派”的作品，故從“栽贓”的角度來看它無不貫通。所謂“栽贓”，是以實物嫁禍給無辜者，由於實物俱在，容易被人相信。《胡禍叢談》中“栽贓”的手法最明顯的一件，是關於沈剛伯的例子。
他用沈剛伯不道德的行徑，轉而描寫沈氏無恥之由來，乃胡適“階之為禍”，豈不連帶證明了胡適的無恥嗎？這種嫁禍的手法，是英國因普列弗莫的風化事件而懷疑麥米倫的手法，是美國因詹肯斯的風化事件而懷疑詹森的手法。如今我們的華夏老翁也會用。我們試看，他描寫沈剛伯的無恥行徑，就先說沈剛伯是“慕胡”的，是“青出於藍”的，他指出沈剛伯是“賦性無恥”的人，“故中文俱不能通”，但卻以“智謀自誇”——
抗戰時期，他遺下了發妻在家，他卻在重慶急於求偶，而他的至友曾君的小姐正和他自己的長女同在他班上聽講。曾小姐那時年方二十二三，懇請學姐陪他去見老師問學。不久即由問學而視寢，事被曾君所知，幾要和該老師拚命。否則要和老師的令愛也同居，以圖報複。老師當時東躲西藏，走投無路。而曾小姐因老師之介紹在江津白沙女子師範任教。每周承老師照顧，方喜“得其所哉”。不料偶爾回家，竟遭父親毒打。以為敗壞家風，而遭軟禁。同時曾太太亦赴某校要加老師以汙損良家之罪。老師竭力隱避。總算和曾氏夫婦免掉正麵衝突。然而老師和女弟子的關係從此就像牛女之隔。幸而日本三十四年（1945）敗降。教育部要派人乘專機赴南京接收偽中央大學。老師便力求參加，居然用智謀把女弟子先行拐走。次年（三十五年，1946年）政府複員，曾家亦當然東下，到處探問他們閨女的下落，畢竟毫無消息。到了三十六年（1947）的春季，師生二人忽然由南京赴鎮江秘密舉行婚禮，到場的賓客共五六人。新娘的母親不得已，為事實所逼，隻得瞞了父親出來主婚，席間對老新郎嚴詞訓斥，新郎低頭聽訓，默不作聲，男方的主婚人由新郎的義父某君擔任，當然沒有致什麽辭。事畢之後，一對新人當日就回南京山西路雙棲。這時女父依然被蒙在鼓中。但新郎的女兒（新娘的學姐開始帶領她見老師的）和男公子輾轉傳悉醜聞後覓到香巢，向爸爸討學費。爸爸叫他們先呼新媽，再談學費。男公子無可奈何，居然喚媽。女公子說他自己的年齡比新娘還長一歲，如何好喚學妹做媽。所以堅不屈服。結果姐弟二人分文未得，痛哭而去。而老新郎從此亦就讓他們自生自滅了。
讀了這段文字的人，很自然地，就有了沈剛伯不道德的印象。有了這種印象，再讀下麵一段，當更得前後輝映之感：
誰料望七衰翁，誌在萬裏。倘不能過校長之癮不僅對小艾不起，亦何顏見“泰山府君”呢？古人說：“一息尚存，此誌不容少懈。”這話正像替院長做的寫照。然而第三任校長（敖案：此指錢思亮）並不體恤候補校長望眼欲穿之苦，竟不肯推位讓國，使他鬱悶難支，不得不借遊覽以為解悶之方。而橫貫公路金馬車上的車掌姚小姐（敖案：當是廖小姐）明眸晧齒，似乎遠勝年逾四十的女弟子。所以恰配他的胃口。因此他就不覺略表天才，口占兩絕如下。“應是瑤台曾見她，人間哪有此容華？海棠雖豔終嫌俗，高潔怎如百合花。”“一支雙喜（紙煙）口餘香，九曲洞中頻斷腸。聖水未嚐人已老，哪堪白發對紅妝。”凡讀過這兩首傑作的人，沒有不驚歎詩中平仄的和諧與辭藻的富麗，以為李白的《清平調》空負時名，不堪當上述兩詩的奴婢。這亦可說是姚小姐的大幸，而楊太真的不幸。但詩中既說在“九曲洞中頻斷腸”，則斷腸不止一次。未知作者的腸究竟斷為幾段。難道百合心如鐵石，明知院長腸斷，而竟見死不救，不肯用聖水解七十老郎之渴嗎？
讀了這些關於沈剛伯不道德事件的描述，我們可以說，這些事件是和胡適毫不相幹的，也是和所謂“胡禍”毫不相幹的。明明是毫不相幹，卻硬要扯在一起，《胡禍叢談》作者的用心，便顯然可見了。
稍知今日儒林內史的人，都知道《胡禍叢談》的作者不是別人，就是沈剛伯“重婚典禮”上“新郎的義父某君”！兩人本是知交，後來“八十老翁”向“七十老郎”反目，遂乘機把“七十老郎”打入“胡”宮，以便視同“亂臣賊子”，統一誅之。沈剛伯以底牌在“八十老翁”手中，不敢造次，所以任憑“八十老翁”在台大文學院內外撒野，也不敢惹他分毫。如今“八十老翁”新著問世，凡我仇人，一視同仁，於是一石兩鳥，遂擊沈氏剛伯於胡君適之門下。人間栽贓嫁禍的慘劇，還有比這次更巧妙的嗎？
嗚呼！“胡禍”，“胡禍”。天下之多少罪惡，將禍胡以行！《人間世》第七卷第七期，再複刊第二號，1965年6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