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友李翰祥，三十年前，為了逃避共產黨，離開了大陸；三十年後，不再逃避共產黨，回到了大陸。1982年9月28日的國民黨《聯合報》上，登出香港專電，說中共官方機構第一次透露，李翰祥正在承德導演兩部電影——《火燒圓明園》和《垂簾聽政》，由中共六十多個官方文藝單位支援……（編者略）一年下來，李翰祥的戲拍好了，轟動海內外。李翰祥的戲能夠拍好，有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當年因我而被國民黨特務機關傳去逼問，憤而離開台灣，從此不再同國民黨合作。他在《三十年細說從頭》裏，有這樣的回憶：
我一生最恨的是“無名信”，也就是所謂的黑信，無名信和做善事的“無名氏”迥然不同。所謂善欲人知不是真善，惡恐人知方是大惡。“無名氏”是行善而不欲人知，無名信是作惡唯恐人知，屬於“無膽匪類”。我在台灣組國聯公司的時候，為了催一家公司結賬，而使他們懷恨在心。他們一方麵支使禦用文人在報章雜誌大寫“李翰祥有才無德”的文章（可惜他們非但無德，而且無才，有的隻是巧取豪奪不義之財而已），一方麵向有關當局寫無名信，告發我是“匪諜”，並且在《明報晚報》刊載李翰祥為李敖帶信的消息，再把報紙剪下寄到台灣警總，作為他無名信裏的“鐵證”！真他媽的媽拉個巴子，李敖的辦法多多，何必用我帶信。不過警總還真請我去問了幾次話，這一塊錢台幣的郵票還的確給我惹來天大的麻煩，等以後一定要細細地說上一說。
就這樣，李翰祥離開了台灣。一年過去了，二年過去了，三年四年過去了，十年過去了。李翰祥在香港、李翰祥在澳門、李翰祥在日本、李翰祥在美國……李翰祥無所不在，就是不在台灣了。李翰祥不在台灣還不要緊，最後，他終於用行動表示了他的反感、憤懣與恐懼——他回到了大陸，那使他逃離又回歸的大陸。他從遙遠的承德——沒有警備總部的承德——向長程的台北做了抗議：“此處不養爺，自有養爺處。處處不養爺，爺去投八路。”這樣一個才華照人的藝術工作者，就這樣變到與共產黨合作了（我寫過一篇《李翰祥回大陸的真正原因》，曾詳述此事，收入“李敖千秋評論叢書”第十五期）。
李翰祥的故事，說明了國民黨為整李敖而整到李翰祥，是多麽腐敗。當然，國民黨是很腐敗的，如果他們不腐敗，也不會給打到台灣來了。
曆史劇應有現實意義
李翰祥拍的《火燒圓明園》和《垂簾聽政》，我沒看過，因為國民黨至今還把我扣在台灣，不準出境。不過，電影沒看過，電影說明書倒看到了。我看到一本《〈火燒圓明園〉〈垂簾聽政〉特刊》，上麵有兩部戲的“本事”，裏頭說英法聯軍時候，以肅順為首者勸鹹豐皇帝去熱河行宮避難，但是以恭親王奕為首者卻“諫阻棄京出走”。“正爭論不休時，懿貴妃把越百（位？）挺出，麵斥肅順不當，力除（陳？）迎戰洋兵之必要與可能。鹹豐舉棋不定，終令僧格林沁親王之騎兵與英法聯軍大戰於京郊八裏橋。清軍不幸敗北，洋兵逼進京師”。鹹豐出走，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後來鹹豐死了，懿貴妃母以子貴，變成了慈禧太後，聯合慈安太後和恭親王，發動辛酉政變，殺了肅順，取得政權，“是為‘垂簾聽政’之始”。
李翰祥拍這兩部戲的最大特色，是他用的一律為實景。他最近說：
我這次機會非常好，從來沒有一個導演在故宮、頤和園、東陵、承德的避暑山莊，像我這樣大規模地拍一部曆史片，而且是在曆史人物生活過的地方拍。譬如說，鹹豐皇帝死在避暑山莊“煙波致爽殿”的西暖閣，我們就在西暖閣拍。多年以來，我拍古裝戲一直是搭布景。我一直在想，要是有一天，能到這些真的地方去拍一拍，那就過癮了。這是我多年以來夢寐以求的事。這種事情在過去總覺得是不可能的，根本沒有想到會有這樣的機會。但現在有了，而且也做了。
在這樣實景下拍曆史劇，它給人們的影響，自然是無與倫比的。因為我深信好的曆史劇都該有它應有的現實意義。李翰祥這兩部戲，當然也會照應這一方麵。李翰祥說：
我在寫曆史劇、拍曆史劇的時候，總想到曆史是一麵鏡子。在我拍的戲裏麵也許有我的想法，有我要說的東西。至於人家從鏡子裏照得見照不見自己，我不知道。我忠於史實，但不完全是依照曆史。我覺得曆史是現代人的借鏡，說是前車之鑒吧。我想如果說我是以古喻今，也許過分一點，但多少會有一點。
基於曆史劇應有的現實意義的要求，我關切到李翰祥在這一方麵，做得是不是和其他方麵同樣成功，我覺得值得深入地討論。
《火燒圓明園》和《垂簾聽政》這兩部戲，關鍵人物其實隻有一個，就是慈禧太後。李翰祥對慈禧太後，似乎在評價上麵有溢美之處，這在曆史劇的現實意義來說，就未免砸了鍋。李翰祥聰敏好學，但是曆史非其所長。這樣大的兩部戲，在曆史上出了大毛病，在應有的現實意義上發揮不起來，就會“雷聲大，雨點小”。因此，我願寫這篇文章，為李翰祥的美中不足補一點粉墨。這樣一來，看了李翰祥的戲和李敖的文章，就會對這曆史劇的現實意義有雙料的了解了。
怪人還是怪製度
慈禧太後既是《火燒圓明園》和《垂簾聽政》的關鍵人物，藝術工作者在處理這種人物時，都容易犯職業病，就是喜歡美化與純化，乃至過度頌揚（eulogy）。試看李翰祥之言：
很多人看清朝末代的曆史，完全歸罪於慈禧太後，不能說沒有道理，但我並不覺得很恰當。我想，應歸罪於整個製度。……為什麽慈禧能利用孩子，由她垂簾聽政？還是她利用了祖傳的這個宗法製度。她搞了那麽多年，把中國搞成那個樣子，正是清朝的宗法製度起了作用，這種製度維持了牢不可破的大清鐵桶江山。
這種話，就未免太有問題了，李翰祥未免太簡化了政治鬥爭與曆史事實的複雜性。事實上，正確的曆史解釋正好相反。慈禧太後的“搞了那麽多年”，正因為她不斷地在破壞製度。這種破壞，最後把“牢不可破的大清鐵桶江山”給斷送了！
以慈禧太後搞奪權的辛酉政變為例。辛酉政變給肅順等的罪狀，主要有兩個，一個是說鹹豐臨死前並沒要他們接事，“並無令其讚襄政務之諭”，“讚襄名目”乃是他們假造的；一個是說他們反對垂簾聽政，“不能聽命於皇太後”。其實這些罪狀，都不能成立。第一，“讚襄政務”是鹹豐七月十六日下的諭旨，《翁文恭公日記》中明記這一諭旨與立太子的諭旨同在七月十八日到北京，後來《文宗實錄》中也記錄了“讚襄政務”的話。這明明是真的，怎可以說是別人假造的？第二，反對垂簾聽政乃是維護“祖宗舊製”，因為清朝家法中，從來沒有這種製度。順治康熙時候，有攝政、有輔政，可是從沒有什麽垂簾不垂簾。王闓運寫詩說：“祖製重顧命，薑姒不佐周。”明白指出清朝是用顧命大臣讚襄新君的。女士們是不能出來輔佐帝王的，“祖宗舊製”沒有垂簾聽政，這明明是真的，怎可以說別人“謀危社稷，是皆列祖列宗之罪人”？
所以，說罪不在慈禧太後而在“整個製度”，是與曆史真相不符的。慈禧太後一出道，所作所為，就是破壞製度。她用破壞製度的方法非法殺人關人整人，造成人人自危的恐怖，用來鞏固她的政權。這樣的予取予求，是清朝的製度所沒有的。
破壞製度的能手
慈禧太後以破壞製度的手段奪權成功以後，她再破壞製度，使太監勢力坐大，以為爪牙。遠在清朝初年，就立了家法，規定“寺人不過四品。凡內員非奉差遣，不許擅出皇城、不許幹涉外事、不許交結外官、不許假名置產。其在外官員，亦不許與內官互相交結。如有覺察糾參，審實一並正法”。但是製度歸製度，慈禧太後照樣破壞。最初她用的是太監安德海，安德海先是在皇宮裏鬧個不停，最後還鬧到外麵去。慈禧太後垂簾聽政第九年（1869），安德海坐了大船小船，浩浩蕩蕩到山東去。船上掛著大龍旗，說“奉旨欽差采辦龍袍”。船上有他買來的十九歲女孩，有他叔叔、妹妹、侄女，有跟班的、保鏢的、做飯的、剃頭的、修腳的、說書的，還有個和尚，以及和尚的廚子。他們在船上又唱又鬧，又雇來女歌星表演，和尚也加入。到了山東，上岸換車轎，騾子二十二頭、馬十七匹，還有一隻驢，外帶大車轎車，又浩浩蕩蕩前進。當時山東巡撫丁寶楨看不過去了，秘密通知了恭親王。恭親王認為該給慈禧太後一點警告，就密令丁寶楨把安德海就地正法了。丁寶楨這種做法，就是公然維護製度。相對的，就無異於證實了慈禧太後的目無製度。
又過了十一年（1860），慈禧太後的勢力更穩固了。這年8月，她叫太監李三順帶東西出宮，送給她妹妹。依照法例，太監不準走正門，隻能走旁門。可是此太監一定要走正門，還不聽檢查，結果跟守門的發生武打。太監跑回去，加油加醬，報告慈禧太後。慈禧太後找來慈安太後，說我還沒死他們就眼裏沒有我了，若不殺守門的，我就不想活了。慈安太後害怕，就下令殺守門的。掌管司法的官說這可不行，一來守門的沒犯法；二來根據祖製，守門就該這樣不通融。慈安太後說：“什麽叫祖製？等我死了，我豈不也是你祖宗？”堅持要殺人。司法首長（刑部尚書）潘祖蔭說：“既然交犯人到刑部，就得依法處理，依法處理就是無罪開釋，如果太後要殺，可以另外自行去殺，不能叫司法官這樣違法殺人。”慈安太後沒辦法，隻好告訴了慈禧太後，慈禧太後找來潘祖蔭，大哭大鬧，捶床大罵，罵潘祖蔭沒良心。後來同意打折扣，不殺，可是要當廷打守門的，要“廷杖”（當廷打屁股）。恭親王說“廷杖”是明朝的虐政，我們清朝不能學。西太後說你事事跟我作對，你是誰啊？恭親王說，我是先皇第六個兒子。西太後說，我革你的職。恭親王說革得了職位爵位，可是革不了先皇兒子的身份！慈禧太後氣得要命。最後恭親王還是遷就她，再打折扣，把不該處罰的處罰了事。
上麵所舉的“安德海案”和“庚辰午門案”，隻是慈禧太後破壞製度的一二例子而已。其他的破壞，甚至更嚴重的破壞，還多著哪！例如立光緒，是破壞宗法製度；修名園，是破壞財政製度；殺戊戌六君子，是破壞司法製度……諸如此類的破壞，還算是粗枝大葉的。其他無微不至的，還更驚人呢！以唐才常“自立軍”失敗後的“沈藎案”為例。要處死沈藎，可是因為慈禧太後生日快到了，不願用行刑來破壞慶典，又不願等到“秋決”，就幹脆在監獄中把沈藎鞭打四小時，血肉橫飛後，再予勒斃。這種殺人新招，又哪裏有製度？
我的勸告
所以，說罪不在慈禧太後而在“整個製度”，是與曆史真相不符的。固然曆史劇難免“不完全是依照曆史”，但是完全相反的出入，就太離譜了。“本事”中的許多敘述，不幸正是如此。如果《火燒圓明園》和《垂簾聽政》，隻是普通的清宮戲，又當別論。但是我們冀望李翰祥的，和李翰祥自我期許的，顯然有百尺竿頭的現實意義。在這一點上，我懷疑李翰祥發揮得是不是少了一點？用這樣空前絕後的大戲，做“現代人的借鏡”，是不是美中不足了一點？
說到“現代人的借鏡”，李翰祥說：“我想如果說我是以古喻今，也許過分一點，但多少會有一點。”但是，“以古喻今”的一點——當然是重點的一點——又在哪裏呢？
我認為《火燒圓明園》和《垂簾聽政》，應該加強垂簾聽政的部分。慈禧太後一生三次垂簾，第一次是同治元年到同治十三年，第二次是光緒元年到十五年，第三次是光緒二十四年到三十四年。在這漫長的黑暗統治中，慈禧太後實在是中國傳統孕育出來的一個執政者樣板，她毒辣、她陰狠、她自私、她愚昧、她貪鄙、她“舉天下以奉一人”。這些醜陋之外，外加她又是女人，一個紅顏老去、經期難調的女人，於是一切就更杠上開花了。慈禧太後這一樣板意義，我覺得是《火燒圓明園》和《垂簾聽政》最該刻意串聯的現實意義，而正好用來“以古喻今”。……（編者略）
我深信，用電影手法去表達曆史劇的現實意義，李翰祥如肯深入去做，必然能給人們更美滿的影響。我在台灣，不能看到老友的新作，至感遺憾。乃特別遙想《火燒圓明園》和《垂簾聽政》一番，以寓愛深責切的微意。同時也給隔水相望的藝術工作者，做一次“不是猛龍不過江”的勸告。
1983年10月15日
我一生最恨的是“無名信”，也就是所謂的黑信，無名信和做善事的“無名氏”迥然不同。所謂善欲人知不是真善，惡恐人知方是大惡。“無名氏”是行善而不欲人知，無名信是作惡唯恐人知，屬於“無膽匪類”。我在台灣組國聯公司的時候，為了催一家公司結賬，而使他們懷恨在心。他們一方麵支使禦用文人在報章雜誌大寫“李翰祥有才無德”的文章（可惜他們非但無德，而且無才，有的隻是巧取豪奪不義之財而已），一方麵向有關當局寫無名信，告發我是“匪諜”，並且在《明報晚報》刊載李翰祥為李敖帶信的消息，再把報紙剪下寄到台灣警總，作為他無名信裏的“鐵證”！真他媽的媽拉個巴子，李敖的辦法多多，何必用我帶信。不過警總還真請我去問了幾次話，這一塊錢台幣的郵票還的確給我惹來天大的麻煩，等以後一定要細細地說上一說。
就這樣，李翰祥離開了台灣。一年過去了，二年過去了，三年四年過去了，十年過去了。李翰祥在香港、李翰祥在澳門、李翰祥在日本、李翰祥在美國……李翰祥無所不在，就是不在台灣了。李翰祥不在台灣還不要緊，最後，他終於用行動表示了他的反感、憤懣與恐懼——他回到了大陸，那使他逃離又回歸的大陸。他從遙遠的承德——沒有警備總部的承德——向長程的台北做了抗議：“此處不養爺，自有養爺處。處處不養爺，爺去投八路。”這樣一個才華照人的藝術工作者，就這樣變到與共產黨合作了（我寫過一篇《李翰祥回大陸的真正原因》，曾詳述此事，收入“李敖千秋評論叢書”第十五期）。
李翰祥的故事，說明了國民黨為整李敖而整到李翰祥，是多麽腐敗。當然，國民黨是很腐敗的，如果他們不腐敗，也不會給打到台灣來了。
曆史劇應有現實意義
李翰祥拍的《火燒圓明園》和《垂簾聽政》，我沒看過，因為國民黨至今還把我扣在台灣，不準出境。不過，電影沒看過，電影說明書倒看到了。我看到一本《〈火燒圓明園〉〈垂簾聽政〉特刊》，上麵有兩部戲的“本事”，裏頭說英法聯軍時候，以肅順為首者勸鹹豐皇帝去熱河行宮避難，但是以恭親王奕為首者卻“諫阻棄京出走”。“正爭論不休時，懿貴妃把越百（位？）挺出，麵斥肅順不當，力除（陳？）迎戰洋兵之必要與可能。鹹豐舉棋不定，終令僧格林沁親王之騎兵與英法聯軍大戰於京郊八裏橋。清軍不幸敗北，洋兵逼進京師”。鹹豐出走，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後來鹹豐死了，懿貴妃母以子貴，變成了慈禧太後，聯合慈安太後和恭親王，發動辛酉政變，殺了肅順，取得政權，“是為‘垂簾聽政’之始”。
李翰祥拍這兩部戲的最大特色，是他用的一律為實景。他最近說：
我這次機會非常好，從來沒有一個導演在故宮、頤和園、東陵、承德的避暑山莊，像我這樣大規模地拍一部曆史片，而且是在曆史人物生活過的地方拍。譬如說，鹹豐皇帝死在避暑山莊“煙波致爽殿”的西暖閣，我們就在西暖閣拍。多年以來，我拍古裝戲一直是搭布景。我一直在想，要是有一天，能到這些真的地方去拍一拍，那就過癮了。這是我多年以來夢寐以求的事。這種事情在過去總覺得是不可能的，根本沒有想到會有這樣的機會。但現在有了，而且也做了。
在這樣實景下拍曆史劇，它給人們的影響，自然是無與倫比的。因為我深信好的曆史劇都該有它應有的現實意義。李翰祥這兩部戲，當然也會照應這一方麵。李翰祥說：
我在寫曆史劇、拍曆史劇的時候，總想到曆史是一麵鏡子。在我拍的戲裏麵也許有我的想法，有我要說的東西。至於人家從鏡子裏照得見照不見自己，我不知道。我忠於史實，但不完全是依照曆史。我覺得曆史是現代人的借鏡，說是前車之鑒吧。我想如果說我是以古喻今，也許過分一點，但多少會有一點。
基於曆史劇應有的現實意義的要求，我關切到李翰祥在這一方麵，做得是不是和其他方麵同樣成功，我覺得值得深入地討論。
《火燒圓明園》和《垂簾聽政》這兩部戲，關鍵人物其實隻有一個，就是慈禧太後。李翰祥對慈禧太後，似乎在評價上麵有溢美之處，這在曆史劇的現實意義來說，就未免砸了鍋。李翰祥聰敏好學，但是曆史非其所長。這樣大的兩部戲，在曆史上出了大毛病，在應有的現實意義上發揮不起來，就會“雷聲大，雨點小”。因此，我願寫這篇文章，為李翰祥的美中不足補一點粉墨。這樣一來，看了李翰祥的戲和李敖的文章，就會對這曆史劇的現實意義有雙料的了解了。
怪人還是怪製度
慈禧太後既是《火燒圓明園》和《垂簾聽政》的關鍵人物，藝術工作者在處理這種人物時，都容易犯職業病，就是喜歡美化與純化，乃至過度頌揚（eulogy）。試看李翰祥之言：
很多人看清朝末代的曆史，完全歸罪於慈禧太後，不能說沒有道理，但我並不覺得很恰當。我想，應歸罪於整個製度。……為什麽慈禧能利用孩子，由她垂簾聽政？還是她利用了祖傳的這個宗法製度。她搞了那麽多年，把中國搞成那個樣子，正是清朝的宗法製度起了作用，這種製度維持了牢不可破的大清鐵桶江山。
這種話，就未免太有問題了，李翰祥未免太簡化了政治鬥爭與曆史事實的複雜性。事實上，正確的曆史解釋正好相反。慈禧太後的“搞了那麽多年”，正因為她不斷地在破壞製度。這種破壞，最後把“牢不可破的大清鐵桶江山”給斷送了！
以慈禧太後搞奪權的辛酉政變為例。辛酉政變給肅順等的罪狀，主要有兩個，一個是說鹹豐臨死前並沒要他們接事，“並無令其讚襄政務之諭”，“讚襄名目”乃是他們假造的；一個是說他們反對垂簾聽政，“不能聽命於皇太後”。其實這些罪狀，都不能成立。第一，“讚襄政務”是鹹豐七月十六日下的諭旨，《翁文恭公日記》中明記這一諭旨與立太子的諭旨同在七月十八日到北京，後來《文宗實錄》中也記錄了“讚襄政務”的話。這明明是真的，怎可以說是別人假造的？第二，反對垂簾聽政乃是維護“祖宗舊製”，因為清朝家法中，從來沒有這種製度。順治康熙時候，有攝政、有輔政，可是從沒有什麽垂簾不垂簾。王闓運寫詩說：“祖製重顧命，薑姒不佐周。”明白指出清朝是用顧命大臣讚襄新君的。女士們是不能出來輔佐帝王的，“祖宗舊製”沒有垂簾聽政，這明明是真的，怎可以說別人“謀危社稷，是皆列祖列宗之罪人”？
所以，說罪不在慈禧太後而在“整個製度”，是與曆史真相不符的。慈禧太後一出道，所作所為，就是破壞製度。她用破壞製度的方法非法殺人關人整人，造成人人自危的恐怖，用來鞏固她的政權。這樣的予取予求，是清朝的製度所沒有的。
破壞製度的能手
慈禧太後以破壞製度的手段奪權成功以後，她再破壞製度，使太監勢力坐大，以為爪牙。遠在清朝初年，就立了家法，規定“寺人不過四品。凡內員非奉差遣，不許擅出皇城、不許幹涉外事、不許交結外官、不許假名置產。其在外官員，亦不許與內官互相交結。如有覺察糾參，審實一並正法”。但是製度歸製度，慈禧太後照樣破壞。最初她用的是太監安德海，安德海先是在皇宮裏鬧個不停，最後還鬧到外麵去。慈禧太後垂簾聽政第九年（1869），安德海坐了大船小船，浩浩蕩蕩到山東去。船上掛著大龍旗，說“奉旨欽差采辦龍袍”。船上有他買來的十九歲女孩，有他叔叔、妹妹、侄女，有跟班的、保鏢的、做飯的、剃頭的、修腳的、說書的，還有個和尚，以及和尚的廚子。他們在船上又唱又鬧，又雇來女歌星表演，和尚也加入。到了山東，上岸換車轎，騾子二十二頭、馬十七匹，還有一隻驢，外帶大車轎車，又浩浩蕩蕩前進。當時山東巡撫丁寶楨看不過去了，秘密通知了恭親王。恭親王認為該給慈禧太後一點警告，就密令丁寶楨把安德海就地正法了。丁寶楨這種做法，就是公然維護製度。相對的，就無異於證實了慈禧太後的目無製度。
又過了十一年（1860），慈禧太後的勢力更穩固了。這年8月，她叫太監李三順帶東西出宮，送給她妹妹。依照法例，太監不準走正門，隻能走旁門。可是此太監一定要走正門，還不聽檢查，結果跟守門的發生武打。太監跑回去，加油加醬，報告慈禧太後。慈禧太後找來慈安太後，說我還沒死他們就眼裏沒有我了，若不殺守門的，我就不想活了。慈安太後害怕，就下令殺守門的。掌管司法的官說這可不行，一來守門的沒犯法；二來根據祖製，守門就該這樣不通融。慈安太後說：“什麽叫祖製？等我死了，我豈不也是你祖宗？”堅持要殺人。司法首長（刑部尚書）潘祖蔭說：“既然交犯人到刑部，就得依法處理，依法處理就是無罪開釋，如果太後要殺，可以另外自行去殺，不能叫司法官這樣違法殺人。”慈安太後沒辦法，隻好告訴了慈禧太後，慈禧太後找來潘祖蔭，大哭大鬧，捶床大罵，罵潘祖蔭沒良心。後來同意打折扣，不殺，可是要當廷打守門的，要“廷杖”（當廷打屁股）。恭親王說“廷杖”是明朝的虐政，我們清朝不能學。西太後說你事事跟我作對，你是誰啊？恭親王說，我是先皇第六個兒子。西太後說，我革你的職。恭親王說革得了職位爵位，可是革不了先皇兒子的身份！慈禧太後氣得要命。最後恭親王還是遷就她，再打折扣，把不該處罰的處罰了事。
上麵所舉的“安德海案”和“庚辰午門案”，隻是慈禧太後破壞製度的一二例子而已。其他的破壞，甚至更嚴重的破壞，還多著哪！例如立光緒，是破壞宗法製度；修名園，是破壞財政製度；殺戊戌六君子，是破壞司法製度……諸如此類的破壞，還算是粗枝大葉的。其他無微不至的，還更驚人呢！以唐才常“自立軍”失敗後的“沈藎案”為例。要處死沈藎，可是因為慈禧太後生日快到了，不願用行刑來破壞慶典，又不願等到“秋決”，就幹脆在監獄中把沈藎鞭打四小時，血肉橫飛後，再予勒斃。這種殺人新招，又哪裏有製度？
我的勸告
所以，說罪不在慈禧太後而在“整個製度”，是與曆史真相不符的。固然曆史劇難免“不完全是依照曆史”，但是完全相反的出入，就太離譜了。“本事”中的許多敘述，不幸正是如此。如果《火燒圓明園》和《垂簾聽政》，隻是普通的清宮戲，又當別論。但是我們冀望李翰祥的，和李翰祥自我期許的，顯然有百尺竿頭的現實意義。在這一點上，我懷疑李翰祥發揮得是不是少了一點？用這樣空前絕後的大戲，做“現代人的借鏡”，是不是美中不足了一點？
說到“現代人的借鏡”，李翰祥說：“我想如果說我是以古喻今，也許過分一點，但多少會有一點。”但是，“以古喻今”的一點——當然是重點的一點——又在哪裏呢？
我認為《火燒圓明園》和《垂簾聽政》，應該加強垂簾聽政的部分。慈禧太後一生三次垂簾，第一次是同治元年到同治十三年，第二次是光緒元年到十五年，第三次是光緒二十四年到三十四年。在這漫長的黑暗統治中，慈禧太後實在是中國傳統孕育出來的一個執政者樣板，她毒辣、她陰狠、她自私、她愚昧、她貪鄙、她“舉天下以奉一人”。這些醜陋之外，外加她又是女人，一個紅顏老去、經期難調的女人，於是一切就更杠上開花了。慈禧太後這一樣板意義，我覺得是《火燒圓明園》和《垂簾聽政》最該刻意串聯的現實意義，而正好用來“以古喻今”。……（編者略）
我深信，用電影手法去表達曆史劇的現實意義，李翰祥如肯深入去做，必然能給人們更美滿的影響。我在台灣，不能看到老友的新作，至感遺憾。乃特別遙想《火燒圓明園》和《垂簾聽政》一番，以寓愛深責切的微意。同時也給隔水相望的藝術工作者，做一次“不是猛龍不過江”的勸告。
1983年10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