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的女兒在北京和大陸許多地方演講，她做了一個活動，就是爭取我們公民的權利。她所謂的權利大部分不是政治性的，而是覺得要維護我們應有的標準和權利：鄰居吵了我們，我們要跟鄰居計較，鄰居的狗叫了，我們要檢舉他的狗在叫。我女兒跟我聯絡，我跟她說：你這樣做法，你要準備付出代價。如果願意付代價，當然就可以爭取權益。我特別告訴她，你注意有一個叫nadar的美國人，我女兒當然知道這個人，她說我會注意。
今天，我把這個nadar的照片展示給大家看。這是什麽一個人啊？這是個神經病。美國哈佛大學畢業以後，他不吃不喝，幹什麽？過最苦的日子，去揭發美國汽車公司的黑暗。就是很多汽車做出來，是不安全的，可是生產者欺騙消費者，騙這些買主，他們掩飾這個黑暗，他就很耐心地去一樣一樣揭發，一樣一樣去檢舉。汽車公司派人收買他，買不動，派流氓威脅他，流氓他也不怕，軟硬都不吃。他自己每天隻睡四個小時，過得像苦行僧一般的生活，他自己也不開汽車，就這麽一個怪物。後來，在美國造成很大一個風氣，很大一個響應，害得汽車公司道歉，他變了保護消費者權利的一個英雄人物，可是他付了很多代價。我提醒我的女兒李文(hedylee)，我說你要準備付代價你就可以玩，不想付代價你就心裏有數，就是這樣子。
大家都說我在中國的台灣地區是凶悍的人，我喜歡打官司。我告訴你們為什麽我喜歡打官司。因為打官司便宜，花一塊錢，買一個打官司寫的告事狀，有固定的格式，一天就告一群人。為什麽喜歡告人？因為要用法律的手段，幫助我爭取我應該有的權利——他不守法律啊，我們逼他守法律，就這樣子啊。法律本身是睡覺的，你要使它醒過來，這是很重要的一個標準。我就專門幹這行了。
可是我爭執的對象大部分都是政府，我所恨的國民黨的偽政府，民進黨的偽政府，我恨這個政府，所以來告他們。這裏麵最有趣的一點，就是在這個地區有一個法律，後來他們公布了叫做“國家賠償法”，意思就是說國家做什麽事情做錯了，包括政府的公務員做了什麽錯事傷害了你，你有權利向政府要求賠償，叫做“國家賠償法”。我曾經在我的節目裏麵向大家展示過，我有96本書被查禁，我說我是古今中外被查禁書最多的一個人。當時國民黨政府查禁我的書用的法律就是，說我們現在是戒嚴地區。國民黨在台灣搞戒嚴，是全世界曆史上戒嚴時間最長的。最後，蔣經國在臨死以前，為了表示他自由民主，就把這個這麽久的戒嚴解除了。解除前半個月，他們還對我動手。我印了一批禁書藏在台中我母親在台中一中宿舍的家裏。我母親是台中一中訓導處的職員。趁著我母親在國外探親的時候，我就藏了一批禁書，藏在裏麵。在“解嚴”前半個月，換句話說，過半個月就解嚴了，所有書以這樣的方式就不能禁了，台中市政府聯合了台中地區的警備總司令部，找來鎖匠，打開我母親家裏的門，衝進去把箱子打開，把我的禁書沒收了。沒收了以後呢，我立刻就去告。
到了法院以後，台中市政府派來代表，警備總司令部那時候也解除了，可是他們也派來相關的人士。他們跟法官說，我們知道李敖先生要告我們，所以在整個的查扣過程裏麵，我們都現場錄影，現在可不可以放給法官看？法官說可以，他們就放給法官看。他們說：李先生家裏放了很多紙箱子，有些紙箱子是禁書，有些紙箱子不是，我們就一本一本地打開，一本一本地查，哪一本是禁書放在這邊，不是禁書我們回歸原位。最後，分出來以後，我們都掃地。你看，我們給他掃地，掃得幹幹淨淨，馬桶都衝過，我們是這樣子客氣地把他的禁書搬走了。整個的錄影的畫麵告訴法官，我們是規規矩矩的，或者非常禮貌的，非常清潔的。在“解嚴”前半個月，最後下手，沒收了李先生的禁書。
看了那個錄影帶以後，法官問我意見。我說：就是憑這卷錄影帶證明了他們犯法。法官說：你怎麽證明？我說：法官先生，你記不記得我們有一條法律，就是說政府到人民家裏去搜索的時候，要開一個票，叫搜索票，就是法院開的，搜索票要給主人看啊。主人不在家，我母親去外國了，去看兒女去了，探親去了，那怎麽辦呢？法律有規定，就是你要搜索這個房子的時候，如果主人不在家，你這個搜索單位要會同，要跟有一個單位接觸，什麽人呢？叫做地方自治團體人員，什麽是地方自治團體人員？就是鄰長或者裏長。你要和選出來的鄰長、裏長見麵，把那個搜索票給他們看，然後你才可以打開這個鎖，然後才可以到我家裏來搜索，不是這樣子嗎？我要請法官看，整個錄影帶裏麵有沒有這個畫麵？他們直接就來了，帶了鎖匠就來了，有沒有拿出搜索票來？沒有拿出來。有沒有拿出搜索票來給鄰長、裏長這種地方自治團體人員看？沒有這種畫麵。換句話說，這個重要的法定程序，重要的法定的手續他們不遵守，就是他們提供的錄影帶按照法律證明了他們亂搞。這個官司打得啊，他們上訴，發下來，一會兒他們有罪，一會兒他們無罪，打了多久呢？打了五年半，最後官司打贏了。大家看看，我讓他們賠我的錢，就是新台幣貳佰叁拾肆萬捌仟陸佰伍拾陸圓整，看到沒有？開給我的是“國庫支票”，就是政府賠的錢，看到沒有？由台中地方法院轉開出來的，他們把錢給了地方法院，地方法院撥給我，打贏了。為什麽打贏了？就是我們心思細密，盡力糾纏，用你的規則出你的洋相。
在這個官司以前，台中市政府被我打敗以前，我告過高雄市政府。高雄市政府也是我的書一出就查禁，每次都查禁，所以，警察在書攤上看習慣了，每個月都出書，都查禁，都沒收。有一次，我的一本書出了上冊、下冊，先出上冊查禁了，下冊又出來了，警察就沒收了，沒收了以後被我告，為什麽呢？你命令裏麵隻查禁上冊，下冊你忘了，所以我告你，你不該沒收。我的書被沒收了，我告了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請我去，叫我坐在那裏，擺了茶點給我吃，把那個查禁我書的警察叫到麵前，給李先生道歉。那個警察就向我鞠躬——三鞠躬。然後他們就問我，說：“李先生可以原諒他嗎？”我說：“他可以原諒，可是我問問看，你們怎麽處分他的?”他說：“我們把他從一個高雄市很肥的地區，就是換句話說，可以拿油水的地區，把他調開，調到我們現在這個警察局門口看門站崗，站崗拿不到紅包了，所以，這個處分李先生滿意嗎？”我說：“滿意。”他們說：“那李先生跟我們和解啊？”我說：“政府還沒有處分，隻處分了警察。”他說：“怎麽樣處分政府？”我說：“要賠我一塊錢。”旁邊的警察局副局長說：“這個太容易了。”就掏錢要給我。我說：“這個不行。”他說：“為什麽不行?”我說：“有一個法律叫公庫法，公庫法裏麵規定，政府給人民的錢都要開‘國庫支票’，所以，你要開一張支票，上麵是一塊錢，要開給我。”他說：“這個好嗎？”我說：“不然就不好。”他說：“我們給你錢，就是三千塊錢以下，高雄市政府都方便你，給現金。”我說：“不行，我要你合法。”就是要他的支票，最後沒辦法就開出來。大家看，高雄市政府市庫支票，給李敖的，壹元整，就是曆史上從來沒有的，開了一張。當然，這張支票我不會去兌現，為什麽？數目太少了，所以，到現在我還保留著。高雄市政府一連三年裏麵每年登報求我來兌現，為什麽？他們不能報銷，不能銷賬。支票開出去都會兌現，為什麽你不兌現？我就不兌現。為什麽？這是我的戰利品，所以，大家看到，這個二百三十多萬的我會兌現，因為數目太大了就兌現，我把它影印下來，兌現了，這個呢是戰利品，現在還在我家裏，幹什麽？為什麽要一塊錢？我到高雄市打官司來來去去都不止一塊錢，坐車都不止一塊錢，可是為什麽？
大家曉不曉得清朝有一個有名的學者叫方苞，桐城派的學者，他給戴名世的《南山集》寫了一部序，結果這個書是禁書，乾隆皇帝就下令把他關起來。關起來以後是懲罰的。因為他很有名，他在牢裏就很受優待，大家覺得過兩天你就會出獄了，就沒讓他坐在押房裏麵，在外麵可以走動，大的範圍是監獄的牆，裏邊就讓他活動。他在裏麵看啊，就看到：凡是新來的囚犯，這牢頭(獄吏)就要修理他，就是要刑求他。幹什麽？要錢。有一次，抓了一個乞丐(叫花子)進來，叫花子沒有錢，他們就修理他，害得叫花子哇哇叫——疼。他就管閑事了，方苞說：“他沒有錢啊，你們修理他幹什麽？”那些禁子牢頭(獄吏)說：“我們幹什麽你怎麽會懂呢?你是書呆子啊。我們幹什麽?這是我們的哲學。什麽哲學啊？我們的規矩就是有錢就不整你，沒錢就要整你，就要修理你，就要刑求你。我們知道他是叫花子，要飯的，沒錢，可是沒錢的不修理的話，有錢的人怎麽樣？有錢的人會裝窮，我們拿不到有錢人的錢了，你懂嗎？你這個書呆子不懂，修理窮人是給有錢人看的。
大家懂了吧?這個支票，高雄市政府這一塊錢支票，打這個官司是為拿到貳佰叁拾肆萬捌仟陸佰伍拾陸塊這個錢。為什麽呢？建立我們的威信。政府常常說，國家有威信，政府有威信，你李敖破壞政府威信。我們老百姓也有威信。什麽威信？我告你就告死你，絕不饒你，就好像鬥狗一樣，一口咬住你，咬住你以後，不是咬住塊肉就算了，嘴巴還擰你這肉，這麽凶悍。我要一塊錢的意思就是：為了一塊錢我都會一次一次地去高雄去鬧，為了賺這一塊錢，何況這二百多萬?我一定跟你打到底的，打到你們怕了我為止。果然，這個官司，打了五年半，打到最高法院來，上上下下，發回高等法院，又上最高法院，又發回。最後，法官被我煩死了，同意他們賠我錢。大家懂我這個強盜哲學嗎？他們就(因為)有我在，那四個字改寫了。什麽改寫了？我們過去講“民不聊生”，他說：現在是“官不聊生”，如果人民像你李敖這麽刁，就叫刁民。可是“刁民”我們不是亂鬧的，我們是很細膩的，很合法的，用你的規則出你的洋相，並且絕對沒完沒了，這樣子啊。
所以，我的女兒在北京也好，在華盛頓也罷，隻要你向這個社會爭取你的合法的權利，爭取你的夠水準的水準，你就要準備付代價。這話我不是對我女兒一個人講，我是現身說法告訴大家。大家以為我亂打官司，絕對是錯誤的，我絕對是按照規則來打官司。我過去打過很多官司，現在不景氣，我的官司比較少。請大家注意我下麵用的動詞，我的官司現在隻剩下13個了。你知道我過去打了多少官司？為什麽我這樣地刁？我並不想打官司，我告訴你我心裏的真正感覺，我心裏感覺我要意大利，我搞個黑手黨，你惹了我了，我把你做掉，這多痛快啊。揍一頓，這多痛快啊。可是，我知道，這不是正規的路。我們要求我們的國家進步，就是要主張法製，我們相信法律。
這個例子的意思就是你們政府不守法，查禁了我的書，然後你們要用假民主表現戒嚴解除了，(這就)給我一個機會，我要用戒嚴解除的機會來反過來跟你算賬。換句話，我要報複你。你不有什麽“國家賠償法”嗎？就要你賠償給我看，我可以鬧到這個程度。後來我才後悔，我後悔什麽呀？就是我為什麽隻把三萬多本書放在我媽媽在台中的家裏，為什麽不多放一點啊？多放一點那賠得更多啊——他沒收的越多，查禁的越多，那賠錢賠得更多啊。因為，這書要賣都賣不了這麽多錢，隻有查禁，我才拿到這麽多錢。為什麽呢？沒有折扣，每本書都按照定價來賠我錢。最後，他們沒有辦法，他們說：“你要錢嗎？”我說：“我不要錢，我要書，書還給我。”事實上，按照法律不是賠錢，按照法律是恢複原狀，意思是說你把書還給我，你查禁查扣弄錯了，你要還給我。他們還不出來了，被他們燒掉了，他們又不能現印，印的話又要被我告——哎，你盜印我的書，你是海盜，政府就是海盜。本來政府是強盜，現在政府變成海盜——海盜版，所以，他們沒有辦法，才按照法律賠我的錢。大家知道我花這個錢花得多痛快嗎?花得多爽嗎？就好像花兒子孝敬你的錢一樣，就是那麽爽。
所以，大家知道，從民不聊生到官不聊生，為什麽官不聊生？因為你們這官可惡，你們用非法的方法來查禁言論自由，像新戲裏麵唱的“我打你不許還手，我罵你不許還口，我殺你不許流血”。今天你殺我這麽多刀，查禁我96本書，你“解嚴”了對不對？輪到我反攻了，輪到我跟你算賬了。這個支票就是展示給大家，告訴大家怎麽樣用合法的方法來爭取權利。我不需要革命，我也不需要叛亂，我用他們的規則出盡了他們的洋相，花這錢我花得好爽好爽。
今天，我把這個nadar的照片展示給大家看。這是什麽一個人啊？這是個神經病。美國哈佛大學畢業以後，他不吃不喝，幹什麽？過最苦的日子，去揭發美國汽車公司的黑暗。就是很多汽車做出來，是不安全的，可是生產者欺騙消費者，騙這些買主，他們掩飾這個黑暗，他就很耐心地去一樣一樣揭發，一樣一樣去檢舉。汽車公司派人收買他，買不動，派流氓威脅他，流氓他也不怕，軟硬都不吃。他自己每天隻睡四個小時，過得像苦行僧一般的生活，他自己也不開汽車，就這麽一個怪物。後來，在美國造成很大一個風氣，很大一個響應，害得汽車公司道歉，他變了保護消費者權利的一個英雄人物，可是他付了很多代價。我提醒我的女兒李文(hedylee)，我說你要準備付代價你就可以玩，不想付代價你就心裏有數，就是這樣子。
大家都說我在中國的台灣地區是凶悍的人，我喜歡打官司。我告訴你們為什麽我喜歡打官司。因為打官司便宜，花一塊錢，買一個打官司寫的告事狀，有固定的格式，一天就告一群人。為什麽喜歡告人？因為要用法律的手段，幫助我爭取我應該有的權利——他不守法律啊，我們逼他守法律，就這樣子啊。法律本身是睡覺的，你要使它醒過來，這是很重要的一個標準。我就專門幹這行了。
可是我爭執的對象大部分都是政府，我所恨的國民黨的偽政府，民進黨的偽政府，我恨這個政府，所以來告他們。這裏麵最有趣的一點，就是在這個地區有一個法律，後來他們公布了叫做“國家賠償法”，意思就是說國家做什麽事情做錯了，包括政府的公務員做了什麽錯事傷害了你，你有權利向政府要求賠償，叫做“國家賠償法”。我曾經在我的節目裏麵向大家展示過，我有96本書被查禁，我說我是古今中外被查禁書最多的一個人。當時國民黨政府查禁我的書用的法律就是，說我們現在是戒嚴地區。國民黨在台灣搞戒嚴，是全世界曆史上戒嚴時間最長的。最後，蔣經國在臨死以前，為了表示他自由民主，就把這個這麽久的戒嚴解除了。解除前半個月，他們還對我動手。我印了一批禁書藏在台中我母親在台中一中宿舍的家裏。我母親是台中一中訓導處的職員。趁著我母親在國外探親的時候，我就藏了一批禁書，藏在裏麵。在“解嚴”前半個月，換句話說，過半個月就解嚴了，所有書以這樣的方式就不能禁了，台中市政府聯合了台中地區的警備總司令部，找來鎖匠，打開我母親家裏的門，衝進去把箱子打開，把我的禁書沒收了。沒收了以後呢，我立刻就去告。
到了法院以後，台中市政府派來代表，警備總司令部那時候也解除了，可是他們也派來相關的人士。他們跟法官說，我們知道李敖先生要告我們，所以在整個的查扣過程裏麵，我們都現場錄影，現在可不可以放給法官看？法官說可以，他們就放給法官看。他們說：李先生家裏放了很多紙箱子，有些紙箱子是禁書，有些紙箱子不是，我們就一本一本地打開，一本一本地查，哪一本是禁書放在這邊，不是禁書我們回歸原位。最後，分出來以後，我們都掃地。你看，我們給他掃地，掃得幹幹淨淨，馬桶都衝過，我們是這樣子客氣地把他的禁書搬走了。整個的錄影的畫麵告訴法官，我們是規規矩矩的，或者非常禮貌的，非常清潔的。在“解嚴”前半個月，最後下手，沒收了李先生的禁書。
看了那個錄影帶以後，法官問我意見。我說：就是憑這卷錄影帶證明了他們犯法。法官說：你怎麽證明？我說：法官先生，你記不記得我們有一條法律，就是說政府到人民家裏去搜索的時候，要開一個票，叫搜索票，就是法院開的，搜索票要給主人看啊。主人不在家，我母親去外國了，去看兒女去了，探親去了，那怎麽辦呢？法律有規定，就是你要搜索這個房子的時候，如果主人不在家，你這個搜索單位要會同，要跟有一個單位接觸，什麽人呢？叫做地方自治團體人員，什麽是地方自治團體人員？就是鄰長或者裏長。你要和選出來的鄰長、裏長見麵，把那個搜索票給他們看，然後你才可以打開這個鎖，然後才可以到我家裏來搜索，不是這樣子嗎？我要請法官看，整個錄影帶裏麵有沒有這個畫麵？他們直接就來了，帶了鎖匠就來了，有沒有拿出搜索票來？沒有拿出來。有沒有拿出搜索票來給鄰長、裏長這種地方自治團體人員看？沒有這種畫麵。換句話說，這個重要的法定程序，重要的法定的手續他們不遵守，就是他們提供的錄影帶按照法律證明了他們亂搞。這個官司打得啊，他們上訴，發下來，一會兒他們有罪，一會兒他們無罪，打了多久呢？打了五年半，最後官司打贏了。大家看看，我讓他們賠我的錢，就是新台幣貳佰叁拾肆萬捌仟陸佰伍拾陸圓整，看到沒有？開給我的是“國庫支票”，就是政府賠的錢，看到沒有？由台中地方法院轉開出來的，他們把錢給了地方法院，地方法院撥給我，打贏了。為什麽打贏了？就是我們心思細密，盡力糾纏，用你的規則出你的洋相。
在這個官司以前，台中市政府被我打敗以前，我告過高雄市政府。高雄市政府也是我的書一出就查禁，每次都查禁，所以，警察在書攤上看習慣了，每個月都出書，都查禁，都沒收。有一次，我的一本書出了上冊、下冊，先出上冊查禁了，下冊又出來了，警察就沒收了，沒收了以後被我告，為什麽呢？你命令裏麵隻查禁上冊，下冊你忘了，所以我告你，你不該沒收。我的書被沒收了，我告了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請我去，叫我坐在那裏，擺了茶點給我吃，把那個查禁我書的警察叫到麵前，給李先生道歉。那個警察就向我鞠躬——三鞠躬。然後他們就問我，說：“李先生可以原諒他嗎？”我說：“他可以原諒，可是我問問看，你們怎麽處分他的?”他說：“我們把他從一個高雄市很肥的地區，就是換句話說，可以拿油水的地區，把他調開，調到我們現在這個警察局門口看門站崗，站崗拿不到紅包了，所以，這個處分李先生滿意嗎？”我說：“滿意。”他們說：“那李先生跟我們和解啊？”我說：“政府還沒有處分，隻處分了警察。”他說：“怎麽樣處分政府？”我說：“要賠我一塊錢。”旁邊的警察局副局長說：“這個太容易了。”就掏錢要給我。我說：“這個不行。”他說：“為什麽不行?”我說：“有一個法律叫公庫法，公庫法裏麵規定，政府給人民的錢都要開‘國庫支票’，所以，你要開一張支票，上麵是一塊錢，要開給我。”他說：“這個好嗎？”我說：“不然就不好。”他說：“我們給你錢，就是三千塊錢以下，高雄市政府都方便你，給現金。”我說：“不行，我要你合法。”就是要他的支票，最後沒辦法就開出來。大家看，高雄市政府市庫支票，給李敖的，壹元整，就是曆史上從來沒有的，開了一張。當然，這張支票我不會去兌現，為什麽？數目太少了，所以，到現在我還保留著。高雄市政府一連三年裏麵每年登報求我來兌現，為什麽？他們不能報銷，不能銷賬。支票開出去都會兌現，為什麽你不兌現？我就不兌現。為什麽？這是我的戰利品，所以，大家看到，這個二百三十多萬的我會兌現，因為數目太大了就兌現，我把它影印下來，兌現了，這個呢是戰利品，現在還在我家裏，幹什麽？為什麽要一塊錢？我到高雄市打官司來來去去都不止一塊錢，坐車都不止一塊錢，可是為什麽？
大家曉不曉得清朝有一個有名的學者叫方苞，桐城派的學者，他給戴名世的《南山集》寫了一部序，結果這個書是禁書，乾隆皇帝就下令把他關起來。關起來以後是懲罰的。因為他很有名，他在牢裏就很受優待，大家覺得過兩天你就會出獄了，就沒讓他坐在押房裏麵，在外麵可以走動，大的範圍是監獄的牆，裏邊就讓他活動。他在裏麵看啊，就看到：凡是新來的囚犯，這牢頭(獄吏)就要修理他，就是要刑求他。幹什麽？要錢。有一次，抓了一個乞丐(叫花子)進來，叫花子沒有錢，他們就修理他，害得叫花子哇哇叫——疼。他就管閑事了，方苞說：“他沒有錢啊，你們修理他幹什麽？”那些禁子牢頭(獄吏)說：“我們幹什麽你怎麽會懂呢?你是書呆子啊。我們幹什麽?這是我們的哲學。什麽哲學啊？我們的規矩就是有錢就不整你，沒錢就要整你，就要修理你，就要刑求你。我們知道他是叫花子，要飯的，沒錢，可是沒錢的不修理的話，有錢的人怎麽樣？有錢的人會裝窮，我們拿不到有錢人的錢了，你懂嗎？你這個書呆子不懂，修理窮人是給有錢人看的。
大家懂了吧?這個支票，高雄市政府這一塊錢支票，打這個官司是為拿到貳佰叁拾肆萬捌仟陸佰伍拾陸塊這個錢。為什麽呢？建立我們的威信。政府常常說，國家有威信，政府有威信，你李敖破壞政府威信。我們老百姓也有威信。什麽威信？我告你就告死你，絕不饒你，就好像鬥狗一樣，一口咬住你，咬住你以後，不是咬住塊肉就算了，嘴巴還擰你這肉，這麽凶悍。我要一塊錢的意思就是：為了一塊錢我都會一次一次地去高雄去鬧，為了賺這一塊錢，何況這二百多萬?我一定跟你打到底的，打到你們怕了我為止。果然，這個官司，打了五年半，打到最高法院來，上上下下，發回高等法院，又上最高法院，又發回。最後，法官被我煩死了，同意他們賠我錢。大家懂我這個強盜哲學嗎？他們就(因為)有我在，那四個字改寫了。什麽改寫了？我們過去講“民不聊生”，他說：現在是“官不聊生”，如果人民像你李敖這麽刁，就叫刁民。可是“刁民”我們不是亂鬧的，我們是很細膩的，很合法的，用你的規則出你的洋相，並且絕對沒完沒了，這樣子啊。
所以，我的女兒在北京也好，在華盛頓也罷，隻要你向這個社會爭取你的合法的權利，爭取你的夠水準的水準，你就要準備付代價。這話我不是對我女兒一個人講，我是現身說法告訴大家。大家以為我亂打官司，絕對是錯誤的，我絕對是按照規則來打官司。我過去打過很多官司，現在不景氣，我的官司比較少。請大家注意我下麵用的動詞，我的官司現在隻剩下13個了。你知道我過去打了多少官司？為什麽我這樣地刁？我並不想打官司，我告訴你我心裏的真正感覺，我心裏感覺我要意大利，我搞個黑手黨，你惹了我了，我把你做掉，這多痛快啊。揍一頓，這多痛快啊。可是，我知道，這不是正規的路。我們要求我們的國家進步，就是要主張法製，我們相信法律。
這個例子的意思就是你們政府不守法，查禁了我的書，然後你們要用假民主表現戒嚴解除了，(這就)給我一個機會，我要用戒嚴解除的機會來反過來跟你算賬。換句話，我要報複你。你不有什麽“國家賠償法”嗎？就要你賠償給我看，我可以鬧到這個程度。後來我才後悔，我後悔什麽呀？就是我為什麽隻把三萬多本書放在我媽媽在台中的家裏，為什麽不多放一點啊？多放一點那賠得更多啊——他沒收的越多，查禁的越多，那賠錢賠得更多啊。因為，這書要賣都賣不了這麽多錢，隻有查禁，我才拿到這麽多錢。為什麽呢？沒有折扣，每本書都按照定價來賠我錢。最後，他們沒有辦法，他們說：“你要錢嗎？”我說：“我不要錢，我要書，書還給我。”事實上，按照法律不是賠錢，按照法律是恢複原狀，意思是說你把書還給我，你查禁查扣弄錯了，你要還給我。他們還不出來了，被他們燒掉了，他們又不能現印，印的話又要被我告——哎，你盜印我的書，你是海盜，政府就是海盜。本來政府是強盜，現在政府變成海盜——海盜版，所以，他們沒有辦法，才按照法律賠我的錢。大家知道我花這個錢花得多痛快嗎?花得多爽嗎？就好像花兒子孝敬你的錢一樣，就是那麽爽。
所以，大家知道，從民不聊生到官不聊生，為什麽官不聊生？因為你們這官可惡，你們用非法的方法來查禁言論自由，像新戲裏麵唱的“我打你不許還手，我罵你不許還口，我殺你不許流血”。今天你殺我這麽多刀，查禁我96本書，你“解嚴”了對不對？輪到我反攻了，輪到我跟你算賬了。這個支票就是展示給大家，告訴大家怎麽樣用合法的方法來爭取權利。我不需要革命，我也不需要叛亂，我用他們的規則出盡了他們的洋相，花這錢我花得好爽好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