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年青時候也曾經做過許多夢,後來大半忘卻了,但自己也並不以為可惜。所謂回憶者,雖說可以使人歡欣,有時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絲縷還牽著已逝的寂寞的時光,又有什麽意味呢,而我偏苦於不能全忘卻,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現在便成了《呐喊》的來由。


    我有四年多,曾經常常,——幾乎是每天,出入於質鋪和藥店裏,年紀可是忘卻了,總之是藥店的櫃台正和我一樣高,質鋪的是比我高一倍,我從一倍高的櫃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飾去,在侮蔑裏接了錢,再到一樣高的櫃台上給我久病的父親去買藥。回家之後,又須忙別的事了,因為開方的醫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藥引也奇特:冬天的蘆根,經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對的,結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辦到的東西。然而我的父親終於日重一日的亡故了。


    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麽,我以為在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麵目;我要到n進k學堂去了1,仿佛是想走異路,逃異地,去尋求別樣的人們。我的母親沒有法,辦了八元的川資,說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為那時讀書應試是正路,所謂學洋務,社會上便以為是一種走投無路的人,隻得將靈魂賣給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而況伊又看不見自己的兒子了。然而我也顧不得這些事,終於到n去進了k學堂了,在這學堂裏,我才知道世上還有所謂格致,算學,地理,曆史,繪圖和體操。生理學並不教,但我們卻看到些木版的《全體新論》和《化學衛生論》之類了。我還記得先前的醫生的議論和方藥,和現在所知道的比較起來,便漸漸的悟得中醫不過是一種有意的或無意的騙子,同時又很起了對於被騙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從譯出的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維新是大半發端於西方醫學的事實。


    因為這些幼稚的知識,後來便使我的學籍列在日本一個鄉間的醫學專門學校裏了。我的夢很美滿,預備卒業回來,救治像我父親似的被誤的病人的疾苦,戰爭時候便去當軍醫,一麵又促進了國人對於維新的信仰。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學的方法,現在又有了怎樣的進步了,總之那時是用了電影,來顯示微生物的形狀的,因此有時講義的一段落已完,而時間還沒有到,教師便映些風景或時事的畫片給學生看,以用去這多餘的光陰。其時正當日俄戰爭的時候,關於戰事的畫片自然也就比較的多了,我在這一個講堂中,便須常常隨喜我那同學們的拍手和喝采。有一回,我竟在畫片上忽然會見我久違的許多中國人了,一個綁在中間,許多站在左右,一樣是強壯的體格,而顯出麻木的神情。據解說,則綁著的是替俄國做了軍事上的偵探,正要被日軍砍下頭顱來示眾,而圍著的便是來賞鑒這示眾的盛舉的人們。


    這一學年沒有完畢,我已經到了東京了,因為從那一回以後,我便覺得醫學並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隻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於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在東京的留學生很有學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業的,但沒有人治文學和美術;可是在冷淡的空氣中,也幸而尋到幾個同誌了,此外又邀集了必須的幾個人,商量之後,第一步當然是出雜誌,名目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因為我們那時大抵帶些複古的傾向,所以隻謂之《新生》。


    《新生》的出版之期接近了,但最先就隱去了若幹擔當文字的人,接著又逃走了資本,結果隻剩下不名一錢的三個人。創始時候既己背時,失敗時候當然無可告語,而其後卻連這三個人也都為各自的運命所驅策,不能在一處縱談將來的好夢了,這就是我們的並未產生的《新生》的結局。


    我感到未嚐經驗的無聊,是自此以後的事。我當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後來想,凡有一人的主張,得了讚和,是促其前進的,得了反對,是促其奮鬥的,獨有叫喊於生人中,而生人並無反應,既非讚同,也無反對,如置身毫無邊際的荒原,無可措手的了,這是怎樣的悲哀嗬,我於是以我所感到者為寂寞。


    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長大起來,如大毒蛇,纏住了我的靈魂了。


    然而我雖然自有無端的悲哀,卻也並不憤懣,因為這經驗使我反省,看見自己了:就是我決不是一個振臂一呼應者雲集的英雄。


    隻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驅除的,因為這於我太痛苦。我於是用了種種法,來麻醉自己的靈魂,使我沉入於國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後來也親曆或旁觀過幾樣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為我所不願追懷,甘心使他們和我的腦一同消滅在泥土裏的,但我的麻醉法卻也似乎已經奏了功,再沒有青年時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


    s會館1裏有三間屋,相傳是往昔曾在院子裏的槐樹上縊死過一個女人的,現在槐樹已經高不可攀了,而這屋還沒有人住;許多年,我便寓在這屋裏鈔古碑。客中少有人來,古碑中也遇不到什麽問題和主義,而我的生命卻居然暗暗的消去了,這也就是我惟一的願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搖著蒲扇坐在槐樹下,從密葉縫裏看那一點一點的青天,晚出的槐蠶又每每冰冷的落在頭頸上。


    那時偶或來談的是一個老朋友金心異1,將手提的大皮夾放在破桌上,脫下長衫,對麵坐下了,因為怕狗,似乎心房還在怦怦的跳動。


    “你鈔了這些有什麽用?”有一夜,他翻著我那古碑的鈔本,發了研究的質問了。


    “沒有什麽用。”


    “那麽,你鈔他是什麽意思呢?”


    “沒有什麽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點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們正辦《新青年》,然而那時仿佛不特沒有人來讚同,並且也還沒有人來反對,我想,他們許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說:


    “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裏麵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麽?”


    “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


    是的,我雖然自有我的確信,然而說到希望,卻是不能抹殺的,因為希望是在於將來,決不能以我之必無的證明,來折服了他之所謂可有,於是我終於答應他也做文章了,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記》。從此以後,便一發而不可收,每寫些小說模樣的文章,以敷衍朋友們的囑托,積久了就有了十餘篇。


    在我自己,本以為現在是已經並非一個切迫而不能已於言的人了,但或者也還未能忘懷於當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罷,所以有時候仍不免呐喊幾聲,聊以慰藉那在寂寞裏奔馳的猛士,使他不憚於前驅。至於我的喊聲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顧及的;但既然是呐喊,則當然須聽將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筆,在《藥》的瑜兒的墳上平空添上一個花環,在《明天》裏也不敘單四嫂子竟沒有做到看見兒子的夢,因為那時的主將是不主張消極的。至於自己,卻也並不願將自以為苦的寂寞,再來傳染給也如我那年青時候似的正做著好夢的青年。


    這樣說來,我的小說和藝術的距離之遠,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到今日還能蒙著小說的名,甚而至於且有成集的機會,無論如何總不能不說是一件僥幸的事,但僥幸雖使我不安於心,而懸揣人間暫時還有讀者,則究竟也仍然是高興的。


    所以我竟將我的短篇小說結集起來,而且付印了,又因為上麵所說的緣由,便稱之為《呐喊》。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日,


    魯迅記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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