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講過劉庚生的罪名,就想到開口和動筆,在現在的中國,實在也很難的,要穩當,還是不響的好。要不然,就常不免反弄到自己的頭上來。


    舉幾個例在這裏——


    十二年前,魯迅作的一篇《阿q正傳》,大約是想暴露國民的弱點的,雖然沒有說明自己是否也包含在裏麵。然而到得今年,有幾個人就用“阿q”來稱他自己了,這就是現世的惡報。


    八九年前,正人君子們辦了一種報〔1〕,說反對者是拿了盧布的,所以在學界搗亂。然而過了四五年,正人又是教授,君子化為主任〔2〕,靠俄款〔3〕享福,聽到停付,就要力爭了。這雖然是現世的善報,但也總是弄到自己的頭上來。


    不過用筆的人,即使小心,也總不免略欠周到的。最近的例,則如各報章上,“敵”呀,“逆”呀,“偽”呀,“傀儡國”呀,用得沸反盈天。不這樣寫,實在也不足以表示其愛國,且將為讀者所不滿。誰料得到“某機關通知〔4〕:禦侮要重實際,逆敵一類過度刺激字麵,無裨實際,後宜屏用”,而且黃委員長〔5〕抵平,發表政見,竟說是“中國和戰皆處被動,辦法難言,國難不止一端,亟謀最後挽救”(並見十八日《大晚報》北平電)的呢?……幸而還好,報上果然隻看見“日機威脅北平”之類的題目,沒有“過度刺激字麵”了,隻是“漢奸”的字樣卻還有。日既非敵,漢何雲奸,這似乎不能不說是一個大漏洞。好在漢人是不怕“過度刺激字麵”的,就是砍下頭來,掛在街頭,給中外士女欣賞,也從來不會有人來說一句話。


    這些處所,我們是知道說話之難的。


    從清朝的文字獄〔6〕以後,文人不敢做野史了,如果有誰能忘了三百年前的恐怖,隻要撮取報章,存其精英,就是一部不朽的大作。但自然,也不必神經過敏,豫先改稱為“上國”或“天機”的。


    五月十七日。


    〔1〕正人君子們辦了一種報指胡適、陳西瀅等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在北京創辦的《現代評論》周刊。陳西瀅曾在該刊第七十四期(一九二六年五月八日)發表《閑話》一則,誣蔑進步人士是“直接或間接用蘇俄金錢的人”。“正人君子”,是當時擁護北洋政府的北京《大同晚報》對現代評論派的吹捧,見一九二五年八月七日該報。〔2〕正人又是教授,君子化為主任陳西瀅曾任北京大學英文學係主任兼教授、武漢大學文學院長兼教授。胡適曾任北京大學哲學係教授,並於一九三一年任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3〕俄款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成功後,蘇俄政府宣布放棄帝俄在中國的一切特權,包括退還庚子賠款中尚未付給的部分。一九二四年五月中蘇複交,兩國簽訂《中俄協定》,其中規定退款除償付中國政府業經以俄款為抵押品的各項債務外,餘數全用於中國教育事業。一九二六年初,《現代評論》曾連續刊載談論“俄款用途”的文章,為“北京教育界”力爭俄款。九一八事變後,國民黨政府以“應付國難”為名,一再停付充作教育費用的庚子賠款,曾引起教育界有關人士的恐慌和抗議。


    〔4〕某機關通知指黃郛就任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後,為討好日本而發布的特別通知。


    〔5〕黃委員長即黃郛。


    〔6〕清朝的文字獄清代厲行民族壓迫政策,曾不斷大興文字獄,企圖用嚴刑峻法來消除漢族人民的反抗和民族思想,著名大獄有康熙年間莊廷鑨《明書》獄;雍正年間呂留良、曾靜獄;乾隆年間胡中藻《堅磨生詩鈔》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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