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先生最近常常用何家幹的筆名,在黎烈文主編的《申報》的《自由談》,發表不到五百字長的短文。好久不看見他老先生的文了,那種富於幽默性的諷刺的味兒,在中國的作家之林,當然還沒有人能超過魯迅先生。


    不過,聽說現在的魯迅先生已跑到十字街頭,站在革命的隊伍裏去了。那麽,像他這種有閑階級的幽默的作風,嚴格言之,實在不革命。我以為也應該轉變一下才是!譬如:魯迅先生不喜歡第三種人,討厭民族主義的文藝,他盡可痛快地直說,何必裝腔做勢,吞吞吐吐,打這麽許多灣兒。在他最近所處的環境,自然是除了那些恭頌蘇聯德政的獻詞以外,便沒有更通的文藝的。他認為第三種人不談這些,是比較最聰明的人;民族主義文藝者故意找出理由來文飾自己的不通,是比較次聰明的人。其言可謂盡深刻惡毒之能事。不過,現在最通的文藝,是不是僅有那些對蘇聯當局搖尾求媚的獻詞,不免還是疑問。如果先生們真是為著解放勞苦大眾而呐喊,猶可說也;假使,僅僅是為著個人的出路,故意製造一塊容易招搖的金字商標,以資號召而已。那麽,我就看不出先生們的苦心孤行,比到被你們所不齒的第三種人,以及民族主義文藝者,究竟是高多少。


    其實,先生們個人的生活,由我看來,並不比到被你們痛罵的小資作家更窮苦些。當然,魯迅先生是例外,大多數的所謂革命的作家,聽說,常常在上海的大跳舞場,拉斐花園裏,可以遇見他們伴著嬌美的愛侶,一麵喝香檳,一麵吃朱古力,興高采烈地跳著狐步舞,倦舞意懶,乘著雪亮的汽車,奔赴預定的香巢,度他們真個消魂的生活。明天起來,寫工人嗬!鬥爭嗬!之類的東西,拿去向書賈們所辦的刊物換取稿費,到晚上,照樣是生活在紅綠的燈光下,沉醉著,歡唱著,熱愛著。像這種優裕的生活,我不懂先生們還要叫什麽苦,喊什麽冤,你們的貓哭耗子的仁慈,是不是能博得勞苦大眾的同情,也許,在先生們自己都不免是絕大的疑問吧!


    如果中國人不能從文化的本身上做一點基礎的工夫,就這樣大家空喊一陣口號,糊鬧一陣,我想,把世界上無論那種最新穎最時髦的東西拿到中國來,都是毫無用處。我們承認現在的蘇俄,確實是有了他相當的成功,但,這不是偶然。他們從前所遺留下來的一部分文化的遺產,是多麽豐富,我們回溯到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國文學,音樂,美術,哲學,科學,那一件不是已經到達國際文化的水準。他們有了這些充實的根基,才能產生現在這些學有根蒂的領袖。我們僅僅渴慕人家的成功而不知道努力文化的根本的建樹,再等十年百年,乃至千年萬年,中國還是這樣,也許比現在更壞。


    不錯,中國的文化運動,也已有二十年的曆史了。但是,在這二十年中,在文化上究竟收獲到什麽。歐美的名著,在中國是否能有一冊比較可靠的譯本,文藝上的各種派別,各種主義,我們是否都拿得出一種代表作,其他如科學上的發明,思想上的創造,是否能有一種值得我們記憶。唉!中國的文化低落到這步田地,還談得到什麽呢!


    要是中國的文藝工作者,如不能從今天起,大家立誓做一番基本的工夫,多多地轉運一些文藝的糧食,多多地樹藝一些文藝的種子,我敢斷言:在現代的中國,決不會產生“最通的”文藝的。


    二月二十日《武漢日報》的《文藝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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