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三藏取經記》等〔1〕
闊別了多年的sf〔2〕君，忽然從日本東京寄給我一封信，轉來轉去，待我收到時，去發信的日子已經有二十天了。但這在我，卻真如空穀裏聽到跫然的足音〔3〕。信函中還附著一片十一月十四日東京《國民新聞》的記載，是德富蘇峰〔4〕氏糾正我那《小說史略》的謬誤的。
凡一本書的作者，對於外來的糾正，以為然的就遵從，以為非的就緘默，本不必有一一說明下筆時是什麽意思，怎樣取舍的必要。但蘇峰氏是日本深通“支那”的耆宿，《三藏取經記》〔5〕的收藏者，那措辭又很波俏，因此也就想來說幾句話。
首先還得翻出他的原文來——
魯迅氏之《中國小說史略》蘇峰生
頃讀魯迅氏之《中國小說史略》，有雲：
《大唐三藏法師取經記》三卷，舊本在日本，又有一小本曰《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內容悉同，卷尾一行雲“中瓦子張家印”，張家為宋時臨安書鋪，世因以為宋刊，然逮於元朝，張家或亦無恙，則此書或為元人所撰，未可知矣。……
這倒並非沒有聊加辯正的必要。
《大唐三藏取經記》者，實是我的成簣堂的插架中之一，而《取經詩話》的袖珍本，則是故三浦觀樹將軍的珍藏。這兩書，是都由明慧上人和紅葉廣知於世，從京都栂尾高山寺散出的。看那書中的高山寺的印記，又看高山寺藏書目錄，都證明著如此。
這不但作為宋槧的稀本；作為宋代所著的說話本（日本之所謂言文一致體），也最可珍重的的罷。然而魯迅氏卻輕輕地斷定道，“此書或為元人撰，未可知矣。”過於太早計了。
魯迅氏未見這兩書的原板，所以不知究竟，倘一見，則其為宋槧，決不容疑。其紙質，其墨色，其字體，無不皆然。
不僅因為張家是宋時的臨安的書鋪。
加之，至於成簣堂的《取經記》，則有著可以說是宋版的特色的闕字。好個羅振玉氏，於此早已覺到了。
皆（三浦本，成簣堂本）為高山寺舊藏。而此本（成簣堂藏《取經記》）刊刻尤精，書中栂字作栂，敬字缺末筆，蓋亦宋槧也。（《雪堂校刊群書敘錄》）
想魯迅氏未讀羅氏此文，所以疑是或為元人之作的罷。即使世間多不可思議事，元人著作的宋刻，是未必有可以存在的理由的。
羅振玉氏對於此書，曾這樣說。宋代平話，舊但有《宣和遺事》而已。近年若《五代平話》，《京本小說》，漸有重刊本。宋人平話之傳於人間者，至是遂得四種。因為是斯學界中如此重要的書籍，所以明白其真相，未必一定是無用之業罷。
總之，蘇峰氏的意思，無非在證明《三藏取經記》等是宋槧。其論據有三——
一紙墨字體是宋；
二宋諱缺筆〔6〕；
三羅振玉〔7〕氏說是宋刻。
說起來也慚愧，我雖然草草編了一本《小說史略》，而家無儲書，罕見舊刻，所用為資料的，幾乎都是翻刻本，新印本，甚而至於是石印本，序跋及撰人名，往往缺失，所以漏略錯誤，一定很多。但《三藏法師取經記》及《詩話》兩種，所見的卻是羅氏影印本，紙墨雖新，而字體和缺筆是看得出的。那後麵就有羅跋，正不必再求之於《雪堂校刊群書敘錄》，我所謂“世因以為宋刊”，即指羅跋而言。現在蘇峰氏所舉的三證中，除紙墨因確未目睹，無從然否外，其餘二事，則那時便已不足使我信受，因此就不免“疑”起來了。
某朝諱缺筆是某朝刻本，是藏書家考定版本的初步秘訣，隻要稍看過幾部舊書的人，大抵知道的。何況缺筆的栂字的怎樣地觸目。但我卻以為這並不足以確定為宋本。前朝的缺筆字，因為故意或習慣，也可以沿至後一朝。例如我們民國已至十五年了，而遺老們所刻的書，驚字還“敬缺末筆”。非遺老們所刻的書，儀字玄字也常常缺筆，或者以甯代儀，以元代玄。這都是在民國而諱清諱；不足為清朝刻本的證據。京師圖書館所藏的《易林注》〔8〕殘本（現有影印本，在《四部叢刊》中），甯字儀字都缺筆的，紙質，墨色，字體，都似宋；
而且是蝶裝〔9〕，繆荃蓀〔10〕氏便定為宋本。但細看內容，卻引用著陰時夫的《韻府群玉》〔11〕，而陰時夫則是道道地地的元人。所以我以為不能據缺筆字便確定為某朝刻，尤其是當時視為無足重輕的小說和劇曲之類。
羅氏的論斷，在日本或者很被引為典據罷，但我卻並不盡信奉，不但書跋，連書畫金石的題跋，無不皆然。即如羅氏所舉宋代平話四種中，《宣和遺事》〔12〕我也定為元人作，但這並非我的輕輕斷定，是根據了明人胡應麟〔13〕氏所說的。而且那書是抄撮而成，文言和白話都有，也不盡是“平話”。
我的看書，和藏書家稍不同，是不盡相信缺筆，抬頭，以及羅氏題跋的。因此那時便疑；隻是疑，所以說“或”，說“未可知”。我並非想要唐突宋槧和收藏者，即使如何廓大其冒昧，似乎也不過輕疑而已，至於“輕輕地斷定”，則殆未也。
但在未有更確的證明之前，我的“疑”是存在的。待證明之後，就成為這樣的事：魯迅疑是元刻，為元人作；今確是宋槧，故為宋人作。無論如何，蘇峰氏所豫想的“元人著作的宋版”這滑稽劇，是未必能夠開演的。
然而在考辨的文字中雜入一點滑稽輕薄的論調，每容易迷眩一般讀者，使之失去冷靜，墜入彀中，所以我便譯出，並略加說明，如上。
十二月二十日。
※※※
〔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五日《北新》周刊第二十一期。
〔2〕sf指日本福岡誠一。愛羅先珂的朋友，曾與愛羅先珂同在魯迅家中住過。《魯迅日記》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九日載：“得淑卿信，九日發，附福岡君函。”即指此信。
〔3〕跫然的足音語出《莊子·徐無鬼》：“夫逃虛空者，……
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通常便用“空穀足音”比喻難得的令人欣喜的消息。
〔4〕德富蘇峰（1863—1957）日本著作家。曾任參議院議員、東京國民新聞社社長。著有《人物管見》、《成簣堂閑記》等。
〔5〕《三藏取經記》即《大唐三藏取經記》。舊藏日本京都高山寺，後歸德富蘇峰成簣堂文庫。書缺第一卷的上半卷和第二卷。下文的《大唐三藏取經詩話》，舊藏日本高山寺，後歸大倉喜七郎。書缺上卷第一則和中卷第八則。兩書均為三卷，內容完全相同。
〔6〕缺筆從唐代開始的一種避諱方式，即在書寫或鐫刻本朝皇帝或尊長的名字時省略最末一筆。
〔7〕羅振玉（1866—1940）字叔蘊，別署雪堂，浙江上虞人，清朝遺老。辛亥革命後，長期從事複辟活動；九一八事變後，在偽“滿洲國”做了漢奸。所著《雪堂校刊群書敘錄》，共二卷，一九一八年出版。
〔8〕《易林注》《易林》，西漢焦贛（延壽）撰，十六卷。京師圖書館（今北京圖書館）所藏殘本，實為元刊。《四部叢刊》中有全本，係借吳興蔣氏密韻樓影元寫本補足。《易林注》是後人的注本；作者這裏所說的《易林注》是元代人的注本。
〔9〕蝶裝即蝴蝶裝，圖書裝訂名稱。其法係將書葉反折，即有字的紙麵相對折疊，將中縫的背口粘連，再用厚紙包裝作封麵。翻閱時，開展如蝴蝶的雙翅，故名。
〔10〕繆荃蓀（1844—1919）字筱珊，號藝風，江蘇江陰人，清光緒進士，藏書家、版本學家。著有《藝風堂藏書記》、《藝風堂文集》等。
〔11〕陰時夫陰幼遇，字時夫，元代江西奉新人。《韻府群玉》，是他所撰的一部類書，二十卷。
〔12〕《宣和遺事》即《大宋宣和遺事》。宋元間人作。分四集或前後二集，內容敘述北宋衰亡和南宋南遷臨安時期的史事。
〔13〕胡應麟（1551—1602）字元瑞，浙江蘭谿人，明代學者。
著有《少室山房筆叢》、《少室山房類稿》等。他說《宣和遺事》為元朝人所作的話，見《筆叢》卷四十一，魯迅已收入《小說舊聞鈔》的《大宋宣和遺事》條內。
闊別了多年的sf〔2〕君，忽然從日本東京寄給我一封信，轉來轉去，待我收到時，去發信的日子已經有二十天了。但這在我，卻真如空穀裏聽到跫然的足音〔3〕。信函中還附著一片十一月十四日東京《國民新聞》的記載，是德富蘇峰〔4〕氏糾正我那《小說史略》的謬誤的。
凡一本書的作者，對於外來的糾正，以為然的就遵從，以為非的就緘默，本不必有一一說明下筆時是什麽意思，怎樣取舍的必要。但蘇峰氏是日本深通“支那”的耆宿，《三藏取經記》〔5〕的收藏者，那措辭又很波俏，因此也就想來說幾句話。
首先還得翻出他的原文來——
魯迅氏之《中國小說史略》蘇峰生
頃讀魯迅氏之《中國小說史略》，有雲：
《大唐三藏法師取經記》三卷，舊本在日本，又有一小本曰《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內容悉同，卷尾一行雲“中瓦子張家印”，張家為宋時臨安書鋪，世因以為宋刊，然逮於元朝，張家或亦無恙，則此書或為元人所撰，未可知矣。……
這倒並非沒有聊加辯正的必要。
《大唐三藏取經記》者，實是我的成簣堂的插架中之一，而《取經詩話》的袖珍本，則是故三浦觀樹將軍的珍藏。這兩書，是都由明慧上人和紅葉廣知於世，從京都栂尾高山寺散出的。看那書中的高山寺的印記，又看高山寺藏書目錄，都證明著如此。
這不但作為宋槧的稀本；作為宋代所著的說話本（日本之所謂言文一致體），也最可珍重的的罷。然而魯迅氏卻輕輕地斷定道，“此書或為元人撰，未可知矣。”過於太早計了。
魯迅氏未見這兩書的原板，所以不知究竟，倘一見，則其為宋槧，決不容疑。其紙質，其墨色，其字體，無不皆然。
不僅因為張家是宋時的臨安的書鋪。
加之，至於成簣堂的《取經記》，則有著可以說是宋版的特色的闕字。好個羅振玉氏，於此早已覺到了。
皆（三浦本，成簣堂本）為高山寺舊藏。而此本（成簣堂藏《取經記》）刊刻尤精，書中栂字作栂，敬字缺末筆，蓋亦宋槧也。（《雪堂校刊群書敘錄》）
想魯迅氏未讀羅氏此文，所以疑是或為元人之作的罷。即使世間多不可思議事，元人著作的宋刻，是未必有可以存在的理由的。
羅振玉氏對於此書，曾這樣說。宋代平話，舊但有《宣和遺事》而已。近年若《五代平話》，《京本小說》，漸有重刊本。宋人平話之傳於人間者，至是遂得四種。因為是斯學界中如此重要的書籍，所以明白其真相，未必一定是無用之業罷。
總之，蘇峰氏的意思，無非在證明《三藏取經記》等是宋槧。其論據有三——
一紙墨字體是宋；
二宋諱缺筆〔6〕；
三羅振玉〔7〕氏說是宋刻。
說起來也慚愧，我雖然草草編了一本《小說史略》，而家無儲書，罕見舊刻，所用為資料的，幾乎都是翻刻本，新印本，甚而至於是石印本，序跋及撰人名，往往缺失，所以漏略錯誤，一定很多。但《三藏法師取經記》及《詩話》兩種，所見的卻是羅氏影印本，紙墨雖新，而字體和缺筆是看得出的。那後麵就有羅跋，正不必再求之於《雪堂校刊群書敘錄》，我所謂“世因以為宋刊”，即指羅跋而言。現在蘇峰氏所舉的三證中，除紙墨因確未目睹，無從然否外，其餘二事，則那時便已不足使我信受，因此就不免“疑”起來了。
某朝諱缺筆是某朝刻本，是藏書家考定版本的初步秘訣，隻要稍看過幾部舊書的人，大抵知道的。何況缺筆的栂字的怎樣地觸目。但我卻以為這並不足以確定為宋本。前朝的缺筆字，因為故意或習慣，也可以沿至後一朝。例如我們民國已至十五年了，而遺老們所刻的書，驚字還“敬缺末筆”。非遺老們所刻的書，儀字玄字也常常缺筆，或者以甯代儀，以元代玄。這都是在民國而諱清諱；不足為清朝刻本的證據。京師圖書館所藏的《易林注》〔8〕殘本（現有影印本，在《四部叢刊》中），甯字儀字都缺筆的，紙質，墨色，字體，都似宋；
而且是蝶裝〔9〕，繆荃蓀〔10〕氏便定為宋本。但細看內容，卻引用著陰時夫的《韻府群玉》〔11〕，而陰時夫則是道道地地的元人。所以我以為不能據缺筆字便確定為某朝刻，尤其是當時視為無足重輕的小說和劇曲之類。
羅氏的論斷，在日本或者很被引為典據罷，但我卻並不盡信奉，不但書跋，連書畫金石的題跋，無不皆然。即如羅氏所舉宋代平話四種中，《宣和遺事》〔12〕我也定為元人作，但這並非我的輕輕斷定，是根據了明人胡應麟〔13〕氏所說的。而且那書是抄撮而成，文言和白話都有，也不盡是“平話”。
我的看書，和藏書家稍不同，是不盡相信缺筆，抬頭，以及羅氏題跋的。因此那時便疑；隻是疑，所以說“或”，說“未可知”。我並非想要唐突宋槧和收藏者，即使如何廓大其冒昧，似乎也不過輕疑而已，至於“輕輕地斷定”，則殆未也。
但在未有更確的證明之前，我的“疑”是存在的。待證明之後，就成為這樣的事：魯迅疑是元刻，為元人作；今確是宋槧，故為宋人作。無論如何，蘇峰氏所豫想的“元人著作的宋版”這滑稽劇，是未必能夠開演的。
然而在考辨的文字中雜入一點滑稽輕薄的論調，每容易迷眩一般讀者，使之失去冷靜，墜入彀中，所以我便譯出，並略加說明，如上。
十二月二十日。
※※※
〔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五日《北新》周刊第二十一期。
〔2〕sf指日本福岡誠一。愛羅先珂的朋友，曾與愛羅先珂同在魯迅家中住過。《魯迅日記》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九日載：“得淑卿信，九日發，附福岡君函。”即指此信。
〔3〕跫然的足音語出《莊子·徐無鬼》：“夫逃虛空者，……
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通常便用“空穀足音”比喻難得的令人欣喜的消息。
〔4〕德富蘇峰（1863—1957）日本著作家。曾任參議院議員、東京國民新聞社社長。著有《人物管見》、《成簣堂閑記》等。
〔5〕《三藏取經記》即《大唐三藏取經記》。舊藏日本京都高山寺，後歸德富蘇峰成簣堂文庫。書缺第一卷的上半卷和第二卷。下文的《大唐三藏取經詩話》，舊藏日本高山寺，後歸大倉喜七郎。書缺上卷第一則和中卷第八則。兩書均為三卷，內容完全相同。
〔6〕缺筆從唐代開始的一種避諱方式，即在書寫或鐫刻本朝皇帝或尊長的名字時省略最末一筆。
〔7〕羅振玉（1866—1940）字叔蘊，別署雪堂，浙江上虞人，清朝遺老。辛亥革命後，長期從事複辟活動；九一八事變後，在偽“滿洲國”做了漢奸。所著《雪堂校刊群書敘錄》，共二卷，一九一八年出版。
〔8〕《易林注》《易林》，西漢焦贛（延壽）撰，十六卷。京師圖書館（今北京圖書館）所藏殘本，實為元刊。《四部叢刊》中有全本，係借吳興蔣氏密韻樓影元寫本補足。《易林注》是後人的注本；作者這裏所說的《易林注》是元代人的注本。
〔9〕蝶裝即蝴蝶裝，圖書裝訂名稱。其法係將書葉反折，即有字的紙麵相對折疊，將中縫的背口粘連，再用厚紙包裝作封麵。翻閱時，開展如蝴蝶的雙翅，故名。
〔10〕繆荃蓀（1844—1919）字筱珊，號藝風，江蘇江陰人，清光緒進士，藏書家、版本學家。著有《藝風堂藏書記》、《藝風堂文集》等。
〔11〕陰時夫陰幼遇，字時夫，元代江西奉新人。《韻府群玉》，是他所撰的一部類書，二十卷。
〔12〕《宣和遺事》即《大宋宣和遺事》。宋元間人作。分四集或前後二集，內容敘述北宋衰亡和南宋南遷臨安時期的史事。
〔13〕胡應麟（1551—1602）字元瑞，浙江蘭谿人，明代學者。
著有《少室山房筆叢》、《少室山房類稿》等。他說《宣和遺事》為元朝人所作的話，見《筆叢》卷四十一，魯迅已收入《小說舊聞鈔》的《大宋宣和遺事》條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