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這些體式上截然不同的東西，集合了做成一本書樣子的緣由，說起來是很沒有什麽冠冕堂皇的。首先就因為偶爾看見了幾篇將近二十年前所做的所謂文章。這是我做的麽？我想。看下去，似乎也確是我做的。那是寄給《河南》2的稿子；因為那編輯先生有一種怪脾氣，文章要長，愈長，稿費便愈多。所以如《摩羅詩力說》那樣，簡直是生湊。倘在這幾年，大概不至於那麽做了。又喜歡做怪句子和寫古字，這是受了當時的《民報》3的影響；現在為排印的方便起見，改了一點，其餘的便都由他。這樣生澀的東西，倘是別人的，我恐怕不免要勸他“割愛”，但自己卻總還想將這存留下來，而且也並不“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4，愈老就愈進步。其中所說的幾個詩人，至今沒有人再提起，也是使我不忍拋棄舊稿的一個小原因。他們的名，先前是怎樣地使我激昂嗬，民國告成以後，我便將他們忘卻了，而不料現在他們竟又時時在我的眼前出現。
其次，自然因為還有人要看，但尤其是因為又有人憎惡著我的文章。說話說到有人厭惡，比起毫無動靜來，還是一種幸福。天下不舒服的人們多著，而有些人們卻一心一意在造專給自己舒服的世界。這是不能如此便宜的，也給他們放一點可惡的東西在眼前，使他有時小不舒服，知道原來自己的世界也不容易十分美滿。蒼蠅的飛鳴，是不知道人們在憎惡他的；我卻明知道，然而隻要能飛鳴就偏要飛鳴。我的可惡有時自己也覺得，即如我的戒酒，吃魚肝油，以望延長我的生命，倒不盡是為了我的愛人，大大半乃是為了我的敵人，——給他們說得體麵一點，就是敵人罷——要在他的好世界上多留一些缺陷。君子之徒5曰：你何以不罵殺人不眨眼的軍閥呢6？斯亦卑怯也已！但我是不想上這些誘殺手段的當的。木皮道人7說得好，“幾年家軟刀子割頭不覺死”，我就要專指斥那些自稱“無槍階級”而其實是拿著軟刀子的妖魔。即如上麵所引的君子之徒的話，也就是一把軟刀子。假如遭了筆禍了，你以為他就尊你為烈士了麽？不，那時另有一番風涼話。倘不信，可看他們怎樣評論那死於三一八慘殺的青年8。
此外，在我自己，還有一點小意義，就是這總算是生活的一部分的痕跡。所以雖然明知道過去已經過去，神魂是無法追躡的，但總不能那麽決絕，還想將糟粕收斂起來，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墳，一麵是埋藏，一麵也是留戀。至於不遠的踏成平地，那是不想管，也無從管了。
我十分感謝我的幾個朋友，替我搜集，抄寫，校印，各費去許多追不回來的光陰。我的報答，卻隻能希望當這書印釘成工時，或者可以博得各人的真心愉快的一笑。別的奢望，並沒有什麽；至多，但願這本書能夠暫時躺在書攤上的書堆裏，正如博厚的大地，不至於容不下一點小土塊。再進一步，可就有些不安分了，那就是中國人的思想，趣味，目下幸而還未被所謂正人君子所統一，譬如有的專愛瞻仰皇陵，有的卻喜歡憑吊荒塚，無論怎樣，一時大概總還有不惜一顧的人罷。隻要這樣，我就非常滿足了；那滿足，蓋不下於取得富家的千金雲。
一九二六年十月三十大風之夜，魯迅記於廈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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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日北京《語絲》周刊一○六期，題為《〈墳〉的題記》。
2《河南》月刊，我國留日學生一九○七年（清光緒三十三年）十二月創辦於東京，程克、孫竹丹等人主編。一九○一年“辛醜條約”後至辛亥革命期間，我國留日學生有數千人，其中多數傾向於反清革命，他們進行各種反清活動，出版了許多書報。其中有十多種雜誌是以各省留日同鄉會或各省留日同人的名義出版的，內容偏重於有關各省當時的政治、社會和文化問題，從事民族民主革命的宣傳和科學的啟蒙宣傳，如《浙江潮》、《江蘇》、《漢聲》、《洞庭波》、《雲南》、《四川》等，《河南》就是這些雜誌中的一種。作者在該刊發表的文章，有收入本書的《人之曆史》等四篇，收入《集外集拾遺補編》的《破惡聲論》和收入《魯迅譯文集》第十卷《譯叢補》的《裴彖飛詩論》（兩篇都是未完稿）。
3《民報》月刊，同盟會的機關雜誌。一九○五年十一月在東京創刊，內容主要是宣傳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主張，共出二十六期。自一九○六年九月第七號起由章太炎主編。章太炎（1869—1936），名炳麟，號太炎，浙江餘杭人，清末革命家、學者。他在《民報》發表的文章，喜用古字和生僻字句。這裏說的受《民報》的影響，即指受章太炎的影響。
4“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語出《淮南子·原道訓》：“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
5這裏的君子之徒和下文的所謂正人君子，指當時現代評論派的人們。
《現代評論》周刊是當時一部分資產階級大學教授所辦的一種同人雜誌，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創刊於北京，一九二七年七月移至上海出版，至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停刊。它主要是刊登政論，同時也發表文藝創作、文藝評論。主要撰稿人是王世傑、高一涵、胡適、陳源（筆名西瀅）、徐誌摩、唐有壬等，也采用一些外來投稿。其中胡適雖沒有參加實際編輯，但事實上是這個刊物的首領。這派人物和帝國主義——特別是美英帝國主義、北洋軍閥以及後來的國民黨反動派有密切的關係。他們以自由主義的麵目出現，積極充當帝國主義及買辦資產階級的代言人；他們辦的這個刊物的主要特色，就是時而曲折時而露骨地反對當時在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群眾的革命鬥爭。如五卅運動發生後，胡適、陳源和其他一些人都曾先後在該刊發表文章，誣蔑在共產黨領導下由工人、學生和市民所形成的廣大的反帝運動。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在北京屠殺愛國人民時，該刊公然誣蔑被殺的愛國群眾，替段祺瑞辯護。一九二七年四月蔣介石舉行反革命政變以後，該刊逐步投靠蔣介石政權，成為赤裸裸的反共反人民的刊物。
作者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之間，曾不斷發表文章，對這個刊物的反動言論進行鬥爭，揭穿了這派人物的假麵目和反動本質。這些文章，都收在本書和《華蓋集》、《華蓋集續編》、《而已集》中。
“正人君子”，是當時擁護北洋軍閥政府的《大同晚報》於一九二五年八月七日的一篇報導中，吹捧現代評論派的話；魯迅在雜文中常引用它來諷刺這一派人。
6這裏說的不罵軍閥和下文的“無槍階級”，都見於《現代評論》第四卷第八十九期（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一日）署名涵廬（即高一涵）的一則《閑話》中，原文說：“我二十四分的希望一般文人彼此收起互罵的法寶，做我們應該做的和值得做的事業。萬一罵溜了嘴，不能收束，正可以同那實在可罵而又實在不敢罵的人們，鬥鬥法寶，就是到天橋走走，似乎也還值得些！否則既不敢到天橋去，又不肯不罵人，所以專將法寶在無槍階級的頭上亂祭，那末，罵人誠然是罵人，卻是高傲也難乎其為高傲罷。”按當時北京的刑場在天橋附近。
7木皮道人應作木皮散人，是明代遺民賈鳧西的別號。賈鳧西（約1592—1674），名應寵，山東曲阜人。這裏所引的話，見於他所著的《木皮散人鼓詞》中關於周武王滅商紂王的一段：“多虧了散宜生定下胭粉計，獻上個興周滅商的女嬌娃；……他爺們（按指周文王、武王父子等）晝夜商量行仁政，那紂王胡裏胡塗在黑影爬；幾年家軟刀子割頭不覺死，隻等得太白旗懸才知道命有差。”魯迅在這裏借用“軟刀子”來比喻現代評論派的反動言論。
8三一八慘案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二日，馮玉祥所部國民軍與奉係軍閥作戰，日本帝國主義出動軍艦支持奉軍，炮擊國民軍，並聯合英美法意等國，於十六日以最後通牒向北洋政府提出撤除大沽口國防設備等無理要求。三月十八日，北京各界人民激於愛國義憤，在天安門集會抗議，會後結隊赴段祺瑞執政府請願，要求拒絕八國通牒，段竟令衛隊開槍射擊，當場死、傷二百餘人。慘案發生後，《現代評論》第三卷第六十八期（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七日）發表陳西瀅評論此案的《閑話》，誣蔑被慘殺的愛國群眾“沒有審判力”，是受了“民眾領袖”的欺騙，“參加種種他們還莫明其妙的運動”，“冒槍林彈雨的險，受踐踏死傷的苦！”又險惡地把這次慘案的責任推到他們所說的“民眾領袖”身上，說這些人“犯了故意引人去死地的嫌疑”，“罪孽”“不下於開槍殺人者”等等。參看《華蓋集續編》中的《“死地”》、《空談》等篇。
其次，自然因為還有人要看，但尤其是因為又有人憎惡著我的文章。說話說到有人厭惡，比起毫無動靜來，還是一種幸福。天下不舒服的人們多著，而有些人們卻一心一意在造專給自己舒服的世界。這是不能如此便宜的，也給他們放一點可惡的東西在眼前，使他有時小不舒服，知道原來自己的世界也不容易十分美滿。蒼蠅的飛鳴，是不知道人們在憎惡他的；我卻明知道，然而隻要能飛鳴就偏要飛鳴。我的可惡有時自己也覺得，即如我的戒酒，吃魚肝油，以望延長我的生命，倒不盡是為了我的愛人，大大半乃是為了我的敵人，——給他們說得體麵一點，就是敵人罷——要在他的好世界上多留一些缺陷。君子之徒5曰：你何以不罵殺人不眨眼的軍閥呢6？斯亦卑怯也已！但我是不想上這些誘殺手段的當的。木皮道人7說得好，“幾年家軟刀子割頭不覺死”，我就要專指斥那些自稱“無槍階級”而其實是拿著軟刀子的妖魔。即如上麵所引的君子之徒的話，也就是一把軟刀子。假如遭了筆禍了，你以為他就尊你為烈士了麽？不，那時另有一番風涼話。倘不信，可看他們怎樣評論那死於三一八慘殺的青年8。
此外，在我自己，還有一點小意義，就是這總算是生活的一部分的痕跡。所以雖然明知道過去已經過去，神魂是無法追躡的，但總不能那麽決絕，還想將糟粕收斂起來，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墳，一麵是埋藏，一麵也是留戀。至於不遠的踏成平地，那是不想管，也無從管了。
我十分感謝我的幾個朋友，替我搜集，抄寫，校印，各費去許多追不回來的光陰。我的報答，卻隻能希望當這書印釘成工時，或者可以博得各人的真心愉快的一笑。別的奢望，並沒有什麽；至多，但願這本書能夠暫時躺在書攤上的書堆裏，正如博厚的大地，不至於容不下一點小土塊。再進一步，可就有些不安分了，那就是中國人的思想，趣味，目下幸而還未被所謂正人君子所統一，譬如有的專愛瞻仰皇陵，有的卻喜歡憑吊荒塚，無論怎樣，一時大概總還有不惜一顧的人罷。隻要這樣，我就非常滿足了；那滿足，蓋不下於取得富家的千金雲。
一九二六年十月三十大風之夜，魯迅記於廈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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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日北京《語絲》周刊一○六期，題為《〈墳〉的題記》。
2《河南》月刊，我國留日學生一九○七年（清光緒三十三年）十二月創辦於東京，程克、孫竹丹等人主編。一九○一年“辛醜條約”後至辛亥革命期間，我國留日學生有數千人，其中多數傾向於反清革命，他們進行各種反清活動，出版了許多書報。其中有十多種雜誌是以各省留日同鄉會或各省留日同人的名義出版的，內容偏重於有關各省當時的政治、社會和文化問題，從事民族民主革命的宣傳和科學的啟蒙宣傳，如《浙江潮》、《江蘇》、《漢聲》、《洞庭波》、《雲南》、《四川》等，《河南》就是這些雜誌中的一種。作者在該刊發表的文章，有收入本書的《人之曆史》等四篇，收入《集外集拾遺補編》的《破惡聲論》和收入《魯迅譯文集》第十卷《譯叢補》的《裴彖飛詩論》（兩篇都是未完稿）。
3《民報》月刊，同盟會的機關雜誌。一九○五年十一月在東京創刊，內容主要是宣傳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主張，共出二十六期。自一九○六年九月第七號起由章太炎主編。章太炎（1869—1936），名炳麟，號太炎，浙江餘杭人，清末革命家、學者。他在《民報》發表的文章，喜用古字和生僻字句。這裏說的受《民報》的影響，即指受章太炎的影響。
4“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語出《淮南子·原道訓》：“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
5這裏的君子之徒和下文的所謂正人君子，指當時現代評論派的人們。
《現代評論》周刊是當時一部分資產階級大學教授所辦的一種同人雜誌，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創刊於北京，一九二七年七月移至上海出版，至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停刊。它主要是刊登政論，同時也發表文藝創作、文藝評論。主要撰稿人是王世傑、高一涵、胡適、陳源（筆名西瀅）、徐誌摩、唐有壬等，也采用一些外來投稿。其中胡適雖沒有參加實際編輯，但事實上是這個刊物的首領。這派人物和帝國主義——特別是美英帝國主義、北洋軍閥以及後來的國民黨反動派有密切的關係。他們以自由主義的麵目出現，積極充當帝國主義及買辦資產階級的代言人；他們辦的這個刊物的主要特色，就是時而曲折時而露骨地反對當時在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群眾的革命鬥爭。如五卅運動發生後，胡適、陳源和其他一些人都曾先後在該刊發表文章，誣蔑在共產黨領導下由工人、學生和市民所形成的廣大的反帝運動。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在北京屠殺愛國人民時，該刊公然誣蔑被殺的愛國群眾，替段祺瑞辯護。一九二七年四月蔣介石舉行反革命政變以後，該刊逐步投靠蔣介石政權，成為赤裸裸的反共反人民的刊物。
作者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之間，曾不斷發表文章，對這個刊物的反動言論進行鬥爭，揭穿了這派人物的假麵目和反動本質。這些文章，都收在本書和《華蓋集》、《華蓋集續編》、《而已集》中。
“正人君子”，是當時擁護北洋軍閥政府的《大同晚報》於一九二五年八月七日的一篇報導中，吹捧現代評論派的話；魯迅在雜文中常引用它來諷刺這一派人。
6這裏說的不罵軍閥和下文的“無槍階級”，都見於《現代評論》第四卷第八十九期（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一日）署名涵廬（即高一涵）的一則《閑話》中，原文說：“我二十四分的希望一般文人彼此收起互罵的法寶，做我們應該做的和值得做的事業。萬一罵溜了嘴，不能收束，正可以同那實在可罵而又實在不敢罵的人們，鬥鬥法寶，就是到天橋走走，似乎也還值得些！否則既不敢到天橋去，又不肯不罵人，所以專將法寶在無槍階級的頭上亂祭，那末，罵人誠然是罵人，卻是高傲也難乎其為高傲罷。”按當時北京的刑場在天橋附近。
7木皮道人應作木皮散人，是明代遺民賈鳧西的別號。賈鳧西（約1592—1674），名應寵，山東曲阜人。這裏所引的話，見於他所著的《木皮散人鼓詞》中關於周武王滅商紂王的一段：“多虧了散宜生定下胭粉計，獻上個興周滅商的女嬌娃；……他爺們（按指周文王、武王父子等）晝夜商量行仁政，那紂王胡裏胡塗在黑影爬；幾年家軟刀子割頭不覺死，隻等得太白旗懸才知道命有差。”魯迅在這裏借用“軟刀子”來比喻現代評論派的反動言論。
8三一八慘案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二日，馮玉祥所部國民軍與奉係軍閥作戰，日本帝國主義出動軍艦支持奉軍，炮擊國民軍，並聯合英美法意等國，於十六日以最後通牒向北洋政府提出撤除大沽口國防設備等無理要求。三月十八日，北京各界人民激於愛國義憤，在天安門集會抗議，會後結隊赴段祺瑞執政府請願，要求拒絕八國通牒，段竟令衛隊開槍射擊，當場死、傷二百餘人。慘案發生後，《現代評論》第三卷第六十八期（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七日）發表陳西瀅評論此案的《閑話》，誣蔑被慘殺的愛國群眾“沒有審判力”，是受了“民眾領袖”的欺騙，“參加種種他們還莫明其妙的運動”，“冒槍林彈雨的險，受踐踏死傷的苦！”又險惡地把這次慘案的責任推到他們所說的“民眾領袖”身上，說這些人“犯了故意引人去死地的嫌疑”，“罪孽”“不下於開槍殺人者”等等。參看《華蓋集續編》中的《“死地”》、《空談》等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