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開頭
聽說今年上海的熱，是六十年來所未有的。白天出去混飯，晚上低頭回家，屋子裏還是熱，並且加上蚊子。這時候，隻有門外是天堂。因為海邊的緣故罷，總有些風，用不著揮扇。雖然彼此有些認識，卻不常見麵的寓在四近的亭子間或擱樓裏的鄰人也都坐出來了，他們有的是店員，有的是書局裏的校對員，有的是製圖工人的好手。大家都已經做得筋疲力盡，歎著苦，但這時總還算有閑的，所以也談閑天。
閑天的範圍也並不小：談旱災，談求雨，談吊膀子，談三寸怪人幹，談洋米，談裸腿，〔2〕也談古文，談白話，談大眾語。因為我寫過幾篇白話文，所以關於古文之類他們特別要聽我的話，我也隻好特別說的多。這樣的過了兩三夜，才給別的話岔開，也總算談完了。不料過了幾天之後，有幾個還要我寫出來。
他們裏麵，有的是因為我看過幾本古書，所以相信我的，有的是因為我看過一點洋書，有的又因為我看古書也看洋書；但有幾位卻因此反不相信我，說我是蝙蝠。我說到古文，他就笑道，你不是唐宋八大家〔3〕，能信麽？我談到大眾語，他又笑道：你又不是勞苦大眾，講什麽海話呢？
這也是真的。我們講旱災的時候，就講到一位老爺下鄉查災，說有些地方是本可以不成災的，現在成災，是因為農民懶，不戽水。但一種報上，卻記著一個六十老翁，因兒子戽水乏力而死，災象如故，無路可走，自殺了。老爺和鄉下人，意見是真有這麽的不同的。那麽，我的夜談，恐怕也終不過是一個門外閑人的空話罷了。
颶風過後，天氣也涼爽了一些，但我終於照著希望我寫的幾個人的希望，寫出來了，比口語簡單得多，大致卻無異，算是抄給我們一流人看的。當時隻憑記憶，亂引古書，說話是耳邊風，錯點不打緊，寫在紙上，卻使我很躊躇，但自己又苦於沒有原書可對，這隻好請讀者隨時指正了。·一·九·三·四·年，·八·月·十·六·夜，·寫·完·並·記。二字是什麽人造的？
字是什麽人造的？
我們聽慣了一件東西，總是古時候一位聖賢所造的故事，對於文字，也當然要有這質問。但立刻就有忘記了來源的答話：字是倉頡〔4〕造的。
這是一般的學者的主張，他自然有他的出典。我還見過一幅這位倉頡的畫像，是生著四隻眼睛的老頭陀。可見要造文字，相貌先得出奇，我們這種隻有兩隻眼睛的人，是不但本領不夠，連相貌也不配的。
然而做《易經》〔5〕的人（我不知道是誰），卻比較的聰明，他說：“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他不說倉頡，隻說“後世聖人”，不說創造，隻說掉換，真是謹慎得很；也許他無意中就不相信古代會有一個獨自造出許多文字來的人的了，所以就隻是這麽含含胡胡的來一句。
但是，用書契來代結繩的人，又是什麽腳色呢？文學家？不錯，從現在的所謂文學家的最要賣弄文字，奪掉筆杆便一無所能的事實看起來，的確首先就要想到他；他也的確應該給自己的吃飯家夥出點力。然而並不是的。有史以前的人們，雖然勞動也唱歌，求愛也唱歌，他卻並不起草，或者留稿子，因為他做夢也想不到賣詩稿，編全集，而且那時的社會裏，也沒有報館和書鋪子，文字毫無用處。據有些學者告訴我們的話來看，這在文字上用了一番工夫的，想來該是史官了。
原始社會裏，大約先前隻有巫，待到漸次進化，事情繁複了，有些事情，如祭祀，狩獵，戰爭……之類，漸有記住的必要，巫就隻好在他那本職的“降神”之外，一麵也想法子來記事，這就是“史”的開頭。況且“升中於天”〔6〕，他在本職上，也得將記載酋長和他的治下的大事的冊子，燒給上帝看，因此一樣的要做文章——雖然這大約是後起的事。再後來，職掌分得更清楚了，於是就有專門記事的史官。文字就是史官必要的工具，古人說：“倉頡，黃帝史。”〔7〕第一句未可信，但指出了史和文字的關係，卻是很有意思的。至於後來的“文學家”用它來寫“阿呀呀，我的愛喲，我要死了！”
那些佳句，那不過是享享現成的罷了，“何足道哉”！三字是怎麽來的？
照《易經》說，書契之前明明是結繩；我們那裏的鄉下人，碰到明天要做一件緊要事，怕得忘記時，也常常說：“褲帶上打一個結！”那麽，我們的古聖人，是否也用一條長繩，有一件事就打一個結呢？恐怕是不行的。隻有幾個結還記得，一多可就糟了。或者那正是伏羲皇上的“八封”〔8〕之流，三條繩一組，都不打結是“乾”，中間各打一結是“坤”罷？恐怕也不對。八組尚可，六十四組就難記，何況還會有五百十二組呢。隻有在秘魯還有存留的“打結字”（quippus）〔9〕，用一條橫繩，掛上許多直繩，拉來拉去的結起來，網不像網，倒似乎還可以表現較多的意思。我們上古的結繩，恐怕也是如此的罷。但它既然被書契掉換，又不是書契的祖宗，我們也不妨暫且不去管它了。
夏禹的“岣嶁碑”〔10〕是道士們假造的；現在我們能在實物上看見的最古的文字，隻有商朝的甲骨和鍾鼎文。但這些，都已經很進步了，幾乎找不出一個原始形態。隻在銅器上，有時還可以看見一點寫實的圖形，如鹿，如象，而從這圖形上，又能發見和文字相關的線索：中國文字的基礎是“象形”。畫在西班牙的亞勒泰米拉（altamira）洞〔11〕裏的野牛，是有名的原始人的遺跡，許多藝術史家說，這正是“為藝術的藝術”，原始人畫著玩玩的。但這解釋未免過於“摩登”，因為原始人沒有十九世紀的文藝家那麽有閑，他的畫一隻牛，是有緣故的，為的是關於野牛，或者是獵取野牛，禁咒野牛的事。現在上海牆壁上的香煙和電影的廣告畫，尚且常有人張著嘴巴看，在少見多怪的原始社會裏，有了這麽一個奇跡，那轟動一時，就可想而知了。他們一麵看，知道了野牛這東西，原來可以用線條移在別的平麵上，同時仿佛也認識了一個“牛”字，一麵也佩服這作者的才能，但沒有人請他作自傳賺錢，所以姓氏也就湮沒了。但在社會裏，倉頡也不止一個，有的在刀柄上刻一點圖，有的在門戶上畫一些畫，心心相印，口口相傳，文字就多起來，史官一采集，便可以敷衍記事了。中國文字的由來，恐怕也逃不出這例子的。
自然，後來還該有不斷的增補，這是史官自己可以辦到的，新字夾在熟字中，又是象形，別人也容易推測到那字的意義。直到現在，中國還在生出新字來。但是，硬做新倉頡，卻要失敗的，吳的朱育，唐的武則天，都曾經造過古怪字，〔12〕也都白費力。現在最會造字的是中國化學家，許多原質和化合物的名目，很不容易認得，連音也難以讀出來了。老實說，我是一看見就頭痛的，覺得遠不如就用萬國通用的拉丁名來得爽快，如果二十來個字母都認不得，請恕我直說：那麽，化學也大抵學不好的。
四寫字就是畫畫
《周禮》和《說文解字》〔13〕上都講文字的構成法有六種，這裏且不談罷，隻說些和“象形”有關的東西。
象形，“近取諸身，遠取諸物”〔14〕，就是畫一隻眼睛是“目”，畫一個圓圈，放幾條毫光是“日”，那自然很明白，便當的。但有時要碰壁，譬如要畫刀口，怎麽辦呢？不畫刀背，也顯不出刀口來，這時就隻好別出心裁，在刀口上加一條短棍，算是指明“這個地方”的意思，造了“刃”。這已經頗有些辦事棘手的模樣了，何況還有無形可象的事件，於是隻得來“象意”〔15〕，也叫作“會意”。一隻手放在樹上是“采”，一顆心放在屋子和飯碗之間是“oe”，有吃有住，安oe了。但要寫“寧可”的寧，卻又得在碗下麵放一條線，表明這不過是用了“oes”的聲音的意思。“會意”比“象形”更麻煩，*少要畫兩樣。如“寶”字，則要畫一個屋頂，一串玉，一個缶，一個貝，計四樣；我看“缶”字還是杵臼兩形合成的，那麽一共有五樣。單單為了畫這一個字，就很要破費些工夫。
不過還是走不通，因為有些事物是畫不出，有些事物是畫不來，譬如鬆柏，葉樣不同，原是可以分出來的，但寫字究竟是寫字，不能像繪畫那樣精工，到底還是硬挺不下去。來打開這僵局的是“諧聲”，意義和形象離開了關係。這已經是“記音”了，所以有人說，這是中國文字的進步。不錯，也可以說是進步，然而那基礎也還是畫畫兒。例如“菜，從草，采聲”，畫一窠草，一個爪，一株樹：三樣；“海，從水，每聲”，畫一條河，一位戴帽（？）的太太，也三樣。總之：如果要寫字，就非永遠畫畫不成。
但古人是並不愚蠢的，他們早就將形象改得簡單，遠離了寫實。篆字圓折，還有圖畫的餘痕，從隸書到現在的楷書〔16〕，和形象就天差地遠。不過那基礎並未改變，天差地遠之後，就成為不象形的象形字，寫起來雖然比較的簡單，認起來卻非常困難了，要憑空一個一個的記住。而且有些字，也至今並不簡單，例如“”或“璋”，去叫孩子寫，非練習半年六月，是很難寫在半寸見方的格子裏麵的。
還有一層，是“諧聲”字也因為古今字音的變遷，很有些和“聲”不大“諧”的了。現在還有誰讀“滑”為“骨”，讀“海”為“每”呢？
古人傳文字給我們，原是一份重大的遺產，應該感謝的。但在成了不象形的象形字，不十分諧聲的諧聲字的現在，這感謝卻隻好躊躕一下了。
五古時候言文一致麽？
到這裏，我想來猜一下古時候言文是否一致的問題。
對於這問題，現在的學者們雖然並沒有分明的結論，但聽他口氣，好像大概是以為一致的；越古，就越一致。〔17〕不過我卻很有些懷疑，因為文字愈容易寫，就愈容易寫得和口語一致，但中國卻是那麽難畫的象形字，也許我們的古人，向來就將不關重要的詞摘去了的。
《書經》〔18〕有那麽難讀，似乎正可作照寫口語的證據，但商周人的的確的口語，現在還沒有研究出，還要繁也說不定的。至於周秦古書，雖然作者也用一點他本地的方言，而文字大致相類，即使和口語還相近罷，用的也是周秦白話，並非周秦大眾語。漢朝更不必說了，雖是肯將《書經》裏難懂的字眼，翻成今字的司馬遷〔19〕，也不過在特別情況之下，采用一點俗語，例如陳涉的老朋友看見他為王，驚異道：“夥頤，涉之為王沉沉者”〔20〕，而其中的“涉之為王”四個字，我還疑心太史公加過修剪的。
那麽，古書裏采錄的童謠，諺語，民歌，該是那時的老牌俗語罷。我看也很難說。中國的文學家，是頗有愛改別人文章的脾氣的。最明顯的例子是漢民間的《淮南王歌》〔21〕，同一地方的同一首歌，《漢書》和《前漢紀》〔22〕記的就兩樣。一麵是——
一尺布，尚可縫；一鬥粟，尚可舂。
兄弟二人，不能相容。
一麵卻是——
一尺布，暖童童；一鬥粟，飽蓬蓬。
兄弟二人不相容。
比較起來，好像後者是本來麵目，但已經刪掉了一些也說不定的：隻是一個提要。後來宋人的語錄，話本，元人的雜劇和傳奇裏的科白，也都是提要，隻是它用字較為平常，刪去的文字較少，就令人覺得“明白如話”了。
我的臆測，是以為中國的言文，一向就並不一致的，大原因便是字難寫，隻好節省些。當時的口語的摘要，是古人的文；古代的口語的摘要，是後人的古文。所以我們的做古文，是在用了已經並不象形的象形字，未必一定諧聲的諧聲字，在紙上描出今人誰也不說，懂的也不多的，古人的口語的摘要來。你想，這難不難呢？
六於是文章成為奇貨了文字在人民間萌芽，後來卻一定為特權者所收攬。據《易經》的作者所推測，“上古結繩而治”，則連結繩就已是治人者的東西。待到落在巫史的手裏的時候，更不必說了，他們都是酋長之下，萬民之上的人。社會改變下去，學習文字的人們的範圍也擴大起來，但大抵限於特權者。至於平民，那是不識字的，並非缺少學費，隻因為限於資格，他不配。而且連書籍也看不見。中國在刻版還未發達的時候，有一部好書，往往是“藏之秘閣，副在三館”〔23〕，連做了士子，也還是不知道寫著什麽的。
因為文字是特權者的東西，所以它就有了尊嚴性，並且有了神秘性。中國的字，到現在還很尊嚴，我們在牆壁上，就常常看見掛著寫上“敬惜字紙”的簍子；至於符的驅邪治病，那就靠了它的神秘性的。文字既然含著尊嚴性，那麽，知道文字，這人也就連帶的尊嚴起來了。新的尊嚴者日出不窮，對於舊的尊嚴者就不利，而且知道文字的人們一多，也會損傷神秘性的。符的威力，就因為這好像是字的東西，除道士以外，誰也不認識的緣故。所以，對於文字，他們一定要把持。歐洲中世，文章學問，都在道院裏；克羅蒂亞（kroatia）〔24〕，是到了十九世紀，識字的還隻有教士的，人民的口語，退步到對於舊生活剛夠用。他們革新的時候，就隻好從外國借進許多新語來。
我們中國的文字，對於大眾，除了身分，經濟這些限製之外，卻還要加上一條高門檻：難。單是這條門檻，倘不費他十來年工夫，就不容易跨過。跨過了的，就是士大夫，而這些士大夫，又竭力的要使文字更加難起來，因為這可以使他特別的尊嚴，超出別的一切平常的士大夫之上。漢朝的楊雄的喜歡奇字，就有這毛病的，劉歆想借他的《方言》稿子，他幾乎要跳黃浦。〔25〕唐朝呢，樊宗師的文章做到別人點不斷〔26〕，李賀的詩做到別人看不懂〔27〕，也都為了這緣故。還有一種方法是將字寫得別人不認識，下焉者，是從《康熙字典》〔28〕上查出幾個古字來，夾進文章裏麵去；上焉者是錢坫的用篆字來寫劉熙的《釋名》〔29〕，最近還有錢玄同先生的照《說文》字樣給太炎先生抄《小學答問》。〔30〕。
文字難，文章難，這還都是原來的；這些上麵，又加以士大夫故意特製的難，卻還想它和大眾有緣，怎麽辦得到。但士大夫們也正願其如此，如果文字易識，大家都會，文字就不尊嚴，他也跟著不尊嚴了。說白話不如文言的人，就從這裏出發的；現在論大眾語，說大眾隻要教給“千字課”〔31〕就夠的人，那意思的根柢也還是在這裏。
七不識字的作家
用那麽艱難的文字寫出來的古語摘要，我們先前也叫“文”，現在新派一點的叫“文學”，這不是從“文學子遊子夏”〔32〕上割下來的，是從日本輸入，他們的對於英文literature的譯名。會寫寫這樣的“文”的，現在是寫白話也可以了，就叫作“文學家”，或者叫“作家”。
文學的存在條件首先要會寫字，那麽，不識字的文盲群裏，當然不會有文學家的了。然而作家卻有的。你們不要太早的笑我，我還有話說。我想，人類是在未有文字之前，就有了創作的，可惜沒有人記下，也沒有法子記下。我們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連話也不會說的，為了共同勞作，必需發表意見，才漸漸的練出複雜的聲音來，假如那時大家抬木頭，都覺得吃力了，卻想不到發表，其中有一個叫道“杭育杭育”，那麽，這就是創作；大家也要佩服，應用的，這就等於出版；倘若用什麽記號留存了下來，這就是文學；他當然就是作家，也是文學家，是“杭育杭育派”〔33〕。不要笑，這作品確也幼稚得很，但古人不及今人的地方是很多的，這正是其一。就是周朝的什麽“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罷，它是《詩經》〔34〕裏的頭一篇，所以嚇得我們隻好磕頭佩服，假如先前未曾有過這樣的一篇詩，現在的新詩人用這意思做一首白話詩，到無論什麽副刊上去投稿試試罷，我看十分之九是要被編輯者塞進字紙簍去的。“漂亮的好小姐呀，是少爺的好一對兒！”什麽話呢？
就是《詩經》的《國風》裏的東西，好許多也是不識字的無名氏作品，因為比較的優秀，大家口口相傳的。王官〔35〕們檢出它可作行政上參考的記錄了下來，此外消滅的正不知有多少。希臘人荷馬——我們姑且當作有這樣一個人——的兩大史詩〔36〕，也原是口吟，現存的是別人的記錄。東晉到齊陳的《子夜歌》和《讀曲歌》〔37〕之類，唐朝的《竹枝詞》和《柳枝詞》〔38〕之類，原都是無名氏的創作，經文人的采錄和潤色之後，留傳下來的。這一潤色，留傳固然留傳了，但可惜的是一定失去了許多本來麵目。到現在，到處還有民謠，山歌，漁歌等，這就是不識字的詩人的作品；也傳述著童話和故事，這就是不識字的小說家的作品；他們，就都是不識字的作家。
但是，因為沒有記錄作品的東西，又很容易消滅，流布的範圍也不能很廣大，知道的人們也就很少了。偶有一點為文人所見，往往倒吃驚，吸入自己的作品中，作為新的養料。舊文學衰頹時，因為攝取民間文學或外國文學而起一個新的轉變，這例子是常見於文學史上的。不識字的作家雖然不及文人的細膩，但他卻剛健，清新。
要這樣的作品為大家所共有，首先也就是要這作家能寫字，同時也還要讀者們能識字以至能寫字，一句話：將文字交給一切人。
八怎麽交代？
將文字交給大眾的事實，從清朝末年就已經有了的。
“莫打鼓，莫打鑼，聽我唱個太平歌……”是欽頒的教育大眾的俗歌；〔39〕此外，士大夫也辦過一些白話報，〔40〕但那主意，是隻要大家聽得懂，不必一定寫得出。《平民千字課》就帶了一點寫得出的可能，但也隻夠記賬，寫信。倘要寫出心裏所想的東西，它那限定的字數是不夠的。譬如牢監，的確是給了人一塊地，不過它有限製，隻能在這圈子裏行立坐臥，斷不能跑出設定了的鐵柵外麵去。
勞乃宣和王照〔41〕他兩位都有簡字，進步得很，可以照音寫字了。民國初年，教育部要製字母，他們倆都是會員，勞先生派了一位代表，王先生是親到的，為了入聲存廢問題，曾和吳稚暉〔42〕先生大戰，戰得吳先生肚子一凹，棉褲也落了下來。但結果總算幾經斟酌，製成了一種東西，叫作“注音字母”。那時很有些人，以為可以替代漢字了，但實際上還是不行，因為它究竟不過簡單的方塊字，恰如日本的“假名”〔43〕一樣，夾上幾個，或者注在漢字的旁邊還可以，要它拜帥，能力就不夠了。寫起來會混雜，看起來要眼花。那時的會員們稱它為“注音字母”，是深知道它的能力範圍的。再看日本，他們有主張減少漢字的，有主張拉丁拚音的，但主張隻用“假名”的卻沒有。
再好一點的是用羅馬字拚法，研究得最精的是趙元任先生罷，我不大明白。用世界通用的羅馬字拚起來——現在是連土耳其也采用了——一詞一串，非常清晰，是好的。但教我似的門外漢來說，好像那拚法還太繁。要精密，當然不得不繁，但繁得很，就又變了“難”，有些妨礙普及了。最好是另有一種簡而不陋的東西。
這裏我們可以研究一下新的“拉丁化”法，《每日國際文選》裏有一小本《中國語書法之拉丁化》〔44〕，《世界》第二年第六七號合刊附錄的一份《言語科學》〔45〕，就都是紹介這東西的。價錢便宜，有心的人可以買來看。它隻有二千八個字母，拚法也容易學。“人”就是rhen，“房子”就是fangz，“我吃果子”是wochgoz，“他是工人”是tashgungrhen。現在在華僑裏實驗，見了成績的，還隻是北方話。但我想，中國究竟還是講北方話——不是北京話——的人們多，將來如果真有一種到處通行的大眾語，那主力也恐怕還是北方話罷。為今之計，隻要酌量增減一點，使它合於各該地方所特有的音，也就可以用到無論什麽窮鄉僻壤去了。
那麽，隻要認識二十八個字母，學一點拚法和寫法，除懶蟲和低能外，就誰都能夠寫得出，看得懂了。況且它還有一個好處，是寫得快。美國人說，時間就是金錢；但我想：時間就是性命。無端的空耗別人的時間，其實是無異於謀財害命的。不過像我們這樣坐著乘風涼，談閑天的人們，可又是例外。
九專化呢，普遍化呢？
到了這裏，就又碰著了一個大問題：中國的言語，各處很不同，單給一個粗枝大葉的區別，就有北方話，江浙話，兩湖川貴話，福建話，廣東話這五種，而這五種中，還有小區別。現在用拉丁字來寫，寫普通話，還是寫土話呢？要寫普通話，人們不會；倘寫土話，別處的人們就看不懂，反而隔閡起來，不及全國通行的漢字了。這是一個大弊病！
我的意思是：在開首的啟蒙時期，各地方各寫它的土話，用不著顧到和別地方意思不相通。當未用拉丁寫法之前，我們的不識字的人們，原沒有用漢字互通著聲氣，所以新添的壞處是一點也沒有的，倒有新的益處，至少是在同一語言的區域裏，可以彼此交換意見，吸收智識了——那當然，一麵也得有人寫些有益的書。問題倒在這各處的大眾語文，將來究竟要它專化呢，還是普通化？
方言土語裏，很有些意味深長的話，我們那裏叫“煉話”，用起來是很有意思的，恰如文言的用古典，聽者也覺得趣味津津。各就各處的方言，將語法和詞匯，更加提煉，使他發達上去的，就是專化。這於文學，是很有益處的，它可以做得比僅用泛泛的話頭的文章更加有意思。但專化又有專化的危險。言語學我不知道，看生物，是一到專化，往往要滅亡的。未有人類以前的許多動植物，就因為太專化了，失其可變性，環境一改，無法應付，隻好滅亡。——幸而我們人類還不算專化的動物，請你們不要愁。大眾，是有文學，要文學的，但決不該為文學做犧牲，要不然，他的荒謬和為了保存漢字，要十分之八的中國人做文盲來殉難的活聖賢就並不兩樣。所以，我想，啟蒙時候用方言，但一麵又要漸漸的加入普通的語法和詞匯去。先用固有的，是一地方的語文的大眾化，加入新的去，是全國的語文的大眾化。
幾個讀書人在書房裏商量出來的方案，固然大抵行不通，但一切都聽其自然，卻也不是好辦法。現在在碼頭上，公共機關中，大學校裏，確已有著一種好像普通話模樣的東西，大家說話，既非“國語”，又不是京話，各各帶著鄉音，鄉調，卻又不是方言，即使說的吃力，聽的也吃力，然而總歸說得出，聽得懂。如果加以整理，幫它發達，也是大眾語中的一支，說不定將來還簡直是主力。我說要在方言裏“加入新的去”，那“新的”的來源就在這地方。待到這一種出於自然，又加人工的話一普遍，我們的大眾語文就算大致統一了。此後當然還要做。年深月久之後，語文更加一致，和“煉話”一樣好，比“古典”還要活的東西，也漸漸的形成，文學就更加精采了。馬上是辦不到的。你們想，國粹家當作寶貝的漢字，不是化了三四千年工夫，這才有這麽一堆古怪成績麽？
至於開手要誰來做的問題，那不消說：是覺悟的讀書人。有人說：“大眾的事情，要大眾自己來做！”〔46〕那當然不錯的，不過得看看說的是什麽腳色。如果說的是大眾，那有一點是對的，對的是要自己來，錯的是推開了幫手。倘使說的是讀書人呢，那可全不同了：他在用漂亮話把持文字，保護自己的尊榮。
十不必恐慌
·但·是，·這·還·不·必·實·做，·隻·要·一·說，·就·又·使·另·一·些·人·發·生·恐·慌·了。
·首·先·是·說·提·倡·大·眾·語·文·的，·乃·是“·文·藝·的·政·治·宣·傳·員·如·宋·陽·之·流”
〔47〕，
·本·意·在·於·造·反。·給·帶·上·一·頂·有·色·帽，·是·極·簡·單·的·反·對·法。·不·過·一·麵·也·就·是·說，·為·了·自·己·的·太·平，·寧·可·中·國·有·百·分·之·八·十·的·文·盲。·那·麽，·倘·使·口·頭·宣·傳·呢，·就·應·該·使·中·國·有·百·分·之·八·十·的·聾·子·了。·但·這·不·屬·於“·談·文”·的·範·圍，·這·裏·也·無·須·多·說。
·專·為·著·文·學·發·愁·的，·我·現·在·看·見·有·兩·種。·一·種·是·怕·大·眾·如·果·都·會·讀，·寫，·就·大·家·都·變·成·文·學·家·了〔48〕。
·這·真·是·怕·天·掉·下·來·的·好·人。上次說過，在不識字的大眾裏，是一向就有作家的。我久不到鄉下去了，先前是，農民們還有一點餘閑，譬如乘涼，就有人講故事。不過這講手，大抵是特定的人，他比較的見識多，說話巧，能夠使人聽下去，懂明白，並且覺得有趣。這就是作家，抄出他的話來，也就是作品。倘有語言無味，偏愛多嘴的人，大家是不要聽的，還要送給他許多冷話——譏刺。我們弄了幾千年文言，十來年白話，凡是能寫的人，何嚐個個是文學家呢？即使都變成文學家，又不是軍閥或土匪，於大眾也並無害處的，不過彼此互看作品而已。還有一種是怕文學的低落。大眾並無舊文學的修養，比起士大夫文學的細致來，或者會顯得所謂“低落”的，但也未染舊文學的痼疾，所以它又剛健，清新。無名氏文學如《子夜歌》之流，會給舊文學一種新力量，我先前已經說過了；現在也有人紹介了許多民歌和故事。還有戲劇，例如《朝花夕拾》所引《目連救母》裏的無常鬼〔49〕的自傳，說是因為同情一個鬼魂，暫放還陽半日，不料被閻羅責罰，從此不再寬縱了——
“那怕你銅牆鐵壁！
那怕你皇親國戚！……”
何等有人情，又何等知過，何等守法，又何等果決，我們的文學家做得出來麽？
這是真的農民和手業工人的作品，由他們閑中扮演。借目連的巡行來貫串許多故事，除《小尼姑下山》外，和刻本的《目連救母記》〔50〕是完全不同的。其中有一段《武鬆打虎》，是甲乙兩人，一強一弱，扮著戲玩。先是甲扮武鬆，乙扮老虎，被甲打得要命，乙埋怨他了，甲道：“你是老虎，不打，不是給你咬死了？”乙隻得要求互換，卻又被甲咬得要命，一說怨話，甲便道：“你是武鬆，不咬，不是給你打死了？”我想：比起希臘的伊索〔51〕，俄國的梭羅古勃〔52〕的寓言來，這是毫無遜色的。
如果到全國的各處去收集，這一類的作品恐怕還很多。但自然，缺點是有的。是一向受著難文字，難文章的封鎖，和現代思潮隔絕。所以，倘要中國的文化一同向上，就必須提倡大眾語，大眾文，而且書法更必須拉丁化。
十一大眾並不如讀書人所想像的愚蠢但是，這一回，大眾語文剛一提出，就有些猛將趁勢出現了，來路是並不一樣的，可是都向白話，翻譯，歐化語法，新字眼進攻。他們都打著“大眾”的旗，說這些東西，都為大眾所不懂，所以要不得。其中有的是原是文言餘孽，借此先來打擊當麵的白話和翻譯的，就是祖傳的“遠交近攻”的老法術；有的是本是懶惰分子，未嚐用功，要大眾語未成，白話先倒，讓他在這空場上誇海口的，其實也還是文言文的好朋友，我都不想在這裏多談。現在要說的隻是那些好意的，然而錯誤的人，因為他們不是看輕了大眾，就是看輕了自己，仍舊犯著古之讀書人的老毛病。
讀書人常常看輕別人，以為較新，較難的字句，自己能懂，大眾卻不能懂，所以為大眾計，是必須徹底掃蕩的；說話作文，越俗，就越好。這意見發展開來，他就要不自覺的成為新國粹派。或則希圖大眾語文在大眾中推行得快，主張什麽都要配大眾的胃口，甚至於說要“迎合大眾”，故意多罵幾句，以博大眾的歡心。這當然自有他的苦心孤詣，但這樣下去，可要成為大眾的新幫閑的。
說起大眾來，界限寬泛得很，其中包括著各式各樣的人，但即使“目不識丁”的文盲，由我看來，其實也並不如讀書人所推想的那麽愚蠢。他們是要智識，要新的智識，要學習，能攝取的。當然，如果滿口新語法，新名詞，他們是什麽也不懂；但逐漸的檢必要的灌輸進去，他們卻會接受；那消化的力量，也許還賽過成見更多的讀書人。初生的孩子，都是文盲，但到兩歲，就懂許多話，能說許多話了，這在他，全部是新名詞，新語法。他那裏是從《馬氏文通》或《辭源》〔53〕裏查來的呢，也沒有教師給他解釋，他是聽過幾回之後，從比較而明白了意義的。大眾的會攝取新詞匯和語法，也就是這樣子，他們會這樣的前進。所以，新國粹派的主張，雖然好像為大眾設想，實際上倒盡了拖住的任務。不過也不能聽大眾的自然，因為有些見識，他們究竟還在覺悟的讀書人之下，如果不給他們隨時揀選，也許會誤拿了無益的，甚而至於有害的東西。所以，“迎合大眾”的新幫閑，是絕對的要不得的。
由曆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總是覺悟的智識者的任務。但這些智識者，卻必須有研究，能思索，有決斷，而且有毅力。他也用權，卻不是騙人，他利導，卻並非迎合。他不看輕自己，以為是大家的戲子，也不看輕別人，當作自己的嘍羅。他隻是大眾中的一個人，我想，這才可以做大眾的事業。
十二煞尾
話已經說得不少了。總之，單是話不行，要緊的是做。要許多人做：大眾和先驅；要各式的人做：教育家，文學家，言語學家……。這已經迫於必要了，即使目下還有點逆水行舟，也隻好拉纖；順水固然好得很，然而還是少不得把舵的。
這拉纖或把舵的好方法，雖然也可以口談，但大抵得益於實驗，無論怎麽看風看水，目的隻是一個：向前。
各人大概都有些自己的意見，現在還是給我聽聽你們諸位的高論罷。
〔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四日至九月十日的《申報·自由談》，署名華圉。後來作者將本文與其他有關於語文改革的文章四篇輯為《門外文談》一書，一九三五年九月由上海天馬書店出版。
〔2〕這些是常見於當時上海報刊的新聞。一九三四年夏，我國南方大旱，國民黨政府於七月間邀請第九世班禪喇嘛和安欽活佛在南京、湯山等地“作法求雨”。八月初，國民黨政府行政院秘書長褚民誼為女遊泳選手楊秀瓊打扇、駕車，被稱為“吊膀子秘書長”。上海“大世界”遊藝場利用旱災展出一個所謂“旱魃”的矮人，稱“三寸怪人幹”，招攬遊客。五月，美國政府頒布《白銀法案》後，國際銀價上升，國民黨官僚資本集團趁國內糧價飛漲，大量輸出白銀，從國外購進大米，牟取暴利。六月，國民黨江西省政府根據蔣介石“手令”，頒布《取締婦女奇裝異服辦法》，規定“褲長最短須過膝四寸，不得露腿赤足”，當時重慶、北平等地也禁止“女子裸膝露肘”。〔3〕唐宋八大家明代茅坤曾選輯唐代的韓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王安石、曾鞏八個古文家的文章編為《唐宋八大家文抄》，因有“唐宋八大家”的說法。〔4〕倉頡相傳為黃帝的史官，漢字的創造者，東漢許慎《說文解字·敘》：“黃帝之史倉頡……初造書契”。《荀子·解蔽》中則說：“好書者眾矣，而倉頡獨傳者壹也”，認為倉頡是文字的搜集和整理者之一。又《太平禦覽》卷三六六引《春秋孔演圖》：“蒼頡四目，是謂並明。”
〔5〕《易經》即《周易》，是我國古代記載占卜的書。可能萌芽於殷周之際，並非出自一人之手。這裏引的兩句，見該書《係辭》篇。〔6〕“升中於天”語見《禮記·禮器》：“升中於天，因吉土，以饗帝於郊。”據漢代鄭玄注：“升，上也；中，猶成也；燔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也。”
〔7〕“倉頡，黃帝史”語見《漢書·古今人表》。史，即史官。〔8〕伏羲我國傳說中的上古帝王，相傳他教民結網，從事漁獵畜牧。“八卦”，相傳為他所作。《易經·係辭》說：“古者包犧氏（按即伏羲）之王天下也……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卦，即掛，懸掛物象以示人吉凶，有乾（o）、坤（o）、震（o）、民（o）、離（o）、坎（o）、兌（o）、伲i）八種式樣。《易傳》認*素災饕笳魈臁5亍16住7紜711稹山、澤八種自然現象。
〔9〕“打結字”古代秘魯印第安人用以幫助記憶的一種線結，以結繩的方式記錄天氣、日期、數目等等的變化。線的顏色，線結的大小和多少，都表示著不同的意義。
〔10〕“岣嶁碑”又稱禹碑，在湖南衡山岣嶁峰，相傳為夏禹治水時所刻；碑文共七十七字，難於辨識。清末葉昌熾《語石》卷二載：“（韓愈詩）‘岣嶁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郎瑛、楊用修諸家各有釋文，靈怪杳冥，難可憑信。不知韓詩又雲：‘千搜萬索何處有，森森綠樹猿猱悲。’是但憑道士所言，未嚐目睹。”此碑在明朝以前，不見於記載，故多疑為偽造。
〔11〕亞勒泰米拉洞在西班牙北部散坦特爾省境，發現於一八七九年。洞窟中有舊石器時代用三種顏色畫成的壁畫，畫的都是野牛、野鹿、野豬和長毛巨象等動物。
〔12〕關於朱育、武則天造字，據《三國誌·吳書·虞翻傳》注引《會稽典錄》：“孫亮時，有山陰朱育，少好奇字，凡所特達，依體象類，造作異字千名以上。”《新唐書·後妃列傳》：武則天於“載初中，……作白、一四、埊、……十有二文。太後自名白。”但《資治通鑒·唐紀二十》載：天授元年，“鳳閣侍郎河東宗秦客，改造‘天’、‘地’等十二字以獻，丁亥，行之。太後自名‘白’”。〔13〕《周禮》儒家經典之一，記述周王朝官製和戰國時代各國製度的資料匯編，大約成書於戰國時期。《說文解字》，東漢許慎撰，我國第一部係統介紹漢字形、音、義的著作。這裏講的漢字六種構成法，即《周禮》和《說文解字》中所記載的“六書”。《周禮》中所說的有：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說文解字》中所說的稍有不同，是：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轉注、假借。〔14〕“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語見《易經·係辭》。〔15〕“象意”《漢書·藝文誌》：“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據唐代顏師古注：“象意即會意也。”
〔16〕篆、隸、楷是漢字演進過程中先後出現的幾種字體的名稱。篆書分大篆小篆，大篆是從西周到戰國通行的字體，但各國有異。秦始皇時統一字體，稱為小篆。隸書開始於秦代，把小篆勻圓的筆畫稍改平直，到漢代才出現平直扁正的正式的隸書。楷書始於漢末，以後取代隸書，通行至今。
〔17〕這裏指胡適。胡適著的《國語文學史》於一九二七年出版時，黎錦熙在該書的《代序》中說，這部文學史所以始於戰國秦漢而不包括《詩經》，是因為胡適要從他認為語言文字開始分歧的時代寫起。《代序》不同意戰國前語文合一的看法。一九二八年胡適將此書修訂，抽去《代序》，改名《白話文學史》出版，在第一章說：“我們研究古代文字，可以推知當戰國的時候中國的文體已經不能與語體一致了。”仍堅持他的戰國前言文一致的看法。
〔18〕《書經》即《尚書》，儒家經典之一。我國上古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跡的著作的匯編。
〔19〕司馬遷（約前145—約前86）字子長，夏陽（今陝西韓城）人，西漢史學家、文學家。曾任太史令。他所撰的《史記》，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從上古起到漢武帝止）。
〔20〕“夥頤，涉之為王沉沉者”語見《史記·陳涉世家》。據唐代司馬貞《索隱》：“服虔雲：楚人謂多為夥。按又言‘頤’者，助聲之辭也。”又據南朝宋裴駰《集解》：“應劭曰：‘沈沈，宮室深邃之貌也。’”
〔21〕《淮南王歌》淮南王指漢文帝之弟劉長，他因謀反為文帝所廢，流放蜀郡，中途絕食而死。後來民間就流傳出這首歌謠。〔22〕《漢書》東漢班固編撰的西漢史，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前漢紀》，即《漢紀》，東漢荀悅撰，編年體西漢史，內容多取材《漢書》，有所增補。這裏所引的前一首見《漢書·淮南王傳》，末句無“能”字，《史記·淮南衡山列傳》所載與引文同；後一首未見於《前漢紀》，漢代高誘的《淮南鴻烈解敘》載有此歌，首句作“一尺繒，好童童”，末句作“兄弟二人，不能相容”。
〔23〕“藏之秘閣，副在三館”秘閣、三館都是藏書的地方。《宋史·職官誌》載：“國初以史館、昭文館、集賢院為三館，皆寓崇文院。太宗端拱元年（988）詔就崇文院中堂建秘閣，擇三館真本書籍萬餘卷，及內出古畫墨跡，藏其中。”
〔24〕克羅蒂亞通譯克羅地亞，現在是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的成員國之一。
〔25〕楊雄（前53—18）一作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今屬四川）人。西漢文學家、語言文字學家。著有《法言》、《太玄經》及其他文賦。《漢書·揚雄傳》載，“劉棻嚐從雄學作奇字”，據唐代顏師古注，奇字即“古文之異者”。《方言》，全名《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相傳為揚雄所作，共十三卷，內容雜錄中國各地同義異字之字一萬一千餘。劉歆（約前53—23），字子駿，沛（今江蘇沛縣）人，西漢學者。他在《與揚雄從取方言書》中說：“屬聞子雲獨采集先代絕言，異國殊語，以為十五卷，其所解略多矣，而不知其目……今謹使密人奉手書，願頗與其最目，得使入篆，令聖朝留明明之典。”揚雄在《答劉歆書》中卻說：“敕以殊言十五卷，君何由知之？……天下上計孝廉及內郡衛卒會者，雄常把三寸弱翰，齎油素四尺，以問其異語，歸即以鉛摘次之於槧，二十七歲於今矣；而語言或交錯相反，方複論思詳悉集之……誠欲崇而就之，不可以遺，不可以怠。即君必欲脅之以威，陵之以武，欲令入之於此；此又未定，未可以見，今君又終之，則縊死以從命也。而可，且寬假延期，必不敢有愛。”“跳黃浦”是通行於上海的話，意即自殺。
〔26〕樊宗師（？—約821）字紹述，河中（今山西永濟）人，唐代散文家。曾任綿州、絳州刺史。他的文章艱澀，難以斷句，如《絳守居園池記》的第一句“絳即東雍為守理所”，有人斷為“絳即東雍，為守理所”，也有人斷為“絳，即東雍為守理所”。〔27〕李賀（790—816）字長吉，昌穀（今河南宜陽）人，唐代詩人。他的詩立意新巧，用語奇特，不易理解。《新唐書·李賀傳》說他“辭尚奇詭，所得皆驚邁絕去翰墨畦徑，當時無能效者。”〔28〕《康熙字典》清代康熙年間張玉書、陳廷敬等奉旨編纂的大型字典，四十二卷，收四萬十千餘字，康熙五十五年（1716）刊行。
〔29〕錢坫（1744—1806）字獻之，江蘇嘉定（今屬上海市）人，清代漢學家。善寫小篆。劉熙，字成國，漢代北海（今山東濰坊）人，訓詁學家。所著《釋名》，八卷，共二十七篇，是一部解釋字義的書。〔30〕錢玄同（1887—1939）名夏，字德潛，浙江吳興人，文字音韻學家。他曾用《說文解字》中的篆體字樣抄寫章太炎的《小學答問》，由浙江官書局刊刻行世。太炎，即章炳麟（1869—1936），浙江餘杭人，清末革命家、學者。他所作的《小學答問》是據《說文解字》解釋本字和借字的流變的書。
〔31〕“千字課”一九二二年陶行知等人創辦的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編纂《平民千字課本》，作為成年人補習常用漢字的讀本。後來一些書店也仿照編印了類似讀本。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五日《社會月報》第一卷第三期發表彭子蘊的《大眾語與大眾文化的水準問題》一文，其中說：“現在市場上有一種叫做《平民千字課》的書，是真用來教有所謂大眾的”。
〔32〕“文學子遊子夏”語見《論語·先進》，據宋代邢癿疏：“若‘文章博學’，則有子遊、子夏二人也。”子遊、子夏，即孔丘的弟子言偃、卜商。
〔33〕“杭育杭育派”意指大眾文學。這裏是針對林語堂而發的。林語堂在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八、三十日及五月三日《申報·自由談》所載《方巾氣研究》一文中說：“在批評方麵，近來新舊衛道派頗一致，方巾氣越來越重。凡非哼哼唧唧文學，或杭育杭育文學，皆在鄙視之列。”又說：“《人間世》出版，動起杭育杭育派的方巾氣，七手八腳，亂吹亂擂，卻絲毫沒有打動了《人間世》。”〔34〕《詩經》我國最早的詩歌總集，編成於春秋時代，共三○五篇，大抵是周初到春秋中期的作品，相傳曾經孔丘刪定。〔35〕王官王朝的職官，這裏指“采詩之官”。《漢書·藝文誌》說：“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36〕荷馬的兩大史詩指《伊利亞特》和《奧德賽》，約產生於公元前九世紀。荷馬的生平以至是否確有其人，歐洲的文學史家頗多爭論，所以這裏說“姑且當作有這樣一個人”。
〔37〕《子夜歌》據《晉書·樂誌》：“《子夜歌》者，女子名子夜造此聲。”《樂府詩集》列為“吳聲歌曲”，收“晉、宋、齊辭”的《子夜歌》四十二首和《子夜四時歌》七十五首。《讀曲歌》，據《宋書·樂誌》：“《讀曲哥（歌）》者，民間為彭城王義康所作也。”又《樂府詩集》引《古今樂錄》：“讀曲歌者，元嘉十七年（440）袁後崩，百官不敢作聲歌；或因酒宴，止竊聲讀曲細吟而已，以此為名。”《樂府詩集》收《讀曲歌》八十九首，也列為“吳聲歌曲”。〔38〕《竹枝詞》據《樂府詩集》：“《竹枝》，本出於巴渝。唐貞元中，劉禹錫在沅湘，以俚歌鄙陋，乃依騷人《九歌》作《竹枝》新辭九章，教裏中兒歌之，由是盛於貞元、元和之間（785—820）。”《柳枝詞》，即《楊柳枝》，唐代教坊曲名。白居易有《楊柳枝詞》八首，其中有“古歌舊曲君休聽，聽取新翻《楊柳枝》”的句子。他又在《楊柳枝二十韻》題下自注：“《楊柳枝》，洛下新聲也。”〔39〕光緒三十二年（1906）起，清政府為了推行所謂“通俗教育”，將一些官方發布的政治時事材料，用白話編成通俗的故事和歌謠進行宣講。“太平歌”以“蓮花落”形式編寫，一般都用文中所引的三句開頭，是當時欽頒的通俗歌謠之一。
〔40〕白話報戊戌變法後，各地報刊風起雲湧，其中以白話寫作的也不少，如杭州的《白話報》（1903）、上海的《中國白話報》（1903）和《揚子江白話報》（1904）等。〔41〕勞乃宣（1843—1921）字季瑄，浙江桐鄉人。清末任京師大學堂總監督兼署學部副大臣，民國初年主張複辟，後來避居青島。他的《簡字全譜》係以王照的《官話字母》為依據，成於一九○七年。其他著作有《等韻一得》、《古籌算考釋》等。王照（1859—1933），字小航，河北寧河人。清末維新運動者，戊戌政變時逃往日本，後又自行投案下獄，不久被釋。他的《官話合聲字母》於一九○○年刊行。其他著作有《水東集上下編》八種。
〔42〕吳稚暉（1865—1953）名敬恒，江蘇武進人，國民黨政客。一九一三年二月，北洋政府教育部召集的讀音統一會正式開會，由他和王照分任正副議長。因為濁音字母和入聲存廢問題，南北兩方會員爭論了一個多月。後來該會除審定六千五百餘字的讀音以外，並正式通過審定字音時所用的“記音字母”，定名為“注音字母”。到一九三○年，“注音字母”又改稱“注音符號”。
〔43〕“假名”日文的字母，因為是從“真名”（即漢字）假借而來的，所以稱為“假名”。分片假名（楷體）和平假名（草體）二種。〔44〕《每日國際文選》一種“每日提供世界新聞雜誌間各種論文之漢譯”的刊物，一九三三年八月一日創刊，孫師毅、明耀五、包可華編選，上海中外出版公司印行。《中國語書法之拉丁化》由焦風（方善境）譯自蘇聯的世界語刊物《新階段》，是《每日國際文選》的第十二號，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二日出版。
〔45〕《世界》上海世界語者協會編印的世界語月刊，創刊於一九三二年十二月。《言語科學》是《世界》的每月增刊，創刊於一九三三年十月；它的第九、十號合刊（即《世界》一九三四年六、七月號合刊的增刊）上載有應人（霍應人）作的《中國語書法拉丁化方案之介紹》一文。
〔46〕“大眾的事情，要大眾自己來做！”在當時大眾語文學的論爭中，報刊上曾有過不少這類議論，如吳稚暉在一九三四年八月一日《申報·自由談》發表的《大眾語萬歲》一文中說：“讓大眾自己來創造，不要代辦。”章克標在《人言》第二十一期（一九三四年七月七日）中說：“大眾語文學是要由大眾自己創造出來的，才算是真正的大眾語文學。”
〔47〕“文藝的政治宣傳員如宋陽之流”這是反動刊物《新壘》主編李焰生在《社會月報》第一卷第三期（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五日）發表的《由大眾語文文學到國民語文文學》一文中的話：“所謂大眾語文，意義是模糊的，提倡不是始自現在，那些文藝的政治宣傳員如宋陽之流，數年前已經很熱鬧的討論過”。宋陽，即瞿秋白。他曾在《文學月報》第一卷第一號、第三號（一九三二年六月、十月）先後發表《大眾文藝的問題》和《再論大眾文藝答止敬》兩文。〔48〕大家都變成文學家了這是一九三四年八月一日、二日《申報·電影專刊》署名米同的《“大眾語”根本上的錯誤》一文中的話：“要是照他們所說，用‘大眾語’來寫作一切文藝作品的話，到了那個時限，一切的人都可以說出就是文章，記下來就是作品，那時不是文學毀滅的時候，就是大家都成了文學家了。”〔49〕《目連救母》《盂蘭盆經》中的佛教故事，說佛的大弟子目連有大神通，嚐入地獄救母。唐代已有《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以後曾被編成多種戲曲，這裏是指紹興戲。無常鬼，即迷信傳說中的“勾魂使者”，參看《朝花夕拾·無常》。
〔50〕《目連救母記》明代新安鄭之珍作。刻本卷首有“主江南試者馮”寫於清光緒二十年（1894）的序言，其中說：“此書出自安徽，或雲係瞽者所作，餘亦未敢必也。”序言中也說到“小尼姑下山”：“惟《下山》一折，較為憾事；不知清磬場中，雜此妙舞，更覺可觀，大有畫家絢染之法焉，餘不為之咎。”
〔51〕伊索（aesop，約前六世紀）相傳是古希臘寓言作家，現在流傳的《伊索寓言》，共有三百餘篇，係後人編集。〔52〕梭羅古勃（pgqgrst，1863—1*梗玻罰《砉撕托∷導遙有長篇小說《老屋》、《小鬼》等。《域外小說集》（一九二一年上海群益書社版）中曾譯載他的寓言十篇。
〔53〕《馬氏文通》清代馬建忠著，共十卷，一八九八年出版，是我國最早的一部較有係統的研究漢語語法的專著。《辭源》，陸爾奎等編輯，一九一五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印行，一九三一年增出“續編”，是一部說明漢語詞義及其淵源、演變的工具書。
聽說今年上海的熱，是六十年來所未有的。白天出去混飯，晚上低頭回家，屋子裏還是熱，並且加上蚊子。這時候，隻有門外是天堂。因為海邊的緣故罷，總有些風，用不著揮扇。雖然彼此有些認識，卻不常見麵的寓在四近的亭子間或擱樓裏的鄰人也都坐出來了，他們有的是店員，有的是書局裏的校對員，有的是製圖工人的好手。大家都已經做得筋疲力盡，歎著苦，但這時總還算有閑的，所以也談閑天。
閑天的範圍也並不小：談旱災，談求雨，談吊膀子，談三寸怪人幹，談洋米，談裸腿，〔2〕也談古文，談白話，談大眾語。因為我寫過幾篇白話文，所以關於古文之類他們特別要聽我的話，我也隻好特別說的多。這樣的過了兩三夜，才給別的話岔開，也總算談完了。不料過了幾天之後，有幾個還要我寫出來。
他們裏麵，有的是因為我看過幾本古書，所以相信我的，有的是因為我看過一點洋書，有的又因為我看古書也看洋書；但有幾位卻因此反不相信我，說我是蝙蝠。我說到古文，他就笑道，你不是唐宋八大家〔3〕，能信麽？我談到大眾語，他又笑道：你又不是勞苦大眾，講什麽海話呢？
這也是真的。我們講旱災的時候，就講到一位老爺下鄉查災，說有些地方是本可以不成災的，現在成災，是因為農民懶，不戽水。但一種報上，卻記著一個六十老翁，因兒子戽水乏力而死，災象如故，無路可走，自殺了。老爺和鄉下人，意見是真有這麽的不同的。那麽，我的夜談，恐怕也終不過是一個門外閑人的空話罷了。
颶風過後，天氣也涼爽了一些，但我終於照著希望我寫的幾個人的希望，寫出來了，比口語簡單得多，大致卻無異，算是抄給我們一流人看的。當時隻憑記憶，亂引古書，說話是耳邊風，錯點不打緊，寫在紙上，卻使我很躊躇，但自己又苦於沒有原書可對，這隻好請讀者隨時指正了。·一·九·三·四·年，·八·月·十·六·夜，·寫·完·並·記。二字是什麽人造的？
字是什麽人造的？
我們聽慣了一件東西，總是古時候一位聖賢所造的故事，對於文字，也當然要有這質問。但立刻就有忘記了來源的答話：字是倉頡〔4〕造的。
這是一般的學者的主張，他自然有他的出典。我還見過一幅這位倉頡的畫像，是生著四隻眼睛的老頭陀。可見要造文字，相貌先得出奇，我們這種隻有兩隻眼睛的人，是不但本領不夠，連相貌也不配的。
然而做《易經》〔5〕的人（我不知道是誰），卻比較的聰明，他說：“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他不說倉頡，隻說“後世聖人”，不說創造，隻說掉換，真是謹慎得很；也許他無意中就不相信古代會有一個獨自造出許多文字來的人的了，所以就隻是這麽含含胡胡的來一句。
但是，用書契來代結繩的人，又是什麽腳色呢？文學家？不錯，從現在的所謂文學家的最要賣弄文字，奪掉筆杆便一無所能的事實看起來，的確首先就要想到他；他也的確應該給自己的吃飯家夥出點力。然而並不是的。有史以前的人們，雖然勞動也唱歌，求愛也唱歌，他卻並不起草，或者留稿子，因為他做夢也想不到賣詩稿，編全集，而且那時的社會裏，也沒有報館和書鋪子，文字毫無用處。據有些學者告訴我們的話來看，這在文字上用了一番工夫的，想來該是史官了。
原始社會裏，大約先前隻有巫，待到漸次進化，事情繁複了，有些事情，如祭祀，狩獵，戰爭……之類，漸有記住的必要，巫就隻好在他那本職的“降神”之外，一麵也想法子來記事，這就是“史”的開頭。況且“升中於天”〔6〕，他在本職上，也得將記載酋長和他的治下的大事的冊子，燒給上帝看，因此一樣的要做文章——雖然這大約是後起的事。再後來，職掌分得更清楚了，於是就有專門記事的史官。文字就是史官必要的工具，古人說：“倉頡，黃帝史。”〔7〕第一句未可信，但指出了史和文字的關係，卻是很有意思的。至於後來的“文學家”用它來寫“阿呀呀，我的愛喲，我要死了！”
那些佳句，那不過是享享現成的罷了，“何足道哉”！三字是怎麽來的？
照《易經》說，書契之前明明是結繩；我們那裏的鄉下人，碰到明天要做一件緊要事，怕得忘記時，也常常說：“褲帶上打一個結！”那麽，我們的古聖人，是否也用一條長繩，有一件事就打一個結呢？恐怕是不行的。隻有幾個結還記得，一多可就糟了。或者那正是伏羲皇上的“八封”〔8〕之流，三條繩一組，都不打結是“乾”，中間各打一結是“坤”罷？恐怕也不對。八組尚可，六十四組就難記，何況還會有五百十二組呢。隻有在秘魯還有存留的“打結字”（quippus）〔9〕，用一條橫繩，掛上許多直繩，拉來拉去的結起來，網不像網，倒似乎還可以表現較多的意思。我們上古的結繩，恐怕也是如此的罷。但它既然被書契掉換，又不是書契的祖宗，我們也不妨暫且不去管它了。
夏禹的“岣嶁碑”〔10〕是道士們假造的；現在我們能在實物上看見的最古的文字，隻有商朝的甲骨和鍾鼎文。但這些，都已經很進步了，幾乎找不出一個原始形態。隻在銅器上，有時還可以看見一點寫實的圖形，如鹿，如象，而從這圖形上，又能發見和文字相關的線索：中國文字的基礎是“象形”。畫在西班牙的亞勒泰米拉（altamira）洞〔11〕裏的野牛，是有名的原始人的遺跡，許多藝術史家說，這正是“為藝術的藝術”，原始人畫著玩玩的。但這解釋未免過於“摩登”，因為原始人沒有十九世紀的文藝家那麽有閑，他的畫一隻牛，是有緣故的，為的是關於野牛，或者是獵取野牛，禁咒野牛的事。現在上海牆壁上的香煙和電影的廣告畫，尚且常有人張著嘴巴看，在少見多怪的原始社會裏，有了這麽一個奇跡，那轟動一時，就可想而知了。他們一麵看，知道了野牛這東西，原來可以用線條移在別的平麵上，同時仿佛也認識了一個“牛”字，一麵也佩服這作者的才能，但沒有人請他作自傳賺錢，所以姓氏也就湮沒了。但在社會裏，倉頡也不止一個，有的在刀柄上刻一點圖，有的在門戶上畫一些畫，心心相印，口口相傳，文字就多起來，史官一采集，便可以敷衍記事了。中國文字的由來，恐怕也逃不出這例子的。
自然，後來還該有不斷的增補，這是史官自己可以辦到的，新字夾在熟字中，又是象形，別人也容易推測到那字的意義。直到現在，中國還在生出新字來。但是，硬做新倉頡，卻要失敗的，吳的朱育，唐的武則天，都曾經造過古怪字，〔12〕也都白費力。現在最會造字的是中國化學家，許多原質和化合物的名目，很不容易認得，連音也難以讀出來了。老實說，我是一看見就頭痛的，覺得遠不如就用萬國通用的拉丁名來得爽快，如果二十來個字母都認不得，請恕我直說：那麽，化學也大抵學不好的。
四寫字就是畫畫
《周禮》和《說文解字》〔13〕上都講文字的構成法有六種，這裏且不談罷，隻說些和“象形”有關的東西。
象形，“近取諸身，遠取諸物”〔14〕，就是畫一隻眼睛是“目”，畫一個圓圈，放幾條毫光是“日”，那自然很明白，便當的。但有時要碰壁，譬如要畫刀口，怎麽辦呢？不畫刀背，也顯不出刀口來，這時就隻好別出心裁，在刀口上加一條短棍，算是指明“這個地方”的意思，造了“刃”。這已經頗有些辦事棘手的模樣了，何況還有無形可象的事件，於是隻得來“象意”〔15〕，也叫作“會意”。一隻手放在樹上是“采”，一顆心放在屋子和飯碗之間是“oe”，有吃有住，安oe了。但要寫“寧可”的寧，卻又得在碗下麵放一條線，表明這不過是用了“oes”的聲音的意思。“會意”比“象形”更麻煩，*少要畫兩樣。如“寶”字，則要畫一個屋頂，一串玉，一個缶，一個貝，計四樣；我看“缶”字還是杵臼兩形合成的，那麽一共有五樣。單單為了畫這一個字，就很要破費些工夫。
不過還是走不通，因為有些事物是畫不出，有些事物是畫不來，譬如鬆柏，葉樣不同，原是可以分出來的，但寫字究竟是寫字，不能像繪畫那樣精工，到底還是硬挺不下去。來打開這僵局的是“諧聲”，意義和形象離開了關係。這已經是“記音”了，所以有人說，這是中國文字的進步。不錯，也可以說是進步，然而那基礎也還是畫畫兒。例如“菜，從草，采聲”，畫一窠草，一個爪，一株樹：三樣；“海，從水，每聲”，畫一條河，一位戴帽（？）的太太，也三樣。總之：如果要寫字，就非永遠畫畫不成。
但古人是並不愚蠢的，他們早就將形象改得簡單，遠離了寫實。篆字圓折，還有圖畫的餘痕，從隸書到現在的楷書〔16〕，和形象就天差地遠。不過那基礎並未改變，天差地遠之後，就成為不象形的象形字，寫起來雖然比較的簡單，認起來卻非常困難了，要憑空一個一個的記住。而且有些字，也至今並不簡單，例如“”或“璋”，去叫孩子寫，非練習半年六月，是很難寫在半寸見方的格子裏麵的。
還有一層，是“諧聲”字也因為古今字音的變遷，很有些和“聲”不大“諧”的了。現在還有誰讀“滑”為“骨”，讀“海”為“每”呢？
古人傳文字給我們，原是一份重大的遺產，應該感謝的。但在成了不象形的象形字，不十分諧聲的諧聲字的現在，這感謝卻隻好躊躕一下了。
五古時候言文一致麽？
到這裏，我想來猜一下古時候言文是否一致的問題。
對於這問題，現在的學者們雖然並沒有分明的結論，但聽他口氣，好像大概是以為一致的；越古，就越一致。〔17〕不過我卻很有些懷疑，因為文字愈容易寫，就愈容易寫得和口語一致，但中國卻是那麽難畫的象形字，也許我們的古人，向來就將不關重要的詞摘去了的。
《書經》〔18〕有那麽難讀，似乎正可作照寫口語的證據，但商周人的的確的口語，現在還沒有研究出，還要繁也說不定的。至於周秦古書，雖然作者也用一點他本地的方言，而文字大致相類，即使和口語還相近罷，用的也是周秦白話，並非周秦大眾語。漢朝更不必說了，雖是肯將《書經》裏難懂的字眼，翻成今字的司馬遷〔19〕，也不過在特別情況之下，采用一點俗語，例如陳涉的老朋友看見他為王，驚異道：“夥頤，涉之為王沉沉者”〔20〕，而其中的“涉之為王”四個字，我還疑心太史公加過修剪的。
那麽，古書裏采錄的童謠，諺語，民歌，該是那時的老牌俗語罷。我看也很難說。中國的文學家，是頗有愛改別人文章的脾氣的。最明顯的例子是漢民間的《淮南王歌》〔21〕，同一地方的同一首歌，《漢書》和《前漢紀》〔22〕記的就兩樣。一麵是——
一尺布，尚可縫；一鬥粟，尚可舂。
兄弟二人，不能相容。
一麵卻是——
一尺布，暖童童；一鬥粟，飽蓬蓬。
兄弟二人不相容。
比較起來，好像後者是本來麵目，但已經刪掉了一些也說不定的：隻是一個提要。後來宋人的語錄，話本，元人的雜劇和傳奇裏的科白，也都是提要，隻是它用字較為平常，刪去的文字較少，就令人覺得“明白如話”了。
我的臆測，是以為中國的言文，一向就並不一致的，大原因便是字難寫，隻好節省些。當時的口語的摘要，是古人的文；古代的口語的摘要，是後人的古文。所以我們的做古文，是在用了已經並不象形的象形字，未必一定諧聲的諧聲字，在紙上描出今人誰也不說，懂的也不多的，古人的口語的摘要來。你想，這難不難呢？
六於是文章成為奇貨了文字在人民間萌芽，後來卻一定為特權者所收攬。據《易經》的作者所推測，“上古結繩而治”，則連結繩就已是治人者的東西。待到落在巫史的手裏的時候，更不必說了，他們都是酋長之下，萬民之上的人。社會改變下去，學習文字的人們的範圍也擴大起來，但大抵限於特權者。至於平民，那是不識字的，並非缺少學費，隻因為限於資格，他不配。而且連書籍也看不見。中國在刻版還未發達的時候，有一部好書，往往是“藏之秘閣，副在三館”〔23〕，連做了士子，也還是不知道寫著什麽的。
因為文字是特權者的東西，所以它就有了尊嚴性，並且有了神秘性。中國的字，到現在還很尊嚴，我們在牆壁上，就常常看見掛著寫上“敬惜字紙”的簍子；至於符的驅邪治病，那就靠了它的神秘性的。文字既然含著尊嚴性，那麽，知道文字，這人也就連帶的尊嚴起來了。新的尊嚴者日出不窮，對於舊的尊嚴者就不利，而且知道文字的人們一多，也會損傷神秘性的。符的威力，就因為這好像是字的東西，除道士以外，誰也不認識的緣故。所以，對於文字，他們一定要把持。歐洲中世，文章學問，都在道院裏；克羅蒂亞（kroatia）〔24〕，是到了十九世紀，識字的還隻有教士的，人民的口語，退步到對於舊生活剛夠用。他們革新的時候，就隻好從外國借進許多新語來。
我們中國的文字，對於大眾，除了身分，經濟這些限製之外，卻還要加上一條高門檻：難。單是這條門檻，倘不費他十來年工夫，就不容易跨過。跨過了的，就是士大夫，而這些士大夫，又竭力的要使文字更加難起來，因為這可以使他特別的尊嚴，超出別的一切平常的士大夫之上。漢朝的楊雄的喜歡奇字，就有這毛病的，劉歆想借他的《方言》稿子，他幾乎要跳黃浦。〔25〕唐朝呢，樊宗師的文章做到別人點不斷〔26〕，李賀的詩做到別人看不懂〔27〕，也都為了這緣故。還有一種方法是將字寫得別人不認識，下焉者，是從《康熙字典》〔28〕上查出幾個古字來，夾進文章裏麵去；上焉者是錢坫的用篆字來寫劉熙的《釋名》〔29〕，最近還有錢玄同先生的照《說文》字樣給太炎先生抄《小學答問》。〔30〕。
文字難，文章難，這還都是原來的；這些上麵，又加以士大夫故意特製的難，卻還想它和大眾有緣，怎麽辦得到。但士大夫們也正願其如此，如果文字易識，大家都會，文字就不尊嚴，他也跟著不尊嚴了。說白話不如文言的人，就從這裏出發的；現在論大眾語，說大眾隻要教給“千字課”〔31〕就夠的人，那意思的根柢也還是在這裏。
七不識字的作家
用那麽艱難的文字寫出來的古語摘要，我們先前也叫“文”，現在新派一點的叫“文學”，這不是從“文學子遊子夏”〔32〕上割下來的，是從日本輸入，他們的對於英文literature的譯名。會寫寫這樣的“文”的，現在是寫白話也可以了，就叫作“文學家”，或者叫“作家”。
文學的存在條件首先要會寫字，那麽，不識字的文盲群裏，當然不會有文學家的了。然而作家卻有的。你們不要太早的笑我，我還有話說。我想，人類是在未有文字之前，就有了創作的，可惜沒有人記下，也沒有法子記下。我們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連話也不會說的，為了共同勞作，必需發表意見，才漸漸的練出複雜的聲音來，假如那時大家抬木頭，都覺得吃力了，卻想不到發表，其中有一個叫道“杭育杭育”，那麽，這就是創作；大家也要佩服，應用的，這就等於出版；倘若用什麽記號留存了下來，這就是文學；他當然就是作家，也是文學家，是“杭育杭育派”〔33〕。不要笑，這作品確也幼稚得很，但古人不及今人的地方是很多的，這正是其一。就是周朝的什麽“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罷，它是《詩經》〔34〕裏的頭一篇，所以嚇得我們隻好磕頭佩服，假如先前未曾有過這樣的一篇詩，現在的新詩人用這意思做一首白話詩，到無論什麽副刊上去投稿試試罷，我看十分之九是要被編輯者塞進字紙簍去的。“漂亮的好小姐呀，是少爺的好一對兒！”什麽話呢？
就是《詩經》的《國風》裏的東西，好許多也是不識字的無名氏作品，因為比較的優秀，大家口口相傳的。王官〔35〕們檢出它可作行政上參考的記錄了下來，此外消滅的正不知有多少。希臘人荷馬——我們姑且當作有這樣一個人——的兩大史詩〔36〕，也原是口吟，現存的是別人的記錄。東晉到齊陳的《子夜歌》和《讀曲歌》〔37〕之類，唐朝的《竹枝詞》和《柳枝詞》〔38〕之類，原都是無名氏的創作，經文人的采錄和潤色之後，留傳下來的。這一潤色，留傳固然留傳了，但可惜的是一定失去了許多本來麵目。到現在，到處還有民謠，山歌，漁歌等，這就是不識字的詩人的作品；也傳述著童話和故事，這就是不識字的小說家的作品；他們，就都是不識字的作家。
但是，因為沒有記錄作品的東西，又很容易消滅，流布的範圍也不能很廣大，知道的人們也就很少了。偶有一點為文人所見，往往倒吃驚，吸入自己的作品中，作為新的養料。舊文學衰頹時，因為攝取民間文學或外國文學而起一個新的轉變，這例子是常見於文學史上的。不識字的作家雖然不及文人的細膩，但他卻剛健，清新。
要這樣的作品為大家所共有，首先也就是要這作家能寫字，同時也還要讀者們能識字以至能寫字，一句話：將文字交給一切人。
八怎麽交代？
將文字交給大眾的事實，從清朝末年就已經有了的。
“莫打鼓，莫打鑼，聽我唱個太平歌……”是欽頒的教育大眾的俗歌；〔39〕此外，士大夫也辦過一些白話報，〔40〕但那主意，是隻要大家聽得懂，不必一定寫得出。《平民千字課》就帶了一點寫得出的可能，但也隻夠記賬，寫信。倘要寫出心裏所想的東西，它那限定的字數是不夠的。譬如牢監，的確是給了人一塊地，不過它有限製，隻能在這圈子裏行立坐臥，斷不能跑出設定了的鐵柵外麵去。
勞乃宣和王照〔41〕他兩位都有簡字，進步得很，可以照音寫字了。民國初年，教育部要製字母，他們倆都是會員，勞先生派了一位代表，王先生是親到的，為了入聲存廢問題，曾和吳稚暉〔42〕先生大戰，戰得吳先生肚子一凹，棉褲也落了下來。但結果總算幾經斟酌，製成了一種東西，叫作“注音字母”。那時很有些人，以為可以替代漢字了，但實際上還是不行，因為它究竟不過簡單的方塊字，恰如日本的“假名”〔43〕一樣，夾上幾個，或者注在漢字的旁邊還可以，要它拜帥，能力就不夠了。寫起來會混雜，看起來要眼花。那時的會員們稱它為“注音字母”，是深知道它的能力範圍的。再看日本，他們有主張減少漢字的，有主張拉丁拚音的，但主張隻用“假名”的卻沒有。
再好一點的是用羅馬字拚法，研究得最精的是趙元任先生罷，我不大明白。用世界通用的羅馬字拚起來——現在是連土耳其也采用了——一詞一串，非常清晰，是好的。但教我似的門外漢來說，好像那拚法還太繁。要精密，當然不得不繁，但繁得很，就又變了“難”，有些妨礙普及了。最好是另有一種簡而不陋的東西。
這裏我們可以研究一下新的“拉丁化”法，《每日國際文選》裏有一小本《中國語書法之拉丁化》〔44〕，《世界》第二年第六七號合刊附錄的一份《言語科學》〔45〕，就都是紹介這東西的。價錢便宜，有心的人可以買來看。它隻有二千八個字母，拚法也容易學。“人”就是rhen，“房子”就是fangz，“我吃果子”是wochgoz，“他是工人”是tashgungrhen。現在在華僑裏實驗，見了成績的，還隻是北方話。但我想，中國究竟還是講北方話——不是北京話——的人們多，將來如果真有一種到處通行的大眾語，那主力也恐怕還是北方話罷。為今之計，隻要酌量增減一點，使它合於各該地方所特有的音，也就可以用到無論什麽窮鄉僻壤去了。
那麽，隻要認識二十八個字母，學一點拚法和寫法，除懶蟲和低能外，就誰都能夠寫得出，看得懂了。況且它還有一個好處，是寫得快。美國人說，時間就是金錢；但我想：時間就是性命。無端的空耗別人的時間，其實是無異於謀財害命的。不過像我們這樣坐著乘風涼，談閑天的人們，可又是例外。
九專化呢，普遍化呢？
到了這裏，就又碰著了一個大問題：中國的言語，各處很不同，單給一個粗枝大葉的區別，就有北方話，江浙話，兩湖川貴話，福建話，廣東話這五種，而這五種中，還有小區別。現在用拉丁字來寫，寫普通話，還是寫土話呢？要寫普通話，人們不會；倘寫土話，別處的人們就看不懂，反而隔閡起來，不及全國通行的漢字了。這是一個大弊病！
我的意思是：在開首的啟蒙時期，各地方各寫它的土話，用不著顧到和別地方意思不相通。當未用拉丁寫法之前，我們的不識字的人們，原沒有用漢字互通著聲氣，所以新添的壞處是一點也沒有的，倒有新的益處，至少是在同一語言的區域裏，可以彼此交換意見，吸收智識了——那當然，一麵也得有人寫些有益的書。問題倒在這各處的大眾語文，將來究竟要它專化呢，還是普通化？
方言土語裏，很有些意味深長的話，我們那裏叫“煉話”，用起來是很有意思的，恰如文言的用古典，聽者也覺得趣味津津。各就各處的方言，將語法和詞匯，更加提煉，使他發達上去的，就是專化。這於文學，是很有益處的，它可以做得比僅用泛泛的話頭的文章更加有意思。但專化又有專化的危險。言語學我不知道，看生物，是一到專化，往往要滅亡的。未有人類以前的許多動植物，就因為太專化了，失其可變性，環境一改，無法應付，隻好滅亡。——幸而我們人類還不算專化的動物，請你們不要愁。大眾，是有文學，要文學的，但決不該為文學做犧牲，要不然，他的荒謬和為了保存漢字，要十分之八的中國人做文盲來殉難的活聖賢就並不兩樣。所以，我想，啟蒙時候用方言，但一麵又要漸漸的加入普通的語法和詞匯去。先用固有的，是一地方的語文的大眾化，加入新的去，是全國的語文的大眾化。
幾個讀書人在書房裏商量出來的方案，固然大抵行不通，但一切都聽其自然，卻也不是好辦法。現在在碼頭上，公共機關中，大學校裏，確已有著一種好像普通話模樣的東西，大家說話，既非“國語”，又不是京話，各各帶著鄉音，鄉調，卻又不是方言，即使說的吃力，聽的也吃力，然而總歸說得出，聽得懂。如果加以整理，幫它發達，也是大眾語中的一支，說不定將來還簡直是主力。我說要在方言裏“加入新的去”，那“新的”的來源就在這地方。待到這一種出於自然，又加人工的話一普遍，我們的大眾語文就算大致統一了。此後當然還要做。年深月久之後，語文更加一致，和“煉話”一樣好，比“古典”還要活的東西，也漸漸的形成，文學就更加精采了。馬上是辦不到的。你們想，國粹家當作寶貝的漢字，不是化了三四千年工夫，這才有這麽一堆古怪成績麽？
至於開手要誰來做的問題，那不消說：是覺悟的讀書人。有人說：“大眾的事情，要大眾自己來做！”〔46〕那當然不錯的，不過得看看說的是什麽腳色。如果說的是大眾，那有一點是對的，對的是要自己來，錯的是推開了幫手。倘使說的是讀書人呢，那可全不同了：他在用漂亮話把持文字，保護自己的尊榮。
十不必恐慌
·但·是，·這·還·不·必·實·做，·隻·要·一·說，·就·又·使·另·一·些·人·發·生·恐·慌·了。
·首·先·是·說·提·倡·大·眾·語·文·的，·乃·是“·文·藝·的·政·治·宣·傳·員·如·宋·陽·之·流”
〔47〕，
·本·意·在·於·造·反。·給·帶·上·一·頂·有·色·帽，·是·極·簡·單·的·反·對·法。·不·過·一·麵·也·就·是·說，·為·了·自·己·的·太·平，·寧·可·中·國·有·百·分·之·八·十·的·文·盲。·那·麽，·倘·使·口·頭·宣·傳·呢，·就·應·該·使·中·國·有·百·分·之·八·十·的·聾·子·了。·但·這·不·屬·於“·談·文”·的·範·圍，·這·裏·也·無·須·多·說。
·專·為·著·文·學·發·愁·的，·我·現·在·看·見·有·兩·種。·一·種·是·怕·大·眾·如·果·都·會·讀，·寫，·就·大·家·都·變·成·文·學·家·了〔48〕。
·這·真·是·怕·天·掉·下·來·的·好·人。上次說過，在不識字的大眾裏，是一向就有作家的。我久不到鄉下去了，先前是，農民們還有一點餘閑，譬如乘涼，就有人講故事。不過這講手，大抵是特定的人，他比較的見識多，說話巧，能夠使人聽下去，懂明白，並且覺得有趣。這就是作家，抄出他的話來，也就是作品。倘有語言無味，偏愛多嘴的人，大家是不要聽的，還要送給他許多冷話——譏刺。我們弄了幾千年文言，十來年白話，凡是能寫的人，何嚐個個是文學家呢？即使都變成文學家，又不是軍閥或土匪，於大眾也並無害處的，不過彼此互看作品而已。還有一種是怕文學的低落。大眾並無舊文學的修養，比起士大夫文學的細致來，或者會顯得所謂“低落”的，但也未染舊文學的痼疾，所以它又剛健，清新。無名氏文學如《子夜歌》之流，會給舊文學一種新力量，我先前已經說過了；現在也有人紹介了許多民歌和故事。還有戲劇，例如《朝花夕拾》所引《目連救母》裏的無常鬼〔49〕的自傳，說是因為同情一個鬼魂，暫放還陽半日，不料被閻羅責罰，從此不再寬縱了——
“那怕你銅牆鐵壁！
那怕你皇親國戚！……”
何等有人情，又何等知過，何等守法，又何等果決，我們的文學家做得出來麽？
這是真的農民和手業工人的作品，由他們閑中扮演。借目連的巡行來貫串許多故事，除《小尼姑下山》外，和刻本的《目連救母記》〔50〕是完全不同的。其中有一段《武鬆打虎》，是甲乙兩人，一強一弱，扮著戲玩。先是甲扮武鬆，乙扮老虎，被甲打得要命，乙埋怨他了，甲道：“你是老虎，不打，不是給你咬死了？”乙隻得要求互換，卻又被甲咬得要命，一說怨話，甲便道：“你是武鬆，不咬，不是給你打死了？”我想：比起希臘的伊索〔51〕，俄國的梭羅古勃〔52〕的寓言來，這是毫無遜色的。
如果到全國的各處去收集，這一類的作品恐怕還很多。但自然，缺點是有的。是一向受著難文字，難文章的封鎖，和現代思潮隔絕。所以，倘要中國的文化一同向上，就必須提倡大眾語，大眾文，而且書法更必須拉丁化。
十一大眾並不如讀書人所想像的愚蠢但是，這一回，大眾語文剛一提出，就有些猛將趁勢出現了，來路是並不一樣的，可是都向白話，翻譯，歐化語法，新字眼進攻。他們都打著“大眾”的旗，說這些東西，都為大眾所不懂，所以要不得。其中有的是原是文言餘孽，借此先來打擊當麵的白話和翻譯的，就是祖傳的“遠交近攻”的老法術；有的是本是懶惰分子，未嚐用功，要大眾語未成，白話先倒，讓他在這空場上誇海口的，其實也還是文言文的好朋友，我都不想在這裏多談。現在要說的隻是那些好意的，然而錯誤的人，因為他們不是看輕了大眾，就是看輕了自己，仍舊犯著古之讀書人的老毛病。
讀書人常常看輕別人，以為較新，較難的字句，自己能懂，大眾卻不能懂，所以為大眾計，是必須徹底掃蕩的；說話作文，越俗，就越好。這意見發展開來，他就要不自覺的成為新國粹派。或則希圖大眾語文在大眾中推行得快，主張什麽都要配大眾的胃口，甚至於說要“迎合大眾”，故意多罵幾句，以博大眾的歡心。這當然自有他的苦心孤詣，但這樣下去，可要成為大眾的新幫閑的。
說起大眾來，界限寬泛得很，其中包括著各式各樣的人，但即使“目不識丁”的文盲，由我看來，其實也並不如讀書人所推想的那麽愚蠢。他們是要智識，要新的智識，要學習，能攝取的。當然，如果滿口新語法，新名詞，他們是什麽也不懂；但逐漸的檢必要的灌輸進去，他們卻會接受；那消化的力量，也許還賽過成見更多的讀書人。初生的孩子，都是文盲，但到兩歲，就懂許多話，能說許多話了，這在他，全部是新名詞，新語法。他那裏是從《馬氏文通》或《辭源》〔53〕裏查來的呢，也沒有教師給他解釋，他是聽過幾回之後，從比較而明白了意義的。大眾的會攝取新詞匯和語法，也就是這樣子，他們會這樣的前進。所以，新國粹派的主張，雖然好像為大眾設想，實際上倒盡了拖住的任務。不過也不能聽大眾的自然，因為有些見識，他們究竟還在覺悟的讀書人之下，如果不給他們隨時揀選，也許會誤拿了無益的，甚而至於有害的東西。所以，“迎合大眾”的新幫閑，是絕對的要不得的。
由曆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總是覺悟的智識者的任務。但這些智識者，卻必須有研究，能思索，有決斷，而且有毅力。他也用權，卻不是騙人，他利導，卻並非迎合。他不看輕自己，以為是大家的戲子，也不看輕別人，當作自己的嘍羅。他隻是大眾中的一個人，我想，這才可以做大眾的事業。
十二煞尾
話已經說得不少了。總之，單是話不行，要緊的是做。要許多人做：大眾和先驅；要各式的人做：教育家，文學家，言語學家……。這已經迫於必要了，即使目下還有點逆水行舟，也隻好拉纖；順水固然好得很，然而還是少不得把舵的。
這拉纖或把舵的好方法，雖然也可以口談，但大抵得益於實驗，無論怎麽看風看水，目的隻是一個：向前。
各人大概都有些自己的意見，現在還是給我聽聽你們諸位的高論罷。
〔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四日至九月十日的《申報·自由談》，署名華圉。後來作者將本文與其他有關於語文改革的文章四篇輯為《門外文談》一書，一九三五年九月由上海天馬書店出版。
〔2〕這些是常見於當時上海報刊的新聞。一九三四年夏，我國南方大旱，國民黨政府於七月間邀請第九世班禪喇嘛和安欽活佛在南京、湯山等地“作法求雨”。八月初，國民黨政府行政院秘書長褚民誼為女遊泳選手楊秀瓊打扇、駕車，被稱為“吊膀子秘書長”。上海“大世界”遊藝場利用旱災展出一個所謂“旱魃”的矮人，稱“三寸怪人幹”，招攬遊客。五月，美國政府頒布《白銀法案》後，國際銀價上升，國民黨官僚資本集團趁國內糧價飛漲，大量輸出白銀，從國外購進大米，牟取暴利。六月，國民黨江西省政府根據蔣介石“手令”，頒布《取締婦女奇裝異服辦法》，規定“褲長最短須過膝四寸，不得露腿赤足”，當時重慶、北平等地也禁止“女子裸膝露肘”。〔3〕唐宋八大家明代茅坤曾選輯唐代的韓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王安石、曾鞏八個古文家的文章編為《唐宋八大家文抄》，因有“唐宋八大家”的說法。〔4〕倉頡相傳為黃帝的史官，漢字的創造者，東漢許慎《說文解字·敘》：“黃帝之史倉頡……初造書契”。《荀子·解蔽》中則說：“好書者眾矣，而倉頡獨傳者壹也”，認為倉頡是文字的搜集和整理者之一。又《太平禦覽》卷三六六引《春秋孔演圖》：“蒼頡四目，是謂並明。”
〔5〕《易經》即《周易》，是我國古代記載占卜的書。可能萌芽於殷周之際，並非出自一人之手。這裏引的兩句，見該書《係辭》篇。〔6〕“升中於天”語見《禮記·禮器》：“升中於天，因吉土，以饗帝於郊。”據漢代鄭玄注：“升，上也；中，猶成也；燔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也。”
〔7〕“倉頡，黃帝史”語見《漢書·古今人表》。史，即史官。〔8〕伏羲我國傳說中的上古帝王，相傳他教民結網，從事漁獵畜牧。“八卦”，相傳為他所作。《易經·係辭》說：“古者包犧氏（按即伏羲）之王天下也……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卦，即掛，懸掛物象以示人吉凶，有乾（o）、坤（o）、震（o）、民（o）、離（o）、坎（o）、兌（o）、伲i）八種式樣。《易傳》認*素災饕笳魈臁5亍16住7紜711稹山、澤八種自然現象。
〔9〕“打結字”古代秘魯印第安人用以幫助記憶的一種線結，以結繩的方式記錄天氣、日期、數目等等的變化。線的顏色，線結的大小和多少，都表示著不同的意義。
〔10〕“岣嶁碑”又稱禹碑，在湖南衡山岣嶁峰，相傳為夏禹治水時所刻；碑文共七十七字，難於辨識。清末葉昌熾《語石》卷二載：“（韓愈詩）‘岣嶁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郎瑛、楊用修諸家各有釋文，靈怪杳冥，難可憑信。不知韓詩又雲：‘千搜萬索何處有，森森綠樹猿猱悲。’是但憑道士所言，未嚐目睹。”此碑在明朝以前，不見於記載，故多疑為偽造。
〔11〕亞勒泰米拉洞在西班牙北部散坦特爾省境，發現於一八七九年。洞窟中有舊石器時代用三種顏色畫成的壁畫，畫的都是野牛、野鹿、野豬和長毛巨象等動物。
〔12〕關於朱育、武則天造字，據《三國誌·吳書·虞翻傳》注引《會稽典錄》：“孫亮時，有山陰朱育，少好奇字，凡所特達，依體象類，造作異字千名以上。”《新唐書·後妃列傳》：武則天於“載初中，……作白、一四、埊、……十有二文。太後自名白。”但《資治通鑒·唐紀二十》載：天授元年，“鳳閣侍郎河東宗秦客，改造‘天’、‘地’等十二字以獻，丁亥，行之。太後自名‘白’”。〔13〕《周禮》儒家經典之一，記述周王朝官製和戰國時代各國製度的資料匯編，大約成書於戰國時期。《說文解字》，東漢許慎撰，我國第一部係統介紹漢字形、音、義的著作。這裏講的漢字六種構成法，即《周禮》和《說文解字》中所記載的“六書”。《周禮》中所說的有：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說文解字》中所說的稍有不同，是：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轉注、假借。〔14〕“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語見《易經·係辭》。〔15〕“象意”《漢書·藝文誌》：“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據唐代顏師古注：“象意即會意也。”
〔16〕篆、隸、楷是漢字演進過程中先後出現的幾種字體的名稱。篆書分大篆小篆，大篆是從西周到戰國通行的字體，但各國有異。秦始皇時統一字體，稱為小篆。隸書開始於秦代，把小篆勻圓的筆畫稍改平直，到漢代才出現平直扁正的正式的隸書。楷書始於漢末，以後取代隸書，通行至今。
〔17〕這裏指胡適。胡適著的《國語文學史》於一九二七年出版時，黎錦熙在該書的《代序》中說，這部文學史所以始於戰國秦漢而不包括《詩經》，是因為胡適要從他認為語言文字開始分歧的時代寫起。《代序》不同意戰國前語文合一的看法。一九二八年胡適將此書修訂，抽去《代序》，改名《白話文學史》出版，在第一章說：“我們研究古代文字，可以推知當戰國的時候中國的文體已經不能與語體一致了。”仍堅持他的戰國前言文一致的看法。
〔18〕《書經》即《尚書》，儒家經典之一。我國上古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跡的著作的匯編。
〔19〕司馬遷（約前145—約前86）字子長，夏陽（今陝西韓城）人，西漢史學家、文學家。曾任太史令。他所撰的《史記》，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從上古起到漢武帝止）。
〔20〕“夥頤，涉之為王沉沉者”語見《史記·陳涉世家》。據唐代司馬貞《索隱》：“服虔雲：楚人謂多為夥。按又言‘頤’者，助聲之辭也。”又據南朝宋裴駰《集解》：“應劭曰：‘沈沈，宮室深邃之貌也。’”
〔21〕《淮南王歌》淮南王指漢文帝之弟劉長，他因謀反為文帝所廢，流放蜀郡，中途絕食而死。後來民間就流傳出這首歌謠。〔22〕《漢書》東漢班固編撰的西漢史，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前漢紀》，即《漢紀》，東漢荀悅撰，編年體西漢史，內容多取材《漢書》，有所增補。這裏所引的前一首見《漢書·淮南王傳》，末句無“能”字，《史記·淮南衡山列傳》所載與引文同；後一首未見於《前漢紀》，漢代高誘的《淮南鴻烈解敘》載有此歌，首句作“一尺繒，好童童”，末句作“兄弟二人，不能相容”。
〔23〕“藏之秘閣，副在三館”秘閣、三館都是藏書的地方。《宋史·職官誌》載：“國初以史館、昭文館、集賢院為三館，皆寓崇文院。太宗端拱元年（988）詔就崇文院中堂建秘閣，擇三館真本書籍萬餘卷，及內出古畫墨跡，藏其中。”
〔24〕克羅蒂亞通譯克羅地亞，現在是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的成員國之一。
〔25〕楊雄（前53—18）一作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今屬四川）人。西漢文學家、語言文字學家。著有《法言》、《太玄經》及其他文賦。《漢書·揚雄傳》載，“劉棻嚐從雄學作奇字”，據唐代顏師古注，奇字即“古文之異者”。《方言》，全名《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相傳為揚雄所作，共十三卷，內容雜錄中國各地同義異字之字一萬一千餘。劉歆（約前53—23），字子駿，沛（今江蘇沛縣）人，西漢學者。他在《與揚雄從取方言書》中說：“屬聞子雲獨采集先代絕言，異國殊語，以為十五卷，其所解略多矣，而不知其目……今謹使密人奉手書，願頗與其最目，得使入篆，令聖朝留明明之典。”揚雄在《答劉歆書》中卻說：“敕以殊言十五卷，君何由知之？……天下上計孝廉及內郡衛卒會者，雄常把三寸弱翰，齎油素四尺，以問其異語，歸即以鉛摘次之於槧，二十七歲於今矣；而語言或交錯相反，方複論思詳悉集之……誠欲崇而就之，不可以遺，不可以怠。即君必欲脅之以威，陵之以武，欲令入之於此；此又未定，未可以見，今君又終之，則縊死以從命也。而可，且寬假延期，必不敢有愛。”“跳黃浦”是通行於上海的話，意即自殺。
〔26〕樊宗師（？—約821）字紹述，河中（今山西永濟）人，唐代散文家。曾任綿州、絳州刺史。他的文章艱澀，難以斷句，如《絳守居園池記》的第一句“絳即東雍為守理所”，有人斷為“絳即東雍，為守理所”，也有人斷為“絳，即東雍為守理所”。〔27〕李賀（790—816）字長吉，昌穀（今河南宜陽）人，唐代詩人。他的詩立意新巧，用語奇特，不易理解。《新唐書·李賀傳》說他“辭尚奇詭，所得皆驚邁絕去翰墨畦徑，當時無能效者。”〔28〕《康熙字典》清代康熙年間張玉書、陳廷敬等奉旨編纂的大型字典，四十二卷，收四萬十千餘字，康熙五十五年（1716）刊行。
〔29〕錢坫（1744—1806）字獻之，江蘇嘉定（今屬上海市）人，清代漢學家。善寫小篆。劉熙，字成國，漢代北海（今山東濰坊）人，訓詁學家。所著《釋名》，八卷，共二十七篇，是一部解釋字義的書。〔30〕錢玄同（1887—1939）名夏，字德潛，浙江吳興人，文字音韻學家。他曾用《說文解字》中的篆體字樣抄寫章太炎的《小學答問》，由浙江官書局刊刻行世。太炎，即章炳麟（1869—1936），浙江餘杭人，清末革命家、學者。他所作的《小學答問》是據《說文解字》解釋本字和借字的流變的書。
〔31〕“千字課”一九二二年陶行知等人創辦的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編纂《平民千字課本》，作為成年人補習常用漢字的讀本。後來一些書店也仿照編印了類似讀本。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五日《社會月報》第一卷第三期發表彭子蘊的《大眾語與大眾文化的水準問題》一文，其中說：“現在市場上有一種叫做《平民千字課》的書，是真用來教有所謂大眾的”。
〔32〕“文學子遊子夏”語見《論語·先進》，據宋代邢癿疏：“若‘文章博學’，則有子遊、子夏二人也。”子遊、子夏，即孔丘的弟子言偃、卜商。
〔33〕“杭育杭育派”意指大眾文學。這裏是針對林語堂而發的。林語堂在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八、三十日及五月三日《申報·自由談》所載《方巾氣研究》一文中說：“在批評方麵，近來新舊衛道派頗一致，方巾氣越來越重。凡非哼哼唧唧文學，或杭育杭育文學，皆在鄙視之列。”又說：“《人間世》出版，動起杭育杭育派的方巾氣，七手八腳，亂吹亂擂，卻絲毫沒有打動了《人間世》。”〔34〕《詩經》我國最早的詩歌總集，編成於春秋時代，共三○五篇，大抵是周初到春秋中期的作品，相傳曾經孔丘刪定。〔35〕王官王朝的職官，這裏指“采詩之官”。《漢書·藝文誌》說：“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36〕荷馬的兩大史詩指《伊利亞特》和《奧德賽》，約產生於公元前九世紀。荷馬的生平以至是否確有其人，歐洲的文學史家頗多爭論，所以這裏說“姑且當作有這樣一個人”。
〔37〕《子夜歌》據《晉書·樂誌》：“《子夜歌》者，女子名子夜造此聲。”《樂府詩集》列為“吳聲歌曲”，收“晉、宋、齊辭”的《子夜歌》四十二首和《子夜四時歌》七十五首。《讀曲歌》，據《宋書·樂誌》：“《讀曲哥（歌）》者，民間為彭城王義康所作也。”又《樂府詩集》引《古今樂錄》：“讀曲歌者，元嘉十七年（440）袁後崩，百官不敢作聲歌；或因酒宴，止竊聲讀曲細吟而已，以此為名。”《樂府詩集》收《讀曲歌》八十九首，也列為“吳聲歌曲”。〔38〕《竹枝詞》據《樂府詩集》：“《竹枝》，本出於巴渝。唐貞元中，劉禹錫在沅湘，以俚歌鄙陋，乃依騷人《九歌》作《竹枝》新辭九章，教裏中兒歌之，由是盛於貞元、元和之間（785—820）。”《柳枝詞》，即《楊柳枝》，唐代教坊曲名。白居易有《楊柳枝詞》八首，其中有“古歌舊曲君休聽，聽取新翻《楊柳枝》”的句子。他又在《楊柳枝二十韻》題下自注：“《楊柳枝》，洛下新聲也。”〔39〕光緒三十二年（1906）起，清政府為了推行所謂“通俗教育”，將一些官方發布的政治時事材料，用白話編成通俗的故事和歌謠進行宣講。“太平歌”以“蓮花落”形式編寫，一般都用文中所引的三句開頭，是當時欽頒的通俗歌謠之一。
〔40〕白話報戊戌變法後，各地報刊風起雲湧，其中以白話寫作的也不少，如杭州的《白話報》（1903）、上海的《中國白話報》（1903）和《揚子江白話報》（1904）等。〔41〕勞乃宣（1843—1921）字季瑄，浙江桐鄉人。清末任京師大學堂總監督兼署學部副大臣，民國初年主張複辟，後來避居青島。他的《簡字全譜》係以王照的《官話字母》為依據，成於一九○七年。其他著作有《等韻一得》、《古籌算考釋》等。王照（1859—1933），字小航，河北寧河人。清末維新運動者，戊戌政變時逃往日本，後又自行投案下獄，不久被釋。他的《官話合聲字母》於一九○○年刊行。其他著作有《水東集上下編》八種。
〔42〕吳稚暉（1865—1953）名敬恒，江蘇武進人，國民黨政客。一九一三年二月，北洋政府教育部召集的讀音統一會正式開會，由他和王照分任正副議長。因為濁音字母和入聲存廢問題，南北兩方會員爭論了一個多月。後來該會除審定六千五百餘字的讀音以外，並正式通過審定字音時所用的“記音字母”，定名為“注音字母”。到一九三○年，“注音字母”又改稱“注音符號”。
〔43〕“假名”日文的字母，因為是從“真名”（即漢字）假借而來的，所以稱為“假名”。分片假名（楷體）和平假名（草體）二種。〔44〕《每日國際文選》一種“每日提供世界新聞雜誌間各種論文之漢譯”的刊物，一九三三年八月一日創刊，孫師毅、明耀五、包可華編選，上海中外出版公司印行。《中國語書法之拉丁化》由焦風（方善境）譯自蘇聯的世界語刊物《新階段》，是《每日國際文選》的第十二號，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二日出版。
〔45〕《世界》上海世界語者協會編印的世界語月刊，創刊於一九三二年十二月。《言語科學》是《世界》的每月增刊，創刊於一九三三年十月；它的第九、十號合刊（即《世界》一九三四年六、七月號合刊的增刊）上載有應人（霍應人）作的《中國語書法拉丁化方案之介紹》一文。
〔46〕“大眾的事情，要大眾自己來做！”在當時大眾語文學的論爭中，報刊上曾有過不少這類議論，如吳稚暉在一九三四年八月一日《申報·自由談》發表的《大眾語萬歲》一文中說：“讓大眾自己來創造，不要代辦。”章克標在《人言》第二十一期（一九三四年七月七日）中說：“大眾語文學是要由大眾自己創造出來的，才算是真正的大眾語文學。”
〔47〕“文藝的政治宣傳員如宋陽之流”這是反動刊物《新壘》主編李焰生在《社會月報》第一卷第三期（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五日）發表的《由大眾語文文學到國民語文文學》一文中的話：“所謂大眾語文，意義是模糊的，提倡不是始自現在，那些文藝的政治宣傳員如宋陽之流，數年前已經很熱鬧的討論過”。宋陽，即瞿秋白。他曾在《文學月報》第一卷第一號、第三號（一九三二年六月、十月）先後發表《大眾文藝的問題》和《再論大眾文藝答止敬》兩文。〔48〕大家都變成文學家了這是一九三四年八月一日、二日《申報·電影專刊》署名米同的《“大眾語”根本上的錯誤》一文中的話：“要是照他們所說，用‘大眾語’來寫作一切文藝作品的話，到了那個時限，一切的人都可以說出就是文章，記下來就是作品，那時不是文學毀滅的時候，就是大家都成了文學家了。”〔49〕《目連救母》《盂蘭盆經》中的佛教故事，說佛的大弟子目連有大神通，嚐入地獄救母。唐代已有《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以後曾被編成多種戲曲，這裏是指紹興戲。無常鬼，即迷信傳說中的“勾魂使者”，參看《朝花夕拾·無常》。
〔50〕《目連救母記》明代新安鄭之珍作。刻本卷首有“主江南試者馮”寫於清光緒二十年（1894）的序言，其中說：“此書出自安徽，或雲係瞽者所作，餘亦未敢必也。”序言中也說到“小尼姑下山”：“惟《下山》一折，較為憾事；不知清磬場中，雜此妙舞，更覺可觀，大有畫家絢染之法焉，餘不為之咎。”
〔51〕伊索（aesop，約前六世紀）相傳是古希臘寓言作家，現在流傳的《伊索寓言》，共有三百餘篇，係後人編集。〔52〕梭羅古勃（pgqgrst，1863—1*梗玻罰《砉撕托∷導遙有長篇小說《老屋》、《小鬼》等。《域外小說集》（一九二一年上海群益書社版）中曾譯載他的寓言十篇。
〔53〕《馬氏文通》清代馬建忠著，共十卷，一八九八年出版，是我國最早的一部較有係統的研究漢語語法的專著。《辭源》，陸爾奎等編輯，一九一五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印行，一九三一年增出“續編”，是一部說明漢語詞義及其淵源、演變的工具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