線裝書真是買不起了。乾隆時候的刻本的價錢，幾乎等於那時的宋本。明版小說，是五四運動以後飛漲的；從今年起，洪運怕要輪到小品文身上去了。至於清朝禁書〔2〕，則民元革命後就是寶貝，即使並無足觀的著作，也常要百餘元至數十元。我向來也走走舊書坊，但對於這類寶書，卻從不敢作非分之想。端午節前，在四馬路一帶閑逛，竟無意之間買到了一種，曰《小學大全》，共五本，價七角，看這名目，是不大有人會歡迎的，然而，卻是清朝的禁書。
這書的編纂者尹嘉銓，博野人；他父親尹會一〔3〕，是有名的孝子，乾隆皇帝曾經給過褒揚的詩。他本身也是孝子，又是道學家，官又做到大理寺卿稽察覺羅學〔4〕。還請令旗籍〔5〕子弟也講讀朱子的《小學》〔6〕，而“荷蒙朱批：所奏是。欽此。”這部書便成於兩年之後的，加疏的《小學》六卷，《考證》和《釋文》，《或問》各一卷，《後編》二卷，合成一函，是為《大全》。也曾進呈，終於在乾隆四十二年九月十七日奉旨：“好！知道了。欽此。”那明明是得了皇帝的嘉許的。
到乾隆四十六年，他已經致仕回家了，但真所謂“及其老也，戒之在得”〔7〕罷，雖然欲得的乃是“名”，也還是一樣的招了大禍。這年三月，乾隆行經保定，尹嘉銓便使兒子送了一本奏章，為他的父親請諡，朱批是“與瞻乃國家定典，豈可妄求。此奏本當交部治罪，念汝為父私情，姑免之。若再不安分家居，汝罪不可追矣！欽此。”不過他豫先料不到會碰這樣的大釘子，所以接著還有一本，是請許“我朝”名臣湯斌範文程李光地顧八代張伯行〔8〕等從祀孔廟，“至於臣父尹會一，既蒙禦製詩章褒嘉稱孝，已在德行之科，自可從祀，非臣所敢請也。”這回可真出了大岔子，三月十八日的朱批是：“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欽此。”
乾隆時代的一定辦法，是凡以文字獲罪者，一麵拿辦，一麵就查抄，這並非著重他的家產，乃在查看藏書和另外的文字，如果別有“狂吠”，便可以一並治罪。因為乾隆的意見，是以為既敢“狂吠”，必不止於一兩聲，非徹底根究不可的。尹嘉銓當然逃不出例外，和自己的被捕同時，他那博野的老家和北京的寓所，都被查抄了。藏書和別項著作，實在不少，但其實也並無什麽幹礙之作。不過那時是決不能這樣就算的，經大學士三寶〔9〕等再三審訊之後，定為“相應請旨將尹嘉銓照大逆律淩遲處死”，幸而結果很寬大：“尹嘉銓著加恩免其淩遲之罪，改為處絞立決，其家屬一並加恩免其緣坐”就完結了。
這也還是名儒兼孝子的尹嘉銓所不及料的。
這一回的文字獄，隻絞殺了一個人，比起別的案子來，決不能算是大獄，但乾隆皇帝卻頗費心機，發表了幾篇文字。從這些文字和奏章（均見《清代文字獄檔》第六輯）看來，這回的禍機雖然發於他的“不安分”，但大原因，卻在既以名儒自居，又請將名臣從祀：這都是大“不可恕”的地方。清朝雖然尊崇朱子，但止於“尊崇”，卻不許“學樣”，因為一學樣，就要講學，於是而有學說，於是而有門徒，於是而有門戶，於是而有門戶之爭，這就足為“太平盛世”之累。況且以這樣的“名儒”而做官，便不免以“名臣”自居，“妄自尊大”。乾隆是不承認清朝會有“名臣”的，他自己是“英主”，是“明君”，所以在他的統治之下，不能有奸臣，既沒有特別壞的奸臣，也就沒有特別好的名臣，一律都是不好不壞，無所謂好壞的奴子。〔10〕特別攻擊道學先生，所以是那時的一種潮流，也就是“聖意”。我們所常見的，是紀昀總纂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和自著的《閱微草堂筆記》〔11〕裏的時時的排擊。這就是迎合著這種潮流的，倘以為他秉性平易近人，所以憎恨了道學先生的谿刻，那是一種誤解。大學士三寶們也很明白這潮流，當會審尹嘉銓時，曾奏道：“查該犯如此狂悖不法，若即行定罪正法，尚不足以泄公憤而快人心。該犯曾任三品大員，相應遵例奏明，將該犯嚴加夾訊，多受刑法，問其究屬何心，錄取供詞，具奏，再請旨立正典刑，方足以昭炯戒。”後來究竟用了夾棍沒有，未曾查考，但看所錄供詞，卻於用他的“醜行”來打倒他的道學的策略，是做得非常起勁的。現在抄三條在下麵——
“問：尹嘉銓！你所書李孝女暮年不字事一篇，說‘年逾五十，依然待字，吾妻李恭人聞而賢之，欲求淑女以相助，仲女固辭不就’等語。這處女既立誌不嫁，已年過五旬，你為何叫你女人遣媒說合，要他做妾？這樣沒廉恥的事，難道是講正經人幹的麽？據供：我說的李孝女年逾五十，依然待字，原因素日間知道雄縣有個姓李的女子，守貞不字。吾女人要聘他為妾，我那時在京候補，並不知道；後來我女人告訴我，才知道的，所以替他做了這篇文字，要表揚他，實在我並沒有見過他的麵。但他年過五十，我還將要他做妾的話，做在文字內，這就是我廉恥喪盡，還有何辯。
“問：你當時在皇上跟前討賞翎子，說是沒有翎子，就回去見不得你妻小。你這假道學怕老婆，到底皇上沒有給你翎子，你如何回去的呢？據供：我當初在家時，曾向我妻子說過，要見皇上討翎子，所以我彼時不辭冒昧，就妄求恩典，原想得了翎子回家，可以誇耀。
後來皇上沒有賞我，我回到家裏，實在覺得害羞，難見妻子。這都是我假道學，怕老婆，是實。
“問：你女人平日妒悍，所以替你娶妾，也要娶這五十歲女人給你，知道這女人斷不肯嫁，他又得了不妒之名。總是你這假道學居常做慣這欺世盜名之事，你女人也學了你欺世盜名。你難道不知道麽？供：我女人要替我討妾，這五十歲李氏女子既已立誌不嫁，斷不肯做我的妾，我女人是明知的，所以借此要得不妒之名。總是我平日所做的事，俱係欺世盜名，所以我女人也學做此欺世盜名之事，難逃皇上洞鑒。”
還有一件要緊事是銷毀和他有關的書。他的著述也真太多，計應“銷毀”者有書籍八十六種，石刻七種，都是著作；應“撤毀”者有書籍六種，都是古書，而有他的序跋。《小學大全》雖不過“疏輯”，然而是在“銷毀”之列的。〔12〕但我所得的《小學大全》，卻是光緒二十二年開雕，二十五年刊竣，而“宣統丁巳”（實是中華民國六年）重校的遺老本，有張錫恭跋雲：“世風不古若矣，願讀是書者，有以轉移之。……”又有劉安濤跋雲：“晚近淩夷，益加甚焉，異言喧，顯與是書相悖，一唱百和，……馴致家與國均蒙其害，唐虞三代以來先聖先賢蒙以養正之遺意，掃地盡矣。剝極必複，天地之心見焉。……”為了文字獄，使士子不敢治史，尤不敢言近代事，但一麵卻也使昧於掌故，乾隆朝所竭力“銷毀”的書，雖遺老也不複明白，不到一百三十年，又從新奉為寶典了。這莫非也是“剝極必複”〔13〕麽？恐怕是遺老們的乾隆皇帝所不及料的罷。
但是，清的康熙，雍正和乾隆三個，尤其是後兩個皇帝，對於“·文·藝·政·策”·或·說·得·較·大·一·點·的“文化·統·製”〔14〕，卻真盡了很大的努力的。文字獄不過是消極的一方麵，積極的一麵，則如欽定四庫全書〔15〕，於漢人的著作，無不加以取舍，所取的書，凡有涉及金元之處者，又大抵加以修改，作為定本。此外，對於“七經”，“二十四史”，《通鑒》，〔16〕文士的詩文，和尚的語錄，也都不肯放過，不是鑒定，便是評選，文苑中實在沒有不被蹂躪的處所了。而且他們是深通漢文的異族的君主，以勝者的看法，來批評被征服的漢族的文化和人情，也鄙夷，但也恐懼，有苛論，但也有確評，文字獄隻是由此而來的辣手的一種，那成果，由滿洲這方麵言，是的確不能說它沒有效的。
現在這影響好像是淡下去了，遺老們的重刻《小學大全》，就是一個證據，但也可見被愚弄了的性靈，又終於並不清醒過來。近來明人小品，清代禁書，市價之高，決非窮讀書人所敢窺覗，但《東華錄》，《禦批通鑒輯覽》，《上諭八旗》，《雍正朱批諭旨》〔17〕……等，卻好像無人過問，其低廉為別的一切大部書所不及。倘有有心人加以收集，一一鉤稽，將其中的關於駕禦漢人，批評文化，利用文藝之處，分別排比，輯成一書，我想，我們不但可以看見那策略的博大和惡辣，並且還能夠明白我們怎樣受異族主子的馴擾，以及遺留至今的奴性的由來的罷。
自然，這決不及賞玩性靈文字〔18〕的有趣，然而借此知道一點演成了現在的所謂性靈的曆史，卻也十分有益的。七月十日。
〔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四年八月五日《新語林》半月刊第三期，署名杜德機。
〔2〕清朝禁書清政府為實行文化統製，在編纂《四庫全書》時，將認為內容“悖謬”和有“違礙字句”的書，都分別“銷毀”和“撤毀”（即“全毀”和“抽毀”）。“禁書”即指這些應毀的書；關於禁書的目錄，後來有《全毀抽毀書目》、《禁書總目》、《違礙書目》等數種（都收在清代姚覲元輯《咫進齋叢書》中）。
〔3〕尹會一（1691—1748）字元孚，清代道學家，官至吏部侍郎。著有闡釋程、朱理學的書數種和《賢母年譜》等。〔4〕大理寺卿中央審判機關的主管長官，按清朝官製為“正三品”。稽察覺羅學，即清朝皇族旁支子弟學校的主管，據《清會典》載：以顯祖宣皇帝（即清太祖愛新覺羅·努爾哈赤的父親愛新覺羅·塔克世）之本支子孫為“宗室”，以顯祖宣皇帝之叔伯兄弟等之旁支子孫為“覺羅”。
〔5〕旗籍清代滿族軍事、生產合一的戶籍編製單位，共分八旗。此外另設蒙八旗和漢八旗。
〔6〕朱子即朱熹（1130—1200）字元晦，婺源（今屬江西）人，宋代理學家，官至寶文閣待製，著有《詩集傳》、《四書章句集注》、《通鑒綱目》等。《小學》，朱熹、劉子澄編，共六卷，係輯錄古書中符合封建道德的片段分類編成。
〔7〕“及其老也，戒之在得”語見《論語·季氏》：“君子有三戒……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8〕湯斌（1627—1687）字孔伯，睢州（今河南睢縣）人，官至禮部尚書。範文程（1597—1666），字憲鬥，沈陽人，官至大學士、太傅兼太子太師。李光地（1642—1718），字晉卿，福建安溪人，官至文淵閣大學士。顧八代（？—1709），字文起，滿洲鑲黃旗人，官至禮部尚書。張伯行（1651—1725），字孝先，河南儀封（今蘭考）人，官至禮部尚書。
〔9〕三寶（？—1784）滿洲正紅旗人，乾隆時官至東閣大學士。〔10〕乾隆皇帝在《尹嘉銓免其淩遲之罪諭》中說：“古來以講學為名，致開朋黨之漸，如明季東林諸人講學，以致國事日非，可為鑒戒……又其書有《多臣言行錄》一編……以本朝之人標榜當代人物，將來伊等子孫，恩怨即從此起，門戶亦且漸開，所關朝常世教，均非淺鮮。即伊托言仿照朱子《名臣言行錄》，朱子所處，當宋朝南渡式微，且又在下位，其所評，尚皆公當。今尹嘉銓乃欲於國家全盛之時，逞其私臆，妄生議論，變亂是非，實為莠言亂政。”又在《明辟尹嘉銓標榜之罪諭》中說：“朕以為本朝紀綱整肅，無名臣亦無奸臣，何則，乾綱在上，不致朝廷有名臣、奸臣，亦社稷之福耳。”〔11〕紀昀（1724—1805）字曉嵐，直隸（今河北）獻縣人，清代文學家。官至禮部尚書，曾任四庫全書館總纂官。《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二百卷，是《四庫全書》的書目解題，完成於乾隆四十七年（1782）。《閱微草堂筆記》，筆記小說，共五種，二十四卷。紀昀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子部儒家類的“引言”中說：“當時所謂道學者，又自分二派，筆舌交攻。自是厥後，天下惟朱陸是爭；門戶列而朋黨起，恩仇報複，蔓延者垂數百年。”在《閱微草堂筆記》中，更多處有不滿道學家的言論，如：“講學家責人無已時。”“一儒生頗講學……崖岸太甚，動以不情之論責人。”“講學家持論務嚴，遂使一時失足者無路自贖。”等等。
〔12〕關於銷毀《小學大全》，乾隆四十六年（1781）五月“上諭”：“如《小學》等書，本係前人著述，原可毋庸銷毀，惟其中有經該犯（按指尹嘉銓）疏解編輯及有序跋者，即當一體銷毀。”在當時的軍機處“應行銷毀尹嘉銓書籍單”中，《小學大全》一書下注有“尹嘉銓疏輯，亦應銷毀”。
〔13〕“剝極必複”“剝”、“複”是《易經》中的兩個卦名，《剝卦》之後就是《複卦》，所以說“剝極必複”（剝是剝落，複是反本）。《易經·複卦》說：“反複其道，七日來複……複，其見天地之心乎？”
〔14〕“文化統製”當時國民黨政府實行“剿滅共產主義”的反動文化政策，並在他們的刊物上大事宣傳（如一九三四年一月《汗血》月刊第二卷第四期即為《文化剿匪專號》，同年八月《前途》月刊第二卷第八期又為《文化統製專號》）。魯迅在這裏用“文藝政策”和“文化統製”等字樣加以揭露，但發表時都被刪去。〔15〕四庫全書清代乾隆三十七年（1772）設館纂修，曆時十年始成。共收書三五○三種，七九三三七卷，分經、史、子、集四部。〔16〕“七經”指《易》、《書》、《詩》、《春秋》、《周禮》、《儀禮》和《禮記》。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加以注疏，編為《周易折中》、《書經傳說匯纂》、《詩經傳說匯纂》、《春秋傳說匯纂》、《周官義疏》、《儀禮義疏》、《禮記義疏》七種，合稱《禦纂七經》。“二十四史”，乾隆時規定從《史記》至《明史》的二十四部紀傳體史書為“正史”，即《欽定二十四史》。《通鑒》，宋代司馬光等編纂的編年體史書，起自戰國，終於五代，名《資治通鑒》。乾隆帝命臣下編成起自上古終於明末的另一編年體史書，由他親自“詳加評斷”，稱為《禦批通鑒輯覽》。〔17〕《東華錄》清代蔣良驥編，三十二卷。係從清太祖天命至世宗雍正六朝的實錄和其他文獻摘抄而成。後由王先謙加以增補，擴編為一九五卷，並新增乾隆、嘉慶、道光三朝史料，合為《九朝東華錄》，共四二五卷。稍後，他又補輯《鹹豐朝東華錄》和《同治朝東華錄》各一百卷；此後又有朱壽朋編的《光緒朝東華錄》二二○卷。《上諭八旗》，內容是雍正一朝關於八旗政務的諭旨和奏議等文件，共分三集：《上諭八旗》十三卷、《上諭旗務議複》十二卷、《諭行旗務奏議》十三卷。《雍正朱批諭旨》，三六○卷，內容是經雍正朱批的“臣工”二百餘人的奏折。
〔18〕性靈文字指當時林語堂提倡“性靈”的文章。他在《論語》第二卷第十五期（一九三三年四月）發表的《有不為齋隨筆·論文》中說：“文章者，個人性靈之表現。性靈之為物，惟我知之，生我之父母不知，同床之吾妻亦不知。然文學之生命實寄托於此。”
這書的編纂者尹嘉銓，博野人；他父親尹會一〔3〕，是有名的孝子，乾隆皇帝曾經給過褒揚的詩。他本身也是孝子，又是道學家，官又做到大理寺卿稽察覺羅學〔4〕。還請令旗籍〔5〕子弟也講讀朱子的《小學》〔6〕，而“荷蒙朱批：所奏是。欽此。”這部書便成於兩年之後的，加疏的《小學》六卷，《考證》和《釋文》，《或問》各一卷，《後編》二卷，合成一函，是為《大全》。也曾進呈，終於在乾隆四十二年九月十七日奉旨：“好！知道了。欽此。”那明明是得了皇帝的嘉許的。
到乾隆四十六年，他已經致仕回家了，但真所謂“及其老也，戒之在得”〔7〕罷，雖然欲得的乃是“名”，也還是一樣的招了大禍。這年三月，乾隆行經保定，尹嘉銓便使兒子送了一本奏章，為他的父親請諡，朱批是“與瞻乃國家定典，豈可妄求。此奏本當交部治罪，念汝為父私情，姑免之。若再不安分家居，汝罪不可追矣！欽此。”不過他豫先料不到會碰這樣的大釘子，所以接著還有一本，是請許“我朝”名臣湯斌範文程李光地顧八代張伯行〔8〕等從祀孔廟，“至於臣父尹會一，既蒙禦製詩章褒嘉稱孝，已在德行之科，自可從祀，非臣所敢請也。”這回可真出了大岔子，三月十八日的朱批是：“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欽此。”
乾隆時代的一定辦法，是凡以文字獲罪者，一麵拿辦，一麵就查抄，這並非著重他的家產，乃在查看藏書和另外的文字，如果別有“狂吠”，便可以一並治罪。因為乾隆的意見，是以為既敢“狂吠”，必不止於一兩聲，非徹底根究不可的。尹嘉銓當然逃不出例外，和自己的被捕同時，他那博野的老家和北京的寓所，都被查抄了。藏書和別項著作，實在不少，但其實也並無什麽幹礙之作。不過那時是決不能這樣就算的，經大學士三寶〔9〕等再三審訊之後，定為“相應請旨將尹嘉銓照大逆律淩遲處死”，幸而結果很寬大：“尹嘉銓著加恩免其淩遲之罪，改為處絞立決，其家屬一並加恩免其緣坐”就完結了。
這也還是名儒兼孝子的尹嘉銓所不及料的。
這一回的文字獄，隻絞殺了一個人，比起別的案子來，決不能算是大獄，但乾隆皇帝卻頗費心機，發表了幾篇文字。從這些文字和奏章（均見《清代文字獄檔》第六輯）看來，這回的禍機雖然發於他的“不安分”，但大原因，卻在既以名儒自居，又請將名臣從祀：這都是大“不可恕”的地方。清朝雖然尊崇朱子，但止於“尊崇”，卻不許“學樣”，因為一學樣，就要講學，於是而有學說，於是而有門徒，於是而有門戶，於是而有門戶之爭，這就足為“太平盛世”之累。況且以這樣的“名儒”而做官，便不免以“名臣”自居，“妄自尊大”。乾隆是不承認清朝會有“名臣”的，他自己是“英主”，是“明君”，所以在他的統治之下，不能有奸臣，既沒有特別壞的奸臣，也就沒有特別好的名臣，一律都是不好不壞，無所謂好壞的奴子。〔10〕特別攻擊道學先生，所以是那時的一種潮流，也就是“聖意”。我們所常見的，是紀昀總纂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和自著的《閱微草堂筆記》〔11〕裏的時時的排擊。這就是迎合著這種潮流的，倘以為他秉性平易近人，所以憎恨了道學先生的谿刻，那是一種誤解。大學士三寶們也很明白這潮流，當會審尹嘉銓時，曾奏道：“查該犯如此狂悖不法，若即行定罪正法，尚不足以泄公憤而快人心。該犯曾任三品大員，相應遵例奏明，將該犯嚴加夾訊，多受刑法，問其究屬何心，錄取供詞，具奏，再請旨立正典刑，方足以昭炯戒。”後來究竟用了夾棍沒有，未曾查考，但看所錄供詞，卻於用他的“醜行”來打倒他的道學的策略，是做得非常起勁的。現在抄三條在下麵——
“問：尹嘉銓！你所書李孝女暮年不字事一篇，說‘年逾五十，依然待字，吾妻李恭人聞而賢之，欲求淑女以相助，仲女固辭不就’等語。這處女既立誌不嫁，已年過五旬，你為何叫你女人遣媒說合，要他做妾？這樣沒廉恥的事，難道是講正經人幹的麽？據供：我說的李孝女年逾五十，依然待字，原因素日間知道雄縣有個姓李的女子，守貞不字。吾女人要聘他為妾，我那時在京候補，並不知道；後來我女人告訴我，才知道的，所以替他做了這篇文字，要表揚他，實在我並沒有見過他的麵。但他年過五十，我還將要他做妾的話，做在文字內，這就是我廉恥喪盡，還有何辯。
“問：你當時在皇上跟前討賞翎子，說是沒有翎子，就回去見不得你妻小。你這假道學怕老婆，到底皇上沒有給你翎子，你如何回去的呢？據供：我當初在家時，曾向我妻子說過，要見皇上討翎子，所以我彼時不辭冒昧，就妄求恩典，原想得了翎子回家，可以誇耀。
後來皇上沒有賞我，我回到家裏，實在覺得害羞，難見妻子。這都是我假道學，怕老婆，是實。
“問：你女人平日妒悍，所以替你娶妾，也要娶這五十歲女人給你，知道這女人斷不肯嫁，他又得了不妒之名。總是你這假道學居常做慣這欺世盜名之事，你女人也學了你欺世盜名。你難道不知道麽？供：我女人要替我討妾，這五十歲李氏女子既已立誌不嫁，斷不肯做我的妾，我女人是明知的，所以借此要得不妒之名。總是我平日所做的事，俱係欺世盜名，所以我女人也學做此欺世盜名之事，難逃皇上洞鑒。”
還有一件要緊事是銷毀和他有關的書。他的著述也真太多，計應“銷毀”者有書籍八十六種，石刻七種，都是著作；應“撤毀”者有書籍六種，都是古書，而有他的序跋。《小學大全》雖不過“疏輯”，然而是在“銷毀”之列的。〔12〕但我所得的《小學大全》，卻是光緒二十二年開雕，二十五年刊竣，而“宣統丁巳”（實是中華民國六年）重校的遺老本，有張錫恭跋雲：“世風不古若矣，願讀是書者，有以轉移之。……”又有劉安濤跋雲：“晚近淩夷，益加甚焉，異言喧，顯與是書相悖，一唱百和，……馴致家與國均蒙其害，唐虞三代以來先聖先賢蒙以養正之遺意，掃地盡矣。剝極必複，天地之心見焉。……”為了文字獄，使士子不敢治史，尤不敢言近代事，但一麵卻也使昧於掌故，乾隆朝所竭力“銷毀”的書，雖遺老也不複明白，不到一百三十年，又從新奉為寶典了。這莫非也是“剝極必複”〔13〕麽？恐怕是遺老們的乾隆皇帝所不及料的罷。
但是，清的康熙，雍正和乾隆三個，尤其是後兩個皇帝，對於“·文·藝·政·策”·或·說·得·較·大·一·點·的“文化·統·製”〔14〕，卻真盡了很大的努力的。文字獄不過是消極的一方麵，積極的一麵，則如欽定四庫全書〔15〕，於漢人的著作，無不加以取舍，所取的書，凡有涉及金元之處者，又大抵加以修改，作為定本。此外，對於“七經”，“二十四史”，《通鑒》，〔16〕文士的詩文，和尚的語錄，也都不肯放過，不是鑒定，便是評選，文苑中實在沒有不被蹂躪的處所了。而且他們是深通漢文的異族的君主，以勝者的看法，來批評被征服的漢族的文化和人情，也鄙夷，但也恐懼，有苛論，但也有確評，文字獄隻是由此而來的辣手的一種，那成果，由滿洲這方麵言，是的確不能說它沒有效的。
現在這影響好像是淡下去了，遺老們的重刻《小學大全》，就是一個證據，但也可見被愚弄了的性靈，又終於並不清醒過來。近來明人小品，清代禁書，市價之高，決非窮讀書人所敢窺覗，但《東華錄》，《禦批通鑒輯覽》，《上諭八旗》，《雍正朱批諭旨》〔17〕……等，卻好像無人過問，其低廉為別的一切大部書所不及。倘有有心人加以收集，一一鉤稽，將其中的關於駕禦漢人，批評文化，利用文藝之處，分別排比，輯成一書，我想，我們不但可以看見那策略的博大和惡辣，並且還能夠明白我們怎樣受異族主子的馴擾，以及遺留至今的奴性的由來的罷。
自然，這決不及賞玩性靈文字〔18〕的有趣，然而借此知道一點演成了現在的所謂性靈的曆史，卻也十分有益的。七月十日。
〔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四年八月五日《新語林》半月刊第三期，署名杜德機。
〔2〕清朝禁書清政府為實行文化統製，在編纂《四庫全書》時，將認為內容“悖謬”和有“違礙字句”的書，都分別“銷毀”和“撤毀”（即“全毀”和“抽毀”）。“禁書”即指這些應毀的書；關於禁書的目錄，後來有《全毀抽毀書目》、《禁書總目》、《違礙書目》等數種（都收在清代姚覲元輯《咫進齋叢書》中）。
〔3〕尹會一（1691—1748）字元孚，清代道學家，官至吏部侍郎。著有闡釋程、朱理學的書數種和《賢母年譜》等。〔4〕大理寺卿中央審判機關的主管長官，按清朝官製為“正三品”。稽察覺羅學，即清朝皇族旁支子弟學校的主管，據《清會典》載：以顯祖宣皇帝（即清太祖愛新覺羅·努爾哈赤的父親愛新覺羅·塔克世）之本支子孫為“宗室”，以顯祖宣皇帝之叔伯兄弟等之旁支子孫為“覺羅”。
〔5〕旗籍清代滿族軍事、生產合一的戶籍編製單位，共分八旗。此外另設蒙八旗和漢八旗。
〔6〕朱子即朱熹（1130—1200）字元晦，婺源（今屬江西）人，宋代理學家，官至寶文閣待製，著有《詩集傳》、《四書章句集注》、《通鑒綱目》等。《小學》，朱熹、劉子澄編，共六卷，係輯錄古書中符合封建道德的片段分類編成。
〔7〕“及其老也，戒之在得”語見《論語·季氏》：“君子有三戒……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8〕湯斌（1627—1687）字孔伯，睢州（今河南睢縣）人，官至禮部尚書。範文程（1597—1666），字憲鬥，沈陽人，官至大學士、太傅兼太子太師。李光地（1642—1718），字晉卿，福建安溪人，官至文淵閣大學士。顧八代（？—1709），字文起，滿洲鑲黃旗人，官至禮部尚書。張伯行（1651—1725），字孝先，河南儀封（今蘭考）人，官至禮部尚書。
〔9〕三寶（？—1784）滿洲正紅旗人，乾隆時官至東閣大學士。〔10〕乾隆皇帝在《尹嘉銓免其淩遲之罪諭》中說：“古來以講學為名，致開朋黨之漸，如明季東林諸人講學，以致國事日非，可為鑒戒……又其書有《多臣言行錄》一編……以本朝之人標榜當代人物，將來伊等子孫，恩怨即從此起，門戶亦且漸開，所關朝常世教，均非淺鮮。即伊托言仿照朱子《名臣言行錄》，朱子所處，當宋朝南渡式微，且又在下位，其所評，尚皆公當。今尹嘉銓乃欲於國家全盛之時，逞其私臆，妄生議論，變亂是非，實為莠言亂政。”又在《明辟尹嘉銓標榜之罪諭》中說：“朕以為本朝紀綱整肅，無名臣亦無奸臣，何則，乾綱在上，不致朝廷有名臣、奸臣，亦社稷之福耳。”〔11〕紀昀（1724—1805）字曉嵐，直隸（今河北）獻縣人，清代文學家。官至禮部尚書，曾任四庫全書館總纂官。《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二百卷，是《四庫全書》的書目解題，完成於乾隆四十七年（1782）。《閱微草堂筆記》，筆記小說，共五種，二十四卷。紀昀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子部儒家類的“引言”中說：“當時所謂道學者，又自分二派，筆舌交攻。自是厥後，天下惟朱陸是爭；門戶列而朋黨起，恩仇報複，蔓延者垂數百年。”在《閱微草堂筆記》中，更多處有不滿道學家的言論，如：“講學家責人無已時。”“一儒生頗講學……崖岸太甚，動以不情之論責人。”“講學家持論務嚴，遂使一時失足者無路自贖。”等等。
〔12〕關於銷毀《小學大全》，乾隆四十六年（1781）五月“上諭”：“如《小學》等書，本係前人著述，原可毋庸銷毀，惟其中有經該犯（按指尹嘉銓）疏解編輯及有序跋者，即當一體銷毀。”在當時的軍機處“應行銷毀尹嘉銓書籍單”中，《小學大全》一書下注有“尹嘉銓疏輯，亦應銷毀”。
〔13〕“剝極必複”“剝”、“複”是《易經》中的兩個卦名，《剝卦》之後就是《複卦》，所以說“剝極必複”（剝是剝落，複是反本）。《易經·複卦》說：“反複其道，七日來複……複，其見天地之心乎？”
〔14〕“文化統製”當時國民黨政府實行“剿滅共產主義”的反動文化政策，並在他們的刊物上大事宣傳（如一九三四年一月《汗血》月刊第二卷第四期即為《文化剿匪專號》，同年八月《前途》月刊第二卷第八期又為《文化統製專號》）。魯迅在這裏用“文藝政策”和“文化統製”等字樣加以揭露，但發表時都被刪去。〔15〕四庫全書清代乾隆三十七年（1772）設館纂修，曆時十年始成。共收書三五○三種，七九三三七卷，分經、史、子、集四部。〔16〕“七經”指《易》、《書》、《詩》、《春秋》、《周禮》、《儀禮》和《禮記》。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加以注疏，編為《周易折中》、《書經傳說匯纂》、《詩經傳說匯纂》、《春秋傳說匯纂》、《周官義疏》、《儀禮義疏》、《禮記義疏》七種，合稱《禦纂七經》。“二十四史”，乾隆時規定從《史記》至《明史》的二十四部紀傳體史書為“正史”，即《欽定二十四史》。《通鑒》，宋代司馬光等編纂的編年體史書，起自戰國，終於五代，名《資治通鑒》。乾隆帝命臣下編成起自上古終於明末的另一編年體史書，由他親自“詳加評斷”，稱為《禦批通鑒輯覽》。〔17〕《東華錄》清代蔣良驥編，三十二卷。係從清太祖天命至世宗雍正六朝的實錄和其他文獻摘抄而成。後由王先謙加以增補，擴編為一九五卷，並新增乾隆、嘉慶、道光三朝史料，合為《九朝東華錄》，共四二五卷。稍後，他又補輯《鹹豐朝東華錄》和《同治朝東華錄》各一百卷；此後又有朱壽朋編的《光緒朝東華錄》二二○卷。《上諭八旗》，內容是雍正一朝關於八旗政務的諭旨和奏議等文件，共分三集：《上諭八旗》十三卷、《上諭旗務議複》十二卷、《諭行旗務奏議》十三卷。《雍正朱批諭旨》，三六○卷，內容是經雍正朱批的“臣工”二百餘人的奏折。
〔18〕性靈文字指當時林語堂提倡“性靈”的文章。他在《論語》第二卷第十五期（一九三三年四月）發表的《有不為齋隨筆·論文》中說：“文章者，個人性靈之表現。性靈之為物，惟我知之，生我之父母不知，同床之吾妻亦不知。然文學之生命實寄托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