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刻像（曹白作）
在全國第二回木刻流動展覽會上攝（1936）
上海大陸新村寓所外景上海大陸新村寓所內景6魯迅全集·第六卷
且介亭雜文
本書收作者一九三四年所作雜文三十六篇，一九三五年末經作者親自編定，一九三七年七月由上海三閑書屋初版。
序言
近幾年來，所謂“雜文”的產生，比先前多，也比先前更受著攻擊。例如自稱“詩人”邵洵美〔1〕，前“第三種人”〔2〕施蟄存〔3〕和杜衡即蘇汶〔4〕，還不到一知半解程度的大學生林希雋〔5〕之流，就都和雜文有切骨之仇，給了種種罪狀的。然而沒有效，作者多起來，讀者也多起來了。
其實“雜文”也不是現在的新貨色，是“古已有之”的，凡有文章，倘若分類，都有類可歸，如果編年，那就隻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體，各種都夾在一處，於是成了“雜”。分類有益於揣摩文章，編年有利於明白時勢，倘要知人論世，是非看編年的文集不可的，現在新作的古人年譜的流行，即證明著已經有許多人省悟了此中的消息。況且現在是多麽切迫的時候，作者的任務，是在對於有害的事物，立刻給以反響或抗爭，是感應的神經，是攻守的手足。潛心於他的鴻篇巨製，為未來的文化設想，固然是很好的，但為現在抗爭，卻也正是為現在和未來的戰鬥的作者，因為失掉了現在，也就沒有了未來。
戰鬥一定有傾向。這就是邵施杜林之流的大敵，其實他們所憎惡的是內容，雖然披了文藝的法衣，裏麵卻包藏著“死之說教者”〔6〕，和生存不能兩立。
這一本集子和《花為文學》，是我在去年一年中，在官民的明明暗暗，軟軟硬硬的圍剿“雜文”的筆和刀下的結集，凡是寫下來的，全在這裏麵。當然不敢說是詩史〔7〕，其中有著時代的眉目，也決不是英雄們的八寶箱，一朝打開，便見光輝燦爛。我隻在深夜的街頭擺著一個地攤，所有的無非幾個小釘，幾個瓦碟，但也希望，並且相信有些人會從中尋出合於他的用處的東西。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日，記於上海之且介亭〔8〕
〔1〕邵洵美（1906—1968）浙江餘姚人。曾創辦金屋書店，主編《金屋月刊》，提倡所謂唯美主義文學。他和章克標是《人言》周刊的“編輯同人”。該刊第一卷第三期（一九三四年三月）曾譯載魯迅用日文寫的《關於中國的兩三件事》一文中談監獄一節，文末的“編者注”中攻擊魯迅的雜文“強辭奪理”，“意氣多於議論，捏造多於實證”。參看《準風月談·後記》。
〔2〕“第三種人”一九三三年十月蘇汶（即杜衡）在《現代》月刊第一卷第三期發表《關於〈文新〉與胡秋原的文藝論辯》，文中自稱是居於反動文藝和左翼文藝之外的“第三種人”，鼓吹“文藝自由論”，攻擊左翼文藝運動。魯迅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一日致增田涉的信中指出這些所謂“第三種人”“自稱超黨派，其實是右派。”〔3〕施蟄存江蘇鬆江（今屬上海市）人，作家。曾主編《現代》月刊、《文飯小品》等。他在《文飯小品》第三期（一九三五年四月）發表的《服爾泰》中，說魯迅的雜文是“有宣傳作用而缺少文藝價值的東西”。
〔4〕杜衡（1906—1964）又名蘇汶，原名戴克崇，浙江杭縣（今餘杭）人，“第三種人”的代表人物。曾編輯《現代》月刊。他在上海《星火》第二卷第二期（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發表的《文壇的罵風》中說，“雜文的流行”，是文壇上“一團糟的混戰”的“一個重要的原因”，“於是短論也，雜文也，差不多成為罵人文章的‘雅稱’，於是，罵風四起，以至弄到今日這不可收拾的局勢。”〔5〕林希雋廣東潮安人，當時上海大夏大學的學生。他在《現代》第五卷第五期（一九三四年九月）發表的《雜文和雜文家》中，說雜文的興盛，是因為“作家毀掉了自己以投機取巧的手腕來代替一個文藝作者的嚴肅的工作”。
〔6〕“死之說教者”原是尼采《劄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第一卷第九篇的篇名，這裏借用其字麵的意思。
〔7〕詩史意思是可以作為曆史看的詩，語見《新唐書·杜甫傳》：“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後也泛指能反映一個時代的作品。
〔8〕且介亭當時作者住在上海北四川路，這個地區是“越界築路”（帝國主義者越出租界範圍修築馬路）區域，即所謂“半租界”。“且介”即取“租界”二字之各半。
在全國第二回木刻流動展覽會上攝（1936）
上海大陸新村寓所外景上海大陸新村寓所內景6魯迅全集·第六卷
且介亭雜文
本書收作者一九三四年所作雜文三十六篇，一九三五年末經作者親自編定，一九三七年七月由上海三閑書屋初版。
序言
近幾年來，所謂“雜文”的產生，比先前多，也比先前更受著攻擊。例如自稱“詩人”邵洵美〔1〕，前“第三種人”〔2〕施蟄存〔3〕和杜衡即蘇汶〔4〕，還不到一知半解程度的大學生林希雋〔5〕之流，就都和雜文有切骨之仇，給了種種罪狀的。然而沒有效，作者多起來，讀者也多起來了。
其實“雜文”也不是現在的新貨色，是“古已有之”的，凡有文章，倘若分類，都有類可歸，如果編年，那就隻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體，各種都夾在一處，於是成了“雜”。分類有益於揣摩文章，編年有利於明白時勢，倘要知人論世，是非看編年的文集不可的，現在新作的古人年譜的流行，即證明著已經有許多人省悟了此中的消息。況且現在是多麽切迫的時候，作者的任務，是在對於有害的事物，立刻給以反響或抗爭，是感應的神經，是攻守的手足。潛心於他的鴻篇巨製，為未來的文化設想，固然是很好的，但為現在抗爭，卻也正是為現在和未來的戰鬥的作者，因為失掉了現在，也就沒有了未來。
戰鬥一定有傾向。這就是邵施杜林之流的大敵，其實他們所憎惡的是內容，雖然披了文藝的法衣，裏麵卻包藏著“死之說教者”〔6〕，和生存不能兩立。
這一本集子和《花為文學》，是我在去年一年中，在官民的明明暗暗，軟軟硬硬的圍剿“雜文”的筆和刀下的結集，凡是寫下來的，全在這裏麵。當然不敢說是詩史〔7〕，其中有著時代的眉目，也決不是英雄們的八寶箱，一朝打開，便見光輝燦爛。我隻在深夜的街頭擺著一個地攤，所有的無非幾個小釘，幾個瓦碟，但也希望，並且相信有些人會從中尋出合於他的用處的東西。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日，記於上海之且介亭〔8〕
〔1〕邵洵美（1906—1968）浙江餘姚人。曾創辦金屋書店，主編《金屋月刊》，提倡所謂唯美主義文學。他和章克標是《人言》周刊的“編輯同人”。該刊第一卷第三期（一九三四年三月）曾譯載魯迅用日文寫的《關於中國的兩三件事》一文中談監獄一節，文末的“編者注”中攻擊魯迅的雜文“強辭奪理”，“意氣多於議論，捏造多於實證”。參看《準風月談·後記》。
〔2〕“第三種人”一九三三年十月蘇汶（即杜衡）在《現代》月刊第一卷第三期發表《關於〈文新〉與胡秋原的文藝論辯》，文中自稱是居於反動文藝和左翼文藝之外的“第三種人”，鼓吹“文藝自由論”，攻擊左翼文藝運動。魯迅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一日致增田涉的信中指出這些所謂“第三種人”“自稱超黨派，其實是右派。”〔3〕施蟄存江蘇鬆江（今屬上海市）人，作家。曾主編《現代》月刊、《文飯小品》等。他在《文飯小品》第三期（一九三五年四月）發表的《服爾泰》中，說魯迅的雜文是“有宣傳作用而缺少文藝價值的東西”。
〔4〕杜衡（1906—1964）又名蘇汶，原名戴克崇，浙江杭縣（今餘杭）人，“第三種人”的代表人物。曾編輯《現代》月刊。他在上海《星火》第二卷第二期（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發表的《文壇的罵風》中說，“雜文的流行”，是文壇上“一團糟的混戰”的“一個重要的原因”，“於是短論也，雜文也，差不多成為罵人文章的‘雅稱’，於是，罵風四起，以至弄到今日這不可收拾的局勢。”〔5〕林希雋廣東潮安人，當時上海大夏大學的學生。他在《現代》第五卷第五期（一九三四年九月）發表的《雜文和雜文家》中，說雜文的興盛，是因為“作家毀掉了自己以投機取巧的手腕來代替一個文藝作者的嚴肅的工作”。
〔6〕“死之說教者”原是尼采《劄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第一卷第九篇的篇名，這裏借用其字麵的意思。
〔7〕詩史意思是可以作為曆史看的詩，語見《新唐書·杜甫傳》：“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後也泛指能反映一個時代的作品。
〔8〕且介亭當時作者住在上海北四川路，這個地區是“越界築路”（帝國主義者越出租界範圍修築馬路）區域，即所謂“半租界”。“且介”即取“租界”二字之各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