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趙雪陽先生的通信(三月三十一日本刊)裏,知道對於我那篇“青年必讀書”的答案曾有一位學者向學生發議論,以為我“讀得中國書非常的多。……如今偏不讓人家讀,……這是什麽意思呢!”


    我讀確是讀過一點中國書,但沒有“非常的多”;也並不“偏不讓人家讀”。有誰要讀,當然隨便。隻是倘若問我的意見,就是: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這是這麽一個意思——我向來是不喝酒的,數年之前,帶些自暴自棄的氣味地喝起酒來了,當時倒也覺得有點舒服。先是小喝,繼而大喝,可是酒量愈增,食量就減下去了,我知道酒精已經害了腸胃。現在有時戒除,有時也還喝,正如還要翻翻中國書一樣。但是和青年談起飲食來,我總說:你不要喝酒。聽的人雖然知道我曾經縱酒,而都明白我的意思。


    我即使自己出的是天然痘,決不因此反對牛痘;即使開了棺材鋪,也不來謳歌瘟疫的。


    就是這麽一個意思。


    還有一種順便而不相幹的聲明。一個朋友告訴我,《晨報副刊》上有評玉君的文章(2),其中提起我在《民眾文藝》(3)上所載的《戰士和蒼蠅》的話。其實我做那篇短文的本意,並不是說現在的文壇。所謂戰士者,是指中山先生和民國元年前後殉國而反受奴才們譏笑糟蹋的先烈;蒼蠅則當然是指奴才們。至於文壇上,我覺得現在似乎還沒有戰士,那些批評家雖然其中也難免有有名無實之輩,但還不至於可厭到像蒼蠅。現在一並寫出,庶幾乎免於誤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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