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無論是誰，隻要站在“辯誣”的地位的，無論辯白與否，都已經是屈辱。更何況受了實際的大損害之後，還得來辯誣。
我們的市民被上海租界的英國巡捕擊殺了，（2）我們並不還擊，卻先來趕緊洗刷犧牲者的罪名（3）。說道我們並非“赤化”，因為沒有受別國的煽動；說道我們並非“暴徒”，因為都是空手，沒有兵器的。我不解為什麽中國人如果真使中國赤化，真在中國暴動，就得聽英捕來處死刑？記得新希臘人也曾用兵器對付過國內的土耳其人，（4）卻並不被稱為暴徒；俄國確已赤化多年了，也沒有得到別國開槍的懲罰。而獨有中國人，則市民被殺之後，還要皇皇然辯誣，張著含冤的眼睛，向世界搜求公道。
其實，這原由是很容易了然的，就因為我們並非暴徒，並未赤化的緣故。
因此我們就覺得含冤，大叫著偽文明的破產。可是文明是向來如此的，並非到現在才將假麵具揭下來。隻因為這樣的損害，以前是別民族所受，我們不知道，或者是我們原已屢次受過，現在都已忘卻罷了。公道和武力合為一體的文明，世界上本未出現，那萌芽或者隻在幾個先驅者和幾群被迫壓民族的腦中。但是，當自己有了力量的時候，卻往往離而為二了。
但英國究竟有真的文明人存在。今天，我們已經看見各國無黨派智識階級勞動者所組織的國際工人後援會，大表同情於中國的《致中國國民宣言》（5）了。列名的人，英國就有培那特蕭（bernardshaw）（6），中國的留心世界文學的人大抵知道他的名字；法國則巴爾布斯（henribarbusse）（7），中國也曾譯過他的作品。他的母親卻是英國人；或者說，因此他也富有實行的質素，法國作家所常有的享樂的氣息，在他的作品中是絲毫也沒有的。現在都出而為中國鳴不平了，所以我覺得英國人的品性，我們可學的地方還多著，——但自然除了捕頭，商人，和看見學生的遊行而在屋頂拍手嘲笑的娘兒們。
我並非說我們應該做“愛敵若友”的人，不過說我們目下委實並沒有認誰作敵。近來的文字中，雖然偶有“認清敵人”這些話，那是行文過火的毛病。倘有敵人，我們就早該抽刃而起，要求“以血償血”了。而現在我們所要求的是什麽呢？辯誣之後，不過想得點輕微的補償；那辦法雖說有十幾條（8），總而言之，單是“不相往來”，成為“路人”而已。雖是對於本來極密的友人，怕也不過如此罷。
然而將實話說出來，就是：因為公道和實力還沒有合為一體，而我們隻抓得了公道，所以滿眼是友人，即使他加了任意的殺戮。
如果我們永遠隻有公道，就得永遠著力於辯誣，終身空忙碌。這幾天有些紙貼在牆上，仿佛叫人勿看《順天時報》（9）似的。我從來就不大看這報，但也並非“排外”，實在因為它的好惡，每每和我的很不同。然而也間有很確，為中國人自己不肯說的話。大概兩三年前，正值一種愛國運動的時候罷，偶見一篇它的社論（10），大意說，一國當衰弊之際，總有兩種意見不同的人。一是民氣論者，側重國民的氣概，一是民力論者，專重國民的實力。前者多則國家終亦漸弱，後者多則將強。我想，這是很不錯的；而且我們應該時時記得的。
可惜中國曆來就獨多民氣論者，到現在還如此。如果長此不改，“再而衰，三而竭”（11），將來會連辯誣的精力也沒有了。所以在不得已而空手鼓舞民氣時，尤必須同時設法增長國民的實力，還要永遠這樣的幹下去。
因此，中國青年負擔的煩重，就數倍於別國的青年了。因為我們的古人將心力大抵用到玄虛漂渺平穩圓滑上去了，便將艱難切實的事情留下，都待後人來補做，要一人兼做兩三人，四五人，十百人的工作，現在可正到了試練的時候了。對手又是堅強的英人，正是他山的好石（12），大可以借此來磨練。
假定現今覺悟的青年的平均年齡為二十，又假定照中國人易於衰老的計算，至少也還可以共同抗拒，改革，奮鬥三十年。
不夠，就再一代，二代……。這樣的數目，從個體看來，仿佛是可怕的，但倘若這一點就怕，便無藥可救，隻好甘心滅亡。因為在民族的曆史上，這不過是一個極短時期，此外實沒有更快的捷徑。我們更無須遲疑，隻是試練自己，自求生存，對誰也不懷惡意的幹下去。
但足以破滅這運動的持續的危機，在目下就有三樣：一是日夜偏注於表麵的宣傳，鄙棄他事；二是對同類太操切，稍有不合，便呼之為國賊，為洋奴；三是有許多巧人，反利用機會，來獵取自己目前的利益。
六月十一日。
十一
1急不擇言
“急不擇言”的病源，並不在沒有想的工夫，而在有工夫的時候沒有想。
上海的英國捕頭殘殺市民之後，我們就大驚憤，大嚷道：
偽文明人的真麵目顯露了！那麽，足見以前還以為他們有些真文明。然而中國有槍階級的焚掠平民，屠殺平民，卻向來不很有人抗議。莫非因為動手的是“國貨”，所以連殘殺也得歡迎；還是我們原是真野蠻，所以自己殺幾個自家人就不足為奇呢？
自家相殺和為異族所殺當然有些不同。譬如一個人，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心平氣和，被別人打了，就非常氣忿。但一個人而至於乏到自己打嘴巴，也就很難免為別人所打，如果世界上“打”的事實還沒有消除。
我們確有點慌亂了，反基督教的叫喊（13）的尾聲還在，而許多人已頗佩服那教士的對於上海事件的公證（14）；並且還有去向羅馬教皇訴苦（15）的。一流血，風氣就會這樣的轉變。
2一致對外
甲：“喂，乙先生！你怎麽趁我忙亂的時候，又將我的東西拿走了？現在拿出來，還我罷！”
乙：“我們要一致對外！這樣危急時候，你還隻記得自己的東西麽？亡國奴！”
3“同胞同胞！”
我願意自首我的罪名：這回除硬派的不算外，我也另捐了極少的幾個錢，可是本意並不在以此救國，倒是為了看見那些老實的學生們熱心奔走得可感，不好意思給他們碰釘子。
學生們在演講的時候常常說，“同胞，同胞！……”但你們可知道你們所有的是怎樣的“同胞”，這些“同胞”是怎樣的心麽？
不知道的。即如我的心，在自己說出之前，募捐的人們大概就不知道。
我的近鄰有幾個小學生，常常用幾張小紙片，寫些幼稚的宣傳文，用他們弱小的腕，來貼在電杆或牆壁上。待到第二天，我每見多被撕掉了。雖然不知道撕的是誰，但未必是英國人或日本人罷。
“同胞，同胞！……”學生們說。
我敢於說，中國人中，仇視那真誠的青年的眼光，有的比英國或日本人還凶險。為“排貨”（16）複仇的，倒不一定是外國人！
要中國好起來，還得做別樣的工作。
這回在北京的演講和募捐之後，學生們和社會上各色人物接觸的機會已經很不少了，我希望有若幹留心各方麵的人，將所見，所受，所感的都寫出來，無論是好的，壞的，像樣的，丟臉的，可恥的，可悲的，全給它發表，給大家看看我們究竟有著怎樣的“同胞”。
明白以後，這才可以計畫別樣的工作。
而且也無須掩飾。即使所發見的並無所謂同胞，也可以從頭創造的；即使所發見的不過完全黑暗，也可以和黑暗戰鬥的。
而且也無須掩飾了，外國人的知道我們，常比我們自己知道得更清楚。試舉一個極近便的例，則中國人自編的《北京指南》，還是日本人做的《北京》精確！
4斷指和暈倒
又是砍下指頭，又是當場暈倒。（17）斷指是極小部分的自殺，暈倒是極暫時中的死亡。我希望這樣的教育不普及；從此以後，不再有這樣的現象。
5文學家有什麽用？
因為滬案發生以後，沒有一個文學家出來“狂喊”，就有人發了疑問了，曰：“文學家究竟有什麽用處？”（18）今敢敬謹答曰：文學家除了謅幾句所謂詩文之外，實在毫無用處。
中國現下的所謂文學家又作別論；即使是真的文學大家，然而卻不是“詩文大全”，每一個題目一定有一篇文章，每一回案件一定有一通狂喊。他會在萬籟無聲時大呼，也會在金鼓喧闐中沉默。leonardodavinci（19）非常敏感，但為要研究人的臨死時的恐怖苦悶的表情，卻去看殺頭。中國的文學家固然並未狂喊，卻還不至於如此冷靜。況且有一首《血花繽紛》，不是早經發表了麽？雖然還沒有得到是否“狂喊”的定評。
文學家也許應該狂喊了。查老例，做事的總不如做文的有名。所以，即使上海和漢口的犧牲者（20）的姓名早已忘得幹幹淨淨，詩文卻往往更久地存在，或者還要感動別人，啟發後人。
這倒是文學家的用處。血的犧牲者倘要講用處，或者還不如做文學家。
6“到民間去”
但是，好許多青年要回去了。
從近時的言論上看來，舊家庭仿佛是一個可怕的吞噬青年的新生命的妖怪，不過在事實上，卻似乎還不失為到底可愛的東西，比無論什麽都富於攝引力。兒時的釣遊之地，當然很使人懷念的，何況在和大都會隔絕的城鄉中，更可以暫息大半年來努力向上的疲勞呢。
更何況這也可以算是“到民間去”（21）。
但從此也可以知道：我們的“民間”怎樣；青年單獨到民間時，自己的力量和心情，較之在北京一同大叫這一個標語時又怎樣？
將這經曆牢牢記住，倘將來從民間來，在北京再遇到一同大叫這一個標語的時候，回憶起來，就知道自己是在說真還是撒誑。
那麽，就許有若幹人要沉默，沉默而苦痛，然而新的生命就會在這苦痛的沉默裏萌芽。
7魂靈的斷頭台
近年以來，每個夏季，大抵是有槍階級的打架季節（22），也是青年們的魂靈的斷頭台。
到暑假，畢業的都走散了，升學的還未進來，其餘的也大半回到家鄉去。各樣同盟於是暫別，喊聲於是低微，運動於是銷沉，刊物於是中輟。好像炎熱的巨刃從天而降，將神經中樞突然斬斷，使這首都忽而成為屍骸。但獨有狐鬼卻仍在死屍上往來，從從容容地豎起它占領一切的大纛。
待到秋高氣爽時節，青年們又聚集了，但不少是已經新陳代謝。他們在未曾領略過的首善之區（23）的使人健忘的空氣中，又開始了新的生活，正如畢業的人們在去年秋天曾經開始過的新的生活一般。
於是一切古董和廢物，就都使人覺得永遠新鮮；自然也就覺不出周圍是進步還是退步，自然也就分不出遇見的是鬼還是人。不幸而又有事變起來，也隻得還在這樣的世上，這樣的人間，仍舊“同胞同胞”的叫喊。
8還是一無所有
中國的精神文明，早被槍炮打敗了，經過了許多經驗，已經要證明所有的還是一無所有。諱言這“一無所有”，自然可以聊以自慰；倘更鋪排得好聽一點，還可以寒天烘火爐一樣，使人舒服得要打盹兒。但那報應是永遠無藥可醫，一切犧牲全都白費，因為在大家打著盹兒的時候，狐鬼反將犧牲吃盡，更加肥胖了。
大概，人必須從此有記性，觀四向而聽八方，將先前一切自欺欺人的希望之談全都掃除，將無論是誰的自欺欺人的假麵全都撕掉，將無論是誰的自欺欺人的手段全都排斥，總而言之，就是將華夏傳統的所有小巧的玩藝兒全都放掉，倒去屈尊學學槍擊我們的洋鬼子，這才可望有新的希望的萌芽。
六月十八日。
（1）本篇最初分兩次發表於一九二五年六月十六日《民眾文藝周刊》第二十四號及同月二十三日《民眾周刊》（《民眾文藝周刊》改名）第二十五號。
（2）指五卅慘案。一九二五年五月十四日，上海日商內外棉紗廠工人，為抗議資方無理開除工人，舉行罷工。次日，日本資本家槍殺工人顧正紅（共產黨員），激起上海各界人民的公憤。三十日，上海學生二千餘人，在租界進行宣傳，聲援工人，號召收回租界，被英帝國主義逮捕一百餘人。隨後群眾萬餘人集中在英租界南京路捕房前，要求釋放被捕者，高呼“打倒帝國主義”等口號，英國巡捕開槍射擊，當即傷亡數十人。
（3）洗刷犧牲者的罪名指《京報》主筆邵振青（邵飄萍）關於五卅慘案的文章。他在一九二五年六月五日《京報》“評壇”欄發表的《我國人一致憤慨的情形之下，願英日兩國政府勿自蹈瓜分中國之嫌》一文中說：英、日帝國主義“用種種宣傳政策，謂中國國民已與俄國同其赤化，英日若不合力以壓迫中國，行見中國赤化而後，美國亦大受其影響……然中國之並未赤化，所謂赤化說乃純屬英日兩國之虛偽政策……今次上海之慘劇，乃世界偽文明之宣告破產，非中國之一單純的外交問題。”他又在同日該報發表的《外國紳士暴徒》一文中說：“‘暴動學生’之一名詞，真乃可謂滑稽極矣，請問外國紳士，學生是否有手槍？是否有機關槍？是否已因暴動殺死外國紳士多人？否否不然，多死者乃為學生，此決非學生之自殺也。”
（4）指希臘民族獨立運動。一八二一年三月，希臘爆發了反對土耳其統治的起義，次年一月宣布獨立，經過幾年的艱苦鬥爭，於一八二九年取得勝利。
（5）《致中國國民宣言》一九二五年六月六日，國際工人後援會從柏林發來為五卅慘案致中國國民的宣言，其中說：“國際工人後援會共有五百萬會員，都是白種用手和用腦的工人，現在我們代表全體會員，對於白種和黃種資本帝國主義的強盜這次殘殺和平的中國學生和工人的事情，同你們一致抗爭。我們……對於掠奪中國人民並且亦就是掠奪我們的那班東西毫無關係。他們在國外想欺淩你們這個民族，在國內亦想壓迫我們這個階級。隻有我們合起來同他們對敵，才可以保全我們。……你們的敵人就是我們的敵人，你們的戰爭就是我們的戰爭，你們將來的勝利就是我們的勝利。”文末署名的有英國的蕭伯納和法國的巴比塞，他們都是該會中央委員會委員。
（6）培那特蕭通譯蕭伯納（1856—1950），英國劇作家、批評家。早期參加改良主義的政治組織“費邊社”，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曾譴責帝國主義戰爭，十月革命後同情社會主義。著有劇本《華倫夫人的職業》、《巴巴拉少校》、《真相畢露》等。
（7）巴爾布斯通譯巴比塞（1873—1935），法國作家。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他致力於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站在國際主義立場，熱情擁護蘇聯；一九二二年加入法國共產黨。著有長篇小說《火線》、《光明》及《斯大林傳》等。
（8）指上海工商學聯合會提出的對外談判條件。五卅慘案後，該會於六月八日發表宣言，提出談判的先決條件四條及正式條件十三條，其中包括工人有組織工會及罷工的自由、取消領事裁判權、撤退駐滬英日海陸軍等條款。這些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人民的反帝願望，但還不能達到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推翻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一切特權的主要目的。後來負責這次對外交涉的買辦資產階級代表虞洽卿（總商會會長）等，又刪改了其中一些重要條款，成為委曲求全的十三條。
（9）《順天時報》日本帝國主義者在北京創辦的中文報紙。創辦人為中島美雄，最初稱《燕京時報》，一九○一年十月創刊，一九三○年三月停刊。
（10）指《順天時報》的《愛國的兩說與愛國的兩派》的社論。
一九二三年一月，北京大學學生因旅順、大連租借期將滿，向當時的國會請願，要求收回旅大。北洋政府在廣大群眾的壓力下，被迫於三月十日向日本帝國主義提出收回旅順、大連和廢除“二十一條”的要求，十四日遭到拒絕後，即爆發了規模幾及全國各大城市的反日愛國運動。四月四日《順天時報》發表上述社論。其中說：“凡一國中興之際。照例發生充實民力論及伸張國權論兩派。試就中國之現狀而論。亦明明有此二說可觀。……國權論者常多為感情所支配。……民力論者多具理智之頭腦。……故國權論者。可以投好廣漠之愛國心。民力論者。必為多數人所不悅。於是高倡國權論容易。主張民力論甚難。”
（11）“再而衰，三而竭”語見《左傳》莊公十年，春秋時魯國曹劌的話：“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
（12）他山的好石語出《詩經·小雅·鶴鳴》：“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13）反基督教的叫喊一九二五年四月三日《京報》載有北京非基督教大同盟的宣言，說明它的宗旨是“反對基督教及其在華之一切侵略活動”。該同盟又於四月十五日創刊《科學與宗教》半月刊（《京報》臨時增刊），當時很有影響，引起了普遍的反基督教的呼聲。
（14）這裏說的教士的公證，指五卅慘案發生後，一些在中國的外國教士曾發表宣言，對中國學生的愛國鬥爭在表麵上表示同情，實際上是為了和緩當時的緊張局勢。
（15）向羅馬教皇訴苦北京大學某些教授為五卅慘案於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三日致電羅馬教皇，希望他“竭力發揚作為基督教的基礎的友愛精神”，幻想得到羅馬教皇的“同情和支持”。
（16）“排貨”指當時的抵製英國貨和日本貨。
（17）一九二五年六月十日，北京民眾為五卅慘案在天安門開大會，據當時報載：參加者因過於激忿，曾有人演說時以利刃斷指書寫血字，又有人當場暈倒。
（18）“文學家究竟有什麽用處”《婦女周刊》（《京報》的副刊之一）第二十七號（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七日）載有署名畹蘭的《文學家究竟有什麽用處》一文，其中說：“我真奇怪，自滬案發生後，在這樣一個重大的刺激之下，為什麽總不見有一個文學家出來狂喊？
……於是我的問題出來了：‘文學家究竟有什麽用處？’”按畹蘭即當時北京大學學生歐陽蘭。他曾在《猛進》周刊第十五期（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二日）發表過《血花繽紛》一詩（副題為“悲悼滬案犧牲者”）。
（19）leonardodavinci萊奧那多·達·芬奇（1452—1519），文藝複興時期的意大利畫家、雕刻家和科學家。
（20）漢口的犧牲者五卅慘案發生後，漢口群眾計劃於六月十三日召開大會，抗議英、日等帝國主義者屠殺中國工人和學生。當時湖北督軍蕭耀南卻於前兩日（十一日）解散學生會，並槍殺學生四人；
工人群眾也在這天晚間遭英國海軍陸戰隊射擊，死傷多人。
（21）“到民間去”原是十九世紀六十至七十年代俄國民粹派的口號，它號召青年到農村去，發動農民反對沙皇政府。“五四”以後，特別是在五卅運動高xdx潮中，這個口號在我國知識分子中間也相當流行。
（22）有槍階級的打架季節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各地軍閥的內戰，如一九二○年的直皖戰爭，一九二一年的湘鄂戰爭，一九二二年的奉直戰爭，一九二四年的江浙戰爭，都發生在夏季。
（23）首善之區指首都。《漢書·儒林傳》載：“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這裏指當時北洋軍閥統治下的首都北京。
無論是誰，隻要站在“辯誣”的地位的，無論辯白與否，都已經是屈辱。更何況受了實際的大損害之後，還得來辯誣。
我們的市民被上海租界的英國巡捕擊殺了，（2）我們並不還擊，卻先來趕緊洗刷犧牲者的罪名（3）。說道我們並非“赤化”，因為沒有受別國的煽動；說道我們並非“暴徒”，因為都是空手，沒有兵器的。我不解為什麽中國人如果真使中國赤化，真在中國暴動，就得聽英捕來處死刑？記得新希臘人也曾用兵器對付過國內的土耳其人，（4）卻並不被稱為暴徒；俄國確已赤化多年了，也沒有得到別國開槍的懲罰。而獨有中國人，則市民被殺之後，還要皇皇然辯誣，張著含冤的眼睛，向世界搜求公道。
其實，這原由是很容易了然的，就因為我們並非暴徒，並未赤化的緣故。
因此我們就覺得含冤，大叫著偽文明的破產。可是文明是向來如此的，並非到現在才將假麵具揭下來。隻因為這樣的損害，以前是別民族所受，我們不知道，或者是我們原已屢次受過，現在都已忘卻罷了。公道和武力合為一體的文明，世界上本未出現，那萌芽或者隻在幾個先驅者和幾群被迫壓民族的腦中。但是，當自己有了力量的時候，卻往往離而為二了。
但英國究竟有真的文明人存在。今天，我們已經看見各國無黨派智識階級勞動者所組織的國際工人後援會，大表同情於中國的《致中國國民宣言》（5）了。列名的人，英國就有培那特蕭（bernardshaw）（6），中國的留心世界文學的人大抵知道他的名字；法國則巴爾布斯（henribarbusse）（7），中國也曾譯過他的作品。他的母親卻是英國人；或者說，因此他也富有實行的質素，法國作家所常有的享樂的氣息，在他的作品中是絲毫也沒有的。現在都出而為中國鳴不平了，所以我覺得英國人的品性，我們可學的地方還多著，——但自然除了捕頭，商人，和看見學生的遊行而在屋頂拍手嘲笑的娘兒們。
我並非說我們應該做“愛敵若友”的人，不過說我們目下委實並沒有認誰作敵。近來的文字中，雖然偶有“認清敵人”這些話，那是行文過火的毛病。倘有敵人，我們就早該抽刃而起，要求“以血償血”了。而現在我們所要求的是什麽呢？辯誣之後，不過想得點輕微的補償；那辦法雖說有十幾條（8），總而言之，單是“不相往來”，成為“路人”而已。雖是對於本來極密的友人，怕也不過如此罷。
然而將實話說出來，就是：因為公道和實力還沒有合為一體，而我們隻抓得了公道，所以滿眼是友人，即使他加了任意的殺戮。
如果我們永遠隻有公道，就得永遠著力於辯誣，終身空忙碌。這幾天有些紙貼在牆上，仿佛叫人勿看《順天時報》（9）似的。我從來就不大看這報，但也並非“排外”，實在因為它的好惡，每每和我的很不同。然而也間有很確，為中國人自己不肯說的話。大概兩三年前，正值一種愛國運動的時候罷，偶見一篇它的社論（10），大意說，一國當衰弊之際，總有兩種意見不同的人。一是民氣論者，側重國民的氣概，一是民力論者，專重國民的實力。前者多則國家終亦漸弱，後者多則將強。我想，這是很不錯的；而且我們應該時時記得的。
可惜中國曆來就獨多民氣論者，到現在還如此。如果長此不改，“再而衰，三而竭”（11），將來會連辯誣的精力也沒有了。所以在不得已而空手鼓舞民氣時，尤必須同時設法增長國民的實力，還要永遠這樣的幹下去。
因此，中國青年負擔的煩重，就數倍於別國的青年了。因為我們的古人將心力大抵用到玄虛漂渺平穩圓滑上去了，便將艱難切實的事情留下，都待後人來補做，要一人兼做兩三人，四五人，十百人的工作，現在可正到了試練的時候了。對手又是堅強的英人，正是他山的好石（12），大可以借此來磨練。
假定現今覺悟的青年的平均年齡為二十，又假定照中國人易於衰老的計算，至少也還可以共同抗拒，改革，奮鬥三十年。
不夠，就再一代，二代……。這樣的數目，從個體看來，仿佛是可怕的，但倘若這一點就怕，便無藥可救，隻好甘心滅亡。因為在民族的曆史上，這不過是一個極短時期，此外實沒有更快的捷徑。我們更無須遲疑，隻是試練自己，自求生存，對誰也不懷惡意的幹下去。
但足以破滅這運動的持續的危機，在目下就有三樣：一是日夜偏注於表麵的宣傳，鄙棄他事；二是對同類太操切，稍有不合，便呼之為國賊，為洋奴；三是有許多巧人，反利用機會，來獵取自己目前的利益。
六月十一日。
十一
1急不擇言
“急不擇言”的病源，並不在沒有想的工夫，而在有工夫的時候沒有想。
上海的英國捕頭殘殺市民之後，我們就大驚憤，大嚷道：
偽文明人的真麵目顯露了！那麽，足見以前還以為他們有些真文明。然而中國有槍階級的焚掠平民，屠殺平民，卻向來不很有人抗議。莫非因為動手的是“國貨”，所以連殘殺也得歡迎；還是我們原是真野蠻，所以自己殺幾個自家人就不足為奇呢？
自家相殺和為異族所殺當然有些不同。譬如一個人，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心平氣和，被別人打了，就非常氣忿。但一個人而至於乏到自己打嘴巴，也就很難免為別人所打，如果世界上“打”的事實還沒有消除。
我們確有點慌亂了，反基督教的叫喊（13）的尾聲還在，而許多人已頗佩服那教士的對於上海事件的公證（14）；並且還有去向羅馬教皇訴苦（15）的。一流血，風氣就會這樣的轉變。
2一致對外
甲：“喂，乙先生！你怎麽趁我忙亂的時候，又將我的東西拿走了？現在拿出來，還我罷！”
乙：“我們要一致對外！這樣危急時候，你還隻記得自己的東西麽？亡國奴！”
3“同胞同胞！”
我願意自首我的罪名：這回除硬派的不算外，我也另捐了極少的幾個錢，可是本意並不在以此救國，倒是為了看見那些老實的學生們熱心奔走得可感，不好意思給他們碰釘子。
學生們在演講的時候常常說，“同胞，同胞！……”但你們可知道你們所有的是怎樣的“同胞”，這些“同胞”是怎樣的心麽？
不知道的。即如我的心，在自己說出之前，募捐的人們大概就不知道。
我的近鄰有幾個小學生，常常用幾張小紙片，寫些幼稚的宣傳文，用他們弱小的腕，來貼在電杆或牆壁上。待到第二天，我每見多被撕掉了。雖然不知道撕的是誰，但未必是英國人或日本人罷。
“同胞，同胞！……”學生們說。
我敢於說，中國人中，仇視那真誠的青年的眼光，有的比英國或日本人還凶險。為“排貨”（16）複仇的，倒不一定是外國人！
要中國好起來，還得做別樣的工作。
這回在北京的演講和募捐之後，學生們和社會上各色人物接觸的機會已經很不少了，我希望有若幹留心各方麵的人，將所見，所受，所感的都寫出來，無論是好的，壞的，像樣的，丟臉的，可恥的，可悲的，全給它發表，給大家看看我們究竟有著怎樣的“同胞”。
明白以後，這才可以計畫別樣的工作。
而且也無須掩飾。即使所發見的並無所謂同胞，也可以從頭創造的；即使所發見的不過完全黑暗，也可以和黑暗戰鬥的。
而且也無須掩飾了，外國人的知道我們，常比我們自己知道得更清楚。試舉一個極近便的例，則中國人自編的《北京指南》，還是日本人做的《北京》精確！
4斷指和暈倒
又是砍下指頭，又是當場暈倒。（17）斷指是極小部分的自殺，暈倒是極暫時中的死亡。我希望這樣的教育不普及；從此以後，不再有這樣的現象。
5文學家有什麽用？
因為滬案發生以後，沒有一個文學家出來“狂喊”，就有人發了疑問了，曰：“文學家究竟有什麽用處？”（18）今敢敬謹答曰：文學家除了謅幾句所謂詩文之外，實在毫無用處。
中國現下的所謂文學家又作別論；即使是真的文學大家，然而卻不是“詩文大全”，每一個題目一定有一篇文章，每一回案件一定有一通狂喊。他會在萬籟無聲時大呼，也會在金鼓喧闐中沉默。leonardodavinci（19）非常敏感，但為要研究人的臨死時的恐怖苦悶的表情，卻去看殺頭。中國的文學家固然並未狂喊，卻還不至於如此冷靜。況且有一首《血花繽紛》，不是早經發表了麽？雖然還沒有得到是否“狂喊”的定評。
文學家也許應該狂喊了。查老例，做事的總不如做文的有名。所以，即使上海和漢口的犧牲者（20）的姓名早已忘得幹幹淨淨，詩文卻往往更久地存在，或者還要感動別人，啟發後人。
這倒是文學家的用處。血的犧牲者倘要講用處，或者還不如做文學家。
6“到民間去”
但是，好許多青年要回去了。
從近時的言論上看來，舊家庭仿佛是一個可怕的吞噬青年的新生命的妖怪，不過在事實上，卻似乎還不失為到底可愛的東西，比無論什麽都富於攝引力。兒時的釣遊之地，當然很使人懷念的，何況在和大都會隔絕的城鄉中，更可以暫息大半年來努力向上的疲勞呢。
更何況這也可以算是“到民間去”（21）。
但從此也可以知道：我們的“民間”怎樣；青年單獨到民間時，自己的力量和心情，較之在北京一同大叫這一個標語時又怎樣？
將這經曆牢牢記住，倘將來從民間來，在北京再遇到一同大叫這一個標語的時候，回憶起來，就知道自己是在說真還是撒誑。
那麽，就許有若幹人要沉默，沉默而苦痛，然而新的生命就會在這苦痛的沉默裏萌芽。
7魂靈的斷頭台
近年以來，每個夏季，大抵是有槍階級的打架季節（22），也是青年們的魂靈的斷頭台。
到暑假，畢業的都走散了，升學的還未進來，其餘的也大半回到家鄉去。各樣同盟於是暫別，喊聲於是低微，運動於是銷沉，刊物於是中輟。好像炎熱的巨刃從天而降，將神經中樞突然斬斷，使這首都忽而成為屍骸。但獨有狐鬼卻仍在死屍上往來，從從容容地豎起它占領一切的大纛。
待到秋高氣爽時節，青年們又聚集了，但不少是已經新陳代謝。他們在未曾領略過的首善之區（23）的使人健忘的空氣中，又開始了新的生活，正如畢業的人們在去年秋天曾經開始過的新的生活一般。
於是一切古董和廢物，就都使人覺得永遠新鮮；自然也就覺不出周圍是進步還是退步，自然也就分不出遇見的是鬼還是人。不幸而又有事變起來，也隻得還在這樣的世上，這樣的人間，仍舊“同胞同胞”的叫喊。
8還是一無所有
中國的精神文明，早被槍炮打敗了，經過了許多經驗，已經要證明所有的還是一無所有。諱言這“一無所有”，自然可以聊以自慰；倘更鋪排得好聽一點，還可以寒天烘火爐一樣，使人舒服得要打盹兒。但那報應是永遠無藥可醫，一切犧牲全都白費，因為在大家打著盹兒的時候，狐鬼反將犧牲吃盡，更加肥胖了。
大概，人必須從此有記性，觀四向而聽八方，將先前一切自欺欺人的希望之談全都掃除，將無論是誰的自欺欺人的假麵全都撕掉，將無論是誰的自欺欺人的手段全都排斥，總而言之，就是將華夏傳統的所有小巧的玩藝兒全都放掉，倒去屈尊學學槍擊我們的洋鬼子，這才可望有新的希望的萌芽。
六月十八日。
（1）本篇最初分兩次發表於一九二五年六月十六日《民眾文藝周刊》第二十四號及同月二十三日《民眾周刊》（《民眾文藝周刊》改名）第二十五號。
（2）指五卅慘案。一九二五年五月十四日，上海日商內外棉紗廠工人，為抗議資方無理開除工人，舉行罷工。次日，日本資本家槍殺工人顧正紅（共產黨員），激起上海各界人民的公憤。三十日，上海學生二千餘人，在租界進行宣傳，聲援工人，號召收回租界，被英帝國主義逮捕一百餘人。隨後群眾萬餘人集中在英租界南京路捕房前，要求釋放被捕者，高呼“打倒帝國主義”等口號，英國巡捕開槍射擊，當即傷亡數十人。
（3）洗刷犧牲者的罪名指《京報》主筆邵振青（邵飄萍）關於五卅慘案的文章。他在一九二五年六月五日《京報》“評壇”欄發表的《我國人一致憤慨的情形之下，願英日兩國政府勿自蹈瓜分中國之嫌》一文中說：英、日帝國主義“用種種宣傳政策，謂中國國民已與俄國同其赤化，英日若不合力以壓迫中國，行見中國赤化而後，美國亦大受其影響……然中國之並未赤化，所謂赤化說乃純屬英日兩國之虛偽政策……今次上海之慘劇，乃世界偽文明之宣告破產，非中國之一單純的外交問題。”他又在同日該報發表的《外國紳士暴徒》一文中說：“‘暴動學生’之一名詞，真乃可謂滑稽極矣，請問外國紳士，學生是否有手槍？是否有機關槍？是否已因暴動殺死外國紳士多人？否否不然，多死者乃為學生，此決非學生之自殺也。”
（4）指希臘民族獨立運動。一八二一年三月，希臘爆發了反對土耳其統治的起義，次年一月宣布獨立，經過幾年的艱苦鬥爭，於一八二九年取得勝利。
（5）《致中國國民宣言》一九二五年六月六日，國際工人後援會從柏林發來為五卅慘案致中國國民的宣言，其中說：“國際工人後援會共有五百萬會員，都是白種用手和用腦的工人，現在我們代表全體會員，對於白種和黃種資本帝國主義的強盜這次殘殺和平的中國學生和工人的事情，同你們一致抗爭。我們……對於掠奪中國人民並且亦就是掠奪我們的那班東西毫無關係。他們在國外想欺淩你們這個民族，在國內亦想壓迫我們這個階級。隻有我們合起來同他們對敵，才可以保全我們。……你們的敵人就是我們的敵人，你們的戰爭就是我們的戰爭，你們將來的勝利就是我們的勝利。”文末署名的有英國的蕭伯納和法國的巴比塞，他們都是該會中央委員會委員。
（6）培那特蕭通譯蕭伯納（1856—1950），英國劇作家、批評家。早期參加改良主義的政治組織“費邊社”，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曾譴責帝國主義戰爭，十月革命後同情社會主義。著有劇本《華倫夫人的職業》、《巴巴拉少校》、《真相畢露》等。
（7）巴爾布斯通譯巴比塞（1873—1935），法國作家。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他致力於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站在國際主義立場，熱情擁護蘇聯；一九二二年加入法國共產黨。著有長篇小說《火線》、《光明》及《斯大林傳》等。
（8）指上海工商學聯合會提出的對外談判條件。五卅慘案後，該會於六月八日發表宣言，提出談判的先決條件四條及正式條件十三條，其中包括工人有組織工會及罷工的自由、取消領事裁判權、撤退駐滬英日海陸軍等條款。這些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人民的反帝願望，但還不能達到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推翻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一切特權的主要目的。後來負責這次對外交涉的買辦資產階級代表虞洽卿（總商會會長）等，又刪改了其中一些重要條款，成為委曲求全的十三條。
（9）《順天時報》日本帝國主義者在北京創辦的中文報紙。創辦人為中島美雄，最初稱《燕京時報》，一九○一年十月創刊，一九三○年三月停刊。
（10）指《順天時報》的《愛國的兩說與愛國的兩派》的社論。
一九二三年一月，北京大學學生因旅順、大連租借期將滿，向當時的國會請願，要求收回旅大。北洋政府在廣大群眾的壓力下，被迫於三月十日向日本帝國主義提出收回旅順、大連和廢除“二十一條”的要求，十四日遭到拒絕後，即爆發了規模幾及全國各大城市的反日愛國運動。四月四日《順天時報》發表上述社論。其中說：“凡一國中興之際。照例發生充實民力論及伸張國權論兩派。試就中國之現狀而論。亦明明有此二說可觀。……國權論者常多為感情所支配。……民力論者多具理智之頭腦。……故國權論者。可以投好廣漠之愛國心。民力論者。必為多數人所不悅。於是高倡國權論容易。主張民力論甚難。”
（11）“再而衰，三而竭”語見《左傳》莊公十年，春秋時魯國曹劌的話：“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
（12）他山的好石語出《詩經·小雅·鶴鳴》：“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13）反基督教的叫喊一九二五年四月三日《京報》載有北京非基督教大同盟的宣言，說明它的宗旨是“反對基督教及其在華之一切侵略活動”。該同盟又於四月十五日創刊《科學與宗教》半月刊（《京報》臨時增刊），當時很有影響，引起了普遍的反基督教的呼聲。
（14）這裏說的教士的公證，指五卅慘案發生後，一些在中國的外國教士曾發表宣言，對中國學生的愛國鬥爭在表麵上表示同情，實際上是為了和緩當時的緊張局勢。
（15）向羅馬教皇訴苦北京大學某些教授為五卅慘案於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三日致電羅馬教皇，希望他“竭力發揚作為基督教的基礎的友愛精神”，幻想得到羅馬教皇的“同情和支持”。
（16）“排貨”指當時的抵製英國貨和日本貨。
（17）一九二五年六月十日，北京民眾為五卅慘案在天安門開大會，據當時報載：參加者因過於激忿，曾有人演說時以利刃斷指書寫血字，又有人當場暈倒。
（18）“文學家究竟有什麽用處”《婦女周刊》（《京報》的副刊之一）第二十七號（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七日）載有署名畹蘭的《文學家究竟有什麽用處》一文，其中說：“我真奇怪，自滬案發生後，在這樣一個重大的刺激之下，為什麽總不見有一個文學家出來狂喊？
……於是我的問題出來了：‘文學家究竟有什麽用處？’”按畹蘭即當時北京大學學生歐陽蘭。他曾在《猛進》周刊第十五期（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二日）發表過《血花繽紛》一詩（副題為“悲悼滬案犧牲者”）。
（19）leonardodavinci萊奧那多·達·芬奇（1452—1519），文藝複興時期的意大利畫家、雕刻家和科學家。
（20）漢口的犧牲者五卅慘案發生後，漢口群眾計劃於六月十三日召開大會，抗議英、日等帝國主義者屠殺中國工人和學生。當時湖北督軍蕭耀南卻於前兩日（十一日）解散學生會，並槍殺學生四人；
工人群眾也在這天晚間遭英國海軍陸戰隊射擊，死傷多人。
（21）“到民間去”原是十九世紀六十至七十年代俄國民粹派的口號，它號召青年到農村去，發動農民反對沙皇政府。“五四”以後，特別是在五卅運動高xdx潮中，這個口號在我國知識分子中間也相當流行。
（22）有槍階級的打架季節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各地軍閥的內戰，如一九二○年的直皖戰爭，一九二一年的湘鄂戰爭，一九二二年的奉直戰爭，一九二四年的江浙戰爭，都發生在夏季。
（23）首善之區指首都。《漢書·儒林傳》載：“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這裏指當時北洋軍閥統治下的首都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