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部啟一用驚訝的目光瞪著柳田桐子。


    桐子姿勢很不自然地坐在女店主身邊。細長圓筒形的紅燈罩透出昏昏的燈光,使桐子對坐在她對麵的三位客人的臉也看不清。看來她對眼下的職業還不習慣,隻見她慌亂地不知該把目光投向哪兒才舒服。阿部啟一的目光卻與始終沒離開過桐子。那低垂的眼簾,額頭微微露出的青筋,細而挺直的鼻梁,緊緊抿著的小嘴,還有那稚氣十足的臉龐,在昏暗的燈光下,腦海裏浮起了以往的一幅幅情景。


    “姑娘,你叫理惠嗎?”西本柔聲問,“你也是打k市來的?”


    “是。”柳田桐子低聲應答著。阿部好久沒聽到她的聲音了,簡直象一場夢。


    “請諸位多多關照。”女店主對西本說,隨後又向阿部和山川道歉,“她初來乍到,還不太習慣哪。”


    “你頭一回幹這一行吧?”西本問。


    “咱們這一行哪,就是要應酬敷衍啊。”那個叫信子的女招待笑著說。她打酒吧開張起,就在這兒幹活了。細高個兒,若是喜歡把和服的前襟敞得比別人開些,“是我把她從九州喚來的。”


    “噢,是你。”西本一一打量著信子和桐子兩個人。


    “你們什麽關係?”


    “她哥哥是我的戀人。”信子笑了,“其實也不是。從前我們兩家住得挺近,所以很熟。她哥哥死了,我才叫她來這此幹活。”


    “噢。沒有別的親戚?”


    “一個也沒有。所以請諸位多多關照嘍。”


    “真可憐。”西本說著,瞧瞧桐子,“我們來做你的後盾怎麽樣?”


    “你叫理惠姑娘?”


    “是。”桐子害羞地點點頭。


    “但願別讓信子教壞了你。”


    “哎喲,西本先生,瞧您說的。真怪!”信子伸出雙手,撅起嘴說。西本仰身大笑起來。


    這時,送來客人們點的兌蘇打成士忌,桐子幫忙拿酒杯。


    “請!”幹杯時,阿部啟一瞅著桐子。但桐子卻看著西本,從桐子的神態看來,似乎她已經認不出阿部了。


    阿部也裝著不認識的樣子,但心裏卻撲撲直跳。等待著她也許早晚會認出自己來。可是轉而一想,記不起自己也是挺自然的事。打那回相遇以來已有半年多,等她打完電話,追上去約她進咖啡館,最多,不過聊了十來分鍾的話,真是萍水相逢。


    “從九州來這兒的吧?很冒昧,聽到您的電話,好象令兄出了什麽事?”阿部還記得那時的話題是打這開頭的。


    “出了什麽事?如果沒什麽妨礙的話,是不是可以說給我聽聽?您剛才說的事隻是偶然傳到我耳朵裏。跟您通話的是大塚先生?在日本大塚律師可是個數一數二的律師。然而,收費一向很高。您對大塚律師全然不抱希望?”


    對這接二連三的問話,桐子卻固執地閉口不答,隻是低著腦袋垂下眼簾,也沒能看清阿部的臉。最後,她象一陣風似的站起身來,頭也不回地出了咖啡館。阿部慌忙趕到門外,隻見她已經溶進人群,也沒回頭打個招呼就遠去了。


    桐子從九州匆匆趕到人地生疏的東京來,對僅僅說過幾句話的阿部,怕也不會留下什麽印象。對東京隻能留下點縹緲的夢。可是桐子絕沒想到,阿部卻已查閱過登載她哥哥——柳田正夫案情的報紙,除了當地人外,對那案件表現出如此興趣和熱忱的人,在東京可說是鳳毛麟角了。而且,從報紙上已經知道了柳田桐子這個真實姓名。盡管如此,阿部啟一做夢也沒想到在這兒會再度相逢。雖然聽說這家酒吧女店主是九州k市人,能理解被這兒雇傭的女招待自然會有不少同鄉,可是阿部寫出好多封信,連一張明信片都沒來的那位少女,竟然在此相見,這使他一時目瞪口呆,沒法相信眼前這個現實。


    “我來介紹一下。”西本說,“這位是山川君,他鄰座那位是阿部君。”女店主一一低頭致意,然後吩咐道:“信子,把咱們店裏的名片拿來。”


    阿部啟一咽了口唾沫。他想起那一回曾經給了桐子名片,後來又給她寫過信,她聽到阿部這姓準會吃驚地朝自己看上一眼。但沒想到,桐子依然低垂著眼睛瞅著那隻酒杯一動不動,好象跟客人聊天是女店主的事兒。轉而一想,阿部這個姓太普通了,在日本多的是。


    “請多多關照。”女店主接過信子從賬台上取來的名片,送給山川和阿部。


    名片上印著“海草酒吧益田乃裏子”。店主的名字印得小小的,就象她那白白胖胖的臉上,長著細細的眉毛,小小的眼睛、鼻子還有嘴。


    “理惠,”女店主說,“你去看看那邊的客人。”


    桐子順從地站起來。對麵包房有批客人正用吉他彈著流行曲喧鬧吵嚷,女店主見他們樂得過了頭,要桐子去照料一下。


    “這個姑娘真不錯啊。還很純真。”西本目送著桐子的後影說。


    阿部也望著桐子的背影,那是個熟悉的背影。那一回,這個背影就在咖啡館裏走出去,再也沒回頭瞧一眼,便溶進了人流中。


    “那姑娘的哥哥出了樁怪事兒,最近死了。”女店主悄聲地說。


    “怪事兒?”西本伸長了脖子。


    阿部的心不由得砰砰地跳起來。女店主朝身邊的信子努努嘴說:“跟她住一間房。”


    “阿信的家在哪兒?”阿部啟一這下開了口。


    “噯,噯,怎麽你也有興趣?真難得。”西本挖苦道,“你這兒來得勤快點兒,就會告訴你的。信子姑娘,我說的是不是?”西本說完,信子笑了。


    “阿信,你讓這姑娘住一塊兒,要是把你相好帶進家裏,可不方便哪。”山川挪揄道。


    “哎喲,我可沒這事,所以也不怕。”


    “你胡說。”西本說,“前些日子,我看見你跟一個英俊小夥子肩並肩一塊兒散步。”


    “喲,西本先生你別瞎說。”信子揍了西本一拳,引得大家都笑了。


    一看表已經過十二點了,有的女招待躲在不惹眼的角落裏做回家的準備。


    “啊,該回去了。”西本說。


    阿部望見那間包房裏閃過柳田桐子的背影。看來有些客人還賴著沒走,不時聽見陣陣歌聲。阿部他們站起來,女店主馬上喊:“理惠,客人們要走了。”


    西本走在前,隨後是山川和阿部。店主加上信子和桐子兩個女招待把他們一直送到胡同口。直到分手,柳田桐子也沒瞧一眼阿部啟一。當著眾人麵,阿部啟一沒法跟桐子搭話,牽腸掛肚地跟在西本和山川身後上了車。車開動之後,喝得微醉的這三人一路上又說又鬧。阿部啟一尋思,打算明天單獨跟桐子見個麵。


    第二天晚上八點光景,阿部啟一拿出那張“海草酒吧”的名片,看了號碼撥起電話。電話接通,他請理惠姑娘來聽電話,對方竟奇怪地又問了一遍。原來桐子初來乍到,以為不會有什麽熟客給她打電話。


    “我是理惠。”電話裏傳來桐子那熟悉的聲音。阿部心裏不由得有點激動。


    “是理惠小姐嗎?我是阿部。昨晚我們三人很晚去的……”


    “唔。”理惠的答話分明很冷淡。


    “很早前我曾經在東京見過你,你還記得嗎?”阿部聽不見桐子回答,以為她掛斷了電話。不一會電話裏響起了音樂聲。


    “我記得。”桐子停頓一會兒清晰地說,真出乎阿部的預料。


    “你什麽時候想起來的?”


    “你一進酒吧,我就認出來了。”


    阿部還以為桐子始終沒認出他來,現在看來真有點兒蠢。說不定昨天晚上桐子比阿部更早認出對方來也未可知。但直到分手,她還裝得若無其事,真象今年春天那回在阿部麵前倏然離去那種作風。


    “你,認識我?”阿部的話有點結巴,“那樣就好了。我寄到九州給你的信收到了嗎?大概看過了。”


    桐子又沉默片刻,幹巴巴地說:“是的,我看過了。”


    “就為這事,我想見見你。酒吧說話不方便,你們店附近有家咖啡館,請你明天五點到那兒見麵,行嗎?”


    決定五點,是因為酒吧女招待這個時候剛上班。


    “恐怕不行。”桐子說。這是阿部估計到的托詞。


    “就十分鍾,隻想見一見你。關於令兄的事,我己經調查過了。當然,這跟雜誌社毫無關係,也不足我對這事好奇,因為我也相信令兄是無罪的。還想向你了解些更詳細的情況。”阿部充滿熱忱地說。


    桐子默不作聲。然而,這一回卻是象在思考什麽似的、遲疑不決的沉默。電話機裏不絕地傳來嘈雜的人聲和吉他聲。


    “這很難辦啊。”電話裏響起桐子的回答,聽口氣卻不象剛才那麽強硬。


    “怎麽說都不答應嗎?”阿部心想還得再加把勁。


    “是。”桐子說,“再見了。”


    桐子打聲招呼掛斷了電話。阿部耳邊久久回想著最後那句告別聲。阿部想既然如此,那就不管她願意不願意,非見上一麵不可。阿部也固執起來。他一心想弄清案件的真相,此刻也顧不得其他了。那時,桐子對著電話嚷:“我哥哥是無罪的!”從阿部的直覺判斷,他相信這句話是真的。


    阿部就是這個脾氣,一打定主意,就急不可耐立刻想幹。校對結束之後第二天是休息,阿部焦躁不安地打發時光,他看了一場興味索然的電影,又無聊地跑了一兩家酒吧,好容易挨到十一點半。“海草酒吧”地處銀座地帶的冷僻角落,附近有許多大樓都沒燈光,顯得格外暗黑。阿部佇立在胡同口對麵馬路邊,背後是幢銀行大樓,正好隱沒自己的身影。當他抽上第三支煙的時候,見胡同口走出好幾個女招待的姿影,阿部踩滅紙煙,定睛細看:一共有五個女招待,三個走在前頭,一路嘻笑打鬧著走了,後麵兩個就是信子和柳田桐子。無論怎麽暗黑,阿部相信自己一眼就能認出桐子的身影。阿部從大樓的暗處走出,他早就計劃好,要不露痕跡裝作從哪兒回家的路上偶爾撞見的。看來,信子在一旁更好,他們倆住在一塊兒,桐子又是來東京投靠信子的,邀了信子,桐子也隻好跟著去。眼前這兩個女人站住了,信子對桐子在說什麽。這時,阿部出現在她們麵前。


    “噯。”阿部故意先向信子打招呼,“你回家啊?”


    “喲,”信子轉過身,憑借著街燈的光亮瞧見阿部,很快地認出是昨天晚上西本帶來的那位客人,立即很熱情地回禮。“昨天晚上,多蒙照應。”


    桐子顯出驚訝的神色,但隻得隨著信子低頭致意。阿部心想,機會來了。


    “店剛打烊?”


    “是啊。”信子回答。


    “我晚到了一步啦。”


    “那麽,明天晚上請早點兒光臨。”信子用老練的口氣笑著說。


    “我特意趕來,就在這附近喝點兒茶吧?理惠小姐也同去,行嗎?”


    “謝謝!不過,我今晚還有點事……”信子微笑著說。


    “哎喲,你是不願賞光啊。”


    “不,不是那麽回事,剛才我還跟理惠說來著。理惠,你怎麽樣,陪這位先生去吧?”信子瞧著理惠,但理惠好象很為難似地耷拉著腦袋。


    “這是西本君的同事,不會有什麽事的。”


    “哎喲,你的包票打得真有趣。”阿部笑了。


    “這說的是實話,要是那些不三不四的客人,我才不會把理惠留下來呢。這是阿部先生。那麽,理惠就拜托您啦!”


    “沒想到全仗著西本君的麵子呀。”阿部有點自我解嘲地說。


    信子要把理惠交托給阿部的緣由,不一會就明白了。這時駛來一輛出租汽車在三人身旁戛然停下,車門打開,見裏麵坐著位乘客,並沒下車,隻是起身子挪到門邊向信子招招手。


    “信子。”聲音雖低,但聽得出是位年輕小夥子的聲音。


    信子朝那兒點點頭,又向阿部和桐子說聲“失陪了”,提起衣裙鑽進車裏。坐在車裏的青年把身體往裏移了移,信子隨手把車門“砰”地關上。阿部無意中透過車窗看了一眼車裏的那位小夥子,借著車內微弱的光,看清是位二十七、八歲光景的青年。可對方發覺阿部的視線,把臉扭了過去。信子伸出手揮了揮。那輛車亮著著紅色尾燈,拐個彎消失在昏暗的街頭。


    一瞬間,阿部呆呆地佇立著,桐子也站在一旁。街上已沒有別的行人了。


    “那個小夥子是信子的戀人吧?”阿部想找個話頭,來解除一下桐子的戎備心理。


    “嗯,我不太清楚。”桐子的回答很曖昧。


    阿部邁開步,桐子猶猶豫豫地跟了上來,阿部這才算放下心。


    “這個人在哪家公司做事?也是你們店裏的客人?”阿部走著,還把信子的那個戀人當作話題。因為方才見那人穿了件講究的西裝大衣,這也是為鬆弛一下緊張氣氛而故意東拉西扯地說著。


    “不,不是客人,是我們店裏老板娘的弟弟。”


    “噢。”阿部做出副意外的神情,其實他對此毫無興趣。這時,已經走到一家燈火明亮的咖啡館門前。阿部用肩推開門,桐子正象他希望的那樣跟了進來,阿部這時心裏才落下塊石頭。


    大塚律師查閱了柳田正夫殺死放債老嫗一案的卷宗之後,發現了一些疑點。在現場勘查報告中,有這麽一段話:


    這間麵積為八疊的房間,西牆放著一隻衣櫃。勘查時,見衣櫃第二和第三隻抽屜半拉開,露出被翻騰過的衣物,抽屜歪斜著,左端比右端歪出十公分左右。衣櫃右下部有兩扇門,左門被撬開鎖,右門未見破壞痕跡。


    引起律師懷疑的也就在此。抽屜的左端比右端歪出十公分左右,抽屜是歪斜著被拉開,這是怎麽回事?一般說來,開抽屜在正常情況下,拉開抽屜時總是左右平均用力,當慌慌張張或是心急火燎的時候,才會出現抽屜右端比左端多拉出來的現象。這是因為無意中右手拉抽屜的力大的緣故。但是,在現場勘查報告中,分明記著抽屜左端拉得特別出。這又意味著什麽呢?這就是說,作案的凶犯在慌亂中左手無意多用了力。這就充分說明作案開抽屜的犯人是個左撇子!


    還有,衣櫃右下端的小櫥門,左邊的門鎖被撬開,右邊的門卻完好無損。衣櫃下端的小櫥門靠右邊,假設凶犯站在拉開抽屜的那個位置上,或是沒挪幾步要打開衣櫃右下端的小櫥門時,慣用左手的人自然開左邊那扇門,慣用右手的人就會開右邊那扇門。這麽推理不是合乎邏輯嗎。這一點似乎也能證明凶犯是個左撇子。


    這麽一想,再瞧瞧驗屍報告上寫的:


    前額左側有拇指般大小的皮下出血點,未見骨折,左頰及皮下肌肉也有基本相同的出血點。


    為此可斷定傷害過程是:後腦偏右部位的挫傷骨折是當受害人向前撲倒時加以猛擊造成,前額及左頰部位的挫傷是被害人仰麵倒下時,從正麵猛擊所致。同時,還毆擊第三肋骨周圍部位。


    用較長的棍子毆打對方,往往用力攻擊對方相反的部位,就是說,用右手打對方的左側,左撇子自然就打後腦的右側。再看看屍體位置平麵圖,老太當時倒在離衣櫃四十公分處,幾乎跟衣櫃平行。從麵頰上的傷痕看,並非右頰受到攻擊,是一條自左眉斜至右頰的傷痕。這傷痕不在後腦而在麵頰上,所以可以斷定左撇子在右側,對受害者來說是在她左側受到棒擊的。衣櫃跟屍體之間的距離很小,因此,如果用樫木棒行凶的話,不用說,揮起棒會碰到衣櫃,凶犯盡可能會離衣櫃遠些,一般就會攻擊對方的右頰。但是,驗屍報告上說,左頰部位傷勢嚴重。而且,用棒的一頭垂直猛擊頭部,是因為當時凶手正站在被害者的腳邊,這是由慣用左手的人幹的。這麽設想完全合理。


    大塚律師正思索這些疑點時,驀地變了臉色。從第九次審訊記錄看,被告柳田正夫明明是個慣用右手的人。記得報告中有被告本人的供述:“我右手握棒隨即朝阿菊婆的前額和臉上擊去。”如此看來,真正殺害阿菊婆的凶犯隻能是個左撇子。


    大塚律師又翻起厚厚一疊的案卷,好似進了密林,不放過檢察官和被告一字一句的細節仔細地研究者案情。當夜,被告進入被害者家中,沾上被害人血跡這個事實,是對柳田正夫極為不利的證據。血跡沾在柳田正夫所穿的褲子卷邊上,渡邊菊的血型是0型,跟褲子上血跡的血型完全相同。這個鑒定是對柳田正夫定案的物證。然而……大塚沉思著,在柳田的衣著上,沾上被害人血的隻有褲子卷邊這一處,在檢察官的公訴書中曾提到:


    即使用樫木棍行凶,不一定認為血都會濺到凶手的身上,尤其是樫木棍這一類鈍器毆擊麵頰和頭部,血液極少飛濺出來。因此,濺出的血跡不多這一點也不難理解。


    大塚想,暫且按他這個論點凶器就算是樫棒吧,它雖不象利刃類凶器會切斷血管及動脈,血是不會四下飛濺的,然而,也會有另一種看法。柳田正夫的褲子卷邊處沾上血跡,但在褲子的上部、上衣上卻沒沾上一滴血跡,相反證明了殺害渡邊菊的凶手不是柳田正夫。從渡邊菊頭部和麵頰上流淌在榻榻米上的血並不多,但這不多的血卻站到柳田正夫的褲腳上,可以認為當被害人的血流淌在地上之後,柳田正夫才進入室內在不知不覺中沾上了血跡。當時,凶犯對渡邊菊的頭部和麵頰猛擊之後,血液未必馬上會流到榻榻米上,受了傷過些時間,血才會大量流出。因此,認為跟利刃凶器不同,一攻擊對方,血會立即沾到褲腳上的想法太不合情理了。而且在柳田的褲腳上又沾上從火盆中飛出的灰末,這就是說:當渡邊菊受到襲擊,掙紮之時使火盆上擱著的鐵水壺震歪,開水溢到灰上,揚起灰燼灑落在地上。這之後,柳田正夫走進來沾上灰和血。正象柳田正夫申辯時說的,他是在被害人死後進入現場的。


    起訴書中說,渡邊菊等待被告的拜訪,這天晚上備好兩隻茶碗和一對坐墊,還在火盆邊上放了陶壺、茶葉罐,水壺裏煮了開水。可是,被告柳田正夫為欠債未還,曾受到渡邊菊當麵辱罵,柳田正夫屢屢求情,並沒有將債還清。所以,就算柳田說今晚來送欠款,渡邊也不見得相信柳田的話,不會把他當貴客來招待。因此,渡邊菊等待的來客不是柳田。


    現場的兩隻茶碗和一對坐墊,可以推斷是主客兩人所用。所以,來客是一個人。然而,象渡邊菊這種老太太,在待客時,自己會坐那隻特意備下的坐墊嗎?一般說來,往往會用自己常坐的那塊坐墊,甚至不用坐墊坐在榻榻米上,而讓來客坐在墊子上。這麽看來,來客不一定是一個人,更有可能是兩個人。大塚欽三對此還存有疑問。


    被告在陳述中這麽說:


    我到渡邊菊家,見大門敞開,裏麵的拉門關著,屋內有燈光。我以為阿菊婆還沒睡下,正在等我,覺得過意不去,就叫了兩三聲:“晚上好。”但沒聽見有動靜。我想阿菊婆年紀大了,也許正在打盹兒吧,於是,把拉門扯開,見左邊八疊那間屋門拉開著。到門口一瞧,隻見渡邊菊躺在衣櫃邊仰天睡著了。我想她果真是睡著了,喊了幾聲,不見她醒來。瞧見火盆上的鐵壺歪斜著,開水都溢出來,榻榻米上滿是灑落的灰。


    渡邊菊的臉上也淌滿血。我才知道出了事,心想得趕快報警。這時,我才明白原來阿菊婆躺倒在地一動不動是被人殺死了。


    警察一來搜查,我的那張借據就會公布於眾,大塚都會知道我借高利貸這件事。這樣,無論在學校、家長會還是社會上,我都沒臉見人了。心裏一下子起了個念頭:快乘機拿走我的那張借據!


    我就脫了鞋跨進房間……


    但是,被告明明知道渡邊菊己被害身亡,竟然會為偷借掘撬開衣櫃,若無其事地逃回家中,這是極不正常的舉動。然而,被告柳田正夫是位受到學生的信賴、在學校和家長會中得到好評的正派青年教師。他從渡邊菊處借了高利貸無法償還,渡邊菊又常常守候在路邊當麵催討,破口罵人,使柳田苦惱不堪。對柳田這麽個老實正派而又謹小慎微的人來說,準有著一般人難以想象的痛苦,不是該從這種心理狀態去分析他的行為嗎?當他見到渡邊菊的屍體時,恐怕在他的腦子裏一味想警察一來,自己借高利貸的事就會公開的可怕後果。就是說,他竊走借據並不一定有賴債的意思,而是想隱瞞借高利貸這件事。柳田正夫不堪忍受渡邊菊催討欠款,糾纏不休,所以一心想取走借據。柳田的這個動機是不可否認的。因為讓警察知道一個小學教員借高利貸到期不還,傳到社會上,沒有比這更為羞恥和可怕的了。如果這麽來分析他的心理狀態的話,那麽,柳田發現屍體在驚愕之餘,還會走近屍體從衣櫃裏取走自己那張借據,這個舉動不能說是不合情理的反常行為吧。柳田正夫的供詞開始否認殺人,後來又承認,到審決時又翻供。為什麽他要承認殺人罪呢?看來是該懷疑這供詞的可靠性。


    大塚欽三知道承接此案的指定律師並沒有注意到這些疑點,要有懷疑也一定會在記錄上流露出來。然而,他看了當時律師的辯護要點,對以上大量疑點竟一字未提。柳田正夫在警署拒不供認殺人罪,過後不久,在第九次審訊報告中記錄了他對殺人罪的供詞。他供認道:


    以往我否認自己殺害渡邊菊,說她是被別人所殺。在警方的充分調查下,今天我陳述的是真正的事實:殺害渡邊菊的是我,這是真的。


    他對犯罪過程是這麽說的:我進大門時見有根樫木的頂門棍豎在那兒,我心想把它當作凶器倒也稱手,所以把它帶進房裏。渡邊菊見我來了,說聲歡迎,就跪起身到火盆邊為我沏茶,我乘機用雙手握棍朝阿菊頭上狠命打去。然而,早就藏有殺機的人即使對這裏的情況很熟悉,難道會用被害者家頂門用的那根樫木棍嗎?一般說來,蓄意殺人者會早點備下凶器。這案件按檢察官的看法並不是偶發的,而是“有計劃”的作案,那麽,柳田正夫用被害者家裏的東西作為凶器行凶是反常的,並且難以自圓其說。


    在第九次審訊報告中還記錄這樣的供詞:


    ……阿菊立即仰翻在地。我見她拚命掙紮起身,想朝我猛撲過來,我右手握棍隨即朝阿菊的前額和臉上揍去,阿菊發出異樣的叫聲仰麵倒下,再也不能動彈了。


    這是極為含糊的供詞。如果是凶手的話,至少會供述得更正確,細節也會更加具體些。恐怕柳田正夫是沒法把當時殺人的過程說得更正確吧。因為想起報紙、雜誌上報道過渡邊菊為麵部受傷,就作了“毆擊了麵部”這樣的供認。警方也發覺這裏的疑問。


    在第十次審訊報告中供認說:


    關於我上回供述殺害渡邊菊的事實,昨天,對毆擊的部位,怎麽也回憶不起來。今天才想起,用樫木棍第一下好象擊在阿菊後腦勺上,阿菊仰天倒下後,又毆打前額部的左側和左臉,隨後好象朝阿菊的胸口揍去。


    為何柳田正夫對犯罪過程不能說得更具體些?可以說,這是他在想當然,或是得到了某種暗示。大塚律師從這件事中能得到這樣的結論。記得在第九次審訊報告中有這麽一段話:“我見她拚命掙紮起身,想朝我猛撲過來,我右手握棍朝阿菊的前額和臉上揍去。”當時,並沒有提到毆擊阿菊胸口的動作。這是因為報紙上對受害的傷勢報道中隻提到頭部和臉部,沒說起胸前的傷。如果柳田正夫是從報道中得知傷情的話,當然肯定不會想到還有阿菊胸前的傷勢。由於凶手的棍子擊在身著衣服的胸前,傷勢並不重,雖形成第三肋骨的骨折,但在外部不見有傷。大塚以往聽法醫談過,年老者並不需要受很大的衝擊力也往往會造成肋骨骨折的現象。為此,檢察部門也是看了屍體檢驗報告之後,經過解剖才知道第三肋骨骨折。所以無論如何,在罪犯指供詞中必須要提到這個傷勢。於是在第十次審訊報告中,開始有“好象又”毆擊了胸部這樣的供述。


    還有,檢察官認定,現場衣櫃抽屜被抽開,衣物翻亂的跡象是柳田正夫竊取借據之後,為了偽裝成搶劫現場而幹的。這是認為現場僅缺少一張借據為前提作出的結論。警方也認為柳田正夫除了借據之外,並沒有搶去其他東西。然而,究竟渡邊菊被竊走多少東西,是很難作出正確判斷的。她孤身一人,兒子和兒媳都和她分開居住。根據渡邊菊的兒子隆太郎的證詞,他們夫妻倆跟阿菊合不來,兩年前就搬了出去。


    隆太郎的證詞是這麽說的:


    沒聽母親說過她有多少錢,這一點我全不清楚。直到出了事,警察問我缺少多少錢?我是一無所知,也許母親的手頭會有些現錢的。


    既然不知道被竊的餘額,那麽是少了錢,還是分文不少,全是一筆糊塗賬。連兒子都不清楚,所以也有可能失竊了一筆相當數量的現金。因此,可以推斷,真正的凶手倒是半拉開抽屜,竊走了一筆現金逃之夭夭的人。這事反證了柳田正夫是無罪的。真正的犯人倒是在柳田正夫到達之前那一刻逃跑了。


    大塚欽三查閱研究了厚厚一疊卷宗之後,發現這麽些疑問和矛盾。而這一切都證明了柳田正夫是無罪的。被告為人誠實這一點,有不少證人作了證明。他向渡邊菊借高利貸,是想悄悄地賠償丟失的那筆三萬八千多元的學生旅行費用。


    對這筆錢,小學校長是這麽說的:


    如果向我報告的話,不管怎樣,我總能湊足這筆不到四萬元的錢。可柳田並沒這麽做,而是自己承當了賠款的責任,從而釀成這場悲劇。由此也可以了解柳田正夫的個性和為人了。


    大塚欽三的心情越發陰沉了。倘若當時自己承接下這案子,看來能為柳田正夫辨清冤案。現在想來,有這個把握。大塚欽三又想起來過事務所的柳田正夫的妹妹,那目光銳利、炯炯有神的少女。大塚當時回絕過她:“九川當地也會有好律師的。我看你也用不著老遠跑到東京來請啊。”


    那個少女斷言:“我覺得隻有先生才能救我哥哥。”她說的倒也是。九州的指定律師雖不能說是無能的庸才,但是,如果自己來辦的話?結果就……自傲而產生的深深懺悔齧嚼著他的心。


    “因為我付不出規定的辯護費,您就不肯幫忙?”被告的妹妹追問說。


    在年輕姑娘的有力詰問下,他隻覺得她是位個性倔強的姑娘。大塚有點兒不快,當時不想繞什麽彎子,直截了當地回答她:“多少也有點吧。”,大塚至今還為這句多餘的話感到後悔。那位少女準會為了錢拒絕她而惱恨不已吧。


    “先生,我哥哥也許會判死刑啊。”這是她在臨走時留下的一句話。第一審果然判了死刑,這是柳田桐子射向大塚心坎的第一枝利箭。她的第二枝利箭就是寫在明信片上的那句話:我哥哥蒙受著搶劫殺人的惡名死去了。


    大塚欽三將厚厚的一大摞卷宗用繩紮好,打算明天吩咐奧村寄還給九州的律師。他合上記事冊,手支撐著臉,皺起眉陷入沉思。


    “你為什麽這樣愁眉不展?”河野徑子端詳著大塚的臉說,“見到我就做出這副表情,真討厭。請快活點吧。”


    “對不起。”大塚苦笑著連聲道歉,“我不是不高興見你,實在沒法子。”


    被爐上蓋著條花色豔麗的被子,小桌子放著好幾隻酒壺,但大塚欽三卻一點兒沒醉。這是他常來的藏嬌金屋。這兒的老板娘摸透他的脾氣,他跟女招待也廝混得十分稔熟。自從跟河野徑子相好上之後,他一直來這兒幽會。


    大塚跟徑子都換上薄棉睡衣。外頭和室內都靜悄悄的。隻覺得室外的寒氣直透進衣服裏。不叫喚,女招待她們是不會進來的。不一會,耳邊飄來鄰室的喧鬧聲,還夾雜著三弦琴和女人唱小調聲。不時揚起陣陣笑聲。


    “外頭挺熱鬧啊。”徑子取過酒壺說,“如果能為你助興的話……”


    “好啊,”大塚欽三拿起酒盅說,“為我、唱一曲吧。”


    “哎喲,你別出我醜了。”徑子笑起來很美,眼角上象有點紅腫似的惹人可愛。


    “我是你忠實的聽眾啊。”


    “你真壞。”徑子做了個飛眼,她知道自己的眼睛長得很漂亮,這是勾魂攝魄的一瞥。


    徑子低吟慢唱起來,那柔細綿綿的音調沁人心腑。聽著,聽著,大塚的耳朵和腦袋各司其職了,腦子裏又想起那樁案件來。驀地,他發現徑子已唱完,急忙輕輕地鼓幾下掌。


    “我唱你卻不聽。”徑子責怪說。


    “我當然在聽。太好了,使我出了神。一支好曲子,能一停就鼓掌嗎?”


    “去,,去。你別胡編一套哄我。”徑子自斟自飲了一杯酒。


    “你可別耍孩子氣啊。”


    “你一跟我在一起,就淨想你自己的事。”沒想到經營銀座第一流法式西餐館的女老板也會耍起孩子脾氣。


    “我不想別的了。”


    “我才不信,你的臉上不是明擺著的嗎?”徑子仍不讓步,“近來,你老是一副憂心忡忡的模樣。”


    “沒有的事。今天見到你我不是很快活嗎?”


    “那我太感謝啦。不過,你說的不是真話。你是不是還在擔心以前那樁案子?”徑子凝視著大塚問。


    “不,那案子跟我沒關係。”大塚欽三不覺這麽說了。


    “喲,沒有關係不是更好嗎?你可真怪。”


    其實,要是毫無關係的話,也不會這麽擔心了。但並非是承接之後半途撒手不管,而是一開始就用正常的理由回絕了。雖然眼下有些案件也是這麽回絕的,但並不見得有如此沉重的精神壓力。大塚終於察覺到其中的原委了。那是因為被告柳田正夫已死於獄中。要是還活著,事至今日大塚還能出麵想點辦法,不管是九州還是別的地方,都能進行一番調查,可是,如今當事人已經死亡,一切都無法挽回了。這就使得他心中投下的陰霾久久難散。


    “好久沒去了,去玩玩高爾夫球吧?”大塚晃晃頭說。


    “好啊。”徑子讚同道,“老坐在事務所裏不活動活動,你的心情更加不會開朗啦。”


    “你也一塊兒去吧?”大塚抓住徑子的手,把她拉到身邊來。


    “去呀。”徑子偎依在他的胸前說。


    “你店裏沒關係吧?”


    “眼下是有點兒嘍嗦事。不過為了陪你,無論什麽時候都去。”


    大塚欽三用手撫摸著徑子的麵頰。


    大塚欽三來到了事務所。這天晌午前,有一位手持“論想社阿部啟一”名片的青年,說是想為弄清案情特來求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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