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層海流》的意圖
去年（一九六一年）一年，我在《文藝春秋》上發表了《深層海流》這部小說。關於這部作品，我感到有必要寫一篇後記之類的文章。
一九六○年，我曾在該雜誌上發表過題為《日本的黑霧》的一係列作品。這些作品以占領期間在日本發生的離奇事件為題材，盡量采用可信的資料，竭力探索事件的內幕。這些作品以“下山事件”開始，以“朝鮮戰爭”告終。
我寫《日本的黑霧》的動機是由於注意到“下山事件”以及其他種種事件的真相至今還沒有被查明；盡管警察當局公布了一些情況，法庭上也作出了判決，但是案情裏還有不少難以理解的地方。作為現代史的一部分，將來一定會有人寫出美軍占領史。我以眼下的看法在提供史料方麵盡到自己的一點力量，同時也作了一些個人的推測或思考。
我知道輿論界對我有著種種批評。共同的責難是：作者寫作時有個先入為主的成見，認為一切事件都是美軍的陰謀造成的。也就是說，認為作者一開始就有固定的框框，隻不過從各個事件中摘錄對自己適合的資料，把這些匯集起來罷了。
這完全是誤解。我並不特別反美，也不是個共產主義者。我隻是想做到實事求事罷了。我碰巧調查了發生在占領期間這樣一個特殊環境下的幾椿沒頭公案，在調查時注意到每個案件都籠罩著占領軍的陰影。
例如，在“帝國銀行事件”中，使人感到警視廳的偵查碰上了美軍總司令部這堵牆，就來了個大轉彎；在“下山事件”中，本來是作為謀殺案而進行偵查的，但是檢察當局和偵查二科的意見中途被拋棄了，而集中在自殺論上。無論是“鬆川事件”還是“白鳥事件”，都使人感到美國特務機關的詭計。不僅如此，連昭和電氣公司貪汙案和占領期間被隱匿的“日本銀行的十六萬一千克拉鑽石”，也都有美國占領軍牽連在內，這是不容否認的。
就拿“木星號”墜落到三原山那件事來說吧，美軍本來很快就知道它墜落在什麽地方了，卻向日本新聞界發出“軍方公報”，硬說該機大概墜落在遠州灘的海麵上了，在這段時間內，美軍在飛機墜落的地點附近不知進行了些什麽搜查，還不許日本人靠近。這件事很單純，但是這種手法卻使人感到各個事件背後都有著陰謀詭計。
也就是說，我的《日本的黑霧》不過是把用歸納的方法得出的一個個推論蒐集成書而已。由於印成了單行本，有人就把這本書說成仿佛是根據預先形成的概念演繹地寫出來的，這是一種膚淺的看法。
《日本的黑霧》雖然寫完了，但是日本“獨立”之後有些事情從本質上看來也應該說是占領局麵的延續。占領局麵結束了，但是美國的政策並沒有一下子就從日本撤銷。美國的占領政策仍然以另外一種形式在日本繼續存在。
日美“安全條約”（舊“安全條約”（指一九五一年九月八日在舊金山簽訂的片麵對日和約。——譯者注））具體地指出這一點。這一條約的根據是“日本已於本日和盟國簽訂和約。該和約生效以後，日本將無有效工具來行使它自衛的自然權利，因為它的武裝已被解除。在這種情況下，日本會遭到危險，因為不負責任的軍國主義還沒有從這個世界中驅逐出去。”1因此，“日本希望美利堅合眾國在日本國內及周圍駐紮其武裝部隊，以防止對日本的武裝進攻，作為日本防禦的臨時辦法。”2結果，日本給予美國陸、海、空軍以駐紮在日本本土及沿海的權利。
這個條約有著以下幾點不容忽視的特征。首先，駐日美軍“得用以維持遠東的國際和平與安全和日本免受外來武裝進攻之安全，包括根據日本政府的明顯要求，為鎮壓由於一個或幾個外國之煽動和幹涉而在日本引起的大規模暴動和騷亂所給予的援助”3。從而美國一旦在遠東與他國處於交戰狀態，即便與日本毫無關係，美國也得以將日本領土當作美軍基地來利用。
12見《國際條約集》（1950—1952）《美日安全條約》第三九三頁，世界知識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譯者注
3同上第三九四頁。——譯者注
根據日美“安全條約”第三條：“美利堅合眾國之武裝部隊駐紮日本國內及周圍的條件應由兩國政府之間的行政協定決定之。”（見《國際條約集》第三九四頁。——譯者注）一九五二年締結了日美行政協定。為了實施行政協定，又設立了日美聯合委員會這一磋商機構。該委員會由日美雙方代表各一人（日方為伊關國際協力局長，美方為威廉斯準將）組成，設立了財務、通訊、進出港、調達、工廠、住宅、賠償、審判管轄權、演習場、民航、商港等許多專門委員會。（見《日本現代史》，合同出版社出版）。
但是，除了這些委員會之外，還秘密設立了針對國內治安——尤其是針對共產黨的警備機構：日美聯合委員會。日本方麵，由當時的內閣調查室長擔任該委員會的幹事。參加的有國警長官以及警察廳、外務省、郵政局的委員。
在美軍占領期間，美軍總司令部直接指揮日本國內的警察。美軍總司令部撤銷後，所轄機關由日軍方麵接管。但是日美“安全條約”中明文規定了美軍駐紮日本的條款；由於必須使日本與共產圈對立，美國就不能完全放手讓日本去對付“外國煽動”以及擾亂治安的動向。
於是，聯合委員會就理所當然地設立了一個特別委員會，作為交換情報的機構。我在《深層海流》一書中穿插了幾份當時雙方交換的“絕密”、“極密”文件。從這些文件中可以看出，日本方麵將其獲得的情報提供給美國機關，同時也接受美國方麵的情報。
但是，所謂情報工作並非單純蒐集資料，這種工作如今與特務活動並沒有什麽區別。這從最近被揭露的美國中央情報局等的活動也可以看出。
在占領期間，美軍總司令部憑仗其至高無尚的權力，能夠讓情報機關用直接的方式進行活動。媾和條約生效後，這項活動就轉移給隱秘的代理機關了。這種機關不知道可否稱作中央情報局，根據常識來說，是可以的。
日本方麵老早就有了設立獨自的情報機構的想法。在這種情況下，也是勢所必然的。這是當時在吉田內閣裏擔任副首相的緒方的想法。緒方一方麵也是由於新聞記者出身的關係，對設立情報機構特別起勁。據說，他計劃成立一個政府情報局，還想在海外設立駐外情報機構。順便提一下，當時日本在海外連一個這樣的機構也沒有。
照這樣是不能正確掌握國內的治安情報的。緒方認為也得從海外蒐集情報。熱心推進這項計劃的實力人物是曾任吉田首相秘書官的舊內務省官員。
但是“情報局計劃”泄露了，輿論抨擊道：這是過去情報局的複活。緒方的計劃因而不得不受到挫折。暫時隻好收斂一下，隻設立了現在的總理府直屬內閣調查室。由於根據舊“安全條約”而設立的日美聯合委員會負有交換情報的任務，調查室長才在該委員會裏擔任幹事的。
警察廳、外務省、通商產業省、郵政省都派官員到調查室來。從郵政省要人，當然是因為對情報工作來說，電訊是不可缺少的條件。
內調室剛一成立就受歧視，似乎連足夠的預算也要不到。又因為是各省派來的官員湊成的，內部不斷進行派係鬥爭。在這樣的困難狀況下，各個人勉強做著工作。隻要看看內閣調查室製訂的各調查事項的目錄，它的實際成績就一目了然了。大約半年之前，某雜誌刊載了其中一部分，想必有些讀者已經讀過。
但是內閣調查室的內部傾軋經常使第一任室長感到苦惱。為了參加道德重整大會，他曾赴西德波恩和英國。據與他同去的人說，他幾乎沒有好好在旅館裏待過。這是別人說的話，並不可靠；但是很難設想調查室長僅僅是為了私事而去歐洲的。
正在國外旅行的調查室長遇上了不幸事件，那就是日本報紙上也報道過的所謂“私帶美元事件”。他極力否認此事。但不管是事實還是謠言，這個情報好象的確是從駐外機關傳到外務省，又由外務省某方麵向報界透露的。簡單說來，我認為這是內務省和外務省之間的鬥爭。我大致能夠推測得出，調查室長的“私帶美元事件”的謠言究竟是誰向報界透露的。
因此，盡管他手腕高明，當初抱負很大，內調室的成績卻並不佳。
我隻是想在這裏特別補充一句，前文提到的駐外機關並沒有專門的情報部。於是就采取了一種新的方式：把警察部門的人員派到各大、公使館去當參事官。例如，警視廳的桐山派到日本駐法國的大使館當參事官，住在巴黎。
為了執行國家政策，蒐集情報是當然應該做的事。但是如果內調室的任務脫離了這個範圍而帶有特工的性質，那就不容忽視了。
另一方麵，自從撤銷了美軍總司令部之後，有些人就開始悄悄議論起一件奇怪的事，那就是所謂“馬凱特資金”。關於這件事，鈴木仙八曾在議會裏提出過質詢。據說河野一郎也曾打算提出質詢，不知怎的又打消了。不用說，馬凱特就是經濟科學局局長馬凱特少將。這筆資金的實質還沒弄清楚。經濟科學局這個部門掌握著占領下的日本經濟的全部機能。據說占領期間被揭發的龐大物資都集中在該局裏，我們很想了解這筆資金是由什麽性質的款項構成的，又是以什麽目的和方式在日本經營管理的。依我看來，這筆資金是為了給美國帶來利益而投在日本政界和金融實業界以至文化工作方麵的。
除此而外，還有舊日本軍部從占領地掠奪回來的物資。這些物資中的一部分被占領軍揭發並沒收了去。然而未遭到揭發而隱匿在民間的，為數也相當不少。偶爾由於出了事，一麟片爪也會在我們眼前閃現一下，發生在東京鄰縣的就是個極好的例子。我寫《深層海流》時，主要采用的就是該縣的事件，因為我認為這是最具體的。奇怪的是，該縣出了許多成為話題的人物。這些人的經曆上都散發著前述隱匿物資的氣味，真是不可思議的事。目前在金融實業界活躍著的戰後派人士當中，也有一段經曆是不清不楚的。
我是把《深層海流》當作《日本的黑霧》的續篇來寫的。如果人物一個個都用真實姓名，我就不能放膽來寫，因此，才采取了小說的形式。
這部小說裏一個類似主人公的人物也沒有。從結構上說，好象把“中久保京介”這個人物當成了“第一人稱”，但是我特意沒有去描寫他作為小說人物的心理狀態。因為如果塑造“人物”的藝術形象，我原來所抱的探討政治機構、社會機構的目的就模糊了。以前的所謂“政治”小說、“社會”小說，對社會的探討很容易流於膚淺，那是因為太重視對登場人物的“藝術”描寫了。因此，背景就模糊了。作為小說家，我非常想寫人物，但是由於存在著以上這種寫作技巧上的缺陷，所以在這部小說裏，我就斷然抹煞了人物的性格，使它們變為無機物。不這樣寫，我就無論如何也沒法對“事件”進行追究。
對於“沒有寫出人物來”的批評，我早就做好了精神準備。我想坦率地說明，我原來就沒打算寫“人物”。我找不到適當的比喻。拿照相機來說吧，如果把焦點放在人物身上，背景就模糊了；如果把焦點放在背景上，前麵的人物又勢必要模糊。我要寫的不是“人物”，而是“事件”和“機構”，因此就一概放棄了對人物的藝術描寫。
遺憾的是，如果想在小說裏描寫舊“安全條約”生效以來的日本，《深層海流》裏所描寫的就是最大限度了。還要經過一段時間我才能把人物的真實姓名披露出來，對他們做具體而清楚的描寫。《深層海流》是根據確鑿的資料和調查而寫的。自然，其中有些部分也是虛構的。隻要能夠表現日本在舊“安全條約”時代隱蔽的形象於萬一，我的目的就算達到了。
鬆本清張
《文藝春秋》一九六二年二月號
去年（一九六一年）一年，我在《文藝春秋》上發表了《深層海流》這部小說。關於這部作品，我感到有必要寫一篇後記之類的文章。
一九六○年，我曾在該雜誌上發表過題為《日本的黑霧》的一係列作品。這些作品以占領期間在日本發生的離奇事件為題材，盡量采用可信的資料，竭力探索事件的內幕。這些作品以“下山事件”開始，以“朝鮮戰爭”告終。
我寫《日本的黑霧》的動機是由於注意到“下山事件”以及其他種種事件的真相至今還沒有被查明；盡管警察當局公布了一些情況，法庭上也作出了判決，但是案情裏還有不少難以理解的地方。作為現代史的一部分，將來一定會有人寫出美軍占領史。我以眼下的看法在提供史料方麵盡到自己的一點力量，同時也作了一些個人的推測或思考。
我知道輿論界對我有著種種批評。共同的責難是：作者寫作時有個先入為主的成見，認為一切事件都是美軍的陰謀造成的。也就是說，認為作者一開始就有固定的框框，隻不過從各個事件中摘錄對自己適合的資料，把這些匯集起來罷了。
這完全是誤解。我並不特別反美，也不是個共產主義者。我隻是想做到實事求事罷了。我碰巧調查了發生在占領期間這樣一個特殊環境下的幾椿沒頭公案，在調查時注意到每個案件都籠罩著占領軍的陰影。
例如，在“帝國銀行事件”中，使人感到警視廳的偵查碰上了美軍總司令部這堵牆，就來了個大轉彎；在“下山事件”中，本來是作為謀殺案而進行偵查的，但是檢察當局和偵查二科的意見中途被拋棄了，而集中在自殺論上。無論是“鬆川事件”還是“白鳥事件”，都使人感到美國特務機關的詭計。不僅如此，連昭和電氣公司貪汙案和占領期間被隱匿的“日本銀行的十六萬一千克拉鑽石”，也都有美國占領軍牽連在內，這是不容否認的。
就拿“木星號”墜落到三原山那件事來說吧，美軍本來很快就知道它墜落在什麽地方了，卻向日本新聞界發出“軍方公報”，硬說該機大概墜落在遠州灘的海麵上了，在這段時間內，美軍在飛機墜落的地點附近不知進行了些什麽搜查，還不許日本人靠近。這件事很單純，但是這種手法卻使人感到各個事件背後都有著陰謀詭計。
也就是說，我的《日本的黑霧》不過是把用歸納的方法得出的一個個推論蒐集成書而已。由於印成了單行本，有人就把這本書說成仿佛是根據預先形成的概念演繹地寫出來的，這是一種膚淺的看法。
《日本的黑霧》雖然寫完了，但是日本“獨立”之後有些事情從本質上看來也應該說是占領局麵的延續。占領局麵結束了，但是美國的政策並沒有一下子就從日本撤銷。美國的占領政策仍然以另外一種形式在日本繼續存在。
日美“安全條約”（舊“安全條約”（指一九五一年九月八日在舊金山簽訂的片麵對日和約。——譯者注））具體地指出這一點。這一條約的根據是“日本已於本日和盟國簽訂和約。該和約生效以後，日本將無有效工具來行使它自衛的自然權利，因為它的武裝已被解除。在這種情況下，日本會遭到危險，因為不負責任的軍國主義還沒有從這個世界中驅逐出去。”1因此，“日本希望美利堅合眾國在日本國內及周圍駐紮其武裝部隊，以防止對日本的武裝進攻，作為日本防禦的臨時辦法。”2結果，日本給予美國陸、海、空軍以駐紮在日本本土及沿海的權利。
這個條約有著以下幾點不容忽視的特征。首先，駐日美軍“得用以維持遠東的國際和平與安全和日本免受外來武裝進攻之安全，包括根據日本政府的明顯要求，為鎮壓由於一個或幾個外國之煽動和幹涉而在日本引起的大規模暴動和騷亂所給予的援助”3。從而美國一旦在遠東與他國處於交戰狀態，即便與日本毫無關係，美國也得以將日本領土當作美軍基地來利用。
12見《國際條約集》（1950—1952）《美日安全條約》第三九三頁，世界知識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譯者注
3同上第三九四頁。——譯者注
根據日美“安全條約”第三條：“美利堅合眾國之武裝部隊駐紮日本國內及周圍的條件應由兩國政府之間的行政協定決定之。”（見《國際條約集》第三九四頁。——譯者注）一九五二年締結了日美行政協定。為了實施行政協定，又設立了日美聯合委員會這一磋商機構。該委員會由日美雙方代表各一人（日方為伊關國際協力局長，美方為威廉斯準將）組成，設立了財務、通訊、進出港、調達、工廠、住宅、賠償、審判管轄權、演習場、民航、商港等許多專門委員會。（見《日本現代史》，合同出版社出版）。
但是，除了這些委員會之外，還秘密設立了針對國內治安——尤其是針對共產黨的警備機構：日美聯合委員會。日本方麵，由當時的內閣調查室長擔任該委員會的幹事。參加的有國警長官以及警察廳、外務省、郵政局的委員。
在美軍占領期間，美軍總司令部直接指揮日本國內的警察。美軍總司令部撤銷後，所轄機關由日軍方麵接管。但是日美“安全條約”中明文規定了美軍駐紮日本的條款；由於必須使日本與共產圈對立，美國就不能完全放手讓日本去對付“外國煽動”以及擾亂治安的動向。
於是，聯合委員會就理所當然地設立了一個特別委員會，作為交換情報的機構。我在《深層海流》一書中穿插了幾份當時雙方交換的“絕密”、“極密”文件。從這些文件中可以看出，日本方麵將其獲得的情報提供給美國機關，同時也接受美國方麵的情報。
但是，所謂情報工作並非單純蒐集資料，這種工作如今與特務活動並沒有什麽區別。這從最近被揭露的美國中央情報局等的活動也可以看出。
在占領期間，美軍總司令部憑仗其至高無尚的權力，能夠讓情報機關用直接的方式進行活動。媾和條約生效後，這項活動就轉移給隱秘的代理機關了。這種機關不知道可否稱作中央情報局，根據常識來說，是可以的。
日本方麵老早就有了設立獨自的情報機構的想法。在這種情況下，也是勢所必然的。這是當時在吉田內閣裏擔任副首相的緒方的想法。緒方一方麵也是由於新聞記者出身的關係，對設立情報機構特別起勁。據說，他計劃成立一個政府情報局，還想在海外設立駐外情報機構。順便提一下，當時日本在海外連一個這樣的機構也沒有。
照這樣是不能正確掌握國內的治安情報的。緒方認為也得從海外蒐集情報。熱心推進這項計劃的實力人物是曾任吉田首相秘書官的舊內務省官員。
但是“情報局計劃”泄露了，輿論抨擊道：這是過去情報局的複活。緒方的計劃因而不得不受到挫折。暫時隻好收斂一下，隻設立了現在的總理府直屬內閣調查室。由於根據舊“安全條約”而設立的日美聯合委員會負有交換情報的任務，調查室長才在該委員會裏擔任幹事的。
警察廳、外務省、通商產業省、郵政省都派官員到調查室來。從郵政省要人，當然是因為對情報工作來說，電訊是不可缺少的條件。
內調室剛一成立就受歧視，似乎連足夠的預算也要不到。又因為是各省派來的官員湊成的，內部不斷進行派係鬥爭。在這樣的困難狀況下，各個人勉強做著工作。隻要看看內閣調查室製訂的各調查事項的目錄，它的實際成績就一目了然了。大約半年之前，某雜誌刊載了其中一部分，想必有些讀者已經讀過。
但是內閣調查室的內部傾軋經常使第一任室長感到苦惱。為了參加道德重整大會，他曾赴西德波恩和英國。據與他同去的人說，他幾乎沒有好好在旅館裏待過。這是別人說的話，並不可靠；但是很難設想調查室長僅僅是為了私事而去歐洲的。
正在國外旅行的調查室長遇上了不幸事件，那就是日本報紙上也報道過的所謂“私帶美元事件”。他極力否認此事。但不管是事實還是謠言，這個情報好象的確是從駐外機關傳到外務省，又由外務省某方麵向報界透露的。簡單說來，我認為這是內務省和外務省之間的鬥爭。我大致能夠推測得出，調查室長的“私帶美元事件”的謠言究竟是誰向報界透露的。
因此，盡管他手腕高明，當初抱負很大，內調室的成績卻並不佳。
我隻是想在這裏特別補充一句，前文提到的駐外機關並沒有專門的情報部。於是就采取了一種新的方式：把警察部門的人員派到各大、公使館去當參事官。例如，警視廳的桐山派到日本駐法國的大使館當參事官，住在巴黎。
為了執行國家政策，蒐集情報是當然應該做的事。但是如果內調室的任務脫離了這個範圍而帶有特工的性質，那就不容忽視了。
另一方麵，自從撤銷了美軍總司令部之後，有些人就開始悄悄議論起一件奇怪的事，那就是所謂“馬凱特資金”。關於這件事，鈴木仙八曾在議會裏提出過質詢。據說河野一郎也曾打算提出質詢，不知怎的又打消了。不用說，馬凱特就是經濟科學局局長馬凱特少將。這筆資金的實質還沒弄清楚。經濟科學局這個部門掌握著占領下的日本經濟的全部機能。據說占領期間被揭發的龐大物資都集中在該局裏，我們很想了解這筆資金是由什麽性質的款項構成的，又是以什麽目的和方式在日本經營管理的。依我看來，這筆資金是為了給美國帶來利益而投在日本政界和金融實業界以至文化工作方麵的。
除此而外，還有舊日本軍部從占領地掠奪回來的物資。這些物資中的一部分被占領軍揭發並沒收了去。然而未遭到揭發而隱匿在民間的，為數也相當不少。偶爾由於出了事，一麟片爪也會在我們眼前閃現一下，發生在東京鄰縣的就是個極好的例子。我寫《深層海流》時，主要采用的就是該縣的事件，因為我認為這是最具體的。奇怪的是，該縣出了許多成為話題的人物。這些人的經曆上都散發著前述隱匿物資的氣味，真是不可思議的事。目前在金融實業界活躍著的戰後派人士當中，也有一段經曆是不清不楚的。
我是把《深層海流》當作《日本的黑霧》的續篇來寫的。如果人物一個個都用真實姓名，我就不能放膽來寫，因此，才采取了小說的形式。
這部小說裏一個類似主人公的人物也沒有。從結構上說，好象把“中久保京介”這個人物當成了“第一人稱”，但是我特意沒有去描寫他作為小說人物的心理狀態。因為如果塑造“人物”的藝術形象，我原來所抱的探討政治機構、社會機構的目的就模糊了。以前的所謂“政治”小說、“社會”小說，對社會的探討很容易流於膚淺，那是因為太重視對登場人物的“藝術”描寫了。因此，背景就模糊了。作為小說家，我非常想寫人物，但是由於存在著以上這種寫作技巧上的缺陷，所以在這部小說裏，我就斷然抹煞了人物的性格，使它們變為無機物。不這樣寫，我就無論如何也沒法對“事件”進行追究。
對於“沒有寫出人物來”的批評，我早就做好了精神準備。我想坦率地說明，我原來就沒打算寫“人物”。我找不到適當的比喻。拿照相機來說吧，如果把焦點放在人物身上，背景就模糊了；如果把焦點放在背景上，前麵的人物又勢必要模糊。我要寫的不是“人物”，而是“事件”和“機構”，因此就一概放棄了對人物的藝術描寫。
遺憾的是，如果想在小說裏描寫舊“安全條約”生效以來的日本，《深層海流》裏所描寫的就是最大限度了。還要經過一段時間我才能把人物的真實姓名披露出來，對他們做具體而清楚的描寫。《深層海流》是根據確鑿的資料和調查而寫的。自然，其中有些部分也是虛構的。隻要能夠表現日本在舊“安全條約”時代隱蔽的形象於萬一，我的目的就算達到了。
鬆本清張
《文藝春秋》一九六二年二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