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若我姑母和我大姐的婆母現在還活著，我相信她們還會時常爭辯：到底在我降生的那一晚上，我的母親是因生我而昏迷過去了呢，還是她受了煤氣。
幸而這兩位老太太都遵循著自然規律，到時候就被親友們護送到墳地裏去；要不然，不論我慶祝自己的花甲之喜，還是古稀大壽，我心中都不會十分平安。是呀，假若大姐婆婆的說法十分正確，我便根本不存在啊！
似乎有聲明一下的必要：我生的遲了些，而大姐又出閣早了些，所以我一出世，大姐已有了婆婆，而且是一位有比金剛石還堅硬的成見的婆婆。是，她的成見是那麽深，我簡直地不敢叫她看見我。隻要她一眼看到我，她便立刻把屋門和窗子都打開，往外散放煤氣！
還要聲明一下：這並不是為來個對比，貶低大姐婆婆，以便高抬我的姑母。那用不著。說真的，姑母對於我的存在與否，並不十分關心；要不然，到後來，她的煙袋鍋子為什麽常常敲在我的頭上，便有些費解了。是呀，我長著一個腦袋，不是一塊破磚頭！
盡管如此，姑母可是堅持實事求是的態度，和我大姐的婆婆進行激辯。按照她的說法，我的母親是因為生我，失血過多，而昏了過去的。據我後來調查，姑母的說法頗為正確，因為自從她中年居孀以後，就搬到我家來住，不可能不掌握些第一手的消息與資料。我的啼哭，吵得她不能安眠。那麽，我一定不會是一股煤氣！
我也調查清楚：自從姑母搬到我家來，雖然各過各的日子，她可是以大姑子的名義支使我的母親給她沏茶灌水，擦桌子掃地，名正言順，心安理得。她的確應該心安理得，我也不便給她造謠：想想看，在那年月，一位大姑子而不欺負兄弟媳婦，還怎麽算作大姑子呢？
在我降生前後，母親當然不可能照常伺候大姑子，這就難怪在我還沒落草兒，姑母便對我不大滿意了。不過，不管她多麽自私，我可也不能不多少地感激她：假若不是她肯和大姐婆婆力戰，甚至於混戰，我的生日與時辰也許會發生些混亂，其說不一了。我舍不得那個良辰吉日！
那的確是良辰吉日！就是到後來，姑母在敲了我三煙鍋子之後，她也不能不稍加考慮，應否繼續努力。她不能不想想，我是臘月二十三日酉時，全北京的人，包括著皇上和文武大臣，都在歡送灶王爺上天的時刻降生的呀！
在那年代，北京在沒有月色的夜間，實在黑的可怕。大街上沒有電燈，小胡同裏也沒有個亮兒，人們晚間出去若不打著燈籠，就會越走越怕，越怕越慌，迷失在黑暗裏，找不著家。有時候，他們會在一個地方轉來轉去，一直轉一夜。按照那時代的科學說法，這叫作“鬼打牆”。
可是，在我降生的那一晚上，全北京的男女，千真萬確，沒有一個遇上“鬼打牆”的！當然，那一晚上，在這兒或那兒，也有餓死的、凍死的，和被殺死的。但是，這都與鬼毫無關係。鬼，不管多麽頑強的鬼，在那一晚上都在家裏休息，不敢出來，也就無從給夜行客打一堵牆，欣賞他們來回轉圈圈了。
大街上有多少賣糖瓜與關東糖的呀！天一黑，他們便點上燈籠，把攤子或車子照得亮堂堂的。天越黑，他們吆喝的越起勁，洪亮而急切。過了定更[1]，大家就差不多祭完了灶王，糖還賣給誰去呢！就憑這一片賣糖的聲音，那麽洪亮，那麽急切，膽子最大的鬼也不敢輕易出來，更甭說那些膽子不大的了—— 據說，鬼也有膽量很小很小的。
再聽吧，從五六點鍾起，已有稀疏的爆竹聲。到了酉時左右（就是我降生的偉大時辰），連鋪戶帶人家一齊放起鞭炮，不用說鬼，就連黑、黃、大、小的狗都嚇得躲在屋裏打哆嗦。花炮的光亮衝破了黑暗的天空，一閃一閃，能夠使人看見遠處的樹梢兒。每家院子裏都亮那麽一陣：把灶王像請到院中來，燃起高香與柏枝，灶王就急忙吃點關東糖，化為灰燼，飛上天宮。
灶王爺上了天，我卻落了地。這不能不叫姑母思索思索：“這小子的來曆不小哇！說不定，灶王爺身旁的小童兒因為貪吃糖果，沒來得及上天，就留在這裏了呢！”這麽一想，姑母對我就不能不在討厭之中，還有那麽一點點敬意！
灶王對我姑母的態度如何，我至今還沒探聽清楚。我可是的確知道，姑母對灶王的態度並不十分嚴肅。她的屋裏並沒有灶王龕。她隻在我母親在我們屋裏給灶王與財神上了三炷香之後，才搭訕著過來，可有可無地向神像打個問心。假若我恰巧在那裏，她必狠狠地瞪我一眼；她認準了我是灶王的小童兒轉世，在那兒監視她呢！
說到這裏，就很難不提一提我的大姐婆婆對神佛的態度。她的氣派很大。在她的堂屋裏，正中是掛著黃圍子的佛桌，桌上的雕花大佛龕幾乎高及頂棚，裏麵供著紅臉長髯的關公。到春節，關公麵前擺著五碗小塔似的蜜供、五碗紅月餅，還有一堂幹鮮果品。財神、灶王，和張仙（就是“打出天狗去，引進子孫來”的那位神仙）的神龕都安置在兩旁，倒好像她的“一家之主”不是灶王，而是關公。趕到這位老太太對丈夫或兒子示威的時候，她的氣派是那麽大，以至把神佛都罵在裏邊，毫不留情！“你們這群！”她會指著所有的神像說：“你們這群！吃著我的蜜供、鮮蘋果，可不管我的事，什麽東西！”
可是，姑母居然敢和這位連神佛都敢罵的老太太分庭抗禮，針鋒相對地爭辯，實在令人不能不暗伸大指！不管我怎麽不喜愛姑母，當她與大姐婆婆作戰的時候，我總是站在她這一邊的。
經過客觀的分析，我從大姐婆婆身上實在找不到一點可愛的地方。是呀，直到如今，我每一想起什麽“虛張聲勢”、“瞎唬事”等等，也就不期然而然地想起大姐的婆婆來。我首先想起她的眼睛。那是一雙何等毫無道理的眼睛啊！見到人，不管她是要表示歡迎，還是馬上衝殺，她的眼總是瞪著。她大概是想用二目圓睜表達某種感情，在別人看來卻空空洞洞，莫名其妙。她的兩腮多肉，永遠陰鬱地下垂，像兩個裝著什麽毒氣的口袋似的。在咳嗽與說話的時候，她的嗓子與口腔便是一部自製的擴音機。她總以為隻要聲若洪鍾，就必有說服力。她什麽也不大懂，特別是不懂怎麽過日子。可是，她會瞪眼與放炮，於是她就懂了一切。
雖然我也忘不了姑母的煙袋鍋子（特別是那裏麵還有燃透了的蘭花煙的），可是從全麵看來，她就比大姐的婆婆多著一些風趣。從模樣上說，姑母長得相當秀氣，兩腮並不像裝著毒氣的口袋。她的眼睛，在風平浪靜的時候，黑白分明，非常的有神。不幸，有時候不知道為什麽就來一陣風暴。風暴一來，她的有神的眼睛就變成有鬼，寒光四射，冷氣逼人！不過，讓咱們還是別老想她的眼睛吧。她愛玩梭兒胡[2]。每逢贏那麽三兩吊錢的時候，她還會低聲地哼幾句二黃。據說：她的丈夫，我的姑父，是一位唱戲的！在那個改良的……哎呀，我忘了一件大事！
你看，我隻顧了交待我降生的月、日、時，可忘了說那是哪一年！那是有名的戊戌年啊！戊戌政變！
說也奇怪，在那麽大講維新與改良的年月，姑母每逢聽到“行頭”、“拿份兒”等等有關戲曲的名詞，便立刻把話岔開。隻有逢年過節，喝過兩盅玫瑰露酒之後，她才透露一句：“唱戲的也不下賤啊！”盡管如此，大家可是都沒聽她說過：我姑父的藝名叫什麽，他是唱小生還是老旦。
大家也都懷疑，我姑父是不是個旗人。假若他是旗人，他可能是位耗財買臉的京戲票友兒。可是，玩票是出風頭的事，姑母為什麽不敢公開承認呢？他也許真是個職業的伶人吧？可又不大對頭：在那年月，盡管醞釀著革新與政變，堂堂的旗人而去以唱戲為業，不是有開除旗籍的危險麽？那麽，姑父是漢人？也不對呀！他要是漢人，怎麽在他死後，我姑母每月會去領好幾份兒錢糧呢？
直到如今，我還弄不清楚這段曆史。姑父是唱戲的不是，關係並不大。我總想不通：憑什麽姑母，一位寡婦，而且是愛用煙鍋子敲我的腦袋的寡婦，應當吃幾份兒餉銀呢？我的父親是堂堂正正的旗兵，負著保衛皇城的重任，每月不過才領三兩銀子，裏麵還每每攙著兩小塊假的；為什麽姑父，一位唱小生或老旦的，還可能是漢人，會立下那麽大的軍功，給我姑母留下幾份兒錢糧呢？看起來呀，這必定在什麽地方有些錯誤！
不管是皇上的，還是別人的錯兒吧，反正姑母的日子過得怪舒服。她收入的多，開銷的少—— 白住我們的房子，又有弟媳婦作義務女仆。她是我們小胡同裏的“財主”。
恐怕呀，這就是她敢跟大姐的婆婆頂嘴抬杠的重要原因之一。大姐的婆婆口口聲聲地說：父親是子爵，丈夫是佐領，兒子是驍騎校。這都不假；可是，她的箱子底兒上並沒有什麽沉重的東西。有她的胖臉為證，她愛吃。這並不是說，她有錢才要吃好的。不！沒錢，她會以子爵女兒、佐領太太的名義去賒。她不但自己愛賒，而且頗看不起不敢賒、不喜歡賒的親友。雖然沒有明說，她大概可是這麽想：不賒東西，白作旗人！
我說她“愛”吃，而沒說她“講究”吃。她隻愛吃雞鴨魚肉，而不會欣賞什麽山珍海味。不過，她可也有講究的一麵：到十冬臘月，她要買兩條豐台暖洞子生產的碧綠的、尖上還帶著一點黃花的王瓜，擺在關公麵前；到春夏之交，她要買些用小蒲包裝著的，頭一批成熟的十三陵大櫻桃，陳列在供桌上。這些，可隻是為顯示她的氣派與排場。當她真想吃的時候，她會買些冒充櫻桃的“山豆子”，大把大把地往嘴裏塞，既便宜又過癮。不管怎麽說吧，她經常拉下虧空，而且是債多了不愁，滿不在乎。
對債主子們，她的眼瞪得特別圓，特別大；嗓音也特別洪亮，激昂慷慨地交代：
“聽著！我是子爵的女兒，佐領的太太，娘家婆家都有鐵杆兒莊稼！俸銀俸米到時候就放下來，欠了日子欠不了錢，你著什麽急呢！”
這幾句豪邁有力的話語，不難令人想起二百多年前清兵入關時候的威風，因而往往足以把債主子打退四十裏。不幸，有時候這些話並沒有發生預期的效果，她也會瞪著眼笑那麽一兩下，叫債主子嚇一大跳；她的笑，說實話，並不比哭更體麵一些。她的剛柔相濟，令人啼笑皆非。
她打扮起來的時候總使大家都感到遺憾。可是，氣派與身分無關，她還非打扮不可。該穿亮紗，她萬不能穿實地紗；該戴翡翠簪子，決不能戴金的。於是，她的幾十套單、夾、棉、皮、紗衣服，與冬夏的各色首飾，就都循環地出入當鋪，當了這件贖那件，博得當鋪的好評。據看見過閻王奶奶的人說：當閻王奶奶打扮起來的時候，就和盛裝的大姐婆婆相差無幾。
因此，直到今天，我還摸不清她的丈夫怎麽會還那麽快活。在我幼年的時候，我覺得他是個很可愛的人。是，他不但快活，而且可愛！除了他也愛花錢，幾乎沒有任何缺點。我首先記住了他的咳嗽，一種清亮而有腔有調的咳嗽，叫人一聽便能猜到他至小是四品官兒。他的衣服非常整潔，而且帶著樟腦的香味，有人說這是因為剛由當鋪拿出來，不知正確與否。
無論冬夏，他總提著四個鳥籠子，裏麵是兩隻紅頦，兩隻藍靛頦兒。他不養別的鳥，紅、藍頦兒雅俗共賞，恰合佐領的身分。隻有一次，他用半年的俸祿換了一隻雪白的麻雀。不幸，在白麻雀的聲譽剛剛傳遍九城的大茶館之際，也不知怎麽就病故了，所以他後來即使看見一隻雪白的老鴉也不再動心。
在冬天，他特別受我的歡迎：在他的懷裏，至少藏著三個蟈蟈葫蘆，每個都有擺在古玩鋪裏去的資格。我並不大注意葫蘆。使我興奮的是它們裏麵裝著的嫩綠蟈蟈，時時輕脆地鳴叫，仿佛夏天忽然從哪裏回到北京。
在我的天真的眼中，他不是來探親家，而是和我來玩耍。他一講起養鳥、養蟈蟈與蛐蛐的經驗，便忘了時間，以至我母親不管怎樣為難，也得給他預備飯食。他也非常天真。母親一暗示留他吃飯，他便咳嗽一陣，有腔有調，有板有眼，而後又哈哈地笑幾聲才說：
“親家太太，我還真有點餓了呢！千萬別麻煩，到天泰軒叫一個幹炸小丸子、一賣木樨肉、一中碗酸辣湯，多加胡椒麵和香菜，就行啦！就這麽辦吧！”
這麽一辦，我母親的眼圈兒就分外濕潤那麽一兩天！不應酬吧，怕女兒受氣；應酬吧，錢在哪兒呢？那年月走親戚，用今天的話來說，可真不簡單！
親家爹雖是武職，四品頂戴的佐領，卻不大愛談怎麽帶兵與打仗。我曾問過他是否會騎馬射箭，他的回答是咳嗽了一陣，而後馬上又說起養鳥的技術來。這可也的確值得說，甚至值得寫一本書！看，不要說紅、藍頦兒們怎麽養，怎麽蹓，怎麽“押”，在換羽毛的季節怎麽加意飼養，就是那四個鳥籠子的製造方法，也夠講半天的。不要說鳥籠子，就連籠裏的小磁食罐，小磁水池，以及清除鳥糞的小竹鏟，都是那麽考究，誰也不敢說它們不是藝術作品！是的，他似乎已經忘了自己是個武官，而把畢生的精力都花費在如何使小罐小鏟，咳嗽與發笑都含有高度的藝術性，從而隨時沉醉在小刺激與小趣味裏。
他還會唱呢！有的王爺會唱須生，有的貝勒會唱《金錢豹》，有的滿族官員由票友而變為京劇名演員……。戲曲和曲藝成為滿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東西，他們不但愛去聽，而且喜歡自己粉墨登場。他們也創作，大量地創作，岔曲、快書、鼓詞等等。我的親家爹也當然不甘落後。遺憾的是他沒有足夠的財力去組成自己的票社，以便親友家慶祝孩子滿月，或老太太的生日，去車馬自備、清茶恭候地唱那麽一天或一夜，耗財買臉，傲裏奪尊，譽滿九城。他隻能加入別人組織的票社，隨時去消遣消遣。他會唱幾段聯珠快書。他的演技並不很高，可是人緣很好，每逢獻技都博得親友們熱烈喝彩。美中不足，他走票的時候，若遇上他的夫人也盛裝在場，他就不由地想起閻王奶奶來，而忘了詞兒。這樣丟了臉之後，他回到家來可也不鬧氣，因為夫妻們大吵大鬧會喊啞了他的嗓子。倒是大姐的婆婆先發製人，把日子不好過，債務越來越多，統統歸罪於他愛玩票，不務正業，鬧得沒結沒完。他一聲也不出，隻等到她喘氣的時候，他才用口學著三弦的聲音，給她彈個過門兒：“登根兒哩登登”。藝術的熏陶使他在痛苦中還能夠找出自慰的辦法，所以他快活—— 不過據他的夫人說，這是沒皮沒臉，沒羞沒臊！
他們夫婦誰對誰不對，我自幼到而今一直還沒有弄清楚。那麽，就書歸正傳，還說我的生日吧。
在我降生的時候，父親正在皇城的什麽角落值班。男不拜月，女不祭灶，自古為然。姑母是寡婦，母親與二姐也是婦女；我雖是男的，可還不堪重任。全家竟自沒有人主持祭灶大典！姑母發了好幾陣脾氣。她在三天前就在英蘭齋滿漢餑餑鋪買了幾塊真正的關東糖。所謂真正的關東糖者就是塊兒小而比石頭還硬，放在口中若不把門牙崩碎，就把它粘掉的那一種，不是攤子上賣的那種又泡又鬆，見熱氣就容易化了的低級貨。她還買了一斤什錦南糖。這些，她都用小缸盆扣起來，放在陰涼的地方，不叫灶王爺與一切的人知道。她準備在大家祭完灶王，偷偷地拿出一部分，安安頓頓地躺在被窩裏獨自享受，即使粘掉一半個門牙，也沒人曉得。可是，這個計劃必須在祭灶之後執行，以免叫灶王看見，招致神譴。哼！全家居然沒有一個男人！她的怒氣不打一處而來。我二姐是個忠厚老實的姑娘，空有一片好心，而沒有克服困難的辦法。姑母越發脾氣，二姐心裏越慌，隻含著眼淚，不住地叫：“姑姑！姑姑！”
幸而大姐及時地來到。大姐是個極漂亮的小媳婦：眉清目秀，小長臉，尖尖的下頦像個白蓮花瓣似的。不管是穿上大紅緞子的氅衣，還是藍布旗袍，不管是梳著兩把頭，還是挽著旗髻，她總是那麽俏皮利落，令人心曠神怡。她的不寬的腰板總挺得很直，亭亭玉立；在請蹲安的時候，直起直落，穩重而飄灑。隻有在發笑的時候，她的腰才彎下一點去，仿佛喘不過氣來，笑得那麽天真可憐。親戚、朋友，沒有不喜愛她的，包括著我的姑母。隻有大姐的婆婆認為她既不俊美，也不伶俐，並且時常譏誚：你爸爸不過是三兩銀子的馬甲[3]！
大姐婆婆的氣派是那麽大，講究是那麽多，對女仆的要求自然不能不極其嚴格。她總以為女仆都理當以身殉職，進門就累死。自從娶了兒媳婦，她幹脆不再用女仆，而把一個小媳婦當作十個女仆使用。大姐的兩把頭發往往好幾天不敢拆散，就那麽帶著那小牌樓似的家夥睡覺。梳頭需要相當長的時間，萬一婆婆已經起床，大聲地咳嗽著，而大姐還沒梳好了頭，過去請安，便是一行大罪！大姐須在天還沒亮就起來，上街給婆婆去買熱油條和馬蹄兒燒餅。大姐年輕，貪睡。可是，出閣之後，她練會把自己驚醒。醒了，她便輕輕地開開屋門，看看天上的三星。假若還太早，她便回到炕上，穿好衣服，坐著打盹，不敢再躺下，以免睡熟了誤事。全家的飯食、活計、茶水、清潔衛生，全由大姐獨自包辦。她越努力，婆婆越給她添活兒，加緊訓練。婆婆的手，除了往口中送飲食，不輕易動一動。手越不動，眼與嘴就越活躍，她一看見兒媳婦的影子就下好幾道緊急命令。
事情真多！大姐每天都須很好地設計，忙中要有計劃，以免發生混亂。出嫁了幾個月之後，她的眉心出現了兩條細而深的皺紋。這些委屈，她可不敢對丈夫說，怕挑起是非。回到娘家，她也不肯對母親說，怕母親傷心。當母親追問的時候，她也還是笑著說：沒事！真沒事！奶奶放心吧！（我們管母親叫作奶奶。）
大姐更不敢向姑母訴苦，知道姑母是爆竹脾氣，一點就發火。可是，她並不拒絕姑母的小小的援助。大姐的婆婆既要求媳婦打扮得像朵鮮花似的，可又不肯給媳婦一點買胭脂、粉，梳頭油等等的零錢，所以姑母一問她要錢不要，大姐就沒法不低下頭去，表示口袋裏連一個小錢也沒有。姑母是不輕易發善心的，她之所以情願幫助大姐者是因為我們滿人都尊敬姑奶奶。她自己是老姑奶奶，當然要同情小姑奶奶，以壯自己的聲勢。況且，大姐的要求又不很大，有幾吊錢就解決問題，姑母何必不大仁大義那麽一兩回呢。這個，大姐婆婆似乎也看了出來，可是不便說什麽；娘家人理當貼補出了嫁的女兒，女兒本是賠錢貨嘛。在另一方麵，姑母之所以敢和大姐婆婆分庭抗禮者，也在這裏找到一些說明。
大姐這次回來，並不是因為她夢見了一條神龍或一隻猛虎落在母親懷裏，希望添個將來會“出將入相”的小弟弟。快到年節，她還沒有新的綾絹花兒、胭脂宮粉，和一些雜拌兒。這末一項，是為給她的丈夫的。大姐夫雖已成了家，並且是不會騎馬的驍騎校，可是在不少方麵還像個小孩子，跟他的爸爸差不多。是的，他們老爺兒倆到時候就領銀子，終年都有老米吃，幹嗎注意天有多麽高，地有多麽厚呢？生活的意義，在他們父子看來，就是每天要玩耍，玩得細致，考究，入迷。大姐丈不養靛頦兒，而英雄氣概地玩鷂子和胡伯勞（土名叫胡伯喇），威風凜凜地去捕幾隻麻雀。這一程子，他玩膩了鷂子與胡伯喇，改為養鴿子。他的每隻鴿子都值那麽一二兩銀子；“滿天飛元寶”是他愛說的一句豪邁的話。他收藏的幾件鴿鈴都是名家製作，由古玩攤子上搜集來的。
大姐夫需要雜拌兒。每年如是：他用各色的洋紙糊成小高腳碟，以備把雜拌兒中的糖豆子、大扁杏仁等等輕巧地放在碟上，好像是為給他自己上供。一邊擺弄，一邊吃；往往小紙碟還沒都糊好，雜拌兒已經不見了；盡管是這樣，他也得到一種快感。雜拌兒吃完，他就設計糊燈籠，好在燈節懸掛起來。糊完春燈，他便動手糊風箏。這些小事情，他都極用心地去作；一兩天或好幾天，他逢人必說他手下的工作，不管人家愛聽不愛聽。在不斷的商討中，往往得到啟發，他就從新設計，以期出奇製勝，有所創造。若是別人不願意聽，他便都說給我大姐，鬧得大姐腦子裏盡是春燈與風箏，以至耽誤了正事，招得婆婆鳴炮一百零八響！
他們玩耍，花錢，可就苦了我的大姐。在家庭經濟不景氣的時候，他們不能不吵嘴，以資消遣。十之八九，吵到下不來台的時候，就歸罪於我的大姐，一致進行討伐。大姐夫雖然對大姐還不錯，可是在混戰之中也不敢不罵她。好嘛，什麽都可以忍受，可就是不能叫老人們罵他怕老婆。因此，一來二去，大姐增添了一種本事：她能夠在炮火連天之際，似乎聽到一些聲響，又似乎什麽也沒聽見。似乎是她給自己的耳朵安上了避雷針。可憐的大姐！
大姐來到，立刻了解了一切。她馬上派二姐去請“姥姥”，也就是收生婆。並且告訴二姐，順腳兒去通知婆家：她可能回去的晚一些。大姐婆家離我家不遠，隻有一裏多地。二姐飛奔而去。
姑母有了笑容，遞給大姐幾張老裕成錢鋪特為年節給賞與壓歲錢用的、上邊印著劉海戲金蟾的、嶄新的紅票子，每張實兌大錢兩吊。同時，她把弟婦生娃娃的一切全交給大姐辦理，倘若發生任何事故，她概不負責。
二姐跑到大姐婆家的時候，大姐的公公正和兒子在院裏放花炮。今年，他們負債超過了往年的最高紀錄。臘月二十三過小年，他們理應想一想怎麽還債，怎麽節省開支，省得在年根底下叫債主子們把門環子敲碎。沒有，他們沒有那麽想。大姐婆婆不知由哪裏找到一點錢，買了頭號的大糖瓜，帶芝麻的和不帶芝麻的，擺在灶王麵前，並且瞪著眼下命令：“吃了我的糖，到天上多說幾句好話，別不三不四地順口開河，瞎扯！”兩位男人呢，也不知由哪裏弄來一點錢，都買了鞭炮。老爺兒倆都脫了長袍。老頭兒換上一件舊狐皮馬褂，不係紐扣，而用一條舊布褡包鬆攏著，十分瀟灑。大姐夫呢，年輕火力壯，隻穿著小棉襖，直打噴嚏，而連說不冷。鞭聲先起，清脆緊張，一會兒便火花急濺，響成一片。兒子放單響的麻雷子，父親放雙響的二踢腳，間隔停勻，有板有眼：劈啪劈啪，咚；劈啪劈啪，咚—— 當！這樣放完一陣，父子相視微笑，都覺得放炮的技巧九城第一，理應得到四鄰的熱情誇讚。
不管二姐說什麽，中間都夾著麻雷子與二踢腳的巨響。於是，大姐的婆婆仿佛聽見了：親家母受了煤氣。“是嘛！”她以壓倒鞭炮的聲音告訴二姐：“你們窮人總是不懂得怎麽留神，大概其喜歡中煤毒！”她把“大概”總說成“大概其”，有個“其”字，顯著多些文采。說完，她就去換衣裳，要親自出馬，去搶救親家母的性命，大仁大義。佐領與驍騎校根本沒注意二姐說了什麽，專心一誌地繼續放爆竹。即使聽明白了二姐的報告，他們也不能一心二用，去考慮爆竹以外的問題。
我生下來，母親昏了過去。大姐的婆母躲在我姑母屋裏，二目圓睜，兩腮的毒氣肉袋一動一動地述說解救中煤毒的最有效的偏方。姑母老練地點起蘭花煙，把老玉煙袋嘴兒斜放在嘴角，眉毛挑起多高，準備挑戰。
“偏方治大病！”大姐的婆婆引經據典地說。
“生娃娃用不著偏方！”姑母開始進攻。
“那也看誰生娃娃！”大姐婆婆心中暗喜已到人馬列開的時機。
“誰生娃娃也不用解煤氣的偏方！”姑母從嘴角撤出烏木長煙袋，用煙鍋子指著客人的鼻子。
“老姑奶奶！”大姐婆婆故意稱呼對方一句，先禮後兵，以便進行殲滅戰。“中了煤氣就沒法兒生娃娃！”
在這激烈舌戰之際，大姐把我揣在懷裏，一邊為母親的昏迷不醒而落淚，一邊又為小弟弟的誕生而高興。二姐獨自立在外間屋，低聲地哭起來。天很冷，若不是大姐把我揣起來，不管我的生命力有多麽強，恐怕也有不小的危險。
[1]定更，即初更，舊時每夜分五個更次，晚上七時至九時為初更。
[2]梭兒胡，也作梭胡，一種紙牌。
[3]馬甲，八旗驍騎營之士兵，代稱騎兵。
幸而這兩位老太太都遵循著自然規律，到時候就被親友們護送到墳地裏去；要不然，不論我慶祝自己的花甲之喜，還是古稀大壽，我心中都不會十分平安。是呀，假若大姐婆婆的說法十分正確，我便根本不存在啊！
似乎有聲明一下的必要：我生的遲了些，而大姐又出閣早了些，所以我一出世，大姐已有了婆婆，而且是一位有比金剛石還堅硬的成見的婆婆。是，她的成見是那麽深，我簡直地不敢叫她看見我。隻要她一眼看到我，她便立刻把屋門和窗子都打開，往外散放煤氣！
還要聲明一下：這並不是為來個對比，貶低大姐婆婆，以便高抬我的姑母。那用不著。說真的，姑母對於我的存在與否，並不十分關心；要不然，到後來，她的煙袋鍋子為什麽常常敲在我的頭上，便有些費解了。是呀，我長著一個腦袋，不是一塊破磚頭！
盡管如此，姑母可是堅持實事求是的態度，和我大姐的婆婆進行激辯。按照她的說法，我的母親是因為生我，失血過多，而昏了過去的。據我後來調查，姑母的說法頗為正確，因為自從她中年居孀以後，就搬到我家來住，不可能不掌握些第一手的消息與資料。我的啼哭，吵得她不能安眠。那麽，我一定不會是一股煤氣！
我也調查清楚：自從姑母搬到我家來，雖然各過各的日子，她可是以大姑子的名義支使我的母親給她沏茶灌水，擦桌子掃地，名正言順，心安理得。她的確應該心安理得，我也不便給她造謠：想想看，在那年月，一位大姑子而不欺負兄弟媳婦，還怎麽算作大姑子呢？
在我降生前後，母親當然不可能照常伺候大姑子，這就難怪在我還沒落草兒，姑母便對我不大滿意了。不過，不管她多麽自私，我可也不能不多少地感激她：假若不是她肯和大姐婆婆力戰，甚至於混戰，我的生日與時辰也許會發生些混亂，其說不一了。我舍不得那個良辰吉日！
那的確是良辰吉日！就是到後來，姑母在敲了我三煙鍋子之後，她也不能不稍加考慮，應否繼續努力。她不能不想想，我是臘月二十三日酉時，全北京的人，包括著皇上和文武大臣，都在歡送灶王爺上天的時刻降生的呀！
在那年代，北京在沒有月色的夜間，實在黑的可怕。大街上沒有電燈，小胡同裏也沒有個亮兒，人們晚間出去若不打著燈籠，就會越走越怕，越怕越慌，迷失在黑暗裏，找不著家。有時候，他們會在一個地方轉來轉去，一直轉一夜。按照那時代的科學說法，這叫作“鬼打牆”。
可是，在我降生的那一晚上，全北京的男女，千真萬確，沒有一個遇上“鬼打牆”的！當然，那一晚上，在這兒或那兒，也有餓死的、凍死的，和被殺死的。但是，這都與鬼毫無關係。鬼，不管多麽頑強的鬼，在那一晚上都在家裏休息，不敢出來，也就無從給夜行客打一堵牆，欣賞他們來回轉圈圈了。
大街上有多少賣糖瓜與關東糖的呀！天一黑，他們便點上燈籠，把攤子或車子照得亮堂堂的。天越黑，他們吆喝的越起勁，洪亮而急切。過了定更[1]，大家就差不多祭完了灶王，糖還賣給誰去呢！就憑這一片賣糖的聲音，那麽洪亮，那麽急切，膽子最大的鬼也不敢輕易出來，更甭說那些膽子不大的了—— 據說，鬼也有膽量很小很小的。
再聽吧，從五六點鍾起，已有稀疏的爆竹聲。到了酉時左右（就是我降生的偉大時辰），連鋪戶帶人家一齊放起鞭炮，不用說鬼，就連黑、黃、大、小的狗都嚇得躲在屋裏打哆嗦。花炮的光亮衝破了黑暗的天空，一閃一閃，能夠使人看見遠處的樹梢兒。每家院子裏都亮那麽一陣：把灶王像請到院中來，燃起高香與柏枝，灶王就急忙吃點關東糖，化為灰燼，飛上天宮。
灶王爺上了天，我卻落了地。這不能不叫姑母思索思索：“這小子的來曆不小哇！說不定，灶王爺身旁的小童兒因為貪吃糖果，沒來得及上天，就留在這裏了呢！”這麽一想，姑母對我就不能不在討厭之中，還有那麽一點點敬意！
灶王對我姑母的態度如何，我至今還沒探聽清楚。我可是的確知道，姑母對灶王的態度並不十分嚴肅。她的屋裏並沒有灶王龕。她隻在我母親在我們屋裏給灶王與財神上了三炷香之後，才搭訕著過來，可有可無地向神像打個問心。假若我恰巧在那裏，她必狠狠地瞪我一眼；她認準了我是灶王的小童兒轉世，在那兒監視她呢！
說到這裏，就很難不提一提我的大姐婆婆對神佛的態度。她的氣派很大。在她的堂屋裏，正中是掛著黃圍子的佛桌，桌上的雕花大佛龕幾乎高及頂棚，裏麵供著紅臉長髯的關公。到春節，關公麵前擺著五碗小塔似的蜜供、五碗紅月餅，還有一堂幹鮮果品。財神、灶王，和張仙（就是“打出天狗去，引進子孫來”的那位神仙）的神龕都安置在兩旁，倒好像她的“一家之主”不是灶王，而是關公。趕到這位老太太對丈夫或兒子示威的時候，她的氣派是那麽大，以至把神佛都罵在裏邊，毫不留情！“你們這群！”她會指著所有的神像說：“你們這群！吃著我的蜜供、鮮蘋果，可不管我的事，什麽東西！”
可是，姑母居然敢和這位連神佛都敢罵的老太太分庭抗禮，針鋒相對地爭辯，實在令人不能不暗伸大指！不管我怎麽不喜愛姑母，當她與大姐婆婆作戰的時候，我總是站在她這一邊的。
經過客觀的分析，我從大姐婆婆身上實在找不到一點可愛的地方。是呀，直到如今，我每一想起什麽“虛張聲勢”、“瞎唬事”等等，也就不期然而然地想起大姐的婆婆來。我首先想起她的眼睛。那是一雙何等毫無道理的眼睛啊！見到人，不管她是要表示歡迎，還是馬上衝殺，她的眼總是瞪著。她大概是想用二目圓睜表達某種感情，在別人看來卻空空洞洞，莫名其妙。她的兩腮多肉，永遠陰鬱地下垂，像兩個裝著什麽毒氣的口袋似的。在咳嗽與說話的時候，她的嗓子與口腔便是一部自製的擴音機。她總以為隻要聲若洪鍾，就必有說服力。她什麽也不大懂，特別是不懂怎麽過日子。可是，她會瞪眼與放炮，於是她就懂了一切。
雖然我也忘不了姑母的煙袋鍋子（特別是那裏麵還有燃透了的蘭花煙的），可是從全麵看來，她就比大姐的婆婆多著一些風趣。從模樣上說，姑母長得相當秀氣，兩腮並不像裝著毒氣的口袋。她的眼睛，在風平浪靜的時候，黑白分明，非常的有神。不幸，有時候不知道為什麽就來一陣風暴。風暴一來，她的有神的眼睛就變成有鬼，寒光四射，冷氣逼人！不過，讓咱們還是別老想她的眼睛吧。她愛玩梭兒胡[2]。每逢贏那麽三兩吊錢的時候，她還會低聲地哼幾句二黃。據說：她的丈夫，我的姑父，是一位唱戲的！在那個改良的……哎呀，我忘了一件大事！
你看，我隻顧了交待我降生的月、日、時，可忘了說那是哪一年！那是有名的戊戌年啊！戊戌政變！
說也奇怪，在那麽大講維新與改良的年月，姑母每逢聽到“行頭”、“拿份兒”等等有關戲曲的名詞，便立刻把話岔開。隻有逢年過節，喝過兩盅玫瑰露酒之後，她才透露一句：“唱戲的也不下賤啊！”盡管如此，大家可是都沒聽她說過：我姑父的藝名叫什麽，他是唱小生還是老旦。
大家也都懷疑，我姑父是不是個旗人。假若他是旗人，他可能是位耗財買臉的京戲票友兒。可是，玩票是出風頭的事，姑母為什麽不敢公開承認呢？他也許真是個職業的伶人吧？可又不大對頭：在那年月，盡管醞釀著革新與政變，堂堂的旗人而去以唱戲為業，不是有開除旗籍的危險麽？那麽，姑父是漢人？也不對呀！他要是漢人，怎麽在他死後，我姑母每月會去領好幾份兒錢糧呢？
直到如今，我還弄不清楚這段曆史。姑父是唱戲的不是，關係並不大。我總想不通：憑什麽姑母，一位寡婦，而且是愛用煙鍋子敲我的腦袋的寡婦，應當吃幾份兒餉銀呢？我的父親是堂堂正正的旗兵，負著保衛皇城的重任，每月不過才領三兩銀子，裏麵還每每攙著兩小塊假的；為什麽姑父，一位唱小生或老旦的，還可能是漢人，會立下那麽大的軍功，給我姑母留下幾份兒錢糧呢？看起來呀，這必定在什麽地方有些錯誤！
不管是皇上的，還是別人的錯兒吧，反正姑母的日子過得怪舒服。她收入的多，開銷的少—— 白住我們的房子，又有弟媳婦作義務女仆。她是我們小胡同裏的“財主”。
恐怕呀，這就是她敢跟大姐的婆婆頂嘴抬杠的重要原因之一。大姐的婆婆口口聲聲地說：父親是子爵，丈夫是佐領，兒子是驍騎校。這都不假；可是，她的箱子底兒上並沒有什麽沉重的東西。有她的胖臉為證，她愛吃。這並不是說，她有錢才要吃好的。不！沒錢，她會以子爵女兒、佐領太太的名義去賒。她不但自己愛賒，而且頗看不起不敢賒、不喜歡賒的親友。雖然沒有明說，她大概可是這麽想：不賒東西，白作旗人！
我說她“愛”吃，而沒說她“講究”吃。她隻愛吃雞鴨魚肉，而不會欣賞什麽山珍海味。不過，她可也有講究的一麵：到十冬臘月，她要買兩條豐台暖洞子生產的碧綠的、尖上還帶著一點黃花的王瓜，擺在關公麵前；到春夏之交，她要買些用小蒲包裝著的，頭一批成熟的十三陵大櫻桃，陳列在供桌上。這些，可隻是為顯示她的氣派與排場。當她真想吃的時候，她會買些冒充櫻桃的“山豆子”，大把大把地往嘴裏塞，既便宜又過癮。不管怎麽說吧，她經常拉下虧空，而且是債多了不愁，滿不在乎。
對債主子們，她的眼瞪得特別圓，特別大；嗓音也特別洪亮，激昂慷慨地交代：
“聽著！我是子爵的女兒，佐領的太太，娘家婆家都有鐵杆兒莊稼！俸銀俸米到時候就放下來，欠了日子欠不了錢，你著什麽急呢！”
這幾句豪邁有力的話語，不難令人想起二百多年前清兵入關時候的威風，因而往往足以把債主子打退四十裏。不幸，有時候這些話並沒有發生預期的效果，她也會瞪著眼笑那麽一兩下，叫債主子嚇一大跳；她的笑，說實話，並不比哭更體麵一些。她的剛柔相濟，令人啼笑皆非。
她打扮起來的時候總使大家都感到遺憾。可是，氣派與身分無關，她還非打扮不可。該穿亮紗，她萬不能穿實地紗；該戴翡翠簪子，決不能戴金的。於是，她的幾十套單、夾、棉、皮、紗衣服，與冬夏的各色首飾，就都循環地出入當鋪，當了這件贖那件，博得當鋪的好評。據看見過閻王奶奶的人說：當閻王奶奶打扮起來的時候，就和盛裝的大姐婆婆相差無幾。
因此，直到今天，我還摸不清她的丈夫怎麽會還那麽快活。在我幼年的時候，我覺得他是個很可愛的人。是，他不但快活，而且可愛！除了他也愛花錢，幾乎沒有任何缺點。我首先記住了他的咳嗽，一種清亮而有腔有調的咳嗽，叫人一聽便能猜到他至小是四品官兒。他的衣服非常整潔，而且帶著樟腦的香味，有人說這是因為剛由當鋪拿出來，不知正確與否。
無論冬夏，他總提著四個鳥籠子，裏麵是兩隻紅頦，兩隻藍靛頦兒。他不養別的鳥，紅、藍頦兒雅俗共賞，恰合佐領的身分。隻有一次，他用半年的俸祿換了一隻雪白的麻雀。不幸，在白麻雀的聲譽剛剛傳遍九城的大茶館之際，也不知怎麽就病故了，所以他後來即使看見一隻雪白的老鴉也不再動心。
在冬天，他特別受我的歡迎：在他的懷裏，至少藏著三個蟈蟈葫蘆，每個都有擺在古玩鋪裏去的資格。我並不大注意葫蘆。使我興奮的是它們裏麵裝著的嫩綠蟈蟈，時時輕脆地鳴叫，仿佛夏天忽然從哪裏回到北京。
在我的天真的眼中，他不是來探親家，而是和我來玩耍。他一講起養鳥、養蟈蟈與蛐蛐的經驗，便忘了時間，以至我母親不管怎樣為難，也得給他預備飯食。他也非常天真。母親一暗示留他吃飯，他便咳嗽一陣，有腔有調，有板有眼，而後又哈哈地笑幾聲才說：
“親家太太，我還真有點餓了呢！千萬別麻煩，到天泰軒叫一個幹炸小丸子、一賣木樨肉、一中碗酸辣湯，多加胡椒麵和香菜，就行啦！就這麽辦吧！”
這麽一辦，我母親的眼圈兒就分外濕潤那麽一兩天！不應酬吧，怕女兒受氣；應酬吧，錢在哪兒呢？那年月走親戚，用今天的話來說，可真不簡單！
親家爹雖是武職，四品頂戴的佐領，卻不大愛談怎麽帶兵與打仗。我曾問過他是否會騎馬射箭，他的回答是咳嗽了一陣，而後馬上又說起養鳥的技術來。這可也的確值得說，甚至值得寫一本書！看，不要說紅、藍頦兒們怎麽養，怎麽蹓，怎麽“押”，在換羽毛的季節怎麽加意飼養，就是那四個鳥籠子的製造方法，也夠講半天的。不要說鳥籠子，就連籠裏的小磁食罐，小磁水池，以及清除鳥糞的小竹鏟，都是那麽考究，誰也不敢說它們不是藝術作品！是的，他似乎已經忘了自己是個武官，而把畢生的精力都花費在如何使小罐小鏟，咳嗽與發笑都含有高度的藝術性，從而隨時沉醉在小刺激與小趣味裏。
他還會唱呢！有的王爺會唱須生，有的貝勒會唱《金錢豹》，有的滿族官員由票友而變為京劇名演員……。戲曲和曲藝成為滿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東西，他們不但愛去聽，而且喜歡自己粉墨登場。他們也創作，大量地創作，岔曲、快書、鼓詞等等。我的親家爹也當然不甘落後。遺憾的是他沒有足夠的財力去組成自己的票社，以便親友家慶祝孩子滿月，或老太太的生日，去車馬自備、清茶恭候地唱那麽一天或一夜，耗財買臉，傲裏奪尊，譽滿九城。他隻能加入別人組織的票社，隨時去消遣消遣。他會唱幾段聯珠快書。他的演技並不很高，可是人緣很好，每逢獻技都博得親友們熱烈喝彩。美中不足，他走票的時候，若遇上他的夫人也盛裝在場，他就不由地想起閻王奶奶來，而忘了詞兒。這樣丟了臉之後，他回到家來可也不鬧氣，因為夫妻們大吵大鬧會喊啞了他的嗓子。倒是大姐的婆婆先發製人，把日子不好過，債務越來越多，統統歸罪於他愛玩票，不務正業，鬧得沒結沒完。他一聲也不出，隻等到她喘氣的時候，他才用口學著三弦的聲音，給她彈個過門兒：“登根兒哩登登”。藝術的熏陶使他在痛苦中還能夠找出自慰的辦法，所以他快活—— 不過據他的夫人說，這是沒皮沒臉，沒羞沒臊！
他們夫婦誰對誰不對，我自幼到而今一直還沒有弄清楚。那麽，就書歸正傳，還說我的生日吧。
在我降生的時候，父親正在皇城的什麽角落值班。男不拜月，女不祭灶，自古為然。姑母是寡婦，母親與二姐也是婦女；我雖是男的，可還不堪重任。全家竟自沒有人主持祭灶大典！姑母發了好幾陣脾氣。她在三天前就在英蘭齋滿漢餑餑鋪買了幾塊真正的關東糖。所謂真正的關東糖者就是塊兒小而比石頭還硬，放在口中若不把門牙崩碎，就把它粘掉的那一種，不是攤子上賣的那種又泡又鬆，見熱氣就容易化了的低級貨。她還買了一斤什錦南糖。這些，她都用小缸盆扣起來，放在陰涼的地方，不叫灶王爺與一切的人知道。她準備在大家祭完灶王，偷偷地拿出一部分，安安頓頓地躺在被窩裏獨自享受，即使粘掉一半個門牙，也沒人曉得。可是，這個計劃必須在祭灶之後執行，以免叫灶王看見，招致神譴。哼！全家居然沒有一個男人！她的怒氣不打一處而來。我二姐是個忠厚老實的姑娘，空有一片好心，而沒有克服困難的辦法。姑母越發脾氣，二姐心裏越慌，隻含著眼淚，不住地叫：“姑姑！姑姑！”
幸而大姐及時地來到。大姐是個極漂亮的小媳婦：眉清目秀，小長臉，尖尖的下頦像個白蓮花瓣似的。不管是穿上大紅緞子的氅衣，還是藍布旗袍，不管是梳著兩把頭，還是挽著旗髻，她總是那麽俏皮利落，令人心曠神怡。她的不寬的腰板總挺得很直，亭亭玉立；在請蹲安的時候，直起直落，穩重而飄灑。隻有在發笑的時候，她的腰才彎下一點去，仿佛喘不過氣來，笑得那麽天真可憐。親戚、朋友，沒有不喜愛她的，包括著我的姑母。隻有大姐的婆婆認為她既不俊美，也不伶俐，並且時常譏誚：你爸爸不過是三兩銀子的馬甲[3]！
大姐婆婆的氣派是那麽大，講究是那麽多，對女仆的要求自然不能不極其嚴格。她總以為女仆都理當以身殉職，進門就累死。自從娶了兒媳婦，她幹脆不再用女仆，而把一個小媳婦當作十個女仆使用。大姐的兩把頭發往往好幾天不敢拆散，就那麽帶著那小牌樓似的家夥睡覺。梳頭需要相當長的時間，萬一婆婆已經起床，大聲地咳嗽著，而大姐還沒梳好了頭，過去請安，便是一行大罪！大姐須在天還沒亮就起來，上街給婆婆去買熱油條和馬蹄兒燒餅。大姐年輕，貪睡。可是，出閣之後，她練會把自己驚醒。醒了，她便輕輕地開開屋門，看看天上的三星。假若還太早，她便回到炕上，穿好衣服，坐著打盹，不敢再躺下，以免睡熟了誤事。全家的飯食、活計、茶水、清潔衛生，全由大姐獨自包辦。她越努力，婆婆越給她添活兒，加緊訓練。婆婆的手，除了往口中送飲食，不輕易動一動。手越不動，眼與嘴就越活躍，她一看見兒媳婦的影子就下好幾道緊急命令。
事情真多！大姐每天都須很好地設計，忙中要有計劃，以免發生混亂。出嫁了幾個月之後，她的眉心出現了兩條細而深的皺紋。這些委屈，她可不敢對丈夫說，怕挑起是非。回到娘家，她也不肯對母親說，怕母親傷心。當母親追問的時候，她也還是笑著說：沒事！真沒事！奶奶放心吧！（我們管母親叫作奶奶。）
大姐更不敢向姑母訴苦，知道姑母是爆竹脾氣，一點就發火。可是，她並不拒絕姑母的小小的援助。大姐的婆婆既要求媳婦打扮得像朵鮮花似的，可又不肯給媳婦一點買胭脂、粉，梳頭油等等的零錢，所以姑母一問她要錢不要，大姐就沒法不低下頭去，表示口袋裏連一個小錢也沒有。姑母是不輕易發善心的，她之所以情願幫助大姐者是因為我們滿人都尊敬姑奶奶。她自己是老姑奶奶，當然要同情小姑奶奶，以壯自己的聲勢。況且，大姐的要求又不很大，有幾吊錢就解決問題，姑母何必不大仁大義那麽一兩回呢。這個，大姐婆婆似乎也看了出來，可是不便說什麽；娘家人理當貼補出了嫁的女兒，女兒本是賠錢貨嘛。在另一方麵，姑母之所以敢和大姐婆婆分庭抗禮者，也在這裏找到一些說明。
大姐這次回來，並不是因為她夢見了一條神龍或一隻猛虎落在母親懷裏，希望添個將來會“出將入相”的小弟弟。快到年節，她還沒有新的綾絹花兒、胭脂宮粉，和一些雜拌兒。這末一項，是為給她的丈夫的。大姐夫雖已成了家，並且是不會騎馬的驍騎校，可是在不少方麵還像個小孩子，跟他的爸爸差不多。是的，他們老爺兒倆到時候就領銀子，終年都有老米吃，幹嗎注意天有多麽高，地有多麽厚呢？生活的意義，在他們父子看來，就是每天要玩耍，玩得細致，考究，入迷。大姐丈不養靛頦兒，而英雄氣概地玩鷂子和胡伯勞（土名叫胡伯喇），威風凜凜地去捕幾隻麻雀。這一程子，他玩膩了鷂子與胡伯喇，改為養鴿子。他的每隻鴿子都值那麽一二兩銀子；“滿天飛元寶”是他愛說的一句豪邁的話。他收藏的幾件鴿鈴都是名家製作，由古玩攤子上搜集來的。
大姐夫需要雜拌兒。每年如是：他用各色的洋紙糊成小高腳碟，以備把雜拌兒中的糖豆子、大扁杏仁等等輕巧地放在碟上，好像是為給他自己上供。一邊擺弄，一邊吃；往往小紙碟還沒都糊好，雜拌兒已經不見了；盡管是這樣，他也得到一種快感。雜拌兒吃完，他就設計糊燈籠，好在燈節懸掛起來。糊完春燈，他便動手糊風箏。這些小事情，他都極用心地去作；一兩天或好幾天，他逢人必說他手下的工作，不管人家愛聽不愛聽。在不斷的商討中，往往得到啟發，他就從新設計，以期出奇製勝，有所創造。若是別人不願意聽，他便都說給我大姐，鬧得大姐腦子裏盡是春燈與風箏，以至耽誤了正事，招得婆婆鳴炮一百零八響！
他們玩耍，花錢，可就苦了我的大姐。在家庭經濟不景氣的時候，他們不能不吵嘴，以資消遣。十之八九，吵到下不來台的時候，就歸罪於我的大姐，一致進行討伐。大姐夫雖然對大姐還不錯，可是在混戰之中也不敢不罵她。好嘛，什麽都可以忍受，可就是不能叫老人們罵他怕老婆。因此，一來二去，大姐增添了一種本事：她能夠在炮火連天之際，似乎聽到一些聲響，又似乎什麽也沒聽見。似乎是她給自己的耳朵安上了避雷針。可憐的大姐！
大姐來到，立刻了解了一切。她馬上派二姐去請“姥姥”，也就是收生婆。並且告訴二姐，順腳兒去通知婆家：她可能回去的晚一些。大姐婆家離我家不遠，隻有一裏多地。二姐飛奔而去。
姑母有了笑容，遞給大姐幾張老裕成錢鋪特為年節給賞與壓歲錢用的、上邊印著劉海戲金蟾的、嶄新的紅票子，每張實兌大錢兩吊。同時，她把弟婦生娃娃的一切全交給大姐辦理，倘若發生任何事故，她概不負責。
二姐跑到大姐婆家的時候，大姐的公公正和兒子在院裏放花炮。今年，他們負債超過了往年的最高紀錄。臘月二十三過小年，他們理應想一想怎麽還債，怎麽節省開支，省得在年根底下叫債主子們把門環子敲碎。沒有，他們沒有那麽想。大姐婆婆不知由哪裏找到一點錢，買了頭號的大糖瓜，帶芝麻的和不帶芝麻的，擺在灶王麵前，並且瞪著眼下命令：“吃了我的糖，到天上多說幾句好話，別不三不四地順口開河，瞎扯！”兩位男人呢，也不知由哪裏弄來一點錢，都買了鞭炮。老爺兒倆都脫了長袍。老頭兒換上一件舊狐皮馬褂，不係紐扣，而用一條舊布褡包鬆攏著，十分瀟灑。大姐夫呢，年輕火力壯，隻穿著小棉襖，直打噴嚏，而連說不冷。鞭聲先起，清脆緊張，一會兒便火花急濺，響成一片。兒子放單響的麻雷子，父親放雙響的二踢腳，間隔停勻，有板有眼：劈啪劈啪，咚；劈啪劈啪，咚—— 當！這樣放完一陣，父子相視微笑，都覺得放炮的技巧九城第一，理應得到四鄰的熱情誇讚。
不管二姐說什麽，中間都夾著麻雷子與二踢腳的巨響。於是，大姐的婆婆仿佛聽見了：親家母受了煤氣。“是嘛！”她以壓倒鞭炮的聲音告訴二姐：“你們窮人總是不懂得怎麽留神，大概其喜歡中煤毒！”她把“大概”總說成“大概其”，有個“其”字，顯著多些文采。說完，她就去換衣裳，要親自出馬，去搶救親家母的性命，大仁大義。佐領與驍騎校根本沒注意二姐說了什麽，專心一誌地繼續放爆竹。即使聽明白了二姐的報告，他們也不能一心二用，去考慮爆竹以外的問題。
我生下來，母親昏了過去。大姐的婆母躲在我姑母屋裏，二目圓睜，兩腮的毒氣肉袋一動一動地述說解救中煤毒的最有效的偏方。姑母老練地點起蘭花煙，把老玉煙袋嘴兒斜放在嘴角，眉毛挑起多高，準備挑戰。
“偏方治大病！”大姐的婆婆引經據典地說。
“生娃娃用不著偏方！”姑母開始進攻。
“那也看誰生娃娃！”大姐婆婆心中暗喜已到人馬列開的時機。
“誰生娃娃也不用解煤氣的偏方！”姑母從嘴角撤出烏木長煙袋，用煙鍋子指著客人的鼻子。
“老姑奶奶！”大姐婆婆故意稱呼對方一句，先禮後兵，以便進行殲滅戰。“中了煤氣就沒法兒生娃娃！”
在這激烈舌戰之際，大姐把我揣在懷裏，一邊為母親的昏迷不醒而落淚，一邊又為小弟弟的誕生而高興。二姐獨自立在外間屋，低聲地哭起來。天很冷，若不是大姐把我揣起來，不管我的生命力有多麽強，恐怕也有不小的危險。
[1]定更，即初更，舊時每夜分五個更次，晚上七時至九時為初更。
[2]梭兒胡，也作梭胡，一種紙牌。
[3]馬甲，八旗驍騎營之士兵，代稱騎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