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英格曼神父跟日本軍官說到女孩們需要梳洗打扮去出席晚會時,書娟和女同學們正瞪大眼睛聆聽。神父是老糊塗了嗎?難道不是他把豆蔻的結局告訴她們的嗎?他也要讓日本人把她們一個個當豆蔻去禍害?那件男人用來毀滅女人的事究竟是怎樣的,如何通過它把蘇菲、書娟等毀成紅菱、玉墨、呢喃,最終毀得體無完膚如豆蔻,她們還懵懂,正因為懵懂,即將來臨的毀滅顯得更加可怖。


    “日本人真的會送我們回來?”一個女孩問。這時還有如此不開竅的。


    女孩們沒一個人搭理她。說話的女孩比書娟低一年級,家在安慶鄉下,母親是個富孀,不知從哪裏來的怪念頭,把女兒送到南京受洋教育。


    “剛才沒聽到?還有好吃的,還有花。”這個小白癡說。


    “那你去啊!”蘇菲說。一聽就知道這句好好的話是給她當髒話來罵的。


    “你去我就去。”安慶女孩回嘴道。


    “你去我也不去!”蘇菲說。她可找到一個出氣筒了。


    安慶女孩不語了。


    “你去呀!”蘇菲號起來。此刻找個出氣筒不易,絕望垂死的惡氣都能通過它撤出去:“日本人有好吃的、好喝的,還有好睡的!”


    安慶女孩不知什麽時候撲到蘇菲身邊,摸黑給了蘇菲一巴掌,打到哪兒是哪兒。蘇菲並沒有被打痛,卻幾乎要謝謝安慶女孩的襲擊,現在要讓出氣筒全麵發揮效應,拳頭、指甲、腳、全身一塊出氣。安慶女孩哭起來,蘇菲馬上哭得比她還要委屈,似乎她揍別人把自己揍傷了,上來拉架的女孩們拉著拉著也哭了。


    “臭婊子,臊婊子!”蘇菲一邊拳打腳踢,一邊罵道。現在她是打到誰算誰。她要出的氣太多了,也出徐小愚讓她嘔下的那口惡氣。朝三暮四的徐小愚把一片癡心的蘇菲耍慘了,還是在性命攸關的時候耍的……


    “臭婊子!……”蘇菲的惡罵被嗚咽和拳腳弄得斷斷續續。


    “哎,你罵哪個?”簾子一撩,出現了紅菱。呢喃和玉笙跟在她後麵。


    “婊子也是人哦。”紅菱幾乎是在跟女孩們逗悶子:“不要一口一個臭啊臊的。”


    玉墨說:“本來都斯斯文文,怎麽學這麽野蠻?跟誰學的?”


    呢喃說:“跟我們學的吧?……你們怎麽能跟我們這種人學呢?”


    女孩們漸漸停止打鬥,悶聲擦淚,整理衣服、頭發。


    安慶女孩還在嗚嗚地哭。


    簾子又一動,趙玉墨過來了,兩條細長的胳膊叉在腰上,一個厲害的身影。


    “阿煩人啊?”玉墨用地道的市井南京話說,“再哭你娘老子也聽不見,日本人倒聽見了,你們幾個,”她指指紅菱等,“話多。”


    然後她重重地撩簾子,回到女人們那邊去了。


    女孩們奇怪地安靜下來。趙玉墨的口氣那麽平常,可以是一個被煩透的年輕母親斥責孩子,也可以是學校監管起居雜務的大姐製止噦裏八嗦的小女生。


    女學生們此刻似乎非常需要她這麽來一句,漫不經意,有點粗糙,不拿任何事當事。


    當英格曼神父從十字架前麵站起來,思維和知覺一下子遠去,他知道自己處在虛脫的邊沿上,疲勞、饑餓、沮喪消耗了一多半的他,而他剩下的生命力幾乎不能完成他馬上要說的、要做的。他將要說的和做的太殘忍了,為了保護一些生命他必得犧牲另一些生命。那些生命之所以被犧牲,是因為她們不夠純,是一次一等的生命,不值得受到他英格曼的保護,不值得受到他的教堂和他的上帝的保護。他被迫做出這個選擇,把不太純的、次一等的生命擇出來,奉上犧牲祭台,以保有那更純的、更值得保存的生命。


    是這麽回事嗎?在上帝麵前,他有這樣的生死抉擇權,替上帝做出優和劣的抉擇?……


    他穿過院子,往廚房走去。


    他會以“我的孩子”來開始他的“抉擇”演說,就像成百上千次他稱呼女學生們“我的孩子”那樣。難道她們不也是他的孩子們?奇怪得很,他感到一種衝動,想稱她們為他的孩子,他甚至不感到造作和勉強。究竟什麽時候他對她們改變了看法?當然沒有完全改變看法,否則他不會把她們當成犧牲品,供奉出去。他仍然不尊重她們,但不再嫌惡她們。


    他要向她們表示痛心:事情隻能這樣子,日本人帶走的隻能是她們。隻能犧牲她們,才能搭救女孩們。他會對她們說:“我的孩子們,犧牲自己搭救別人是使一個人人格能達到的最神聖境界。通過犧牲,你們將是最聖潔的女人。”但他在走進廚房的門之前,突然感到這一番話非常可笑,非常假模假式,甚至令他自己難為情。


    那麽說什麽好呢?


    他甚至希望她們抗拒,跟他翻臉,惡言相向,這樣他會產生力量,對她們說:“很遺憾,你們必須跟日本人走,立刻離開教堂。”


    一秒鍾都浪費不起了,可英格曼神父仍在滿心火燒火燎地浪費時間。


    “神父!”法比從後院跑來:“墓園裏都是日本兵!他們跳進牆裏一直埋伏在那兒!”


    英格曼一下推開了廚房的門。他腦子隻剩一閃念:但願這些女人能像所有的中國良家女子一樣,溫順地接受自己的命運。


    但英格曼神父在推開的門口站住了。


    女人們圍著大案板,圍攏一截快燃盡的蠟燭,好像在開什麽秘密會議。


    “你怎麽在這裏?”法比小聲問。


    “是我叫她們上來的。”玉墨說。


    “十幾個日本兵剛才沒跟他們的長官出去,守在後院墓地裏呢!”法比說。


    玉墨無所謂地看了他一眼,就把目光轉向英格曼神父:“我們姐妹們剛才商議了……”


    玉笙說:“你跟誰商議了?!”


    玉墨接著說:“我們跟日本人走。把學生們留下來。”


    英格曼神父立刻感到釋然,但同時為自己的釋然而內疚,並恨自己殘忍。


    法比急著插嘴:“你們真以為有酒有肉?!”


    呢喃說:“真有酒有肉我也不去!”


    玉墨說:“我沒有逼你們,我自己能替一個是一個。”


    紅菱懶懶散散地站起來,一麵說:“你們以為你們比趙玉墨還金貴啊?比臭塘泥還賤的命,自己還當寶貝!”她走到玉墨身邊,一手勾住玉墨的腰,對玉墨說:“我巴結你吧?我跟你走。”


    玉笙大聲說:“賤的貴的都是命,該誰去誰去!……”


    幾個女人嘟噥起來:“我還有爹媽兄弟要養呢!”


    “又沒點我的名,我幹什麽要去?”


    玉墨惱怒地說:“好,有種你們就在這裏藏到底,占人家地盤,吃人家口糧,看著日本人把那些小丫頭拖走去禍害!你們藏著是要留給誰呀?留著有人疼有人愛嗎?”她現在像個潑辣的村婦,一句話出口,好幾頭挨罵,但又不能確定她究竟罵誰。“藏著吧,藏到轉世投胎,投個好胎,也做女學生,讓命賤的來給你們狗日的墊背!”


    玉墨的話英格曼神父不太懂。有些是字麵上就不懂,有些是含義不懂,但法比是懂的,他生長的江北農村,不幸的女人很多,她們常常借題發揮,借訓斥孩子訴說她們一生的悲情。讓人感到她們的悲哀是宿命的安排,她們對所有不公正的抗拒最終都會接受,而所有接受隻是因為她們認命。玉墨的話果然讓絕大多數女人都認了命,溫順地靜默下來。


    “你們不必頂替女學生。”法比對玉墨說。


    玉墨愣了。法比感到英格曼神父的目光刺在他右邊的臉頰上。“誰都不去。”


    英格曼神父用英文說:“說點有用的話,法比!”


    “讓她們全藏到地下室,也許日本人搜不出來。”法比說。


    “這風險我們冒不起!”


    “南京事件的時候,直魯軍和江右軍幾次跑進教堂來,我們不是躲過來了嗎?”法比啟發神父。


    “可是日本人已經知道女學生藏在教堂裏……”


    “那就是你向日本人供認的時候,已經想好要犧牲這些女人了。”激動的法比發音含糊但語速飛快。他看老神父吃力地在理解他,便又重複一遍剛才的指控。他從來沒像此刻這樣,感到自己是個徹頭徹尾的中國男人,那麽排外,甚至有些封建,企圖阻止任何外國男人欺負自己種族的女人。


    “法比·阿多那多,這件事我沒有跟你商量!”英格曼神父以低音壓住了法比的高音。


    門鈴響了。蠟燭上的火苗扭動一下。


    “快到地下室去!”法比對女人們說:“我活著,誰也別想拉你們做墊背的!”


    “沒有拉我們,我們是自願的。”玉墨看著法比,為這一瞥目光,法比等了好多個時辰,好幾天,好幾夜,這目光已使法比中毒上癮,現在發射這目光的眼睛要隨那身軀離去,毒癮卻留給了法比。


    “我去跟少佐說一聲,請求他再給我們十分鍾。”英格曼說。


    “二十分吧。裝扮學生,二十分鍾是起碼的。”玉墨說。


    英格曼神父眼睛一亮,他沒想到趙玉墨的想法比他更聰明、更成熟,幹脆就扮出一批女學生來!


    “你覺得你們能扮得像嗎?”英格曼問。


    紅菱接著道:“放心吧,神父,除了扮我們自己扮不像,我們扮誰都像!”


    玉墨說:“法比,請把學生服拿來,不要日常穿的,要最莊重的,要快!”


    法比跑到聖經工場,開始往閣樓上攀登時,突然想到,剛才趙玉墨沒有叫他“副神父”,而是叫他“法比”,把“法比”叫成了一個地道的中國名字。


    英格曼神父的懇求得到了少佐的批準。他的部隊在寒冷中靜默地多候了二十分鍾。英格曼給的理由是說得過去的:唱詩禮服很久沒被穿過,有的需要釘紐扣,有的需要縫補、慰燙。士兵們站在圍牆外,一個挨一個,刺刀直指前方。多二十分鍾就像二十分鍾吧,好東西是值得等待的。日本人是最講究儀式的。一盤河豚上桌,都裝點成藝術品,何況美味的處女。


    二十分鍾後,廚房的門開了,一群穿黑色水手裙、戴黑禮帽的年輕姑娘走出來,她們微垂臉,像惱恨自己的發育的處女那樣含著胸,每人的胳膊肘下,夾著一本《聖經》歌本。


    她們是南京城最漂亮的一群“女學生”。這是我想象的,因為女學生對她們是個夢,她們是按夢想來裝扮演女學生的,因此就加上了夢的美化。


    再說,南京這座自古就誘陷了無數江南美女、把她們變成青樓絕代的古城,很少生產醜陋的窯姐,醜女子首先通不過入門考核,其次是日後會降低妓院名望,甚至得罪客人。所以在電影尚在萌芽時期的江南,盛產的窮苦美女隻有兩個去處,一是戲園,一是妓館。


    我姨媽書娟沒有親眼看見趙玉墨一行的離去。後來是聽法比說的,她們個個奪目。


    趙玉墨個子最高,因此走在隊伍最後。


    英格曼神父走上前,給每個女人畫十字祈求幸運。輪到趙玉墨了,她嬌羞地一笑,屈了一下膝蓋,惟妙惟肖的一個女學生。


    英格曼神父輕聲說:“你們來這裏,原來是避難的。”


    “多謝神父當時收留我們,不然我們這樣的女人,現在不知道給禍害成什麽樣了。”法比這時湊過來,不眨眼地看著玉墨。玉墨又說:“我們活著,反正就是給人禍害,也禍害別人。”她俏皮地飛了兩個神父一眼。


    法比為女人們拉開沉重的門。外麵手電筒光亮照著一片刺刀的森林。少佐僵直地立正,臉孔在陰影中,但眼睛和白牙流露的喜出望外卻從昏暗中躍出來。法比從來沒想到他會拉開這扇門,把人直接送上末路,把一個叫趙玉墨的女子送上末路。


    法比想,這個叫趙玉墨的女子錯過的所有幸運本來還有希望拾回,哪怕隻拾回一二,哪怕拾回的希望渺小,但此一去,什麽也拾不回了。這樣想著,他心裏酸起來。他染上中國人的多愁善感,是小時阿婆帶他看中國戲曲所致。阿婆在他心靈中種下了多愁善感的種,是啊,種是可以被種植的,種也會變異。


    一輛卡車停靠在燒死的樹邊,卡車尾部站著兩個日本兵。等到第一個“女學生”走近卡車,他們一人伸一隻手,架住她的胳膊,幫她登上梯子。不要他們幫忙是不行的,他們立刻把槍刺橫過來,擋住退路,限止動作。


    少佐跟在玉墨旁邊。


    法比在三步之外跟著他倆。


    英格曼神父站在教堂大門口,許多天不刮的胡須使他的容貌接近古代人,或說更脫離人而接近神。


    我想象英格曼神父在那一刻腦子空空,隻盼著這場戲順利進行,直到結束,千萬不要節外生枝,他經不住任何意外枝節了。


    他目送一個個“女學生”登上卡車尾部的梯子,消失在卡車篷布後麵,從她們的身材、動作他基本能辨認出誰是誰,但叫不出她們的名字。他有點後悔沒問一聲她們的名字——是父母給的真名字,不是青樓上的花名。他隻記得一個名字,就是趙玉墨。這大概也不是她父母給她的名字。他永遠也不會知道,趙玉墨寧可忘掉親生父母給她起的名字。


    當天晚上的晚餐是燒糊了的土豆湯。陳喬治死去之後,大家就開始吃法比的糊粥糊湯。不同的是,這頓晚餐分量極足,每個女學生都吃雙份。下午法比在準備晚餐時,並沒有料到那十三份湯將多餘出來。女學生們終於實現了她們這些天藏在心底的祈禱:讓我飽飽地吃一頓吧,別讓那些窯姐分走我的糧食了。她們沒想到,她們的祈禱被回複了,是以如此殘酷的方式回複的。她們一勺一勺地吃著土豆湯,書娟偷偷看了一眼對麵的蘇菲。蘇菲臉上一道血痕,是混戰時被指甲摳的,那道血痕是蘇菲麻木的臉上唯一的生動之處。誰也沒有發感慨:啊,那些女人救了我們。也沒人說:不曉得她們活得下來不?但書娟知道同學們跟她一樣,都在有一搭無一搭地懺悔:我當時隻是想吃飽,沒想到我的禱告對她們卻成了惡毒咒語。


    還需要一些時間,需要一大截成長,她們才能徹底看清這天晚上,這群被她們看成下九流的女人。


    晚餐前,法比·阿多那多帶領她們祈禱,然後他匆匆離去了。


    夜裏十二點,法比從外麵回來,身後跟著一個高大的西洋女士,學生們認識她,此刻輕聲稱呼她“惠特琳女士”。女士和法比一樣,說一口流利的中國話,手勢眼神也像中國人。她帶來了一個理發師給女孩們剃頭。兩個小時之後,一群小女生成了一群小男生。惠特琳女士是乘一輛救護車來的,淩晨離去時,救護車裏運載了一車穿著條紋病號的少年病號,“他們”個個麵黃肌瘦,眼睛呆滯無光,條紋病號服飄飄蕩蕩,看起來裏麵沒有一具實質的身體。


    我姨媽和同學們扮成染了傳染病的男孩,在金陵醫學院的病號房藏了兩天,又被偷偷地送到南京附近的鄉下,再從那裏乘船到蕪湖,而後轉船去了漢口。法比·阿多那多一路護送,身份從神父變成了監護“醫生”。誰也沒想到,那次臨時的職業偽裝永久地改變了法比的身份。半年後他回到南京,辭去了教堂的職務,在威爾遜教會學校教“世界曆史”和“宗教史”,在其他大學零散兼課,那十三個被秦淮河女人頂替下來的女孩中,唯有我姨媽孟書娟一直和他通信,因為她和他都存在一份僥幸,萬一能找到十三個女人中的某一個,或兩個,即便都找不到,得到個下落也好,別讓他們的牽掛成永遠的懸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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