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舊事》的作者董冰是作家李準的夫人，從社會關係上說是我的前婆母；從更深廣的意義上來說，她永遠是我的母親。但我為她的書作評，並不因為這層不同尋常的關係，而是因為我對這本書的偏愛。書中宣揚的人文精神、女性精神，滋養了我小說中一係列女主人公形象，從《少女小漁》到《扶桑》，再到我剛剛出版的長篇小說《第九個寡婦》中的王葡萄。
我是一九八〇年初以未來兒媳的身份認識李準夫婦的。開始我對這位母親的溫良和緘默印象極深，很快我發現她偶爾以一兩句話形容一件事、一個人物，總是形象至極。比如她形容兒時從大門下的縫隙看到軍隊駐紮過往說”外頭腿都滿了。”說到一個女親戚不會過日子，問別人借錢為家裏買糧，結果她：“拿上錢到街上買了條洋裙子。”都是些陳年往事，她記住的卻是細節之核，這樣的細節之核一旦用在人物身上，作家不必再費筆墨去給人物定論了，讀者很快自會得出定論。這樣的細節，在《老家舊事》中比比皆是，作為一個小說家的我來看，如此開銷細節，是不可思議的慷慨。
其實早在80年代中，我就知道我的婆母在寫書。並且，我也有幸在這部書的寫作過程中跟蹤閱讀。當時我就認為這是一本奇書。在當時一派慷慨謳歌或激昂控訴的文學語調中，《老家舊事》以樸素、平實、無辜的敘述，道出了一個災難和死亡多發的故事，卻沒有控訴，沒有說教，沒有階級鬥爭及人倫善惡一直以來主宰我們思考和感情的公式；它使我感受到人在超越一切社會、政治界定之上的意義。人，這時才是最豐富的，最值得詮釋的。不僅如此，我冥冥中感到古希臘大悲劇和這部作品的某種精神貫穿，即人與不可抗力的生存因素的永恒抗爭。不可抗力的因素既有身外的，也有與生俱來的。比如人性，它不是階級的產物，不是善惡的表征；人性是不可抗力的因素。
書中女性人物眾多。作者寫到自己兒時跟著牲口轉圈掃磨時，沒有形容一個孩子的對這種枯燥繁重勞動的冤情，也沒有她如何不勝其累。她寫自己如何渴望玩耍，一邊掃磨一邊忙中偷閑用笤帚苗和布頭紮起小人兒，讓它們“走親戚”。大人們來時，她又怎樣把小人兒藏起來。這些段落，遠比一個孩子說自己怎樣勞累，怎樣困倦更打動人。首先是這個七八歲的小女孩如此大度地接受了自己的命運，在接受的前提下，還設法從中汲出甜頭，和命運平和相處。這才是中國人最根本的美德。從我這位母親的一貫態度來看，我想，正是她的平常心，她的處事不驚、寵辱不驚使她自己和她的孩子及丈夫享受她所創造的精神平衡。再有，寫到她大哥去世，她筆觸拐向一雙新棉鞋：大哥很想買一雙皮底棉鞋，和母親商量，母親不同意，說等他學成手藝再花這筆錢。大哥偷偷將鞋買下來，穿上贏得了全家一致讚賞。母親讓他把鞋包起來，擱在門框上，要他滿師後開始工作再穿。而大哥未滿師就病故了。大哥死後，母親把大哥心愛的新棉鞋燒給了大哥。這樣的段落也遠比直接寫一個人年少病逝要令人酸楚。鑒於篇幅，我無法更多舉例，但我實在驚訝作者是如何悟到這更妙的、更高級的文學手段的。
我和母親董冰共同生活了八年，不由自主地向她學豫西方言，在為人行事方麵，也受了她的影響。這些影響竟然潛移默化地出現在我的小說中，使一個個具有巨大包容性的女主人公誕生了。我發現自己對這種弱者的強悍、弱者的寬容始終是著迷的、欣賞的。正因為這些大量存在於民間的“弱者”，“強者”們的侵略性與破壞性才得到中和、平衡，強者們弱肉強食的殘局才一次次得以修複。應該說我寫《第九個寡婦》和讀《老家舊事》有關。豫西大地通過李準夫婦把深厚的民間文化營養輸送給了我，使我在創造王葡萄這個角色時不至於捉襟見肘，能夠比較寬綽地完成《第九個寡婦》這部小說。
我是一九八〇年初以未來兒媳的身份認識李準夫婦的。開始我對這位母親的溫良和緘默印象極深，很快我發現她偶爾以一兩句話形容一件事、一個人物，總是形象至極。比如她形容兒時從大門下的縫隙看到軍隊駐紮過往說”外頭腿都滿了。”說到一個女親戚不會過日子，問別人借錢為家裏買糧，結果她：“拿上錢到街上買了條洋裙子。”都是些陳年往事，她記住的卻是細節之核，這樣的細節之核一旦用在人物身上，作家不必再費筆墨去給人物定論了，讀者很快自會得出定論。這樣的細節，在《老家舊事》中比比皆是，作為一個小說家的我來看，如此開銷細節，是不可思議的慷慨。
其實早在80年代中，我就知道我的婆母在寫書。並且，我也有幸在這部書的寫作過程中跟蹤閱讀。當時我就認為這是一本奇書。在當時一派慷慨謳歌或激昂控訴的文學語調中，《老家舊事》以樸素、平實、無辜的敘述，道出了一個災難和死亡多發的故事，卻沒有控訴，沒有說教，沒有階級鬥爭及人倫善惡一直以來主宰我們思考和感情的公式；它使我感受到人在超越一切社會、政治界定之上的意義。人，這時才是最豐富的，最值得詮釋的。不僅如此，我冥冥中感到古希臘大悲劇和這部作品的某種精神貫穿，即人與不可抗力的生存因素的永恒抗爭。不可抗力的因素既有身外的，也有與生俱來的。比如人性，它不是階級的產物，不是善惡的表征；人性是不可抗力的因素。
書中女性人物眾多。作者寫到自己兒時跟著牲口轉圈掃磨時，沒有形容一個孩子的對這種枯燥繁重勞動的冤情，也沒有她如何不勝其累。她寫自己如何渴望玩耍，一邊掃磨一邊忙中偷閑用笤帚苗和布頭紮起小人兒，讓它們“走親戚”。大人們來時，她又怎樣把小人兒藏起來。這些段落，遠比一個孩子說自己怎樣勞累，怎樣困倦更打動人。首先是這個七八歲的小女孩如此大度地接受了自己的命運，在接受的前提下，還設法從中汲出甜頭，和命運平和相處。這才是中國人最根本的美德。從我這位母親的一貫態度來看，我想，正是她的平常心，她的處事不驚、寵辱不驚使她自己和她的孩子及丈夫享受她所創造的精神平衡。再有，寫到她大哥去世，她筆觸拐向一雙新棉鞋：大哥很想買一雙皮底棉鞋，和母親商量，母親不同意，說等他學成手藝再花這筆錢。大哥偷偷將鞋買下來，穿上贏得了全家一致讚賞。母親讓他把鞋包起來，擱在門框上，要他滿師後開始工作再穿。而大哥未滿師就病故了。大哥死後，母親把大哥心愛的新棉鞋燒給了大哥。這樣的段落也遠比直接寫一個人年少病逝要令人酸楚。鑒於篇幅，我無法更多舉例，但我實在驚訝作者是如何悟到這更妙的、更高級的文學手段的。
我和母親董冰共同生活了八年，不由自主地向她學豫西方言，在為人行事方麵，也受了她的影響。這些影響竟然潛移默化地出現在我的小說中，使一個個具有巨大包容性的女主人公誕生了。我發現自己對這種弱者的強悍、弱者的寬容始終是著迷的、欣賞的。正因為這些大量存在於民間的“弱者”，“強者”們的侵略性與破壞性才得到中和、平衡，強者們弱肉強食的殘局才一次次得以修複。應該說我寫《第九個寡婦》和讀《老家舊事》有關。豫西大地通過李準夫婦把深厚的民間文化營養輸送給了我，使我在創造王葡萄這個角色時不至於捉襟見肘，能夠比較寬綽地完成《第九個寡婦》這部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