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芝加哥讀學位時，第一門課要求對所學到的作家們進行闡述，主要是對於終生的作品，亦包括他們的傳略。我於是迷上了讀他們的傳記。對比中我發現這些文學泰鬥們——無論男女——都具備一些共同的美德和缺陷。比如說，他們都有鐵一樣的意誌、軍人般的自我紀律、或多或少的清教徒式的生活方式。之所以提到“清教徒”，並不是粗茶淡飯、布衣草履的意思，而指他們對物質的隨便態度：有亦可，無亦可。另外，“清教徒”還包括他們對待自己每日具體的藝術創造，就像對待一件宗教功課：隻求心靈的付出，不求肉體的獲得。
因而我把他們叫成男超人和女超人。比如蘇聯作家索忍尼辛（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在二次大戰中主動報名上前線。那時蘇聯政府給予在校大學生特權，免除他們的兵役。他很快晉升為炮兵軍官，卻因為在與朋友通信中交流了政治言論而在前線被蘇聯當局逮捕。他在古拉格群島的流放歲月中，以一種奇特的方式堅持文學寫作：他完全依賴記憶力背誦與儲存他的詩句。因為當時的獄規禁止犯人用紙和筆。他隻能在腦子裏寫作他的長篇敘事詩。他每天寫上幾行，然後拚命將它們背誦下來。日複一日，年複一年，他每天必須將自己寫成的部分默誦一遍，然後再在內心進行新的創作。他的記憶空間逐漸縮小，因而他想出一個方法來幫助自己記憶。他用麵包屑捏出了一串教徒用的念珠，由圓形、方形及橢圓形珠子組成。他每默誦一句詩，就數一顆圓珠；每背下十行就數一顆方珠；每一頁，就數一顆橢圓珠子。當他出獄時，竟然把一萬多行詩——整部長篇敘事詩——存在心裏，帶出了監獄。
其他的作家雖不像索忍尼辛這樣具有如此明顯的“超人”素質，但每個人都以他們自己的方式，體現了過人的頑強意誌。遺憾的是，我沒有足夠的篇幅來一一例說。我在這樣的“超人素質”中看到，有天賦是幸運的，但是足夠的意誌來實現天賦，恐怕是更大一種幸運。當然，不幸也是顯著的。我發現這些“超人”中的大多數都在情感上未能免俗：在他們成功之後，往往在他們的晚年，總要陷入一場“忘年戀”。也許我這人不算最開明，對於男作家的忘年戀，我盡管失望，但尚能接受；但對於女文豪們，內心就是一個巨大的失望之苦笑了。無論是賽珍珠、安·阮德（aynrand——蘇聯流亡美國的著名女作家，屬少數以非母語寫作而獲成功的作家之一），還是瑪格麗特·杜拉，盡管她們藝術的品格頗高，卻在這方麵未能免俗。比如賽珍珠，我認為她是具有許多美德，甚至可以稱得上高尚的女性，在晚年結識了一位年輕的男舞蹈教員而出現一些與高尚相矛盾的行為。她在50年代末為救助韓國孤兒而建立了基金會，她的文學地位和影響力使她輕易地得到大筆的募捐。而她卻讓自己的年輕男友來主持基金會的工作，從來不查究他的經濟作業。這個舞蹈教員於是便舞弊貪汙、弄虛作假，使基金會大失人心。當人們告誡賽珍珠她用人不當時，她卻護短，甚至與人反目。另外，如安·阮德，盡管她作品中所有男主角都有她丈夫的影子，至少在形象上，她認為她的丈夫為她提供了男性美的準則（她公開說過了他的身材和麵部形象十分合乎她的審美理想，因而她在第一次見他時，便愛上了他，從而開始主動追求他），但是她在成功之後，還是與一位比她年少二十多歲的心理學家戀愛起來。
讀到這些部分，我總是想：哎呀，又落了俗套。
有次在讀《紐約人》雜誌時，讀到一位頗有名氣的雜文家的見解。他認為著名人物找年少情侶是種庸俗。我想，看來“所見略同”者，並不難找；原來不止我一人如此看重俗與不俗。
最近聽到消息（真偽尚待證實）：八十歲的索爾·貝婁再度娶妻生子，不由想到名氣和成功是否真能使人年華倒流，青春永駐。當然還有種說法：成功能夠刺激荷爾蒙。
因而我把他們叫成男超人和女超人。比如蘇聯作家索忍尼辛（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在二次大戰中主動報名上前線。那時蘇聯政府給予在校大學生特權，免除他們的兵役。他很快晉升為炮兵軍官，卻因為在與朋友通信中交流了政治言論而在前線被蘇聯當局逮捕。他在古拉格群島的流放歲月中，以一種奇特的方式堅持文學寫作：他完全依賴記憶力背誦與儲存他的詩句。因為當時的獄規禁止犯人用紙和筆。他隻能在腦子裏寫作他的長篇敘事詩。他每天寫上幾行，然後拚命將它們背誦下來。日複一日，年複一年，他每天必須將自己寫成的部分默誦一遍，然後再在內心進行新的創作。他的記憶空間逐漸縮小，因而他想出一個方法來幫助自己記憶。他用麵包屑捏出了一串教徒用的念珠，由圓形、方形及橢圓形珠子組成。他每默誦一句詩，就數一顆圓珠；每背下十行就數一顆方珠；每一頁，就數一顆橢圓珠子。當他出獄時，竟然把一萬多行詩——整部長篇敘事詩——存在心裏，帶出了監獄。
其他的作家雖不像索忍尼辛這樣具有如此明顯的“超人”素質，但每個人都以他們自己的方式，體現了過人的頑強意誌。遺憾的是，我沒有足夠的篇幅來一一例說。我在這樣的“超人素質”中看到，有天賦是幸運的，但是足夠的意誌來實現天賦，恐怕是更大一種幸運。當然，不幸也是顯著的。我發現這些“超人”中的大多數都在情感上未能免俗：在他們成功之後，往往在他們的晚年，總要陷入一場“忘年戀”。也許我這人不算最開明，對於男作家的忘年戀，我盡管失望，但尚能接受；但對於女文豪們，內心就是一個巨大的失望之苦笑了。無論是賽珍珠、安·阮德（aynrand——蘇聯流亡美國的著名女作家，屬少數以非母語寫作而獲成功的作家之一），還是瑪格麗特·杜拉，盡管她們藝術的品格頗高，卻在這方麵未能免俗。比如賽珍珠，我認為她是具有許多美德，甚至可以稱得上高尚的女性，在晚年結識了一位年輕的男舞蹈教員而出現一些與高尚相矛盾的行為。她在50年代末為救助韓國孤兒而建立了基金會，她的文學地位和影響力使她輕易地得到大筆的募捐。而她卻讓自己的年輕男友來主持基金會的工作，從來不查究他的經濟作業。這個舞蹈教員於是便舞弊貪汙、弄虛作假，使基金會大失人心。當人們告誡賽珍珠她用人不當時，她卻護短，甚至與人反目。另外，如安·阮德，盡管她作品中所有男主角都有她丈夫的影子，至少在形象上，她認為她的丈夫為她提供了男性美的準則（她公開說過了他的身材和麵部形象十分合乎她的審美理想，因而她在第一次見他時，便愛上了他，從而開始主動追求他），但是她在成功之後，還是與一位比她年少二十多歲的心理學家戀愛起來。
讀到這些部分，我總是想：哎呀，又落了俗套。
有次在讀《紐約人》雜誌時，讀到一位頗有名氣的雜文家的見解。他認為著名人物找年少情侶是種庸俗。我想，看來“所見略同”者，並不難找；原來不止我一人如此看重俗與不俗。
最近聽到消息（真偽尚待證實）：八十歲的索爾·貝婁再度娶妻生子，不由想到名氣和成功是否真能使人年華倒流，青春永駐。當然還有種說法：成功能夠刺激荷爾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