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經說過，多少美妙故事的產生，是由於我們記憶的不可靠性。記憶篩下什麽，濾去什麽，是由人的閱曆，人的世界觀、價值觀變化而決定的。而記憶強調什麽，忽略什麽，更是一個人價值觀、審美觀的體現。我讀過幾本有關舊金山曆史的書籍，即使是寫同一個事件，由於作者的曆史觀不同、時代不同、人種不同，讀起來竟像不同的事件。同樣的人物，五十年前與五十年後寫出來的就可能會是正、反麵人物的區別。因為五十年中，社會在成長，對於種族、文化的認識在進步，原有的是非好惡也就改變了。
記憶和人的關係更妙。據說人的記憶有下意識的保護機製（弗洛伊德的所謂defensemechanisms），它會替人的記憶做出取舍。所取的，都是有利於人心理健康、精神快樂的記憶，舍去的，自然是創傷性的、不堪回想的記憶。換句話來說，一個對不愉快的事健忘的人，是個相對快樂而心理健康的人。正因為保護機製存在我們的潛意識中，它對於記憶的取舍選擇是不為我們知覺的。這就是人類心理學中重大的疑謎。“represion”（抑製現象：把一些不愉快的記憶抑製到徹底忘卻程度的現象）有一個很好的例子。一次我見到一位童年朋友，應該說也是“拖鞋大隊”一員，她說她曾經給了我一個大耳光，問我還記不記得。我卻怎麽也想不起來。此生我沒挨過什麽大耳光，除了父母極偶然地捧錯了地方。假如我當眾挨一個耳光，按說不可能忘。我偏偏忘得幹淨徹底。據說我當時大叫我外婆，哭著跑了。據說我當時十歲左右。或許是我潛意識中的保護機製替我把這個不夠光彩的細節儲進了記憶的黑暗深處，以使我和這個朋友的友情的創傷盡快愈合。因為我的潛意識明白那時的我需要她的友情，任何友情對於十歲的我都是“適者生活”的必須。
假如說弗洛伊德創立的學說在我童年女朋友這兒得到一點驗證的話，我應該算是一個保護機製很健全的人，一個生存本能很強的人。我們的民族充滿這樣的健全人，因而越是創傷累累，越是生機勃勃，健忘帶來的寬容讓我們積極於重建、新生，“向前看”。因而便有“天下事了猶未了，何妨於不了了之”的深奧哲學。我們的群體記憶在國內因為政治需要而不可避免地受了影響，而在海外的中國人也沒有幾個記得當年排華的曆史創傷。
《拖鞋大隊》和其他此類小說將會集入我的《穗子的故事》。這是以我童年、少年時期一生直接和間接的經曆為基礎而創作的。我想看看對於一個非常的曆史時期，我的記憶能否從群體記憶中獨立出來。我的個體記憶又是什麽樣的。它離傳統理解的記憶已相差很遠，因為它已大大變形，印象的而絕非實寫的。既然記憶不可能客觀、不可能準確，印象地表現它似乎更負責任。比如我小說中提到的那個女廁所，裏麵堆滿巨大的石膏像。大部分是殘破的。它曾經是我們一群女孩的活動中心，熄了燈之後，白色的頭顱、麵孔、肢體從黑暗中浮現出來，營造出的恐怖和神秘便是我那段生活的基調。這個空間在我記憶裏演變了幾十年，或許已不再是它本身，而是一種形勢上的存在了。
我若在十幾年前寫這篇小說，它很可能是完全不同的，盡管人物事件相同。那時我尚未出國，美國的“性征危機”等概念還未進入我的意識。在美國這樣一種給所有東西命名的文化中，想不要概念是不可能的。對《拖鞋大隊》中耿獲這樣的女孩，他們會把她命名為有“性征危機”的人。我討厭一個社會理性到這種程度，不給人一點蒙昧的快樂。人在缺乏概念時，可以渾然地享受許多東西，比如一些無法界定的情感與關係。但反過來看，也正是美國的“性征危機”概念把我點醒，使我這段記憶複活，也使我看到它的意味。那些曾在我們生活中出現過的女孩，因為千年不遇的“文革”和我們相遇了。我們已失去了對一切大是大非的評判資格，人性中的忠、奸、良、誘在一夜間混淆顛倒，耿獲身上的雌雄是非是唯一可由我們來裁決的。我們絕不放過這個裁決權力，無論這裁決手段多麽殘忍，後果多麽兩敗俱傷。耿獲其實是我們的敵人，是在我們落難時對立階級的一個施舍者，一個優越於我們許多倍的“占領軍”的女兒。我們要裁決她的雌雄，在一定意義上是要推翻曆史對我們父輩及我們的尊與卑的原判。我們失去了一個珍貴的朋友。盡管這朋友品性高貴，她卻從來不肯放下優越，和我們一塊兒卑賤到底，卑賤到赤裸裸交代出她的或雌或雄的本色。
我想這個人物的真實名字我的童年朋友一定都還記得，但每人的閱曆對記憶的幹涉，或許會使她在我們心裏活得大相徑庭。
記憶和人的關係更妙。據說人的記憶有下意識的保護機製（弗洛伊德的所謂defensemechanisms），它會替人的記憶做出取舍。所取的，都是有利於人心理健康、精神快樂的記憶，舍去的，自然是創傷性的、不堪回想的記憶。換句話來說，一個對不愉快的事健忘的人，是個相對快樂而心理健康的人。正因為保護機製存在我們的潛意識中，它對於記憶的取舍選擇是不為我們知覺的。這就是人類心理學中重大的疑謎。“represion”（抑製現象：把一些不愉快的記憶抑製到徹底忘卻程度的現象）有一個很好的例子。一次我見到一位童年朋友，應該說也是“拖鞋大隊”一員，她說她曾經給了我一個大耳光，問我還記不記得。我卻怎麽也想不起來。此生我沒挨過什麽大耳光，除了父母極偶然地捧錯了地方。假如我當眾挨一個耳光，按說不可能忘。我偏偏忘得幹淨徹底。據說我當時大叫我外婆，哭著跑了。據說我當時十歲左右。或許是我潛意識中的保護機製替我把這個不夠光彩的細節儲進了記憶的黑暗深處，以使我和這個朋友的友情的創傷盡快愈合。因為我的潛意識明白那時的我需要她的友情，任何友情對於十歲的我都是“適者生活”的必須。
假如說弗洛伊德創立的學說在我童年女朋友這兒得到一點驗證的話，我應該算是一個保護機製很健全的人，一個生存本能很強的人。我們的民族充滿這樣的健全人，因而越是創傷累累，越是生機勃勃，健忘帶來的寬容讓我們積極於重建、新生，“向前看”。因而便有“天下事了猶未了，何妨於不了了之”的深奧哲學。我們的群體記憶在國內因為政治需要而不可避免地受了影響，而在海外的中國人也沒有幾個記得當年排華的曆史創傷。
《拖鞋大隊》和其他此類小說將會集入我的《穗子的故事》。這是以我童年、少年時期一生直接和間接的經曆為基礎而創作的。我想看看對於一個非常的曆史時期，我的記憶能否從群體記憶中獨立出來。我的個體記憶又是什麽樣的。它離傳統理解的記憶已相差很遠，因為它已大大變形，印象的而絕非實寫的。既然記憶不可能客觀、不可能準確，印象地表現它似乎更負責任。比如我小說中提到的那個女廁所，裏麵堆滿巨大的石膏像。大部分是殘破的。它曾經是我們一群女孩的活動中心，熄了燈之後，白色的頭顱、麵孔、肢體從黑暗中浮現出來，營造出的恐怖和神秘便是我那段生活的基調。這個空間在我記憶裏演變了幾十年，或許已不再是它本身，而是一種形勢上的存在了。
我若在十幾年前寫這篇小說，它很可能是完全不同的，盡管人物事件相同。那時我尚未出國，美國的“性征危機”等概念還未進入我的意識。在美國這樣一種給所有東西命名的文化中，想不要概念是不可能的。對《拖鞋大隊》中耿獲這樣的女孩，他們會把她命名為有“性征危機”的人。我討厭一個社會理性到這種程度，不給人一點蒙昧的快樂。人在缺乏概念時，可以渾然地享受許多東西，比如一些無法界定的情感與關係。但反過來看，也正是美國的“性征危機”概念把我點醒，使我這段記憶複活，也使我看到它的意味。那些曾在我們生活中出現過的女孩，因為千年不遇的“文革”和我們相遇了。我們已失去了對一切大是大非的評判資格，人性中的忠、奸、良、誘在一夜間混淆顛倒，耿獲身上的雌雄是非是唯一可由我們來裁決的。我們絕不放過這個裁決權力，無論這裁決手段多麽殘忍，後果多麽兩敗俱傷。耿獲其實是我們的敵人，是在我們落難時對立階級的一個施舍者，一個優越於我們許多倍的“占領軍”的女兒。我們要裁決她的雌雄，在一定意義上是要推翻曆史對我們父輩及我們的尊與卑的原判。我們失去了一個珍貴的朋友。盡管這朋友品性高貴，她卻從來不肯放下優越，和我們一塊兒卑賤到底，卑賤到赤裸裸交代出她的或雌或雄的本色。
我想這個人物的真實名字我的童年朋友一定都還記得，但每人的閱曆對記憶的幹涉，或許會使她在我們心裏活得大相徑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