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衝
我是嚴歌苓的新長篇《第九個寡婦》的第一個讀者。像往常一樣，歌苓在剛完成部作品時總是茫然困惑，自信心一落千丈，在一種奇怪的低潮的心情中把稿子發給了我。這讓我不由自主想到女人分娩後的產後抑鬱症：無論生了多精彩的孩子，母親都會陷入莫名的灰心頹喪，甚至認為分娩出的生命是低質的。《第九個寡婦》無疑是非常精彩的，我在讀前幾章時就用e-mail告訴她：“iloveeverywordofit!”讀完全篇，我簡直不能想象,平時和我一塊兒跑步、看電影、逛街、穿珠子的歌苓居然能寫出如此震撼的作品。我再次給遠在非洲的她寫了e-mail,告訴她我對小說的看法：這本書無論放到世界上的任何語言、任何文學中去，它都是一本難得的好作品。我承認我對歌苓的作品懷有偏愛，但女人是感性的，往往一愛就偏，不偏就不熱烈。
對寡婦王葡萄，誰又能不偏愛呢？偏愛意味著護短，對這個人物的負麵（盡管很少）———比如不貞，比如缺乏忍讓的傳統美德視而不見。最令我不能原諒的一點是她拋棄親生兒子挺。但一切都沒有影響我對葡萄的偏愛。偏愛還意味著無條件的全麵接受。一旦偏愛開始，理性就終結了。你會設身處地為葡萄去開脫，把她的不近情理之處合理化。拋棄她和少永的兒子挺讓我這個兩個女兒的母親難以接受，但由於偏愛，我還是在葡萄和挺分離時為她熱淚盈眶。葡萄這個舉動不僅意味著她對母子關係的割舍，也意味著她對少永愛情的放棄。這割舍其實是葡萄終極道德和人格的取舍，我把她合理化為對背叛的背叛———孫少永背叛父親，也就是背叛人倫以及背叛基本的是非觀（他的地主父親孫懷清是個好人），葡萄以舍棄少永的孩子來割斷由孩子牽拉的她與他之間的紐帶。葡萄肯定沒有意識到這一層，這隻是我對她產生偏愛後為她尋找的行為依據。
我喜愛歌苓的小說，是從讀她的《雌性的草地》開始的。那還是一九九一年。我讀完之後，為作品的磅礴大氣，為一種不同於一般小說的深遠情懷以及罕見的激情而震驚。當時我對借書給我的朋友說：“她的激情都要把我給燒化了。”再次讀這部小說時，我發現盡管它激情澎湃，歌苓始終將小說置於冷調的控製中。這也是她的一貫風格。
後來她的小說接連在海外獲大獎，記得有一年她一連奪下三個一等獎。到《扶桑》和《人寰》，她得獎已經是旗開得勝，手到擒來。《天浴》的小說得獎之前，她跟我講起這個故事，講得並不詳細，但我告訴她我能從中看到一部很美的電影。小說從口述變成文字後，那些畫麵更有質感，幾乎可以嗅到川藏草原的氣息了。歌苓和其他作家的不同就在於她是調動自己的感官感覺來寫作的，她的文字呈現的東西似乎不僅可閱，也可視，可觸，所以在讀她的作品時，讀者的感官快悅也會被調動起來。她的深沉被極其細膩的女性感官式表達所滲透，使我感到多層次的滿足。而她的聲、光、色、動作往往讓我們這些所謂的電影人誤認為她的小說是含金量極高的電影原材料，直到改編時才會感到不解：怎麽會這麽難改編呢？改編《扶桑》就是個最好的例子。其實《扶桑》那濃鬱的色彩和畫麵以及特色十足的人物都是假象；歌苓是一個有著發達的形而上思維的人，《扶桑》中一切形而下的元素———無論怎樣立體可視，呼之欲出，其實是服務於她的形而上的思考的。我發現越是抽象的故事，歌苓越發投入細膩的感官感染力，以感官的感染力建立作者和讀者之間的親昵溝通，把讀者帶入感官佳境，不知覺中接受她形而上的思考。
《第九個寡婦》讓我重新認識了一次歌苓。小說中不再有形而上的痕跡，溢於字裏行間的就是濃鬱的生活氣息，活生生的人物。有一點沒有改變，就是小說仍然充滿動感。盡管歌苓在每一部小說中都想突破點什麽，但這一次的“搖身一變”實在令我意外，或者說喜出望外。從中我看到了她那淡泊的成熟。我對一個我和歌苓共同的朋友說：“歌苓是登峰造極了。”最讓我猝不及防的是她語言上的變化。我不能想象這樣又土又侉又生動的語言會出於她的手筆，又被她運用得通靈傳神，似乎給小說增添了一味辛辣但淳美的調料，把整個作品變成一道濃烈的美味。歌苓那土氣的文字使人在幽默鮮活的語言氛圍裏避過了被煽情的危險，以一種平常心接受了一段悲涼的曆史。這不能不讓我想到歌苓語言上的天分和她的個性；她會冷不防冒出一句某地方言，有時她也會靜靜地幽人一默或幽己一默，這樣的個性放到《第九個寡婦》的語調中，真是絕妙。
唯一不變的是她的理想主義。歌苓是個死不改悔的理想主義者。讀過弗洛伊德理論的她並不被弗洛伊德對人性的悲觀改變絲毫。對人性的認識似乎更使她堅持她的理想主義。在她的作品中很少看到徹底的反派，即便有她對他們也隻是嫌惡或者可憐。蘇軾的“不應有恨”在於歌苓還要加上“不屑有仇”。在《第九個寡婦》中，她借葡萄多次對那種一呼百應的大眾仇恨表示出巨大的納悶。就像馬丁路德·金的一句著名的開場白：“我有一個夢想”，在歌苓所有作品裏你似乎都能聽到這樣一句話。無論她怎樣向你展示人性的無望，她的夢想都沒有破滅過。善良的人大多是易感的，正如歌苓，她會身臨其境地寫出像《第九個寡婦》這樣發生在別人身上的悲劇。善良也導致多情，多情的人自然會像歌苓這樣，替別人去動情，為她的筆下人生動情，然後再讓我們為她動情。
我是嚴歌苓的新長篇《第九個寡婦》的第一個讀者。像往常一樣，歌苓在剛完成部作品時總是茫然困惑，自信心一落千丈，在一種奇怪的低潮的心情中把稿子發給了我。這讓我不由自主想到女人分娩後的產後抑鬱症：無論生了多精彩的孩子，母親都會陷入莫名的灰心頹喪，甚至認為分娩出的生命是低質的。《第九個寡婦》無疑是非常精彩的，我在讀前幾章時就用e-mail告訴她：“iloveeverywordofit!”讀完全篇，我簡直不能想象,平時和我一塊兒跑步、看電影、逛街、穿珠子的歌苓居然能寫出如此震撼的作品。我再次給遠在非洲的她寫了e-mail,告訴她我對小說的看法：這本書無論放到世界上的任何語言、任何文學中去，它都是一本難得的好作品。我承認我對歌苓的作品懷有偏愛，但女人是感性的，往往一愛就偏，不偏就不熱烈。
對寡婦王葡萄，誰又能不偏愛呢？偏愛意味著護短，對這個人物的負麵（盡管很少）———比如不貞，比如缺乏忍讓的傳統美德視而不見。最令我不能原諒的一點是她拋棄親生兒子挺。但一切都沒有影響我對葡萄的偏愛。偏愛還意味著無條件的全麵接受。一旦偏愛開始，理性就終結了。你會設身處地為葡萄去開脫，把她的不近情理之處合理化。拋棄她和少永的兒子挺讓我這個兩個女兒的母親難以接受，但由於偏愛，我還是在葡萄和挺分離時為她熱淚盈眶。葡萄這個舉動不僅意味著她對母子關係的割舍，也意味著她對少永愛情的放棄。這割舍其實是葡萄終極道德和人格的取舍，我把她合理化為對背叛的背叛———孫少永背叛父親，也就是背叛人倫以及背叛基本的是非觀（他的地主父親孫懷清是個好人），葡萄以舍棄少永的孩子來割斷由孩子牽拉的她與他之間的紐帶。葡萄肯定沒有意識到這一層，這隻是我對她產生偏愛後為她尋找的行為依據。
我喜愛歌苓的小說，是從讀她的《雌性的草地》開始的。那還是一九九一年。我讀完之後，為作品的磅礴大氣，為一種不同於一般小說的深遠情懷以及罕見的激情而震驚。當時我對借書給我的朋友說：“她的激情都要把我給燒化了。”再次讀這部小說時，我發現盡管它激情澎湃，歌苓始終將小說置於冷調的控製中。這也是她的一貫風格。
後來她的小說接連在海外獲大獎，記得有一年她一連奪下三個一等獎。到《扶桑》和《人寰》，她得獎已經是旗開得勝，手到擒來。《天浴》的小說得獎之前，她跟我講起這個故事，講得並不詳細，但我告訴她我能從中看到一部很美的電影。小說從口述變成文字後，那些畫麵更有質感，幾乎可以嗅到川藏草原的氣息了。歌苓和其他作家的不同就在於她是調動自己的感官感覺來寫作的，她的文字呈現的東西似乎不僅可閱，也可視，可觸，所以在讀她的作品時，讀者的感官快悅也會被調動起來。她的深沉被極其細膩的女性感官式表達所滲透，使我感到多層次的滿足。而她的聲、光、色、動作往往讓我們這些所謂的電影人誤認為她的小說是含金量極高的電影原材料，直到改編時才會感到不解：怎麽會這麽難改編呢？改編《扶桑》就是個最好的例子。其實《扶桑》那濃鬱的色彩和畫麵以及特色十足的人物都是假象；歌苓是一個有著發達的形而上思維的人，《扶桑》中一切形而下的元素———無論怎樣立體可視，呼之欲出，其實是服務於她的形而上的思考的。我發現越是抽象的故事，歌苓越發投入細膩的感官感染力，以感官的感染力建立作者和讀者之間的親昵溝通，把讀者帶入感官佳境，不知覺中接受她形而上的思考。
《第九個寡婦》讓我重新認識了一次歌苓。小說中不再有形而上的痕跡，溢於字裏行間的就是濃鬱的生活氣息，活生生的人物。有一點沒有改變，就是小說仍然充滿動感。盡管歌苓在每一部小說中都想突破點什麽，但這一次的“搖身一變”實在令我意外，或者說喜出望外。從中我看到了她那淡泊的成熟。我對一個我和歌苓共同的朋友說：“歌苓是登峰造極了。”最讓我猝不及防的是她語言上的變化。我不能想象這樣又土又侉又生動的語言會出於她的手筆，又被她運用得通靈傳神，似乎給小說增添了一味辛辣但淳美的調料，把整個作品變成一道濃烈的美味。歌苓那土氣的文字使人在幽默鮮活的語言氛圍裏避過了被煽情的危險，以一種平常心接受了一段悲涼的曆史。這不能不讓我想到歌苓語言上的天分和她的個性；她會冷不防冒出一句某地方言，有時她也會靜靜地幽人一默或幽己一默，這樣的個性放到《第九個寡婦》的語調中，真是絕妙。
唯一不變的是她的理想主義。歌苓是個死不改悔的理想主義者。讀過弗洛伊德理論的她並不被弗洛伊德對人性的悲觀改變絲毫。對人性的認識似乎更使她堅持她的理想主義。在她的作品中很少看到徹底的反派，即便有她對他們也隻是嫌惡或者可憐。蘇軾的“不應有恨”在於歌苓還要加上“不屑有仇”。在《第九個寡婦》中，她借葡萄多次對那種一呼百應的大眾仇恨表示出巨大的納悶。就像馬丁路德·金的一句著名的開場白：“我有一個夢想”，在歌苓所有作品裏你似乎都能聽到這樣一句話。無論她怎樣向你展示人性的無望，她的夢想都沒有破滅過。善良的人大多是易感的，正如歌苓，她會身臨其境地寫出像《第九個寡婦》這樣發生在別人身上的悲劇。善良也導致多情，多情的人自然會像歌苓這樣，替別人去動情，為她的筆下人生動情，然後再讓我們為她動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