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劍峰
都說鄉音是最容易讓人們彼此熟稔、建立社交渠道的好題材。在香港的學術會議上，嚴歌苓用純正的京腔普通話發言，隻是幾個句子末了的“啦”和“呀”泄露了她上海人的身世，盡管她現在居住最多的地方是台北和舊金山，待在北京的時間甚至都比上海長。嚴歌苓是上海人，共和國10歲時出生在上海的弄堂裏，“文革”開始時，全家被趕出上海，“我姑姑和父親都是老上海人，姑姑因為嫁給******軍官不得不離開上海，父親因為‘文革’也被趕出上海，我們都是不情願地離開上海的。”對於上海，嚴歌苓說她模糊淩亂的記憶裏隻有幾條弄堂、家門口的美琪大戲院，“還有紫雪糕。”食物永遠是我們對故鄉最樸素的懷念，當然還有不變的口音。在1989年離開中國去美國前，在北京工作了八九年的嚴歌苓學會了比較純正的北京腔，“那個時候我們在家不怎麽講上海話，我也隻是跟哥哥講上海話。”
寄居生活會暴露人性中低劣的品格
在香港屯門海邊的餐館裏，和嚴歌苓在一起的是王安憶和陳思和兩個上海人，隻有在下意識使用鄉音的時候，嚴歌苓才能暫時消弭對身份的焦慮。在更多時候，嚴歌苓自己也說，她在任何地方都隻是個“寄居者”，就像她的小說《少女小漁》、《扶桑》、《寄居者》裏那些卑微寄居的人物一樣。
我問：“為什麽在你的小說中把男人寫得都那麽不堪，比如《少女小漁》的江偉，《一個女人的史詩》中的歐陽萸，還有這本《寄居者》裏的猶太難民帥哥彼得？”麵前的嚴歌苓抑製不住地笑起來，然後反問道：“有嗎？”花幾秒鍾平靜下來之後，嚴歌苓得意地解釋說：“我對男人絕對沒有偏見。”也許是，也許不是。12歲參軍來到西藏，開始獨立生活；15歲愛上30歲的軍官，這段在那個年代有點“不倫”味道的戀情最後，那個男人逃避了所有責任；她和作家李克威的婚姻因1989年各自出國奔赴不同國家而曲終人散；但也是在異鄉，在美國，她遇到了癡戀她的美國外交官，外交官為了這個來自中國的女兵丟掉了自己的職位。“我理解的男人，需要在我麵前讓我有點崇敬感，否則我覺得他們就有點不堪。”所以，在嚴歌苓的筆下，《寄居者》裏的女主角may在最後一刻離開癡愛的彼得，選擇留在上海，留在生活得渾渾噩噩的傑克布身邊，“may不一定覺得彼得不堪，但這種感受我能體會得到。”
在《寄居者》中，may癡愛的猶太難民彼得經過幾年在上海虹口的寄居生活後，被生活打磨成一位非常現實的男人，雖然優雅依然，但不再高貴。“我想說明的是，寄居的生活狀態具有極大的腐蝕力。你要不擇手段地去生存，就要把你的高貴傲氣給打斷。彼得就是這樣。”嚴歌苓說。《寄居者》是一部關於猶太難民在上海寄居生活的小說，五十多年前的曆史在嚴歌苓那裏化作亂世佳人式的傳奇。嚴歌苓老是反反複複說，她寫這個小說完全是被“寄居者”這個詞給吸引了，“我沒有看到猶太人怎麽寄居，但我看到中國人怎麽寄居。”1989年來到美國，嚴歌苓做寄居者也已經有20年了。“很多人都是這樣。不少我認識的人，他們在大陸的時候很有尊嚴、很高貴，但一到了寄居環境，就成了另外一種樣子。這讓我大惑不解。我想長期的寄居生活本身是不堪的，在生活的打磨下，那層人皮就會脫落。”
對於寄居生活嚴酷性的個人體驗，令嚴歌苓寫下了一係列移民生活的小說，而這部寫猶太人短暫“移民”上海的《寄居者》實際上延續著嚴歌苓早年那些移民小說的主題，“寄居的生活讓我們暴露了人性中很低下的東西，發現了那些在正常生活狀態中不會被別人甚至自己發現的東西，特別是低劣的品格。”may費盡周折想把彼得帶出充滿危險的上海虹口前往自由的美國，不僅僅是為了救他的命，也許她也意識到嚴酷環境對彼得的打磨，但最後她把彼得一人扔在了前往美國的自由之船上，may明白彼得的生命力足以令他在美國逍遙自在，但他不會再如當初剛剛踏上上海土地時那樣高貴了。
生本無鄉，心安是歸處
1989年來到美國，學習寫作，打幾份工，與失眠抗爭。然後是《少女小漁》之後的一係列成功，寫英文小說，為好萊塢做編劇。和我們在一起時，她用流利英文向餐廳服務生解釋我們的要求，向王安憶建議不要吃希臘沙律因為裏麵有難聞的鹹臭魚。但，“我現在還是在寄居。”她說。“真的嗎？”我疑惑不解地質疑。“真的還是寄居。”她的語氣帶著孩子般的辯解。
“我永遠不可能融入美國生活。在排球場上，中國隊一出現，我就為中國呐喊、熱血沸騰流眼淚，這種情懷已融入我們的血液裏了。這已經成為我們動物性的東西，它能夠召喚起這樣的情感。”嚴歌苓說。
身份焦慮——在這個全球化的世代，沒有多少人，特別是成功人士願意承認這點。“30歲才來到美國，那時我的人格已經成熟，英語也從零開始。直到現在，我講話、聽，都比他們慢一格。別人可能沒感覺到，但我自己心裏有數。這就是一種病態。”嚴歌苓說。
“我到了大陸依然有身份危機。我離開大陸的時候是1989年，那時候，人的質樸，對理想的高昂，對愛情和金錢的態度，完全是另一碼事。”套用張愛玲在《傾城之戀》中的話，“我們都回不去了。”所以，“我在國外有鄉愁，回到北京還是有鄉愁。我常常對自己說，我生本無鄉，心安是歸處。”嚴歌苓自嘲地說，自己成了三不管三不要四不像的東西，“這樣一個狀態讓你對任何一種文化都會持批評態度，不斷遊移。”
選擇了寄居，也已無法擺脫寄居。但這樣一種遊離，對寫作不啻是一種好的狀態。“寄居讓你走向內心，也有大量的時間豐富內心。”嚴歌苓說。
而她最奇特的寄居生活可能是2004年隨丈夫來到尼日利亞。“這是我人生的轉折點之一。在那裏，亂七八糟的事情什麽都沒有了，每天的生活都很單純。”寫作成了嚴歌苓每天最快樂的事情。“我每天寫4個小說，一天還是那麽漫長。”在那裏，她連續寫出了《第九個寡婦》和《一個女人的史詩》等作品。在這之前，嚴歌苓的作品大都很少涉及曆史，特別是1940年代以來的中國近代史。而這之後，她的四部長篇小說《第九個寡婦》、《一個女人的史詩》、《小姨多鶴》和《寄居者》都與苦難的曆史有關。“在那樣一個直麵苦難的環境裏，你會覺得現實的苦難和小說想表達的苦難是吻合的，在那樣一個環境裏，寫作是自我交流的方式。”
每天長跑，治好了失眠，寫作讓自己愉悅，寄出去的書稿——比如《第九個寡婦》，當時一年多沒有回音，也沒在意。聊天時所見的香港海岸，也許令眼前的嚴歌苓想起非洲的海。“這是我生活的轉折。”
對話
早報：在北美寫作的中國女性多麽？
嚴歌苓：在北美，寫作的中國人大部分是女人。我經常開玩笑說，在北美寫作的中國人都是婦聯的，我想這可能跟女人的丈夫都去賺錢養家了，女人衣食無憂有關。
早報：我覺得，你是一位能把編劇和小說關係處理得相對比較好的作家，比如你的小說有很強的畫麵感，但你也不會讓小說單純為電影服務。
嚴歌苓：我非常警惕電影和小說兩者的關係。電影劇本寫作的訓練對小說講故事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這是我的努力。我本身很喜歡、迷戀電影，電影是現在所有藝術表達手段中最為理想的一種，音樂、色彩、畫麵、文學都包含其中。如果能結合得好，它是最為迷人的藝術形式。很多人埋怨，小說市場在縮水，我想我恰恰喜歡視覺化寫一個故事。
早報：故事性、可讀性可能是你小說最大的特點，現在能寫好故事的作家不多。
嚴歌苓：對於小說，我相信還是要老老實實把一個故事講好，用最好的語言寫一個故事，是故事使我成為一個小說家。我在講故事的同時，如果能對中文書寫有一點貢獻，那就最好了，寫個故事是我寫作簡單而樸實的初衷。所以，我也是個不長進的作家，永遠成不了學者型作家，永遠處於說書人的狀態。寫小說首先要愉悅自己，不能先折磨自己。
早報：在《寄居者》裏，我一直很留意你對舊上海地理、曆史甚至天氣的描寫，你為此做了哪些準備？
嚴歌苓：在寫作之前，我對上海地理、猶太史、上海當年的猶太人聚居地等，都做了相當多的研究和準備。我姑姑和爸爸都是老上海人，我也常常向他們谘詢。我會問我姑姑，當時的舞廳什麽樣子？當時女人拿什麽樣的包，塗什麽香？哪一家發廊比較好？這些都很重要。
都說鄉音是最容易讓人們彼此熟稔、建立社交渠道的好題材。在香港的學術會議上，嚴歌苓用純正的京腔普通話發言，隻是幾個句子末了的“啦”和“呀”泄露了她上海人的身世，盡管她現在居住最多的地方是台北和舊金山，待在北京的時間甚至都比上海長。嚴歌苓是上海人，共和國10歲時出生在上海的弄堂裏，“文革”開始時，全家被趕出上海，“我姑姑和父親都是老上海人，姑姑因為嫁給******軍官不得不離開上海，父親因為‘文革’也被趕出上海，我們都是不情願地離開上海的。”對於上海，嚴歌苓說她模糊淩亂的記憶裏隻有幾條弄堂、家門口的美琪大戲院，“還有紫雪糕。”食物永遠是我們對故鄉最樸素的懷念，當然還有不變的口音。在1989年離開中國去美國前，在北京工作了八九年的嚴歌苓學會了比較純正的北京腔，“那個時候我們在家不怎麽講上海話，我也隻是跟哥哥講上海話。”
寄居生活會暴露人性中低劣的品格
在香港屯門海邊的餐館裏，和嚴歌苓在一起的是王安憶和陳思和兩個上海人，隻有在下意識使用鄉音的時候，嚴歌苓才能暫時消弭對身份的焦慮。在更多時候，嚴歌苓自己也說，她在任何地方都隻是個“寄居者”，就像她的小說《少女小漁》、《扶桑》、《寄居者》裏那些卑微寄居的人物一樣。
我問：“為什麽在你的小說中把男人寫得都那麽不堪，比如《少女小漁》的江偉，《一個女人的史詩》中的歐陽萸，還有這本《寄居者》裏的猶太難民帥哥彼得？”麵前的嚴歌苓抑製不住地笑起來，然後反問道：“有嗎？”花幾秒鍾平靜下來之後，嚴歌苓得意地解釋說：“我對男人絕對沒有偏見。”也許是，也許不是。12歲參軍來到西藏，開始獨立生活；15歲愛上30歲的軍官，這段在那個年代有點“不倫”味道的戀情最後，那個男人逃避了所有責任；她和作家李克威的婚姻因1989年各自出國奔赴不同國家而曲終人散；但也是在異鄉，在美國，她遇到了癡戀她的美國外交官，外交官為了這個來自中國的女兵丟掉了自己的職位。“我理解的男人，需要在我麵前讓我有點崇敬感，否則我覺得他們就有點不堪。”所以，在嚴歌苓的筆下，《寄居者》裏的女主角may在最後一刻離開癡愛的彼得，選擇留在上海，留在生活得渾渾噩噩的傑克布身邊，“may不一定覺得彼得不堪，但這種感受我能體會得到。”
在《寄居者》中，may癡愛的猶太難民彼得經過幾年在上海虹口的寄居生活後，被生活打磨成一位非常現實的男人，雖然優雅依然，但不再高貴。“我想說明的是，寄居的生活狀態具有極大的腐蝕力。你要不擇手段地去生存，就要把你的高貴傲氣給打斷。彼得就是這樣。”嚴歌苓說。《寄居者》是一部關於猶太難民在上海寄居生活的小說，五十多年前的曆史在嚴歌苓那裏化作亂世佳人式的傳奇。嚴歌苓老是反反複複說，她寫這個小說完全是被“寄居者”這個詞給吸引了，“我沒有看到猶太人怎麽寄居，但我看到中國人怎麽寄居。”1989年來到美國，嚴歌苓做寄居者也已經有20年了。“很多人都是這樣。不少我認識的人，他們在大陸的時候很有尊嚴、很高貴，但一到了寄居環境，就成了另外一種樣子。這讓我大惑不解。我想長期的寄居生活本身是不堪的，在生活的打磨下，那層人皮就會脫落。”
對於寄居生活嚴酷性的個人體驗，令嚴歌苓寫下了一係列移民生活的小說，而這部寫猶太人短暫“移民”上海的《寄居者》實際上延續著嚴歌苓早年那些移民小說的主題，“寄居的生活讓我們暴露了人性中很低下的東西，發現了那些在正常生活狀態中不會被別人甚至自己發現的東西，特別是低劣的品格。”may費盡周折想把彼得帶出充滿危險的上海虹口前往自由的美國，不僅僅是為了救他的命，也許她也意識到嚴酷環境對彼得的打磨，但最後她把彼得一人扔在了前往美國的自由之船上，may明白彼得的生命力足以令他在美國逍遙自在，但他不會再如當初剛剛踏上上海土地時那樣高貴了。
生本無鄉，心安是歸處
1989年來到美國，學習寫作，打幾份工，與失眠抗爭。然後是《少女小漁》之後的一係列成功，寫英文小說，為好萊塢做編劇。和我們在一起時，她用流利英文向餐廳服務生解釋我們的要求，向王安憶建議不要吃希臘沙律因為裏麵有難聞的鹹臭魚。但，“我現在還是在寄居。”她說。“真的嗎？”我疑惑不解地質疑。“真的還是寄居。”她的語氣帶著孩子般的辯解。
“我永遠不可能融入美國生活。在排球場上，中國隊一出現，我就為中國呐喊、熱血沸騰流眼淚，這種情懷已融入我們的血液裏了。這已經成為我們動物性的東西，它能夠召喚起這樣的情感。”嚴歌苓說。
身份焦慮——在這個全球化的世代，沒有多少人，特別是成功人士願意承認這點。“30歲才來到美國，那時我的人格已經成熟，英語也從零開始。直到現在，我講話、聽，都比他們慢一格。別人可能沒感覺到，但我自己心裏有數。這就是一種病態。”嚴歌苓說。
“我到了大陸依然有身份危機。我離開大陸的時候是1989年，那時候，人的質樸，對理想的高昂，對愛情和金錢的態度，完全是另一碼事。”套用張愛玲在《傾城之戀》中的話，“我們都回不去了。”所以，“我在國外有鄉愁，回到北京還是有鄉愁。我常常對自己說，我生本無鄉，心安是歸處。”嚴歌苓自嘲地說，自己成了三不管三不要四不像的東西，“這樣一個狀態讓你對任何一種文化都會持批評態度，不斷遊移。”
選擇了寄居，也已無法擺脫寄居。但這樣一種遊離，對寫作不啻是一種好的狀態。“寄居讓你走向內心，也有大量的時間豐富內心。”嚴歌苓說。
而她最奇特的寄居生活可能是2004年隨丈夫來到尼日利亞。“這是我人生的轉折點之一。在那裏，亂七八糟的事情什麽都沒有了，每天的生活都很單純。”寫作成了嚴歌苓每天最快樂的事情。“我每天寫4個小說，一天還是那麽漫長。”在那裏，她連續寫出了《第九個寡婦》和《一個女人的史詩》等作品。在這之前，嚴歌苓的作品大都很少涉及曆史，特別是1940年代以來的中國近代史。而這之後，她的四部長篇小說《第九個寡婦》、《一個女人的史詩》、《小姨多鶴》和《寄居者》都與苦難的曆史有關。“在那樣一個直麵苦難的環境裏，你會覺得現實的苦難和小說想表達的苦難是吻合的，在那樣一個環境裏，寫作是自我交流的方式。”
每天長跑，治好了失眠，寫作讓自己愉悅，寄出去的書稿——比如《第九個寡婦》，當時一年多沒有回音，也沒在意。聊天時所見的香港海岸，也許令眼前的嚴歌苓想起非洲的海。“這是我生活的轉折。”
對話
早報：在北美寫作的中國女性多麽？
嚴歌苓：在北美，寫作的中國人大部分是女人。我經常開玩笑說，在北美寫作的中國人都是婦聯的，我想這可能跟女人的丈夫都去賺錢養家了，女人衣食無憂有關。
早報：我覺得，你是一位能把編劇和小說關係處理得相對比較好的作家，比如你的小說有很強的畫麵感，但你也不會讓小說單純為電影服務。
嚴歌苓：我非常警惕電影和小說兩者的關係。電影劇本寫作的訓練對小說講故事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這是我的努力。我本身很喜歡、迷戀電影，電影是現在所有藝術表達手段中最為理想的一種，音樂、色彩、畫麵、文學都包含其中。如果能結合得好，它是最為迷人的藝術形式。很多人埋怨，小說市場在縮水，我想我恰恰喜歡視覺化寫一個故事。
早報：故事性、可讀性可能是你小說最大的特點，現在能寫好故事的作家不多。
嚴歌苓：對於小說，我相信還是要老老實實把一個故事講好，用最好的語言寫一個故事，是故事使我成為一個小說家。我在講故事的同時，如果能對中文書寫有一點貢獻，那就最好了，寫個故事是我寫作簡單而樸實的初衷。所以，我也是個不長進的作家，永遠成不了學者型作家，永遠處於說書人的狀態。寫小說首先要愉悅自己，不能先折磨自己。
早報：在《寄居者》裏，我一直很留意你對舊上海地理、曆史甚至天氣的描寫，你為此做了哪些準備？
嚴歌苓：在寫作之前，我對上海地理、猶太史、上海當年的猶太人聚居地等，都做了相當多的研究和準備。我姑姑和爸爸都是老上海人，我也常常向他們谘詢。我會問我姑姑，當時的舞廳什麽樣子？當時女人拿什麽樣的包，塗什麽香？哪一家發廊比較好？這些都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