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易
寫到這樣淋漓盡致、毫無保留、毫不含蓄的地步，讓我感到毫不性感。這是她們最悲哀、最失敗的地方。
這一現象跟中國文壇的熱炒熱賣很有關係，另一個原因就是整個社會心理的粗俗化。一個作家美不美完全文不對題，這個提法本身就很荒誕。
作為近年來在海外最有影響力的華人作家之一，嚴歌苓的作品曾獲得台灣幾乎所有的文學大獎，其長篇小說《扶桑》去年還登上《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的前10名。今年1月，當代文學出版社把她的著作整理成七本一套的《嚴歌苓文集》出版，嚴歌苓為此回到國內，並出席了在王府井書店舉辦的簽售活動。
社會的輸者各有不同贏者都是一個麵孔
問：在這部文集的作品中，您自己最喜歡哪一篇？您寫過病殘者、假婚者、海外中國名妓，近來又屢屢觸及同性戀的主題，有人說您的作品越來越邊緣化，您怎麽看？
嚴歌苓：我是一個憑著激情和才華來寫作的作家，我不改作品，不會左變右變的斟酌，所以對自己的作品留下的印象就是激情是否最飽滿、寫作是不是最順暢？想想當時的感覺，覺得狀態最佳、發揮最好的，應該還是《雌性的草地》，那時候年輕，精力旺盛。
其實邊緣人物的命運更讓我感興趣，主流是什麽？主流是會計、律師、職員之類。我對社會上的輸者感興趣，因為他們各有各的輸法，而贏者都是一個麵孔，寫作就要寫有個性的人物。
第三次突破——進入美國商業出版
問：您現在的創作方式大都是雙語齊下的。請問您是如何保持雙語狀態的，在好萊塢做編劇對您的創作生涯有什麽影響？
嚴歌苓：中國作家用英文寫作，還要讓美國的讀者接受，最大的難度是文化，不是僅僅懂了語言就能寫好的。例如一句話在你用漢語想象的時候是很幽默的，但在美國文化的上下文環境中根本就不幽默，或許還會相反；你認為非常感動，很可能到美國文化中是太過分的多愁善感，外國人對中國作家普遍的反映就是多愁善感，遣詞造句抒情太多。
英文編劇在我的創作中非常重要。我覺得不管怎樣，這是好萊塢，是世界上最正規的電影企業（不能說電影事業），每個人的那種硬碰硬的實力絕對不含糊，所以我覺得這是對自己的一次考驗，也是對自己潛能的挖掘，看看我還能有什麽突破。
我一生中有三個突破。作為一個用中文寫作的作家，我30歲左右到美國學習用英文寫作、拿學樣，這是第一個突破；第二個突破就是為好萊塢編劇，用英文寫劇本，這兩個突破，我已經完成了。第三個突破，就是直接用英文寫小說，進入美國正規的商業出版渠道。我覺得，如果生活中沒有一再的突破的話，會很沒勁的。
寫到毫無保留的地步，是一種悲哀
問：您對大陸文壇這幾年流行的“美女作家”現象持什麽態度？作為一名作家，您平時的生活是一種什麽樣的狀態？
嚴歌苓：首先我認為這跟中國文壇的熱炒熱賣很有關係，第二就是整個社會心理的粗俗化。一個作家美不美完全文不對題，這個提法本身就很荒誕。但這種事也不是孤立存在的，那種大膽的描寫、對自己隱私的暴露等，國際上也有，不是什麽新鮮事，隻不過到中國來晚了二三十年而已，我覺得它很快就會過去，這樣東西有多大生命力呢？
這些作者所追求的東西我不能苟同。我認為她們最悲哀的是：寫到這樣淋漓盡致、毫無保留、毫不含蓄的地步，讓我感到毫不性感。一點都不性感，這是她們最悲哀、最失敗的地方。你可以沒有愛情，連性感都沒有了，那就徹底的失敗了。
有媒體把我也稱為美女作家，我跟她們不是一個年齡階段的，怎麽可以相提並論呢？我覺得很奇怪。我想寫成她們那樣也不可能，那不在我的生命範圍之內。
我特別在意能夠有一個紙對的、獨立的空間，我還特別重視休息，特別是在非常嘔心瀝血的狀態下度過一天以後，絕對需要休息。所以我會傳真也不回，電話也不接，很多事情一拖就是很長時間，因為我是一個絕對要求空間的人，有很多時候是希望絕對不受打擾的。
西方人很尊重個人空間，我要創作或要獨立思考的時候，就會對我丈夫說對不起，剛才和你說話的時候心不在焉，因為我有一個想法，我要考慮完，他會說好好好，你就去考慮吧！他不介意，能夠理解很多東西是由作家這個工作的特性造成的，不是怪癖，他尊重我的心理習慣和行為習慣，我覺得這是一種很文明的家庭關係。我所做的就是安排好他的生活，做好家務，做很好吃的飯。我對他沒有什麽直接的幫助，但是能造一個很好的家，我認為這是一個女人最好的幫助和最自然的貢獻。
2006年3月19日
寫到這樣淋漓盡致、毫無保留、毫不含蓄的地步，讓我感到毫不性感。這是她們最悲哀、最失敗的地方。
這一現象跟中國文壇的熱炒熱賣很有關係，另一個原因就是整個社會心理的粗俗化。一個作家美不美完全文不對題，這個提法本身就很荒誕。
作為近年來在海外最有影響力的華人作家之一，嚴歌苓的作品曾獲得台灣幾乎所有的文學大獎，其長篇小說《扶桑》去年還登上《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的前10名。今年1月，當代文學出版社把她的著作整理成七本一套的《嚴歌苓文集》出版，嚴歌苓為此回到國內，並出席了在王府井書店舉辦的簽售活動。
社會的輸者各有不同贏者都是一個麵孔
問：在這部文集的作品中，您自己最喜歡哪一篇？您寫過病殘者、假婚者、海外中國名妓，近來又屢屢觸及同性戀的主題，有人說您的作品越來越邊緣化，您怎麽看？
嚴歌苓：我是一個憑著激情和才華來寫作的作家，我不改作品，不會左變右變的斟酌，所以對自己的作品留下的印象就是激情是否最飽滿、寫作是不是最順暢？想想當時的感覺，覺得狀態最佳、發揮最好的，應該還是《雌性的草地》，那時候年輕，精力旺盛。
其實邊緣人物的命運更讓我感興趣，主流是什麽？主流是會計、律師、職員之類。我對社會上的輸者感興趣，因為他們各有各的輸法，而贏者都是一個麵孔，寫作就要寫有個性的人物。
第三次突破——進入美國商業出版
問：您現在的創作方式大都是雙語齊下的。請問您是如何保持雙語狀態的，在好萊塢做編劇對您的創作生涯有什麽影響？
嚴歌苓：中國作家用英文寫作，還要讓美國的讀者接受，最大的難度是文化，不是僅僅懂了語言就能寫好的。例如一句話在你用漢語想象的時候是很幽默的，但在美國文化的上下文環境中根本就不幽默，或許還會相反；你認為非常感動，很可能到美國文化中是太過分的多愁善感，外國人對中國作家普遍的反映就是多愁善感，遣詞造句抒情太多。
英文編劇在我的創作中非常重要。我覺得不管怎樣，這是好萊塢，是世界上最正規的電影企業（不能說電影事業），每個人的那種硬碰硬的實力絕對不含糊，所以我覺得這是對自己的一次考驗，也是對自己潛能的挖掘，看看我還能有什麽突破。
我一生中有三個突破。作為一個用中文寫作的作家，我30歲左右到美國學習用英文寫作、拿學樣，這是第一個突破；第二個突破就是為好萊塢編劇，用英文寫劇本，這兩個突破，我已經完成了。第三個突破，就是直接用英文寫小說，進入美國正規的商業出版渠道。我覺得，如果生活中沒有一再的突破的話，會很沒勁的。
寫到毫無保留的地步，是一種悲哀
問：您對大陸文壇這幾年流行的“美女作家”現象持什麽態度？作為一名作家，您平時的生活是一種什麽樣的狀態？
嚴歌苓：首先我認為這跟中國文壇的熱炒熱賣很有關係，第二就是整個社會心理的粗俗化。一個作家美不美完全文不對題，這個提法本身就很荒誕。但這種事也不是孤立存在的，那種大膽的描寫、對自己隱私的暴露等，國際上也有，不是什麽新鮮事，隻不過到中國來晚了二三十年而已，我覺得它很快就會過去，這樣東西有多大生命力呢？
這些作者所追求的東西我不能苟同。我認為她們最悲哀的是：寫到這樣淋漓盡致、毫無保留、毫不含蓄的地步，讓我感到毫不性感。一點都不性感，這是她們最悲哀、最失敗的地方。你可以沒有愛情，連性感都沒有了，那就徹底的失敗了。
有媒體把我也稱為美女作家，我跟她們不是一個年齡階段的，怎麽可以相提並論呢？我覺得很奇怪。我想寫成她們那樣也不可能，那不在我的生命範圍之內。
我特別在意能夠有一個紙對的、獨立的空間，我還特別重視休息，特別是在非常嘔心瀝血的狀態下度過一天以後，絕對需要休息。所以我會傳真也不回，電話也不接，很多事情一拖就是很長時間，因為我是一個絕對要求空間的人，有很多時候是希望絕對不受打擾的。
西方人很尊重個人空間，我要創作或要獨立思考的時候，就會對我丈夫說對不起，剛才和你說話的時候心不在焉，因為我有一個想法，我要考慮完，他會說好好好，你就去考慮吧！他不介意，能夠理解很多東西是由作家這個工作的特性造成的，不是怪癖，他尊重我的心理習慣和行為習慣，我覺得這是一種很文明的家庭關係。我所做的就是安排好他的生活，做好家務，做很好吃的飯。我對他沒有什麽直接的幫助，但是能造一個很好的家，我認為這是一個女人最好的幫助和最自然的貢獻。
2006年3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