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


    十年前,導演丁蔭楠就找過嚴歌苓寫《梅蘭芳》,當她讀完了梅蘭芳傳記後,電影卻並未啟動;十年後,找嚴歌苓寫《梅蘭芳》的換成了陳凱歌。


    嚴歌苓寫《梅蘭芳》前,梅家曾經給陳凱歌一個劇本。陳凱歌對那個劇本印象不好:“寫的都是這個人怎麽與眾不同,我覺得寫某人某年做了某事,好像挺沒意思的。”後來陳凱歌對嚴歌苓說:“幹脆你來寫吧。”——陳凱歌買過嚴歌苓的小說《白蛇》,想把它拍成電影,但這個計劃一直沒實現。


    不久,她從陳凱歌那裏拿到了一頁紙,上麵是開給她的人物傳記電影清單,包括:《莫紮特》、《末代皇帝》、《阿拉伯的勞倫斯》、《桂河大橋》……


    南方周末:寫劇本之前,你對梅蘭芳有多少了解?


    嚴歌苓:我以前聽外婆和母親談到過梅蘭芳,那是她們的神話。動筆前,我讀了能夠找到的有關梅蘭芳的所有著作,看了所有影像資料,聽了一些他的唱段,也讀了他的同時代人對他的記載和評論,還有《孟小冬傳》。同時,凱歌找梅家談了好多次,再把信息告訴我。最重要的是梅蘭芳留下的自述。綜合起來,你能意識到梅蘭芳人格的偉大。


    南方周末:偉大在什麽地方?


    嚴歌苓:他追求不斷改進、不斷完善,不論是唱戲還是做人;他獨善其身,很少虛度時光;不管多艱難,拐多少彎,他始終堅持原則;他很少有大道理,隻是用平常心,就堅持了大節問題;他善良、大度,書上記載他家無論什麽時候都開好多桌飯,戲劇界的窮藝人常常到他家蹭飯;魯迅他們罵他,他也不計較……反正我挺欣賞他。


    南方周末:你對梅蘭芳最感興趣的是什麽?


    嚴歌苓:他的成長過程正好是民國的成長過程,他能把中國上到袁世凱、蔡元培、胡適,下到販夫走卒、三教九流,都能融到他戲裏來,變成一個民族縮影。他在台上改革京劇,中國在台下改革社會,從觀眾都是男人到女人可以到公共場合看戲,這一切變化似乎就是他幾出戲的功夫。


    南方周末:你曾說男旦這個文化現象很有趣,“隱喻和象征了文化中的某些特質”,你指的是什麽?


    嚴歌苓:你不覺得男旦體現一種沒落、病態的美嗎?它是一種很古老的藝術,隻有像古代中國、古希臘和古羅馬這種有古老文化的地方才能產生。我總覺得古代人在性方麵是大膽,很有想象力的。男旦是一種無奈的產物——因為女人不能拋頭露麵上台演戲,但中國卻讓這門古老藝術登峰造極。懂得通過男人對女人的欣賞、對女人的表現來欣賞女人,恐怕得非常世故、非常老到的文化才會有。


    南方周末:寫小說可以虛構,寫一個真實的故事會有許多限製,尤其是《梅蘭芳》,哪些是你虛構的,哪些是規定動作?


    嚴歌苓:基本事件都是基於真實的,有時候根據戲劇結構需要調換了一下時間。一些人物是創作的,有時把兩三個人物合在一起,有時候要改名更姓。


    南方周末:這些有多困難?


    嚴歌苓:困難很多。我不擅長寫劇本,戲劇架構搭得好好的,可一到具體寫起來,發現人物台詞或者行為不對,好的台詞、動作要為戲劇服務,又要為人物服務,但又要不露痕跡,顧上這頭,顧不上那頭。戲就被衝淡了。


    南方周末:戲會“淡”在哪裏?


    嚴歌苓:作為小說家,我是個注重故事的人,我所寫的也都是原素材就很驚心動魄的故事,我在寫的時候,一般是要努力提高文字的文學性,用文字的可讀性,衝淡故事的可讀性。文字的魅力和潛力是我創作的第一樂趣。小說創作要避開情節編排上的俗套,就會形成“淡”。電影不一定,你在小說中避開的東西,也許是戲劇的必需。


    南方周末:陳凱歌怎麽“挖掘”你?他“識貨”在什麽地方?


    嚴歌苓:凱歌總能抓住我對人物設計的最好的動作和台詞,就是我的得意之筆。而我心虛的地方,他也會馬上發現,比如有幾句台詞,我寫的時候覺得做作,但一時想不起更好的,他馬上就發現了,說:“這幾句裏麵玄機太多了。”我對梅蘭芳這個人物核的設想,他也是很懂。


    南方周末:陳凱歌是個強勢的導演,你跟他合作有分歧嗎?


    嚴歌苓:我們發生矛盾的時候不多,有了分歧,凱歌就會說:歌苓,咱們都分頭再想想,明天爭取拿出個方案。凱歌挺注意保護我的情緒的。還有我認為電影是導演的藝術,作品的最終完成權在導演那裏,隻要他能把我說服,我一般都不會對抗,對抗不會有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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