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晨報
繼《第九個寡婦》、《小姨多鶴》之後，旅美女作家嚴歌苓日前推出最新作品《寄居者》，這次她將目光對準了1942年的上海。這部長篇小說以愛情故事為核心，抗戰年代作為小人物命運的宏大背景，讀來叫人坐立不安地期待，讓人無法克製地心疼……
我是個不折不扣的寄居者
記：《寄居者》初看是個愛情故事，一如您之前的很多小說,帶著女人獨到的愛情感受，隻是背景是上世紀三十年代的上海，而且最終出現了“報業大亨”傑克布·艾德勒這個角色，從虛幻走向現實了。怎麽想到把他設立為小說的線索人物？是什麽給了您寫這個故事的靈感？
嚴：我的小說故事都是聽來的，生活中精彩的故事往往超過我們的想像，刻意去找戲劇性和刻意避開戲劇性一樣，都沒有必要。
《寄居者》這個故事的原型來自柏林牆。一九九三年，我和先生去柏林旅遊，發現許許多多的故事都寫在柏林牆的一個展覽館裏。有一個故事簡直就像一篇小說，說的是一個小夥子跟一個女孩子在東柏林訂了婚，小夥子先到了西柏林，他深愛著他的未婚妻，在幾年後還無法忘懷。一次很偶然的機會，他在歐洲見到一個女孩子，非常像他的未婚妻，他就勾引了她，把她帶到東柏林，偷了她的護照，讓他的未婚妻假冒那個歐洲女孩，用歐洲女孩的護照過了關。
一九三七年，納粹開始迫害、驅趕猶太人的時候，上海是唯一對他們敞開的海港，先後接納了三萬多猶太人。這些猶太人在上海淪陷前後的生活，斯皮爾伯格的電影《辛德勒的名單》表現過，但他的側重不是中國人與中國事件的關係。我突然想到，可以借用這個故事來作為串聯大背景，隻是在這個小說裏，我把主人公變成了一個中國女孩。
記：《寄居者》是自述方式，其中的女主角may也在美國旅居，她的身上有您的影子嗎？
嚴：我跟may都有寄居者的身份認同危機感，在寄居國如此，在自己的祖國亦如此。猶太人是永遠的寄居者，作為本身有寄居者感情的女主人公，容易對寄居在上海的猶太難民產生同情。
我自己是個不折不扣的寄居者，在美國生活二十年也不能改變我的寄居者心態。無論怎樣，西方文化都是我半路出家學習來的。在學習的過程中，也感到他們的文化優越感，或者說基督教文化的優越感導致他們的文化優越感。基督教文化是強勢意識形態，它的救世思想使它總是君臨其他信仰、意識形態。而我回到自己的祖國也是一個邊緣人，祖國在我缺席的二十年裏，發展了語言，改變了生活方式，改變了社會……所以我也有找不著位置的感覺。
每個女主人公都有一點我的影子
記：may的角色和您以前書中的角色相比而言，有什麽共通和不同？您小說中的女主角，誰是您最鍾愛的角色？誰最像您的影子？
嚴：may是一個知識女性，新女性。獨立自主，敢愛敢恨，有時頑皮，屬於行動派。我這些年小說中的女主人公裏，她最年輕，閱曆卻非常豐富，雖然隻有二十歲出頭，但已經有一點玩世不恭。我的女主人公裏麵，玩世不恭的不多。每一個女主人公都有一丁點兒我自己吧，至少有一些我的閃念，比如說她們都比較勤勞，因為我就閑不住，精力旺盛，不寫進去一點兒自己，似乎缺乏參照，不好寫。
記：《一個女人的史詩》您選了趙薇做女主角，是不是編劇在選演員方麵權力很大呢？有沒有考慮過自己從幕後走到台前，比如做導演、做演員？
嚴：我又不喜歡權力。而且我誰也管不了。做導演是另外一種天才，我不具備，所以我對於現在的作家身份非常滿足。我哪兒能做演員啊？年輕時都沒想過。在美國演講了幾次，還得吃抗舞台恐懼症的藥呢。我隻適合幹幕後的事，或者躲在自己文字後麵。
記：您寫《寄居者》的時候，想到男主角彼得更像誰？最適合誰演？
嚴：我沒有想過誰來演兩個男主角。我雖然看電影很多，但好萊塢演員的名字倒是記不住幾個，隻記得他們在電影裏的角色。我最喜歡的男演員是拉塞爾·克勞。我在他早期的電影裏就很注意他。他有一種悲劇的浪漫氣質，我特別喜歡。
我的上海不是張愛玲的上海
記：作為知名的華語女作家之一，經常會有人把您和其他女作家做比較，《寄居者》將鏡頭轉向上海，更讓人忍不住聯想到張愛玲，您覺得您會成為下一個張愛玲嗎？
嚴：張愛玲隻會有一個。她的上海也不是我的上海。我的上海比較髒、臭，比較像地獄，特別是在我寫的那個時期，尤其是宏觀地看它。以後我還會寫上海，那也還是我的上海，而不是張愛玲的。張愛玲偉大就是她把上海寫成她的了，就像福克納把他的小鎮寫成了福克納的，馬爾克斯把他的小城寫成了馬爾克斯的。我怎麽可能和張愛玲像呢？我的經曆是前半生戎馬，後半生寄居海外各國。特別是少年時代到青年時代，軍隊生活給我的烙印最深，因為那是人生在形成世界觀的時候。我身上軍人的氣質還是很明顯的。
都市白領的生活我寫不了
記：調查顯示，現在中國人的平均讀書量非常低，從一個作家的角度，您是怎麽看待目前中國的讀書環境的？
嚴：我的童年好友一個都不讀書，也不讀我的書。有一個青年時代的朋友，記得她那時還跟我爭誰先讀索爾·貝婁《洪堡的禮物》，現在很少讀書了。國內的生活壓力太大，大家錯過了很多年建設自身生活的時間，現在再迎頭趕上，每個人都在盡全力地提供給自己的孩子跟別人的孩子一樣優越的生活，攀比好厲害。所以大家都筋疲力盡的，有的人連電影都不看，更別說讀書了。還有就是媒體泛濫，手機也提供了娛樂，電腦可以充實一切業餘空間，我爸爸整天還是在讀書，但他晚上的時間有時候獻給了電視劇，盡管一邊看一邊罵，大概也是惱火他自己的無聊吧。
記：您平時寫作時的狀態是怎樣的？對您而言，什麽樣的小說最難寫？
嚴：對我來說，都市小說最難寫。除了寫都市裏的漂流人口。我跟一些來北京打工的女孩子交談，他們的生活有意思。都市白領的生活我寫不了，首先得承認，我沒有認真做過研究，像我做其他研究那樣，一做好幾年。
記：您會給那些想做作家的年輕人什麽忠告嗎？
嚴：在鄰居和同事或者同學的價值觀成為普遍價值觀的時候，別信它，別理它。
繼《第九個寡婦》、《小姨多鶴》之後，旅美女作家嚴歌苓日前推出最新作品《寄居者》，這次她將目光對準了1942年的上海。這部長篇小說以愛情故事為核心，抗戰年代作為小人物命運的宏大背景，讀來叫人坐立不安地期待，讓人無法克製地心疼……
我是個不折不扣的寄居者
記：《寄居者》初看是個愛情故事，一如您之前的很多小說,帶著女人獨到的愛情感受，隻是背景是上世紀三十年代的上海，而且最終出現了“報業大亨”傑克布·艾德勒這個角色，從虛幻走向現實了。怎麽想到把他設立為小說的線索人物？是什麽給了您寫這個故事的靈感？
嚴：我的小說故事都是聽來的，生活中精彩的故事往往超過我們的想像，刻意去找戲劇性和刻意避開戲劇性一樣，都沒有必要。
《寄居者》這個故事的原型來自柏林牆。一九九三年，我和先生去柏林旅遊，發現許許多多的故事都寫在柏林牆的一個展覽館裏。有一個故事簡直就像一篇小說，說的是一個小夥子跟一個女孩子在東柏林訂了婚，小夥子先到了西柏林，他深愛著他的未婚妻，在幾年後還無法忘懷。一次很偶然的機會，他在歐洲見到一個女孩子，非常像他的未婚妻，他就勾引了她，把她帶到東柏林，偷了她的護照，讓他的未婚妻假冒那個歐洲女孩，用歐洲女孩的護照過了關。
一九三七年，納粹開始迫害、驅趕猶太人的時候，上海是唯一對他們敞開的海港，先後接納了三萬多猶太人。這些猶太人在上海淪陷前後的生活，斯皮爾伯格的電影《辛德勒的名單》表現過，但他的側重不是中國人與中國事件的關係。我突然想到，可以借用這個故事來作為串聯大背景，隻是在這個小說裏，我把主人公變成了一個中國女孩。
記：《寄居者》是自述方式，其中的女主角may也在美國旅居，她的身上有您的影子嗎？
嚴：我跟may都有寄居者的身份認同危機感，在寄居國如此，在自己的祖國亦如此。猶太人是永遠的寄居者，作為本身有寄居者感情的女主人公，容易對寄居在上海的猶太難民產生同情。
我自己是個不折不扣的寄居者，在美國生活二十年也不能改變我的寄居者心態。無論怎樣，西方文化都是我半路出家學習來的。在學習的過程中，也感到他們的文化優越感，或者說基督教文化的優越感導致他們的文化優越感。基督教文化是強勢意識形態，它的救世思想使它總是君臨其他信仰、意識形態。而我回到自己的祖國也是一個邊緣人，祖國在我缺席的二十年裏，發展了語言，改變了生活方式，改變了社會……所以我也有找不著位置的感覺。
每個女主人公都有一點我的影子
記：may的角色和您以前書中的角色相比而言，有什麽共通和不同？您小說中的女主角，誰是您最鍾愛的角色？誰最像您的影子？
嚴：may是一個知識女性，新女性。獨立自主，敢愛敢恨，有時頑皮，屬於行動派。我這些年小說中的女主人公裏，她最年輕，閱曆卻非常豐富，雖然隻有二十歲出頭，但已經有一點玩世不恭。我的女主人公裏麵，玩世不恭的不多。每一個女主人公都有一丁點兒我自己吧，至少有一些我的閃念，比如說她們都比較勤勞，因為我就閑不住，精力旺盛，不寫進去一點兒自己，似乎缺乏參照，不好寫。
記：《一個女人的史詩》您選了趙薇做女主角，是不是編劇在選演員方麵權力很大呢？有沒有考慮過自己從幕後走到台前，比如做導演、做演員？
嚴：我又不喜歡權力。而且我誰也管不了。做導演是另外一種天才，我不具備，所以我對於現在的作家身份非常滿足。我哪兒能做演員啊？年輕時都沒想過。在美國演講了幾次，還得吃抗舞台恐懼症的藥呢。我隻適合幹幕後的事，或者躲在自己文字後麵。
記：您寫《寄居者》的時候，想到男主角彼得更像誰？最適合誰演？
嚴：我沒有想過誰來演兩個男主角。我雖然看電影很多，但好萊塢演員的名字倒是記不住幾個，隻記得他們在電影裏的角色。我最喜歡的男演員是拉塞爾·克勞。我在他早期的電影裏就很注意他。他有一種悲劇的浪漫氣質，我特別喜歡。
我的上海不是張愛玲的上海
記：作為知名的華語女作家之一，經常會有人把您和其他女作家做比較，《寄居者》將鏡頭轉向上海，更讓人忍不住聯想到張愛玲，您覺得您會成為下一個張愛玲嗎？
嚴：張愛玲隻會有一個。她的上海也不是我的上海。我的上海比較髒、臭，比較像地獄，特別是在我寫的那個時期，尤其是宏觀地看它。以後我還會寫上海，那也還是我的上海，而不是張愛玲的。張愛玲偉大就是她把上海寫成她的了，就像福克納把他的小鎮寫成了福克納的，馬爾克斯把他的小城寫成了馬爾克斯的。我怎麽可能和張愛玲像呢？我的經曆是前半生戎馬，後半生寄居海外各國。特別是少年時代到青年時代，軍隊生活給我的烙印最深，因為那是人生在形成世界觀的時候。我身上軍人的氣質還是很明顯的。
都市白領的生活我寫不了
記：調查顯示，現在中國人的平均讀書量非常低，從一個作家的角度，您是怎麽看待目前中國的讀書環境的？
嚴：我的童年好友一個都不讀書，也不讀我的書。有一個青年時代的朋友，記得她那時還跟我爭誰先讀索爾·貝婁《洪堡的禮物》，現在很少讀書了。國內的生活壓力太大，大家錯過了很多年建設自身生活的時間，現在再迎頭趕上，每個人都在盡全力地提供給自己的孩子跟別人的孩子一樣優越的生活，攀比好厲害。所以大家都筋疲力盡的，有的人連電影都不看，更別說讀書了。還有就是媒體泛濫，手機也提供了娛樂，電腦可以充實一切業餘空間，我爸爸整天還是在讀書，但他晚上的時間有時候獻給了電視劇，盡管一邊看一邊罵，大概也是惱火他自己的無聊吧。
記：您平時寫作時的狀態是怎樣的？對您而言，什麽樣的小說最難寫？
嚴：對我來說，都市小說最難寫。除了寫都市裏的漂流人口。我跟一些來北京打工的女孩子交談，他們的生活有意思。都市白領的生活我寫不了，首先得承認，我沒有認真做過研究，像我做其他研究那樣，一做好幾年。
記：您會給那些想做作家的年輕人什麽忠告嗎？
嚴：在鄰居和同事或者同學的價值觀成為普遍價值觀的時候，別信它，別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