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日報
做過舞蹈演員，當過戰地記者，寫過軍旅小說，也是海外華裔作家代表人物之一的嚴歌苓經曆過理想的破滅，也正經曆著從中心到邊緣的身份嬗變。
日前在嚴歌苓的新書出版之際，《第一財經日報》采訪了她。
她瘦小，精致。考究的妝容掩蓋著歲月的痕跡。
文字中的她，寬廣、深厚、幹脆。12歲當兵，她說部隊給了她豪爽而不拘小節的性格，給了她寬容和堅忍的心態：“在戰場上你麵對著刀光劍影，麵對著生死的大問題。這不是小胡同、小巷子裏蠅營狗苟的展示，人自然會比較大氣。”
嚴歌苓的生活是豐富而勤奮的：做過舞蹈演員，當過戰地記者，寫過軍旅小說，曾留學美國，也是海外華裔作家代表人物之一。但如今大陸知道她的人並不多，嚴歌苓對此也頗感默然：“一個作家有他命定的東西，它是你生命中一定要分娩出去的東西。我比較死心眼，隻是盡力寫自己覺得最好的作品，很少考慮受眾問題。有那麽多雜念，怎麽寫作？”
這一次的“分娩”，是一部28萬字的長篇小說《第九個寡婦》,描寫上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末，童養媳王葡萄將公爹藏身土窖二十餘年的故事。走過美國、非洲等地、已離開中國17年的她回過頭來關注中國農村，重新認識和思考她曾經曆的曆史。
閱讀書，閱讀人性
“狼啊，千萬別墮落成人！”對著“文革”中的紅衛兵，女孩脫口而出雨果的名句。那是十多歲的嚴歌苓，在無憂無慮的年紀中，已經熟讀《悲慘世界》、《茶花女》等世界名著和不少中國古典詩詞小說，卻也過早地看到了戲中故事在現實中的演出。“我從小就是多思的孩子，多愁善感，在很小的時候就對人性感到悲哀。”她給身邊的小朋友講小仲馬的《茶花女》、雨果的《巴黎聖母院》、《悲慘世界》、《笑麵人》，還常常不滿意作者對某些人物的命運安排，即興發揮成“嚴歌苓的版本”。
故事可以改編成溫情的結局，然而嚴歌苓看到的現實，卻比小說更離奇、更豐富、更荒誕。盡管孩子不知人間甘苦，當年的嚴歌苓也會把苦難的生活看得很有趣，但事後想來，她認為自己在那段時間觀察到了人性：“我看著我的父輩們一個個被整，社會上牛頭馬麵的人物都出來表演，我們過早看到人性可以在某種情境之下發生那麽大的變異。我感覺生活就是一場大戲劇，天天有戲看，驚心動魄，又非常可悲。”
1971年，12歲的嚴歌苓參軍。那個時代的孩子都是理想主義的，嚴歌苓也不例外，她20歲時，中越反擊戰爆發，作為特派記者的嚴歌苓到戰場采訪。麵對前線下來的傷員，嚴歌苓並沒有感受到理想主義的洗禮，相反感覺到英雄主義的幻滅。從戰場歸來的嚴歌苓開始寫作，而她的這些作品，多半透著幻滅後的感傷情緒。
一部作品一種創作方式
對於都市蒼白的小幸福、小悲哀，嚴歌苓始終沒有同感。她執著於土地，執著於底層人。“城市中充滿粉飾，我們是被不斷異化的一群。”但嚴歌苓的風格卻始終無法歸類。“1995年《扶桑》出版後，有評論家說嚴歌苓所有的小說都是為拍成電影，我不服氣，我認為《扶桑》首先是一部文學性很強、很詩意的作品，很難拍成電影。”賭氣似的，她寫了《人寰》：“我要寫一部誰也沒法拍成電影的小說，他們想拍也沒法拍。”《人寰》出版了，通篇都是一個中國老留學生與醫生談其情感症結所在。這部“不討巧”的作品為她帶來了上海文學獎，這回，確實沒人來買版權了。
“於是有人認為我不擅長寫細節，我父親問我，是不是你的形象思維幹涸了？”倔強的嚴歌苓這回拿出了《誰家有女初長成》，一部以細節和情節牽著故事走的作品。“我的每一部小說都在尋找一種新穎的、對我來說有突破的方式。寫作是比較寂寞的生涯，總是在一種形式中停留，是寂寞上加寂寞。”
在《第九個寡婦》的責任編輯張亞麗看來，嚴歌苓是個很喜歡挑戰的人。嚴歌苓也在采訪中不斷提到“刺激”這個詞。嚐試不同的風格是刺激，學英文、出國留學也是刺激。30歲才開始接觸abcd的她,用一年時間苦學英語，最終以570多分的托福成績順利來到美國。如今她用中英文進行創作：“這也是一個很刺激的領域，是一種未知。未知是藝術家最追求的東西，未知得到偶然，藝術的本質就是偶然。
王葡萄就像當年的我
1981年，嚴歌苓調到北京鐵道兵創作組，有機會看到山西平靜而荒涼的山原，“在我寫《第九個寡婦》的時候，這種對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的欣賞，這種莫名的感動，都是小說的氛圍和情緒的基礎。”
《第九個寡婦》中的故事，嚴歌苓是在上世紀70年代末聽到的。故事過於離奇，她一直沒有動手寫。“太傳奇的事情往往很難脫離編造的幹係，讓人覺得不真實。”但她一直想了解：二十多年間經曆饑荒、曆次運動，這個藏身土窖的地主是怎麽活下來的，“人得以生存的條件是什麽？”
2003年11月，嚴歌苓跑到河南洛陽農村，找到了故事中那樣的大土窯，也找到了故事的源頭。
嚴歌苓說：“勤勞的人是有共識的。”而她，出於善良的本性，也不願意描寫離奇獵豔的****、畸形怪異的變態故事，而隻願意寫一個溫情的故事：“王葡萄是我的夢想，你總該允許作家有一點夢想。王葡萄就像當年的我一樣，我總得有個爸爸。我最能產生共識的就是，我對我父親是絕對有感情的。”
少年時，她看著她的父親被折磨，聽著工宣隊教育“你們的父親是階級的敵人，你要站到人民這邊，你要做毛主席的好孩子”，那時的她隻能堅持小孩最基本的道德：“爸爸永遠是爸爸。”她能夠體會，王葡萄淳樸的人性的一麵。
小說結尾，地主在地窖中生活了二十多年，終獲善終。像小時候那樣，嚴歌苓從來無法改變現實，卻總是牢記著那些溫情善意的細節，“意識形態在不斷變化，但是一些本真的東西是永遠不可能變的。”
2006年04月08日
做過舞蹈演員，當過戰地記者，寫過軍旅小說，也是海外華裔作家代表人物之一的嚴歌苓經曆過理想的破滅，也正經曆著從中心到邊緣的身份嬗變。
日前在嚴歌苓的新書出版之際，《第一財經日報》采訪了她。
她瘦小，精致。考究的妝容掩蓋著歲月的痕跡。
文字中的她，寬廣、深厚、幹脆。12歲當兵，她說部隊給了她豪爽而不拘小節的性格，給了她寬容和堅忍的心態：“在戰場上你麵對著刀光劍影，麵對著生死的大問題。這不是小胡同、小巷子裏蠅營狗苟的展示，人自然會比較大氣。”
嚴歌苓的生活是豐富而勤奮的：做過舞蹈演員，當過戰地記者，寫過軍旅小說，曾留學美國，也是海外華裔作家代表人物之一。但如今大陸知道她的人並不多，嚴歌苓對此也頗感默然：“一個作家有他命定的東西，它是你生命中一定要分娩出去的東西。我比較死心眼，隻是盡力寫自己覺得最好的作品，很少考慮受眾問題。有那麽多雜念，怎麽寫作？”
這一次的“分娩”，是一部28萬字的長篇小說《第九個寡婦》,描寫上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末，童養媳王葡萄將公爹藏身土窖二十餘年的故事。走過美國、非洲等地、已離開中國17年的她回過頭來關注中國農村，重新認識和思考她曾經曆的曆史。
閱讀書，閱讀人性
“狼啊，千萬別墮落成人！”對著“文革”中的紅衛兵，女孩脫口而出雨果的名句。那是十多歲的嚴歌苓，在無憂無慮的年紀中，已經熟讀《悲慘世界》、《茶花女》等世界名著和不少中國古典詩詞小說，卻也過早地看到了戲中故事在現實中的演出。“我從小就是多思的孩子，多愁善感，在很小的時候就對人性感到悲哀。”她給身邊的小朋友講小仲馬的《茶花女》、雨果的《巴黎聖母院》、《悲慘世界》、《笑麵人》，還常常不滿意作者對某些人物的命運安排，即興發揮成“嚴歌苓的版本”。
故事可以改編成溫情的結局，然而嚴歌苓看到的現實，卻比小說更離奇、更豐富、更荒誕。盡管孩子不知人間甘苦，當年的嚴歌苓也會把苦難的生活看得很有趣，但事後想來，她認為自己在那段時間觀察到了人性：“我看著我的父輩們一個個被整，社會上牛頭馬麵的人物都出來表演，我們過早看到人性可以在某種情境之下發生那麽大的變異。我感覺生活就是一場大戲劇，天天有戲看，驚心動魄，又非常可悲。”
1971年，12歲的嚴歌苓參軍。那個時代的孩子都是理想主義的，嚴歌苓也不例外，她20歲時，中越反擊戰爆發，作為特派記者的嚴歌苓到戰場采訪。麵對前線下來的傷員，嚴歌苓並沒有感受到理想主義的洗禮，相反感覺到英雄主義的幻滅。從戰場歸來的嚴歌苓開始寫作，而她的這些作品，多半透著幻滅後的感傷情緒。
一部作品一種創作方式
對於都市蒼白的小幸福、小悲哀，嚴歌苓始終沒有同感。她執著於土地，執著於底層人。“城市中充滿粉飾，我們是被不斷異化的一群。”但嚴歌苓的風格卻始終無法歸類。“1995年《扶桑》出版後，有評論家說嚴歌苓所有的小說都是為拍成電影，我不服氣，我認為《扶桑》首先是一部文學性很強、很詩意的作品，很難拍成電影。”賭氣似的，她寫了《人寰》：“我要寫一部誰也沒法拍成電影的小說，他們想拍也沒法拍。”《人寰》出版了，通篇都是一個中國老留學生與醫生談其情感症結所在。這部“不討巧”的作品為她帶來了上海文學獎，這回，確實沒人來買版權了。
“於是有人認為我不擅長寫細節，我父親問我，是不是你的形象思維幹涸了？”倔強的嚴歌苓這回拿出了《誰家有女初長成》，一部以細節和情節牽著故事走的作品。“我的每一部小說都在尋找一種新穎的、對我來說有突破的方式。寫作是比較寂寞的生涯，總是在一種形式中停留，是寂寞上加寂寞。”
在《第九個寡婦》的責任編輯張亞麗看來，嚴歌苓是個很喜歡挑戰的人。嚴歌苓也在采訪中不斷提到“刺激”這個詞。嚐試不同的風格是刺激，學英文、出國留學也是刺激。30歲才開始接觸abcd的她,用一年時間苦學英語，最終以570多分的托福成績順利來到美國。如今她用中英文進行創作：“這也是一個很刺激的領域，是一種未知。未知是藝術家最追求的東西，未知得到偶然，藝術的本質就是偶然。
王葡萄就像當年的我
1981年，嚴歌苓調到北京鐵道兵創作組，有機會看到山西平靜而荒涼的山原，“在我寫《第九個寡婦》的時候，這種對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的欣賞，這種莫名的感動，都是小說的氛圍和情緒的基礎。”
《第九個寡婦》中的故事，嚴歌苓是在上世紀70年代末聽到的。故事過於離奇，她一直沒有動手寫。“太傳奇的事情往往很難脫離編造的幹係，讓人覺得不真實。”但她一直想了解：二十多年間經曆饑荒、曆次運動，這個藏身土窖的地主是怎麽活下來的，“人得以生存的條件是什麽？”
2003年11月，嚴歌苓跑到河南洛陽農村，找到了故事中那樣的大土窯，也找到了故事的源頭。
嚴歌苓說：“勤勞的人是有共識的。”而她，出於善良的本性，也不願意描寫離奇獵豔的****、畸形怪異的變態故事，而隻願意寫一個溫情的故事：“王葡萄是我的夢想，你總該允許作家有一點夢想。王葡萄就像當年的我一樣，我總得有個爸爸。我最能產生共識的就是，我對我父親是絕對有感情的。”
少年時，她看著她的父親被折磨，聽著工宣隊教育“你們的父親是階級的敵人，你要站到人民這邊，你要做毛主席的好孩子”，那時的她隻能堅持小孩最基本的道德：“爸爸永遠是爸爸。”她能夠體會，王葡萄淳樸的人性的一麵。
小說結尾，地主在地窖中生活了二十多年，終獲善終。像小時候那樣，嚴歌苓從來無法改變現實，卻總是牢記著那些溫情善意的細節，“意識形態在不斷變化，但是一些本真的東西是永遠不可能變的。”
2006年04月0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