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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歌苓：我覺得能寫什麽樣題材的小說，最重要的是對別人的生活感興趣，永遠敞開對別人的經驗。
2006年3月10日著名旅美作家嚴歌苓做客新浪談最新長篇作品《第九個寡婦》。這部曆時5年完成的小說內容源於上世紀40-80年代流傳在中原農村的一個真實傳奇，講述了小寡婦王葡萄自幼在孫家做童養媳，一次運動時將地主公公從死刑場上背回，藏匿於家中紅薯窖裏，一藏二十年。她憑著自己的勤勞和聰慧，使自己和公爹度過了一次次饑饉，一次次政治運動帶來的危機……
一、重要的是永遠對別人敞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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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非常榮幸請到的嘉賓是著名旅美作家嚴歌苓。大家可能對她不太熟悉，但是一定對她的兩部作品非常的熟悉，一部是《天浴》、一部是《少女小漁》，都是由她編劇的。
嚴歌苓：我作為編劇的本身它們也是小說。
主持人：大家已經見到了嚴歌苓。您以前做客過新浪嗎？
嚴歌苓：做過一次，好象是《誰家有女初長成》。
主持人：我看過您的一部《花兒與少年》，你好象非常的高產？
嚴歌苓：不算高產。
主持人：最近在新浪正在連載的最新長篇小說是您的第幾部長篇了？
嚴歌苓：不太記得，應該算第九部。
主持人：剛好這部長篇小說的名字叫《第九個寡婦》，我剛看到小說的題目非常有意思，為什麽叫《第九個寡婦》？
嚴歌苓：九是一個最大的數字。
主持人：跟小說的情節也有一些具體的聯係嗎？
嚴歌苓：因為我想當時有九個女人救八路軍，我覺得在這個數字上比較可能。
主持人：不是隨便起的名字？
嚴歌苓：寫英文小說的時候，第一稿是用英文寫的，用的是12，12這個數字也比較有趣，是一打的意思。
主持人：實際上是一種刻意的選擇數字？
嚴歌苓：對。
主持人：我看了這部小說有一個很深刻的印象，覺得是離您個人生活比較遠的，因為是農村題材，曆史跨度也非常大，從抗日戰爭寫起。您是如何把握自己並不熟悉的題材？
嚴歌苓：也不是說我不太熟悉。是因為我沒有在農村生活過，但是我的前夫是李準的兒子，在他們家生活了8、9年，和他們家的親戚接觸，包括後來我為了《第九個寡婦》這個故事到他們的老家農村生活。他們家對我的影響從文化到語言上，從20歲到現在都有非常深的影響。這就是為什麽我寫起來還是很自信的。
主持人：此前您也寫過很多其他的小說，像《花兒與少年》是寫海外中國女性生活的作品，您覺得您能寫各類題材是和您個人的經曆有關係嗎？
嚴歌苓：應該講都和我的經曆有關係，有的不是直接經驗，有的是間接經驗。我的直接經驗應該講還是比較狹窄的，在海外讀書和做一個主婦沒有太開闊的生活麵。但是我覺得一個人直接經驗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對別人的生活感興趣，永遠敞開對別人的經驗是最重要的。
主持人：我看《第九個寡婦》這部小說的時候，看到很多對農村生活非常細節的描寫，比如種地、喂豬、動物和饑餓等等，這種東西也是靠想象的嗎？
嚴歌苓：不是啊，因為我在農村生活過啊。我在寫這本書之前就看了李準的太太寫的一本書，現在這本書出版了，大家可以去讀一下，叫《老家舊事》，裏麵寫了很多農村的生活細節，這些生活細節我也經常聽他們夫婦講。我兩次到河南農村生活的時候，我也親自去感受了。我覺得寫起來曆曆在目，一點都不陌生。而且我本身是當兵的，過去當了13年的兵，也常常到農村去，當然那時候去的是四川農村。
主持人：您剛才說您的作品不多，但是您的長篇小說已經寫到第9部了。那在您眼裏什麽樣是多的標準呢？
嚴歌苓：多並不是按照自己的願望就多，因為其中我在美國留學讀書一段時間，這段經曆實際上很有收益。還有電影創作，占用了我的很多的經曆和時間，有時候甚至覺得不值得。
主持人：您不喜歡寫電影嗎？
嚴歌苓：我承認不是很好的電影寫手。
主持人：但是您是美國編劇家協會的會員？
嚴歌苓：對。
主持人：我查過資料，寫編劇應該是您的職業？
嚴歌苓：對，很多人都說他的職業不是他幹得最好或者不是最愛幹的。我最愛幹的是寫小說。而且職業編劇在美國也不是要求特別嚴，不是現在每天都要上班的概念，就是所謂的職業編劇，隻是我能夠榮幸的進入這個編劇家協會而已，他們也不發我工資。
主持人：不發工資？我以為發工資呢。實際上您在海外特別是在海外影視界的影響力是靠您的職業編劇身份，還是靠編劇過《天浴》和《少女小漁》這兩部電影作品呢？
嚴歌苓：實際上不是這樣的，還是靠我的小說。
主持人：那您覺得獲得過最佳編劇獎是因為您的小說嗎？
嚴歌苓：不是，那是因為編了兩部電影，而且是受雇於大的製片公司。
二、王葡萄式的女孩令我著迷
嚴歌苓：我對“王葡萄”這樣的女孩子非常著迷，這和她們的青春、單純、魯莽，還有年齡都有關係。
主持人：我看您的《第九個寡婦》作品的時候，有點不像女作家寫的，女作家從題材上大部分不願意脫離自身的經曆寫作的，另外,它所貫穿的曆史跨度和社會背景的變遷是非常大的，為什麽您選擇用這樣的方式寫作呢？
嚴歌苓：我寫《扶桑》就是一個很大的題材，是史詩性的東西，《雌性的草地》也是這樣，還要出來的《一個女人的史詩》，從名字上就可以看出來也是一個曆史跨度很大的小說。我非常喜歡有跨度的東西。
為什麽寫《第九個寡婦》這樣的小說呢？因為我聽到過一個真實的故事，這個故事發生在河南西華縣，二十幾年前聽我前夫的大哥講過這個故事，他當時也看過這個案子的卷宗，我當時聽了以後覺得非常非常震撼。
主持人：很有傳奇性？
嚴歌苓：不僅有傳奇性，在當時來說，是能夠使您對一個國家、一段曆史認識的故事。我當時聽了以後覺得這個故事讓我想了很多，當時我並不覺得有文學的審美價值。這麽多年以後，我覺得這個故事始終是在我的記憶裏縈繞不散，我就想我應該寫這個故事。後來03、04年我兩次去河南農村，偶爾之間我就問他們，你們聽說過這個故事嗎？他們說當然聽說了，就在我們附近，這是一個很有名的階級教育的大案。
主持人：可能很多網友還不知道，這個故事震撼人的地方就是一個女孩王葡萄，小說的主人公王葡萄把公公藏在地窖裏保護了30年是嗎？
嚴歌苓：從土改鎮壓躲起來是50年代初，到出來是地主政策落實是78年底，一共是20多年。這個故事原始是70幾年的時候，事發了，被發現了，這個地主出來以後就嚇死了，自己連病帶嚇死在監獄裏了，這種結局我不太喜歡，就改成了現在小說的結局。後來他們帶我看了藏地主的紅薯窖，當時連著兩個月下大雨，紅薯窖就塌了，窯洞也塌了，但是可以看出當時的樣子。我回來就跟我大哥說，我說我去參觀了，他說不對吧，這個故事發生在西華縣黃泛區。
原來河南有兩個這樣的故事，類似的，一個是藏的不是公公，是一個姐姐藏的弟弟，另外一個是全家人藏的老父親，當然跟我這個故事不是完全一樣的，但是基本上是相同的，後來就說生產隊長知道，村裏一些人知道，也幫著一起障眼法，這些基本上都是真實的。我覺得這個故事本身是帶有很強烈的戲劇性。
主持人：談這部小說故事的時候，我想起《花兒與少年》，《花兒與少年》女主角的經曆跟您接近，您是不是在各種各樣的題材中都做一種嚐試呢？
嚴歌苓：我覺得我寫故事從來不是說嚐試，沒有什麽很清楚的想法，就是我對這個故事興趣濃烈，這兩天有激情就把它展開了，寫起來了。像《第九個寡婦》是我20多年來，一直是對這個故事常常會……突然這兩天故事就出現了。這樣的故事不管從政治見解等各種各樣的方麵應該和我本人是一種投緣吧。
主持人：實際上難得的是這個故事在您心裏醞釀了很多年？
嚴歌苓：對。
主持人：這部小說和以前的小說有非常大的相同點，它還是從女性視角切入的小說，這是不是您一貫的寫作方法？為什麽沒有嚐試男人的視角？
嚴歌苓：我還不敢用男人的視角去寫，而且這部小說有男性視角寫的女性，也有女性視角寫的男性。這部小說和《扶桑》和《雌性的草地》的都是全方位的視角。但是我主要是從女性的視角去寫。
主持人：對，讀這篇小說大部分都是以王葡萄主要的視角寫作的。
嚴歌苓：對，她看世界多一點。
主持人：談到王葡萄這個角色，這部小說開頭的時候她麵對日本人刺刀的威脅，完全處驚不亂，後來她能做出把公公藏在紅薯窖裏28年的事情，作為一個女孩都是非常有傳奇色彩的，一般的女孩是膽小、怕事的，她特別勇敢，同時她離我們日常生活對女孩的判斷比較遠一點，您是如何把她的行為寫得有合理性呢？
嚴歌苓：我覺得你說的是你周圍的這些女性、鄰居的女性做比較，我設想的女性，是文學的女性，文學畢竟是文學，是文學形象，她有高度的可能性，咱們今天並不是寫紀實性文學。我對農村女性的觀察，我對她們的熟悉程度，比如有一些四川到這裏打工的女孩子，我在四川當兵在農村做計劃生育宣傳的時候，在農村拉練的時候接觸的農村的女孩子，她們是無知無畏，她不懂外麵的世界多麽猙獰，這樣可以推理出王葡萄存在的合理性。
主持人：她作出的選擇不是因為想得多。您如何構築這樣的脈絡讓讀者相信她存在的合理性。
嚴歌苓：這個就不由我評判了。
主持人：您剛才解釋王葡萄的性格，您對她們的性格有什麽樣的感情呢？
嚴歌苓：我對她們非常的著迷，至少我這樣的人不會像她們那樣，我不會簡簡單單跳上一個車子就打工去了，也容易被拐賣，拐賣以後在險惡的情況下生存下去。這些都不是我性格裏麵有的，而她們常常是思考與行動一起發生，有可能是思考拉在行為後麵，這樣的女孩子，我對她們非常的著迷，這和她們的青春、單純、魯莽等所有的東西都有關係，比如我當時是一個年輕的小女兵，我們非常渴望到藏區和藏族人打交道，但我們一再的告誡說不可以，我們也魯莽的去，這和年齡也有關係。
網友：嚴美女，很喜歡你的作品，與國內很多出名的作家相比，這些年你長期在海外，沒有在國內得到應有的地位，你有這種感覺嗎？
嚴歌苓：我離的很遠，我很少去聽我自己是在什麽位置的人，我隻管自己寫自己的，寫得快樂就可以了。
三、好作家一定不會濫抒情的
嚴歌苓：我是學了很多寫作技巧，但技巧學到最後，用起來得心應手不會出現痕跡才是學到手了。
主持人：您寫作的理由是為了快樂嗎？
嚴歌苓：一個是快樂一個是賺錢。
主持人：您覺得寫作可以實現賺錢的目的嗎？
嚴歌苓：我通過寫作得到生活的一切。我覺得有經濟上的獨立是很重要的。
網友：為什麽給女主角起王葡萄這樣一個名字？除了她以外還有另外8個寡婦，在故事中根本就是一句話帶過，我覺得有點可惜。
嚴歌苓：因為這個故事畢竟隻是寫王葡萄的故事，她把公公藏起來這18年是很重要的生活，這段恰恰沒有寫透，她和她公公兩個人在其中的很多變化沒有寫。評論家跟我講是比較可惜的。王葡萄的很多篇幅是通過王葡萄的個人經曆來映照了一個社會的農村的整個發展變化。這個是我寫的時候著重寫的，反過來用社會的發展映照小洞穴裏的生活，是兩麵相互映照的。對那幾個寡婦，我覺得我的著重點不是在寫她們，我確實隻是想提一、兩個就行了。
主持人：您剛才談到映照關係的時候，我不知道寫作的時候是不是預先考慮這個問題，很多人跟我講嚴歌苓是一個非常注重寫作技巧的作家？
嚴歌苓：應該講我是學了很多的技巧，技巧學到最後，用起來得心應手不會出現痕跡那就是學到手了，如果看到技巧的痕跡就是學得不太好。
我跟很多人講過，其實懂技巧的人在很多難以解決的問題上輕易就轉過去了，這條路就走通了。我寫東西是很快的，也許就是沒有技巧上的障礙。
主持人：您覺得解決了這個問題？
嚴歌苓：對。
主持人：我覺得您在敘述上非常節製，有些可以鋪張或者是可以渲染的場麵一下子就過去了，比如王葡萄的丈夫死在她懷裏的時候，可以渲染悲痛的場景，但是您隻寫了王葡萄抱著他，她身上有血就描寫過去了，為什麽？
嚴歌苓：我覺得一個好的作家一定不是濫抒情的，一定要節製。包括我們電視上有些廣告的腔調，我覺得有點過分的抒情、過分的昂揚沒有道理，不是一個人類的聲音。我覺得應該更有平常心一點，不要動不動就煽情，有點文革遺風，動不動就控訴什麽、激情什麽，有點慷慨激昂的腔調。這種東西不在我身上，我自然而然的就這樣寫。
主持人：有一位作家這樣講，他寫作的時候，他非常激動和興奮寫得非常順的時候，反而會懷疑自己？您這樣嗎？
嚴歌苓：有時候會，我住在加州海濱的時候，有時候會出去走一走，讓自己冷卻一下。
主持人：是當您遭遇激情的時候，會讓自己冷靜下來繼續寫作？
嚴歌苓：我可能也會寫下激情，但是以後會劃掉，有時候激情是難得的，讓它宣泄也是可以的。但是你可以校對，覺得這一旦過分的濫情可以刪除。
主持人：原稿和我們看到的書一樣嗎？
嚴歌苓：我是用鉛筆寫的，很不好意思，我一般不改。就是改錯字，打字打出來一邊校對一邊整理，畢竟打出來有很多錯的地方。
主持人：為什麽用鉛筆？用電腦寫有障礙嗎？
嚴歌苓：中文打字有一些不直接的過程，總是涉及到挑字，五筆和音律又有隔閡，我覺得不是一個最最理想的寫作狀態。寫東西樂也樂在一筆一畫的感覺，非常有樂子。
主持人：用英文寫小說是用電腦嗎？還是用筆？
嚴歌苓：因為我英文拚讀很差，經常拚錯。最開始用鉛筆寫，但是後來用電腦寫。
主持人：有些作家說，用筆寫比較有感覺。我覺得你作為女作家已經很厲害，這麽高產，寫這麽多的東西？
嚴歌苓：應該講我自己寫東西很快，《第九個寡婦》實際上寫作的時間就2個月，寫所有的東西都是很快，因為我不改，就是一遍成。
主持人：一天可以寫多少字？
嚴歌苓：應該講工作就是工作半天，工作到1點鍾吃午飯，大概寫五、六千字。
主持人：很高產了，長期保持這種狀態很難得的。
嚴歌苓：全部寫完了就放鬆了，那種感覺就是小神仙。
主持人：再談回到這部小說《第九個寡婦》，這部小說裏麵在語言中有一種方言的使用，是刻意的嗎？設計過嗎？
嚴歌苓：我特喜歡河南的方言，可能跟和李準生活過有關係，自然而然把方言放進去了。河南方言簡潔、有力，別的地方的話代替不了。還有四川話我也太愛了。
主持人：您自己是哪裏人？
嚴歌苓：上海人。
主持人：您覺得兩種方言能駕馭好嗎？
嚴歌苓：上海話的幽默恰恰寫不到文字中，損失特別大。北京話北方語係的話，非常占便宜，可以寫到小說中。
主持人：《第九個寡婦》很明顯的方言色彩。我碰到了好幾個人是您的粉絲，有些網友對您的小說也持有不同的看法，說您的小說特別注重心理細節的描寫，這些描寫顯得有些地方有些失真。您在《第九個寡婦》中說日本人對王葡萄說“假如你這樣的小姑娘舍自己的親人救你們的抗日分子，那你們的民族還不應該亡。”這位網友說這樣的話說出來不太合理。
嚴歌苓：首先日本指揮官是畫地圖的，這個時候離抗日戰爭結束隻有1年了。這樣的文職軍官四五十歲，應該是這樣的，我存心這樣寫的。首先是讓這位日本指揮官跟別人不一樣，還有一個是暗示戰爭快結束了。
主持人：剛才您談到您的寫作隻憑直覺，但是通過討論，發現你小說的細節是做了非常細致的設計的，兩種思維如何結合？
嚴歌苓：寫的時候來不及想這麽多，我不是說把人物表列好，每個人叫什麽名字想好，很多寫完後來發現名字又改過了。寫完以後才覺得自己是別具匠心，我是這樣寫的，我在自己的潛意識裏有這樣的想法。因為一是我寫東西很快，二是我覺得第一天的工作很重要，一鋪開卷子，第一句話如何寫很重要，而不是這部小說的整個架構要寫什麽重要。這個小說的開始，第一句話的衝擊力如何，如何往下開始非常重要。我太相信一個人的生理狀況與一部小說的關係了。
四、西方讓我重新反思漢語
嚴歌苓：我特別迷文學，這是我不可以騙自己的，我很想成為一個很好的作家。
主持人：如何在很長的時間裏保持旺盛的創作生命力？我大概是1997年看到您的第一部小說，現在快10年了，不斷在出新的作品。
嚴歌苓：我想第一作家對寫作這樁事情覺得很好玩，你特別愛這個事情，每天想去做一下子。我這個人比較迷信，我覺得寫作這種生理狀態和精神狀態對我來說是影響我的新陳代謝的，如果沒有這樁事情我的新陳代謝亂七八糟，我找不到節奏，我吃飯吃不好，我整個的感覺都不對勁。因為我長期做了這件事情，隻有這件事情一直做下去，才能健康，才能使自己什麽都對勁。我特別迷文學，看了很多好的作品，我也想作為一個好的文學分子加入進去，這是我不可以騙自己的，我很想成為一個很好的作家。
主持人：您在寫作的問題上想過出名的問題嗎？
嚴歌苓：當然想過。我當時想的是好玩和生存，隻有出名才是好賣，好賣才能達到生存的目的。
主持人：現在實現這個目的了嗎？
嚴歌苓：我首先是不違背我的興趣，比如他們說那種小說特別好賣，根據我的技巧可以寫那種小說。或者說哪種哪種題材賣得特別好，比如都市言情，農村題材賣不出去，我不會因為賣不出去而去寫言情。假如真不行，可以寫電視劇，這種事我不會幹。掙錢而不好玩，好玩兒不掙錢，這都不會，我的理想是兩方麵構成的，必須兩方麵都能實現才能稱之為理想。
主持人：剛才您說了自己受喜歡作家的感召，也希望成為他們之中的一分子，您喜歡的作家是誰？
嚴歌苓：我喜歡的作家都是70年代最活躍的，現在基本上都老了，或者是去世了。70年代以後美國和世界上都沒有什麽好的作家了。現在剩的就是拉丁美洲的一些作家，英文作家很難找到一些好的作家了。印度有一些好的作家在目前。我最喜歡好的作家實際上目語很多不是英文寫作的作家，我喜歡的一個是納博科夫、康拉德、昆德拉前期是非常喜歡的，馬爾克斯我極其喜歡。美國有幾位非常非常好的作家他們不幸都去世了，索爾·貝婁等等。
主持人：您看的都是英文版的？
嚴歌苓：像索爾·貝婁也讀過中文版，覺得在翻譯中遺失了不少。
主持人：《天浴》和《少女小漁》都是英文寫的嗎？
嚴歌苓：也用英文寫過。
主持人：從母語漢語轉為英文寫作這個是不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情？
嚴歌苓：最開始覺得困難，後來有時候有這種念頭出現，覺得這個語言假如能用英文講出來多精采，因為這兩種語言都有最妙最精準的表現方式。這兩種語言不會在同一個詞上達到那麽精準和幽默。我覺得在這種念頭的激勵下，我對一個詞這麽欣賞，我一定要把這個詞用到我的小說中。最開始試著寫的時候有困難，後來寫慣了，特別是好萊塢的這幾個本子鍛煉出來了。我覺得也像過關一樣，過關也就過去了。
主持人：駕馭兩種語言，漢語和英文有區別嗎？還是有兩套體係單獨運行？
嚴歌苓：英文比漢文當然要慢了，寫英文應該講不如漢文這樣寫得這麽複雜、這麽豐富，用詞這麽高級。漢文可以用非常少見、冷僻的都可以用，因為我很有把握。但是英文不敢用冷僻的，有時候反而用覺得這個人很做作。第二語言的作家人家會覺得你語法剛剛弄對，你就弄出這麽一個繁文縟節的詞來了。
主持人：怎麽過關的？
嚴歌苓：絕對過不了這關。納博科夫人家都批評他的英文，覺得不夠自然。我的意思不是我像納博科夫一樣，我差的太遠了。即便到他的程度也不敢對著美國的大眾讀者來說你們都不懂我的英文。這是一個不可能過的關。
主持人：我記得在1997年的時候，第一次見到你的作品是布老虎叢書中出了您不少小說，當時國內對您比較陌生，對海外作家的群體都比較陌生。現在不同了，包括哈金、虹影在國內有了非常大的影響。如何評價中國在海外的作家群體？
嚴歌苓：證明了中國的開放時間更長了，海外作家發現中國的讀者群絕對不可以失去。中國的讀者對海外的生活和海外的作家感興趣，是多方麵的原因。
主持人：這是雙方的需求，國內也需要海外作家，海外作家也需要國內的讀者群。西方的經曆帶給您的寫作什麽影響？
嚴歌苓：帶給我對文字重新的反思和欣賞。在這個語言中生活的時候，往往對這個語言有多麽美是什麽性質的，比如是從象形文字出現的視覺語言，這點從來沒有悟到過。到國外是聽覺語言，這時候我才發現國內的語言的優勢和弊端。還有東方宗教和西方宗教的差異，還有由於這些差異引起的傷害，都對我寫作有影響。
主持人：我記得在《花兒與少年》就提到文化差異對人的感情世界的影響。但是在這部新的長篇《第九個寡婦》似乎完全像一位中國本土作家寫作，使用了很多的方言，沒有海外生活的痕跡或者受西方文化影響的痕跡，有沒有在這部小說中刻意回避西方文化？
嚴歌苓：雖然用的是土的語言，但是視角不是完全純粹中國的，它故事很大膽，把久久不願意談的問題——土改，講這個故事也是在海外生活的人心理障礙少一點。還有看問題看到的是什麽，實際上不是著力於寫這個事件本身或者是寫中國的50年的農村的變化。著重的是寫這樣一個女人的哲學和曆史觀。因為你站得很遠，你就有這樣一個心理距離，這樣一個實際上的空間距離，才對很多很多東西重新的來追問。就是很多事情，朋友、情仇、好惡、善惡等等，很多東西由於曆史發展大浪淘沙，很多東西顛覆了又被顛覆。在這個女人身上很多東西是不變的，包括天倫的，包括人本身的善惡標準是不變的。走馬燈似的走來走去在她看來實際上是不重要的，什麽是她重要的？是她覺得重要的東西。
主持人：今天的聊天時間馬上就要到了，最後謝謝各位網友光臨我們的名人堂，也請嚴歌苓老師跟大家告別。
嚴歌苓：謝謝大家看這個節目。再見。
嚴歌苓：我覺得能寫什麽樣題材的小說，最重要的是對別人的生活感興趣，永遠敞開對別人的經驗。
2006年3月10日著名旅美作家嚴歌苓做客新浪談最新長篇作品《第九個寡婦》。這部曆時5年完成的小說內容源於上世紀40-80年代流傳在中原農村的一個真實傳奇，講述了小寡婦王葡萄自幼在孫家做童養媳，一次運動時將地主公公從死刑場上背回，藏匿於家中紅薯窖裏，一藏二十年。她憑著自己的勤勞和聰慧，使自己和公爹度過了一次次饑饉，一次次政治運動帶來的危機……
一、重要的是永遠對別人敞開
主持人：各位新浪的網友大家好，感謝大家光臨我們新浪讀書頻道名人堂。大家除了通過電腦參與，您還可以通過手機訪問新浪網，在移動中關注聊天全程，手機新浪網的網址是：3g.sina
今天非常榮幸請到的嘉賓是著名旅美作家嚴歌苓。大家可能對她不太熟悉，但是一定對她的兩部作品非常的熟悉，一部是《天浴》、一部是《少女小漁》，都是由她編劇的。
嚴歌苓：我作為編劇的本身它們也是小說。
主持人：大家已經見到了嚴歌苓。您以前做客過新浪嗎？
嚴歌苓：做過一次，好象是《誰家有女初長成》。
主持人：我看過您的一部《花兒與少年》，你好象非常的高產？
嚴歌苓：不算高產。
主持人：最近在新浪正在連載的最新長篇小說是您的第幾部長篇了？
嚴歌苓：不太記得，應該算第九部。
主持人：剛好這部長篇小說的名字叫《第九個寡婦》，我剛看到小說的題目非常有意思，為什麽叫《第九個寡婦》？
嚴歌苓：九是一個最大的數字。
主持人：跟小說的情節也有一些具體的聯係嗎？
嚴歌苓：因為我想當時有九個女人救八路軍，我覺得在這個數字上比較可能。
主持人：不是隨便起的名字？
嚴歌苓：寫英文小說的時候，第一稿是用英文寫的，用的是12，12這個數字也比較有趣，是一打的意思。
主持人：實際上是一種刻意的選擇數字？
嚴歌苓：對。
主持人：我看了這部小說有一個很深刻的印象，覺得是離您個人生活比較遠的，因為是農村題材，曆史跨度也非常大，從抗日戰爭寫起。您是如何把握自己並不熟悉的題材？
嚴歌苓：也不是說我不太熟悉。是因為我沒有在農村生活過，但是我的前夫是李準的兒子，在他們家生活了8、9年，和他們家的親戚接觸，包括後來我為了《第九個寡婦》這個故事到他們的老家農村生活。他們家對我的影響從文化到語言上，從20歲到現在都有非常深的影響。這就是為什麽我寫起來還是很自信的。
主持人：此前您也寫過很多其他的小說，像《花兒與少年》是寫海外中國女性生活的作品，您覺得您能寫各類題材是和您個人的經曆有關係嗎？
嚴歌苓：應該講都和我的經曆有關係，有的不是直接經驗，有的是間接經驗。我的直接經驗應該講還是比較狹窄的，在海外讀書和做一個主婦沒有太開闊的生活麵。但是我覺得一個人直接經驗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對別人的生活感興趣，永遠敞開對別人的經驗是最重要的。
主持人：我看《第九個寡婦》這部小說的時候，看到很多對農村生活非常細節的描寫，比如種地、喂豬、動物和饑餓等等，這種東西也是靠想象的嗎？
嚴歌苓：不是啊，因為我在農村生活過啊。我在寫這本書之前就看了李準的太太寫的一本書，現在這本書出版了，大家可以去讀一下，叫《老家舊事》，裏麵寫了很多農村的生活細節，這些生活細節我也經常聽他們夫婦講。我兩次到河南農村生活的時候，我也親自去感受了。我覺得寫起來曆曆在目，一點都不陌生。而且我本身是當兵的，過去當了13年的兵，也常常到農村去，當然那時候去的是四川農村。
主持人：您剛才說您的作品不多，但是您的長篇小說已經寫到第9部了。那在您眼裏什麽樣是多的標準呢？
嚴歌苓：多並不是按照自己的願望就多，因為其中我在美國留學讀書一段時間，這段經曆實際上很有收益。還有電影創作，占用了我的很多的經曆和時間，有時候甚至覺得不值得。
主持人：您不喜歡寫電影嗎？
嚴歌苓：我承認不是很好的電影寫手。
主持人：但是您是美國編劇家協會的會員？
嚴歌苓：對。
主持人：我查過資料，寫編劇應該是您的職業？
嚴歌苓：對，很多人都說他的職業不是他幹得最好或者不是最愛幹的。我最愛幹的是寫小說。而且職業編劇在美國也不是要求特別嚴，不是現在每天都要上班的概念，就是所謂的職業編劇，隻是我能夠榮幸的進入這個編劇家協會而已，他們也不發我工資。
主持人：不發工資？我以為發工資呢。實際上您在海外特別是在海外影視界的影響力是靠您的職業編劇身份，還是靠編劇過《天浴》和《少女小漁》這兩部電影作品呢？
嚴歌苓：實際上不是這樣的，還是靠我的小說。
主持人：那您覺得獲得過最佳編劇獎是因為您的小說嗎？
嚴歌苓：不是，那是因為編了兩部電影，而且是受雇於大的製片公司。
二、王葡萄式的女孩令我著迷
嚴歌苓：我對“王葡萄”這樣的女孩子非常著迷，這和她們的青春、單純、魯莽，還有年齡都有關係。
主持人：我看您的《第九個寡婦》作品的時候，有點不像女作家寫的，女作家從題材上大部分不願意脫離自身的經曆寫作的，另外,它所貫穿的曆史跨度和社會背景的變遷是非常大的，為什麽您選擇用這樣的方式寫作呢？
嚴歌苓：我寫《扶桑》就是一個很大的題材，是史詩性的東西，《雌性的草地》也是這樣，還要出來的《一個女人的史詩》，從名字上就可以看出來也是一個曆史跨度很大的小說。我非常喜歡有跨度的東西。
為什麽寫《第九個寡婦》這樣的小說呢？因為我聽到過一個真實的故事，這個故事發生在河南西華縣，二十幾年前聽我前夫的大哥講過這個故事，他當時也看過這個案子的卷宗，我當時聽了以後覺得非常非常震撼。
主持人：很有傳奇性？
嚴歌苓：不僅有傳奇性，在當時來說，是能夠使您對一個國家、一段曆史認識的故事。我當時聽了以後覺得這個故事讓我想了很多，當時我並不覺得有文學的審美價值。這麽多年以後，我覺得這個故事始終是在我的記憶裏縈繞不散，我就想我應該寫這個故事。後來03、04年我兩次去河南農村，偶爾之間我就問他們，你們聽說過這個故事嗎？他們說當然聽說了，就在我們附近，這是一個很有名的階級教育的大案。
主持人：可能很多網友還不知道，這個故事震撼人的地方就是一個女孩王葡萄，小說的主人公王葡萄把公公藏在地窖裏保護了30年是嗎？
嚴歌苓：從土改鎮壓躲起來是50年代初，到出來是地主政策落實是78年底，一共是20多年。這個故事原始是70幾年的時候，事發了，被發現了，這個地主出來以後就嚇死了，自己連病帶嚇死在監獄裏了，這種結局我不太喜歡，就改成了現在小說的結局。後來他們帶我看了藏地主的紅薯窖，當時連著兩個月下大雨，紅薯窖就塌了，窯洞也塌了，但是可以看出當時的樣子。我回來就跟我大哥說，我說我去參觀了，他說不對吧，這個故事發生在西華縣黃泛區。
原來河南有兩個這樣的故事，類似的，一個是藏的不是公公，是一個姐姐藏的弟弟，另外一個是全家人藏的老父親，當然跟我這個故事不是完全一樣的，但是基本上是相同的，後來就說生產隊長知道，村裏一些人知道，也幫著一起障眼法，這些基本上都是真實的。我覺得這個故事本身是帶有很強烈的戲劇性。
主持人：談這部小說故事的時候，我想起《花兒與少年》，《花兒與少年》女主角的經曆跟您接近，您是不是在各種各樣的題材中都做一種嚐試呢？
嚴歌苓：我覺得我寫故事從來不是說嚐試，沒有什麽很清楚的想法，就是我對這個故事興趣濃烈，這兩天有激情就把它展開了，寫起來了。像《第九個寡婦》是我20多年來，一直是對這個故事常常會……突然這兩天故事就出現了。這樣的故事不管從政治見解等各種各樣的方麵應該和我本人是一種投緣吧。
主持人：實際上難得的是這個故事在您心裏醞釀了很多年？
嚴歌苓：對。
主持人：這部小說和以前的小說有非常大的相同點，它還是從女性視角切入的小說，這是不是您一貫的寫作方法？為什麽沒有嚐試男人的視角？
嚴歌苓：我還不敢用男人的視角去寫，而且這部小說有男性視角寫的女性，也有女性視角寫的男性。這部小說和《扶桑》和《雌性的草地》的都是全方位的視角。但是我主要是從女性的視角去寫。
主持人：對，讀這篇小說大部分都是以王葡萄主要的視角寫作的。
嚴歌苓：對，她看世界多一點。
主持人：談到王葡萄這個角色，這部小說開頭的時候她麵對日本人刺刀的威脅，完全處驚不亂，後來她能做出把公公藏在紅薯窖裏28年的事情，作為一個女孩都是非常有傳奇色彩的，一般的女孩是膽小、怕事的，她特別勇敢，同時她離我們日常生活對女孩的判斷比較遠一點，您是如何把她的行為寫得有合理性呢？
嚴歌苓：我覺得你說的是你周圍的這些女性、鄰居的女性做比較，我設想的女性，是文學的女性，文學畢竟是文學，是文學形象，她有高度的可能性，咱們今天並不是寫紀實性文學。我對農村女性的觀察，我對她們的熟悉程度，比如有一些四川到這裏打工的女孩子，我在四川當兵在農村做計劃生育宣傳的時候，在農村拉練的時候接觸的農村的女孩子，她們是無知無畏，她不懂外麵的世界多麽猙獰，這樣可以推理出王葡萄存在的合理性。
主持人：她作出的選擇不是因為想得多。您如何構築這樣的脈絡讓讀者相信她存在的合理性。
嚴歌苓：這個就不由我評判了。
主持人：您剛才解釋王葡萄的性格，您對她們的性格有什麽樣的感情呢？
嚴歌苓：我對她們非常的著迷，至少我這樣的人不會像她們那樣，我不會簡簡單單跳上一個車子就打工去了，也容易被拐賣，拐賣以後在險惡的情況下生存下去。這些都不是我性格裏麵有的，而她們常常是思考與行動一起發生，有可能是思考拉在行為後麵，這樣的女孩子，我對她們非常的著迷，這和她們的青春、單純、魯莽等所有的東西都有關係，比如我當時是一個年輕的小女兵，我們非常渴望到藏區和藏族人打交道，但我們一再的告誡說不可以，我們也魯莽的去，這和年齡也有關係。
網友：嚴美女，很喜歡你的作品，與國內很多出名的作家相比，這些年你長期在海外，沒有在國內得到應有的地位，你有這種感覺嗎？
嚴歌苓：我離的很遠，我很少去聽我自己是在什麽位置的人，我隻管自己寫自己的，寫得快樂就可以了。
三、好作家一定不會濫抒情的
嚴歌苓：我是學了很多寫作技巧，但技巧學到最後，用起來得心應手不會出現痕跡才是學到手了。
主持人：您寫作的理由是為了快樂嗎？
嚴歌苓：一個是快樂一個是賺錢。
主持人：您覺得寫作可以實現賺錢的目的嗎？
嚴歌苓：我通過寫作得到生活的一切。我覺得有經濟上的獨立是很重要的。
網友：為什麽給女主角起王葡萄這樣一個名字？除了她以外還有另外8個寡婦，在故事中根本就是一句話帶過，我覺得有點可惜。
嚴歌苓：因為這個故事畢竟隻是寫王葡萄的故事，她把公公藏起來這18年是很重要的生活，這段恰恰沒有寫透，她和她公公兩個人在其中的很多變化沒有寫。評論家跟我講是比較可惜的。王葡萄的很多篇幅是通過王葡萄的個人經曆來映照了一個社會的農村的整個發展變化。這個是我寫的時候著重寫的，反過來用社會的發展映照小洞穴裏的生活，是兩麵相互映照的。對那幾個寡婦，我覺得我的著重點不是在寫她們，我確實隻是想提一、兩個就行了。
主持人：您剛才談到映照關係的時候，我不知道寫作的時候是不是預先考慮這個問題，很多人跟我講嚴歌苓是一個非常注重寫作技巧的作家？
嚴歌苓：應該講我是學了很多的技巧，技巧學到最後，用起來得心應手不會出現痕跡那就是學到手了，如果看到技巧的痕跡就是學得不太好。
我跟很多人講過，其實懂技巧的人在很多難以解決的問題上輕易就轉過去了，這條路就走通了。我寫東西是很快的，也許就是沒有技巧上的障礙。
主持人：您覺得解決了這個問題？
嚴歌苓：對。
主持人：我覺得您在敘述上非常節製，有些可以鋪張或者是可以渲染的場麵一下子就過去了，比如王葡萄的丈夫死在她懷裏的時候，可以渲染悲痛的場景，但是您隻寫了王葡萄抱著他，她身上有血就描寫過去了，為什麽？
嚴歌苓：我覺得一個好的作家一定不是濫抒情的，一定要節製。包括我們電視上有些廣告的腔調，我覺得有點過分的抒情、過分的昂揚沒有道理，不是一個人類的聲音。我覺得應該更有平常心一點，不要動不動就煽情，有點文革遺風，動不動就控訴什麽、激情什麽，有點慷慨激昂的腔調。這種東西不在我身上，我自然而然的就這樣寫。
主持人：有一位作家這樣講，他寫作的時候，他非常激動和興奮寫得非常順的時候，反而會懷疑自己？您這樣嗎？
嚴歌苓：有時候會，我住在加州海濱的時候，有時候會出去走一走，讓自己冷卻一下。
主持人：是當您遭遇激情的時候，會讓自己冷靜下來繼續寫作？
嚴歌苓：我可能也會寫下激情，但是以後會劃掉，有時候激情是難得的，讓它宣泄也是可以的。但是你可以校對，覺得這一旦過分的濫情可以刪除。
主持人：原稿和我們看到的書一樣嗎？
嚴歌苓：我是用鉛筆寫的，很不好意思，我一般不改。就是改錯字，打字打出來一邊校對一邊整理，畢竟打出來有很多錯的地方。
主持人：為什麽用鉛筆？用電腦寫有障礙嗎？
嚴歌苓：中文打字有一些不直接的過程，總是涉及到挑字，五筆和音律又有隔閡，我覺得不是一個最最理想的寫作狀態。寫東西樂也樂在一筆一畫的感覺，非常有樂子。
主持人：用英文寫小說是用電腦嗎？還是用筆？
嚴歌苓：因為我英文拚讀很差，經常拚錯。最開始用鉛筆寫，但是後來用電腦寫。
主持人：有些作家說，用筆寫比較有感覺。我覺得你作為女作家已經很厲害，這麽高產，寫這麽多的東西？
嚴歌苓：應該講我自己寫東西很快，《第九個寡婦》實際上寫作的時間就2個月，寫所有的東西都是很快，因為我不改，就是一遍成。
主持人：一天可以寫多少字？
嚴歌苓：應該講工作就是工作半天，工作到1點鍾吃午飯，大概寫五、六千字。
主持人：很高產了，長期保持這種狀態很難得的。
嚴歌苓：全部寫完了就放鬆了，那種感覺就是小神仙。
主持人：再談回到這部小說《第九個寡婦》，這部小說裏麵在語言中有一種方言的使用，是刻意的嗎？設計過嗎？
嚴歌苓：我特喜歡河南的方言，可能跟和李準生活過有關係，自然而然把方言放進去了。河南方言簡潔、有力，別的地方的話代替不了。還有四川話我也太愛了。
主持人：您自己是哪裏人？
嚴歌苓：上海人。
主持人：您覺得兩種方言能駕馭好嗎？
嚴歌苓：上海話的幽默恰恰寫不到文字中，損失特別大。北京話北方語係的話，非常占便宜，可以寫到小說中。
主持人：《第九個寡婦》很明顯的方言色彩。我碰到了好幾個人是您的粉絲，有些網友對您的小說也持有不同的看法，說您的小說特別注重心理細節的描寫，這些描寫顯得有些地方有些失真。您在《第九個寡婦》中說日本人對王葡萄說“假如你這樣的小姑娘舍自己的親人救你們的抗日分子，那你們的民族還不應該亡。”這位網友說這樣的話說出來不太合理。
嚴歌苓：首先日本指揮官是畫地圖的，這個時候離抗日戰爭結束隻有1年了。這樣的文職軍官四五十歲，應該是這樣的，我存心這樣寫的。首先是讓這位日本指揮官跟別人不一樣，還有一個是暗示戰爭快結束了。
主持人：剛才您談到您的寫作隻憑直覺，但是通過討論，發現你小說的細節是做了非常細致的設計的，兩種思維如何結合？
嚴歌苓：寫的時候來不及想這麽多，我不是說把人物表列好，每個人叫什麽名字想好，很多寫完後來發現名字又改過了。寫完以後才覺得自己是別具匠心，我是這樣寫的，我在自己的潛意識裏有這樣的想法。因為一是我寫東西很快，二是我覺得第一天的工作很重要，一鋪開卷子，第一句話如何寫很重要，而不是這部小說的整個架構要寫什麽重要。這個小說的開始，第一句話的衝擊力如何，如何往下開始非常重要。我太相信一個人的生理狀況與一部小說的關係了。
四、西方讓我重新反思漢語
嚴歌苓：我特別迷文學，這是我不可以騙自己的，我很想成為一個很好的作家。
主持人：如何在很長的時間裏保持旺盛的創作生命力？我大概是1997年看到您的第一部小說，現在快10年了，不斷在出新的作品。
嚴歌苓：我想第一作家對寫作這樁事情覺得很好玩，你特別愛這個事情，每天想去做一下子。我這個人比較迷信，我覺得寫作這種生理狀態和精神狀態對我來說是影響我的新陳代謝的，如果沒有這樁事情我的新陳代謝亂七八糟，我找不到節奏，我吃飯吃不好，我整個的感覺都不對勁。因為我長期做了這件事情，隻有這件事情一直做下去，才能健康，才能使自己什麽都對勁。我特別迷文學，看了很多好的作品，我也想作為一個好的文學分子加入進去，這是我不可以騙自己的，我很想成為一個很好的作家。
主持人：您在寫作的問題上想過出名的問題嗎？
嚴歌苓：當然想過。我當時想的是好玩和生存，隻有出名才是好賣，好賣才能達到生存的目的。
主持人：現在實現這個目的了嗎？
嚴歌苓：我首先是不違背我的興趣，比如他們說那種小說特別好賣，根據我的技巧可以寫那種小說。或者說哪種哪種題材賣得特別好，比如都市言情，農村題材賣不出去，我不會因為賣不出去而去寫言情。假如真不行，可以寫電視劇，這種事我不會幹。掙錢而不好玩，好玩兒不掙錢，這都不會，我的理想是兩方麵構成的，必須兩方麵都能實現才能稱之為理想。
主持人：剛才您說了自己受喜歡作家的感召，也希望成為他們之中的一分子，您喜歡的作家是誰？
嚴歌苓：我喜歡的作家都是70年代最活躍的，現在基本上都老了，或者是去世了。70年代以後美國和世界上都沒有什麽好的作家了。現在剩的就是拉丁美洲的一些作家，英文作家很難找到一些好的作家了。印度有一些好的作家在目前。我最喜歡好的作家實際上目語很多不是英文寫作的作家，我喜歡的一個是納博科夫、康拉德、昆德拉前期是非常喜歡的，馬爾克斯我極其喜歡。美國有幾位非常非常好的作家他們不幸都去世了，索爾·貝婁等等。
主持人：您看的都是英文版的？
嚴歌苓：像索爾·貝婁也讀過中文版，覺得在翻譯中遺失了不少。
主持人：《天浴》和《少女小漁》都是英文寫的嗎？
嚴歌苓：也用英文寫過。
主持人：從母語漢語轉為英文寫作這個是不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情？
嚴歌苓：最開始覺得困難，後來有時候有這種念頭出現，覺得這個語言假如能用英文講出來多精采，因為這兩種語言都有最妙最精準的表現方式。這兩種語言不會在同一個詞上達到那麽精準和幽默。我覺得在這種念頭的激勵下，我對一個詞這麽欣賞，我一定要把這個詞用到我的小說中。最開始試著寫的時候有困難，後來寫慣了，特別是好萊塢的這幾個本子鍛煉出來了。我覺得也像過關一樣，過關也就過去了。
主持人：駕馭兩種語言，漢語和英文有區別嗎？還是有兩套體係單獨運行？
嚴歌苓：英文比漢文當然要慢了，寫英文應該講不如漢文這樣寫得這麽複雜、這麽豐富，用詞這麽高級。漢文可以用非常少見、冷僻的都可以用，因為我很有把握。但是英文不敢用冷僻的，有時候反而用覺得這個人很做作。第二語言的作家人家會覺得你語法剛剛弄對，你就弄出這麽一個繁文縟節的詞來了。
主持人：怎麽過關的？
嚴歌苓：絕對過不了這關。納博科夫人家都批評他的英文，覺得不夠自然。我的意思不是我像納博科夫一樣，我差的太遠了。即便到他的程度也不敢對著美國的大眾讀者來說你們都不懂我的英文。這是一個不可能過的關。
主持人：我記得在1997年的時候，第一次見到你的作品是布老虎叢書中出了您不少小說，當時國內對您比較陌生，對海外作家的群體都比較陌生。現在不同了，包括哈金、虹影在國內有了非常大的影響。如何評價中國在海外的作家群體？
嚴歌苓：證明了中國的開放時間更長了，海外作家發現中國的讀者群絕對不可以失去。中國的讀者對海外的生活和海外的作家感興趣，是多方麵的原因。
主持人：這是雙方的需求，國內也需要海外作家，海外作家也需要國內的讀者群。西方的經曆帶給您的寫作什麽影響？
嚴歌苓：帶給我對文字重新的反思和欣賞。在這個語言中生活的時候，往往對這個語言有多麽美是什麽性質的，比如是從象形文字出現的視覺語言，這點從來沒有悟到過。到國外是聽覺語言，這時候我才發現國內的語言的優勢和弊端。還有東方宗教和西方宗教的差異，還有由於這些差異引起的傷害，都對我寫作有影響。
主持人：我記得在《花兒與少年》就提到文化差異對人的感情世界的影響。但是在這部新的長篇《第九個寡婦》似乎完全像一位中國本土作家寫作，使用了很多的方言，沒有海外生活的痕跡或者受西方文化影響的痕跡，有沒有在這部小說中刻意回避西方文化？
嚴歌苓：雖然用的是土的語言，但是視角不是完全純粹中國的，它故事很大膽，把久久不願意談的問題——土改，講這個故事也是在海外生活的人心理障礙少一點。還有看問題看到的是什麽，實際上不是著力於寫這個事件本身或者是寫中國的50年的農村的變化。著重的是寫這樣一個女人的哲學和曆史觀。因為你站得很遠，你就有這樣一個心理距離，這樣一個實際上的空間距離，才對很多很多東西重新的來追問。就是很多事情，朋友、情仇、好惡、善惡等等，很多東西由於曆史發展大浪淘沙，很多東西顛覆了又被顛覆。在這個女人身上很多東西是不變的，包括天倫的，包括人本身的善惡標準是不變的。走馬燈似的走來走去在她看來實際上是不重要的，什麽是她重要的？是她覺得重要的東西。
主持人：今天的聊天時間馬上就要到了，最後謝謝各位網友光臨我們的名人堂，也請嚴歌苓老師跟大家告別。
嚴歌苓：謝謝大家看這個節目。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