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歌苓《橙血》中美國華人的生存境遇和心靈旨歸
佚名
嚴歌苓，旅美作家。人們開始熟悉她，大都因為其被搬上熒屏的《天浴》、《少女小漁》等作品。作為離散人群中的一員，嚴顯然也十分關注在美華人的生存境遇以及曆史跡綜，在當今後殖民的曆史語境之下，她的思考值得我們關注探討。本文通過其短篇小說《橙血》來揭示殖民語境中一個“臣屬”階級的自我跋涉和其中的寓言性含義。
一、《橙血》
這篇小說描寫了一個上世紀初期中國移民阿賢在“主母”瑪麗“庇護”下的生活軌跡。十四歲時的阿賢在瑪麗父親的工廠裏被這個後來在他生命中充當保護人和剝削者的殘疾女人發現，從此，阿賢和瑪麗之間展開了長達三十年的充滿張力的關係。從表麵看來，瑪麗不僅僅應該被稱為阿賢的拯救者，更是阿賢的導師。瑪麗把阿賢從製衣廠中帶回自己的閨閣，不僅給了他其他華工所不可企及的生活，還手把手的教他念書。夠聰明的阿賢在兩年半中完成了四年的大學課程。小說中有這樣一個細節：當阿賢17歲那個夏天，瑪麗握著他的手揚起臉激動地告訴他他已經是一個大學畢業生的時候，阿賢清楚地意識到瑪麗對他的稱呼——“我親愛的孩子”。“阿賢那時為這句話激動地幾乎融化。”
阿賢依靠自己的聰明才智與瑪麗榮辱與共。瑪麗父親死後，遺產的百分之八十落入瑪麗繼母手中之後，瑪麗帶著阿賢來到父親在西部的“病懨懨”的橙子園。那時候的瑪麗並不知道這是一筆真正的財富——當然，若不是她手中真正的“至寶”阿賢，那些病懨懨的橙子樹的確也不會變成真正的財富。經過阿賢嫁接的橙子樹結出了碩果：卵橙1號到卵橙n號，臍橙1號到臍橙n號……直至血橙75號。阿賢的手和智慧把瑪麗父親留下的遺產中潛藏著的豐足結結實實地挖掘了出來。
75號血橙給市場帶來了震撼，也引來了各國商人的垂涎。人們覬覦果市極品更覬覦極品的母體——那些香柚嫁接樹胚。這時候的瑪麗總是用充滿外交智慧的辭令阻斷上門求購者的念頭。她說：“它是個絕對的偶然。偶然是不可以普及的。正如莫紮特是一個絕對的偶然，不是嗎？”殘疾老嫗要她的75號血橙帶著它的秘密來由而更加令人矚目，就像她自己擁有阿賢這個秘密來由而從此稱霸市場。
其實阿賢與瑪麗之間的關係非常微妙。他們之間既非主仆亦非朋友，也不是合夥人。瑪麗把二人之間的關係搞得曖昧而緊張。瑪麗的一句“我親愛的孩子”收服了阿賢的智慧和忠誠，然後又用無所不在的掌握將阿賢牢牢置於她自己的定義之下。瑪麗不讓阿賢與其他中國人交往，瑪麗不允許阿賢剪掉古典的辮子，瑪麗不做中國人的生意——瑪麗隔絕阿賢一切有關中國的記憶，而實實在在成為她瑪麗的個人塑造。當阿賢在瑪麗的軟性統治中終於走向窒息，決定和那個偶然闖進橙樹園裏的中國女人銀好出走，悲劇發生了。剪掉辮子的阿賢被護林人誤認為妄圖偷竊樹胚的賊，一聲槍響，阿賢倒在了自己的果園裏。
阿賢的故事到此終止。這樣的結局是有心抑或無意，必然還是偶然？也許，兼而有之吧！這就是嚴歌苓編寫的寓言，以下我將對這則後殖民寓言進行剖析。
二、衰朽的西方
作者賦予了瑪麗這樣的形象。美麗但是殘缺、聰明不過衰朽。作者在小說中對她的描寫有些近乎殘忍的憐憫。“……瑪麗張著雙手的姿態完全是個小女孩的。這姿態從她70歲可以一眼看穿，看到她的7歲：那個患小兒麻痹症的女孩兒，受到長輩們重重保護和疼愛，也受著人們疼愛中免不了的憐憫和嫌棄。如今她成了長者，所有的殘弱和稚氣都固定在她的姿態中，以及那對於自己殘弱的依仗，似乎所有健全者都欠她天大的情分。”“……每次收成前，瑪麗總是要阿賢將她推上丘頂。她會緩緩地從輪椅上站起，苗條的身軀如一條命定爬行的蟲類忽然直立，綿軟而曲扭；她的步態是一種殘忍的舞蹈，僅僅因為地心引力而保持疼痛歪斜的平衡。”這些描寫都作著同樣一種暗示：像瑪麗一樣，瑪麗代表的西方也正是以這種殘忍的步態艱難地前行著。她們用以維持自己財富和地位的正是阿賢們的東方的頭腦和東方的勞動。雖然，就其本質而言，瑪麗寄生在阿賢的勞動當中，可是西方保持著這樣的看法，那就是阿賢為他們所擁有，如此，占有他的勞動便是理所當然的。在這種吊詭的邏輯當中，瑪麗和阿賢各自翻轉了他們的受施關係；老處女瑪麗一直自信，阿賢的一切是她的給與，所以，阿賢是自己的附庸，為自己所有。在完成對阿賢塑造的過程中，我相信，在老處女瑪麗的內心深處，還摻雜了一些“東方主義”的色彩。
衰朽的瑪麗把擁有阿賢這個真正的財富的驕傲，變形之後呈現給他人的是對擁有橙樹的驕傲。瑪麗對所有請求購買嫁接樹胚的人高傲地輕輕搖頭——“她沒有體驗過被眾多男人追求的優越感覺，便認為那感覺也不過如此了。”這個衰朽的生命毫無再生產能力，這具失去活力和再生力量的機體依靠的正是阿賢和他的勞動維持基本的生產流程。這給我們揭開了一幅這樣的殖民圖景：虛假的繁榮背後隱藏著真正的原因。繁榮並非瑪麗們自己創造，但她們占有資源——生產資料和勞動力就是她們用以征服世界的資本；而隱藏在市場繁榮背後的資源——阿賢們卻在這種悖論的關係當中既充當了生產者的角色，同時成為自己產品的被征服者。因為正是西方財富的真正來源地在殖民體係中最終淪為傾銷地。在雙重的剝削之後，阿賢們仍然隱沒於這層關係背後，以自己的血滋養瑪麗們無生命力的機體，進而維持和鞏固不平等的關係。
在《橙血》這篇小說中，我們可以輕而易舉地感受到瑪麗這具喪失自身再生力的機體離開阿賢們的舉步維艱。正是這個緣由，使得瑪麗們拚死抓住使她們重獲生機的外部機製。而如何維持這種顯而易見的不平等，著實是一項傷腦筋的事情。而生活在這樣語境之下的華人，卻是無可奈何地“主動”走進了這個圈套般的關係。他們是離散在外的特殊人群，在維持自身生存和追求自身完整的兩歧麵前，也隻能催生出毫不猶豫的選擇。二十世紀是人類曆史上最為動蕩不安的時期，頻繁的遷徙造成了第一世界裏第三世界人口的激增。阿賢正是華人第一次移民潮時期到達美國的。十九世紀中葉到二十世紀初期，腐敗的清政府帶給人們動蕩不安的生活狀況，閩粵沿海地區農民生活無以為繼，或主動或被騙，踏上了他們的“金山”之路。“金山”就是那時中國人夢中的美利堅。這個樸素的想象也便是華人們樸素的盼望，沒錯，當時美國華工們對生活的希冀不過是多掙些錢然後回到中國與家人團聚。然而，他們當中大多數人都沒能預料到，他們走上的將是怎樣一條不歸路。
阿賢是這些人當中極普通的一個，美國有成千上萬個阿賢。我們在嚴的小說中，在瑪麗的關注下，仿佛依稀看到十四歲的阿賢走下船艙、走進移民局辦公室、走進瑪麗父親的製衣廠、走進瑪麗的閨房、走進西部橙園的每一步所留下的印記。隻是，究竟是瑪麗選擇了阿賢還是阿賢選擇的瑪麗？就像他們雙方各自代表的西方和東方、美國人和華人，這是令人困惑的關係。但無論如何，阿賢們還是走了進來，走出了破敗的家，走進了衰朽的西方，從此他的生命將作為西方的給養，而他，當時並沒意識到。
三、淹沒的曆史
回到上文提到過的一個問題：迫切需要給養的衰朽的西方如何利用東方。
瑪麗無疑是聰明的，她非常聰明地擁有了阿賢的自由、阿賢的勞動、阿賢的智慧和阿賢的這些品質帶來的碩果。
福柯在分析權利機製的時候曾經提出過“凝視”的著名觀點：看，凝視就是一種話語，一種壓抑，一種權力攝控的象征。而聰明的瑪麗對阿賢的權利，恰恰是從“凝視”開始、以“凝視”貫穿。“……那之後不久的一天，瑪麗隨父前來到角鬥場般的車間，看阿賢錠鈕扣。每顆紐扣在十秒鍾內結束工序：叫黃阿賢的男孩用一根自製的尖端帶細勾的針輕巧舞弄著，把來回走線的時間省略了。瑪麗在70歲的今天還記得她當時的忘乎所以，竟然當眾邁開她醜陋的步子，走到他麵前，觀賞中國男孩幼小的手。那手的微妙動作連同他帶泥垢的指甲，使她歪扭地將那畸形的平衡保持了很久……”。“凝視”的開始可能真的是由於某種欣賞情趣，的確，我們是相信瑪麗這些話的——她多麽喜歡阿賢，喜歡他那雙典型的中國小眼睛、那雙女性化的靈巧的手還有標本般黑得發藍的發辮。但是如同西方關注東方的那束攝人目光，欣賞情趣很快即被占有欲所置換。在“看”與“被看”的二元之中，權利進行著自我過濾和自我規整，整流成為同一的步調，掌權者的步調，從而聲稱占盡優勢勝勢的“領導權”。
領導權可以有兩個不同的實現途徑——“統治”和“認同”。“統治”通過強製性的國家機器實現，而“認同”是一種隱蔽的權力關係；“統治”以強硬的武力方式出現，“認同”則是對主導價值觀念的趨近，並且擁有非暴力表征。瑪麗從這最初的“凝視”中獲得了某些權力機製的啟發，她對阿賢“領導權”的確立恰恰是運用了軟性的“認同”。她認為她獲得了成功——或者，她的確在一段時期內獲得了成功，她沒有料想到的則是，衝破這層軟性領導權的力量來自另一方更加柔弱的發出者，充滿了戲劇性。當然這是後話。讓我們還是回到本節的中心來探討阿賢被瑪麗賦予的意義。
阿賢跟隨瑪麗的開始宣告了一個獨立人曆史的終結。阿賢被納入瑪麗的生活軌跡，成為一顆圍繞瑪麗運行的衛星。“凝視”構築了嚴密的看守體係像一張無處不在的羅網籠罩在阿賢頭上，以它無聲的表達時刻提醒著阿賢在他生活空間裏存在的禁忌；而每個禁忌的邊界總會出現瑪麗的目光。阿賢失去了自我定義的能力，隻能由瑪麗來定義阿賢，阿賢在瑪麗的定義中跋涉，始終沒有找到自己生存的確據。有些人就是其生命本身，而阿賢則是寄居在生命裏。
是什麽原因造成了這樣的狀況，根本原因就在瑪麗剝奪了阿賢的曆史。一個被定義者，隔絕了一切能夠獲得自我確證的途徑，阿賢在瑪麗的“凝視”之下縮減成為一個空洞的能指，變成了瑪麗權威的反證，喪失了主體地位和個體意義而淪為工具性的客體消隱在曆史地平線之下。阿賢為瑪麗工作、阿賢照料瑪麗、瑪利則占有阿賢的勞動和智慧，而這一切卻是被掩蓋在一個可笑的假象之下：阿賢被瑪麗稱為“我親愛的孩子”——這個最初收服阿賢的“話語”仿佛孫悟空頭上的緊箍咒，以愛的名義暗暗地將阿賢與自由、與自我相隔絕。
直到後來阿賢發現，這個專屬於瑪麗的稱呼不僅僅在阿賢讓瑪麗稱心時使用，更多的則是在他倆出現分歧的時候。這時的阿賢似乎感覺到瑪麗身上虛假的愛、真實的欺騙。
要使一個人的曆史淹沒，有一種辦法是徹底剪除其自身民族性。瑪麗是聰明的統治者，她在完成這項工程的時候，顯示出了更高超的手段。阿賢清楚瑪麗不喜歡甚至仇恨鄙視中國，她從不接受中國國商的訂貨。這是最令阿賢矛盾的時刻，他是害怕有中國人來到橙園的。仿佛拒絕中國商人的不是瑪麗自己而是阿賢。另一件事顯然瑪麗做得更加高段，十年前阿賢要像城裏的其他華人一樣剪去自己的辮子。瑪麗卻說她最愛那條黑得發藍得發辮。當阿賢爭辯道：“我的祖國革命了，所有進步人士都剪掉了辮子。”瑪麗馬上駁回：“我討厭政治！我愛美好的古老年代！請不要破壞一個可憐的女人最後一點對古典的迷戀，我的孩子！”這是一個絕好的理由，這個絕妙的理由造就了阿賢這個怪異的標本。作為少數族裔，身在異國他鄉的阿賢無法進入到美國社會的中心，他隻是瑪麗輪椅背後的一個力——作為衰朽西方再生產的動力和推力。可在生活在瑪麗的定義中，阿賢甚至喪失了與自己母國共同承受時間的最後權利。剪掉辮子是中國現代化開始的標誌，作為一個民族立誌崛起的第一聲呼號，阿賢是有心響應的，然而在瑪麗虛假之愛的籠罩之下，阿賢有心無力。更深層次的悲劇性在於，留著辮子的阿賢靜止在了某一個時間不再前行，時間在阿賢身上凝固，外部世界和他之間形成了一層籬帳。瑪麗“凝視”的權威，造就了一個畸形的阿賢。正如在瑪麗果園裏一無所獲的中國商人所說：“你看上去像中國人，原來不是啊”——當然不單指阿賢的外貌。阿賢變成了浮萍一顆，既不是西方的，又非東方的。他隻是不在場的、無名的、空洞的一個能指。瑪麗剪斷了阿賢連接母國的臍帶，卻是以阿賢自己的名義。在這個陰謀中，更加被敵視的是阿賢本人，仿佛是他主動策反。無論如何，這種不明不白的身份，讓阿賢蒙羞。瑪麗的“凝視”是無形的牢籠，其間充斥著強烈的占有欲；其中也摻雜著些許“東方主義”色彩。
四、“東方主義”
長久以來，西方人賦予東方空虛、失落和災難的色彩。東方喪失了自我選擇和自我定義的能力，西方自信其救世主的身份想象，東方隻有仰仗西方才能夠延續生命。正如瑪麗的意識當中始終堅信自己將阿賢從母國文化和曆史中連根拔除是做了件好事。在瑪麗喜愛的並非真實的阿賢，而是瑪麗塑造的阿賢。瑪麗以“擁有”這個展品一般的阿賢而自我陶醉，潛意識中藏著一種居功至偉的滿足感。瑪麗的果園不僅僅依靠血橙75號出名，更由於阿賢這個活標本而聲名遠揚。對於這一點，作者不吝筆墨進行了精細描寫。“……一次瑪麗的侄女多爾西領著丈夫查理來果園度假，同行的還有查理的三個同學，他們一見到阿賢便歡叫，這才是他印象中正宗的中國佬兒——多麽典雅的絲綢衣飾，多麽俊美的發辮！他們在橙園中架起相機，眾星捧月一樣與阿賢合影。一年後的複活節，查理的三個同學各自帶了家眷，說專程來和阿賢照相。他們一個挨一個地在阿賢身邊擺著造型，阿賢成了一個著名的固定景物，在取景框裏占據著永恒地盤。這種時刻瑪麗臉上有種自豪，她半醉的微笑，看人們在阿賢身邊忙碌，似乎這塊珍奇化石是由她考證又是被她收藏保護的。”這就是阿賢在他和瑪麗本就複雜的關係當中額外的附加值——供瑪麗炫耀。這是典型的東方主義。瑪麗所代表的西方總是強行剝奪東方一些意義又強行賦予東方一些意義，最終將東方塑造成西方定義下的客體，在“西方——東方”的二元中這個客體隻能身處外圍接受流放的命運。一切的情調、色彩、韻致、風華，不過是瑪麗們的營造，而阿賢的東方（抑或東方的阿賢）卻窒息在這營造當中，迫切尋找著突破口。阿賢太長時間扮演被“看”的角色，太長時間經曆時間的停滯，在瑪麗的背後，他成為了真正的孤兒。
長久以來形成的固定的偏見使得瑪麗對中國抱有敵視的輕蔑，卻絲毫不讓阿賢感受到自己屬於那些被蔑視的族類——他是經過瑪麗改造的，改良的品種，正如同阿賢嫁接的橙樹，已然貼上了瑪麗的標簽。對阿賢的關注更多的攜帶了要挾的意味，瑪麗總是成功地提醒他的中國良知，他今天的一切是老處女恩賜的。可是阿賢擁有什麽嗎？或者曾經擁有過什麽嗎？我想答案是否定的。阿賢是一段被淹沒的曆史，無國無家，無親無愛！
這種局麵正是瑪麗希望看到並努力實現的。截斷阿賢同“劣等”民族的血脈聯係，毫無疑問，這樣瑪麗將會獲得更多。然而瑪麗錯就錯在，恰恰是這一點真正刺透了阿賢的痛穴；付出勞力、付出智慧，阿賢並沒有將這些和屈辱聯係在一起思考，可是斬斷民族性卻深深刺傷了阿賢體內最敏感的神經——人們稱這種感情為民族自尊心。瑪麗對阿賢充滿東方主義的塑造和規整處處傷及這種感情，最終阿賢覺悟地發現，原來自己無論如何都不可能脫離開東西方這種針鋒相對的控製與反控製。對中國的片麵而充滿詆毀的定義，極大地激起了阿賢隱忍的不滿。瑪麗不止一次地闡述她不賣給中國人樹胚的理由，那是因為任何東西在中國人那裏都會得到淹沒般的繁衍。瑪麗對如此繁衍一向恐懼、並不完全是恐懼一種極品的貶值，她更在意任何精良物種、抑或人種持續他們的優越。這是清楚不二的陳述，擲地有聲的侮辱！如果用寓言一點兒的眼光看待，我們會發現，這陳述相當程度上觸及了西方仇視東方的真正理由——正如上文提到，西方已經衰朽不堪，她真正懼怕的是東方強大的生命力；在西方尊貴東方卑下的失衡天平上，要維持這種失衡，一種方法是西方繼續加碼，另一種是東方的繼續減碼。而瑪麗在無形中同時使用了這兩種方法，但雙管齊下的她卻總是忽略種出“擁有她一樣高貴血統的血橙”的阿賢恰恰產自為她所鄙視和仇恨的中國。
瑪麗的東方主義，刺痛阿賢的心，她“親愛的孩子”再也留不住了。
五、尋根與突圍
一個偶然走進瑪麗果園的中國女人讓阿賢突然意識到了自己四十年來錯過了什麽；也是阿賢“無國無家，無親無愛”的生活中唯一能夠彌補的殘缺。女人的出現堅定了阿賢離開瑪麗的決心。而在一切塵埃落定的前夜，阿賢剪掉了辮子，卻被護林人誤認為竊賊開槍打死。那根熟悉得發辮消失了，被“塑造”的阿賢也就灰飛煙滅，因為，一直以來阿賢隻能呈現出來他被定義的性質，這唯一一次自我定義，卻血祭般壯烈。在這裏我們看到了作者內心的判斷，所謂文化通融本是奢侈的一個詞。掙紮在兩種文化的對接點的阿賢親眼見證了殖民話語下自我跋涉的舉步維艱，更以撲火的熱情去試圖衝破重重帷帳。阿賢死了，帶走流散華人的心靈旨歸埋進黃土。從此官方的、主流的美國曆史又可以隨意書寫、掩蓋抹煞，身為臣屬的東方沒有聲音發出，或反駁或辯論，因為他們曾經的存在也隻不過在地平線以下。嚴歌苓曾經在一段采訪中說過這樣的話：“……我吃過很多苦，在《扶桑》裏談到了自己關於移民的困惑。在沒有達到目的之前，所有移民是最頑強的生命。而吃盡苦頭得到一個夢想的位置之後，我們看著蔽日的高樓、茫茫的馬路，心想：爭奪這個位置又怎樣？仍是孤獨，像第一個踏上美國海岸的中國人一樣孤獨。”這是流散在美的華人真實的心靈境況，早已被撕裂的生命為尋求自身的完整徒勞奔突，而西方還仍然在以虛假的愛掩蓋真實的欺騙。在美的華人知識分子在努力提取這些地平線以下的曆史，盡力還原著在美華人生存的真實境遇也拚命揭示這後殖民語境下的寓言意義。我們看到試圖彌合裂痕的努力雖然艱辛並且收效甚微，但是“雖不能至，心向往之”。因為文明沒有明確的邊界，它永遠是動態的衍生，興起又衰落、合並又分裂，在時間的長河中不斷汰變。嚴歌苓正是試圖在他國的文明衍生和發展當中發掘民族自我關照能力，隻有這樣，才不至於成為殖民與霸權的附屬品。
瑪麗喜歡看阿賢切橙子、看橙子流出血漿般的汁水，而這眼光中完成的，卻是對阿賢的雙重宰殺。“橙血”和“血橙”，小小互文，卻有品不盡的意味等著人親自揭開親身體會。
佚名
嚴歌苓，旅美作家。人們開始熟悉她，大都因為其被搬上熒屏的《天浴》、《少女小漁》等作品。作為離散人群中的一員，嚴顯然也十分關注在美華人的生存境遇以及曆史跡綜，在當今後殖民的曆史語境之下，她的思考值得我們關注探討。本文通過其短篇小說《橙血》來揭示殖民語境中一個“臣屬”階級的自我跋涉和其中的寓言性含義。
一、《橙血》
這篇小說描寫了一個上世紀初期中國移民阿賢在“主母”瑪麗“庇護”下的生活軌跡。十四歲時的阿賢在瑪麗父親的工廠裏被這個後來在他生命中充當保護人和剝削者的殘疾女人發現，從此，阿賢和瑪麗之間展開了長達三十年的充滿張力的關係。從表麵看來，瑪麗不僅僅應該被稱為阿賢的拯救者，更是阿賢的導師。瑪麗把阿賢從製衣廠中帶回自己的閨閣，不僅給了他其他華工所不可企及的生活，還手把手的教他念書。夠聰明的阿賢在兩年半中完成了四年的大學課程。小說中有這樣一個細節：當阿賢17歲那個夏天，瑪麗握著他的手揚起臉激動地告訴他他已經是一個大學畢業生的時候，阿賢清楚地意識到瑪麗對他的稱呼——“我親愛的孩子”。“阿賢那時為這句話激動地幾乎融化。”
阿賢依靠自己的聰明才智與瑪麗榮辱與共。瑪麗父親死後，遺產的百分之八十落入瑪麗繼母手中之後，瑪麗帶著阿賢來到父親在西部的“病懨懨”的橙子園。那時候的瑪麗並不知道這是一筆真正的財富——當然，若不是她手中真正的“至寶”阿賢，那些病懨懨的橙子樹的確也不會變成真正的財富。經過阿賢嫁接的橙子樹結出了碩果：卵橙1號到卵橙n號，臍橙1號到臍橙n號……直至血橙75號。阿賢的手和智慧把瑪麗父親留下的遺產中潛藏著的豐足結結實實地挖掘了出來。
75號血橙給市場帶來了震撼，也引來了各國商人的垂涎。人們覬覦果市極品更覬覦極品的母體——那些香柚嫁接樹胚。這時候的瑪麗總是用充滿外交智慧的辭令阻斷上門求購者的念頭。她說：“它是個絕對的偶然。偶然是不可以普及的。正如莫紮特是一個絕對的偶然，不是嗎？”殘疾老嫗要她的75號血橙帶著它的秘密來由而更加令人矚目，就像她自己擁有阿賢這個秘密來由而從此稱霸市場。
其實阿賢與瑪麗之間的關係非常微妙。他們之間既非主仆亦非朋友，也不是合夥人。瑪麗把二人之間的關係搞得曖昧而緊張。瑪麗的一句“我親愛的孩子”收服了阿賢的智慧和忠誠，然後又用無所不在的掌握將阿賢牢牢置於她自己的定義之下。瑪麗不讓阿賢與其他中國人交往，瑪麗不允許阿賢剪掉古典的辮子，瑪麗不做中國人的生意——瑪麗隔絕阿賢一切有關中國的記憶，而實實在在成為她瑪麗的個人塑造。當阿賢在瑪麗的軟性統治中終於走向窒息，決定和那個偶然闖進橙樹園裏的中國女人銀好出走，悲劇發生了。剪掉辮子的阿賢被護林人誤認為妄圖偷竊樹胚的賊，一聲槍響，阿賢倒在了自己的果園裏。
阿賢的故事到此終止。這樣的結局是有心抑或無意，必然還是偶然？也許，兼而有之吧！這就是嚴歌苓編寫的寓言，以下我將對這則後殖民寓言進行剖析。
二、衰朽的西方
作者賦予了瑪麗這樣的形象。美麗但是殘缺、聰明不過衰朽。作者在小說中對她的描寫有些近乎殘忍的憐憫。“……瑪麗張著雙手的姿態完全是個小女孩的。這姿態從她70歲可以一眼看穿，看到她的7歲：那個患小兒麻痹症的女孩兒，受到長輩們重重保護和疼愛，也受著人們疼愛中免不了的憐憫和嫌棄。如今她成了長者，所有的殘弱和稚氣都固定在她的姿態中，以及那對於自己殘弱的依仗，似乎所有健全者都欠她天大的情分。”“……每次收成前，瑪麗總是要阿賢將她推上丘頂。她會緩緩地從輪椅上站起，苗條的身軀如一條命定爬行的蟲類忽然直立，綿軟而曲扭；她的步態是一種殘忍的舞蹈，僅僅因為地心引力而保持疼痛歪斜的平衡。”這些描寫都作著同樣一種暗示：像瑪麗一樣，瑪麗代表的西方也正是以這種殘忍的步態艱難地前行著。她們用以維持自己財富和地位的正是阿賢們的東方的頭腦和東方的勞動。雖然，就其本質而言，瑪麗寄生在阿賢的勞動當中，可是西方保持著這樣的看法，那就是阿賢為他們所擁有，如此，占有他的勞動便是理所當然的。在這種吊詭的邏輯當中，瑪麗和阿賢各自翻轉了他們的受施關係；老處女瑪麗一直自信，阿賢的一切是她的給與，所以，阿賢是自己的附庸，為自己所有。在完成對阿賢塑造的過程中，我相信，在老處女瑪麗的內心深處，還摻雜了一些“東方主義”的色彩。
衰朽的瑪麗把擁有阿賢這個真正的財富的驕傲，變形之後呈現給他人的是對擁有橙樹的驕傲。瑪麗對所有請求購買嫁接樹胚的人高傲地輕輕搖頭——“她沒有體驗過被眾多男人追求的優越感覺，便認為那感覺也不過如此了。”這個衰朽的生命毫無再生產能力，這具失去活力和再生力量的機體依靠的正是阿賢和他的勞動維持基本的生產流程。這給我們揭開了一幅這樣的殖民圖景：虛假的繁榮背後隱藏著真正的原因。繁榮並非瑪麗們自己創造，但她們占有資源——生產資料和勞動力就是她們用以征服世界的資本；而隱藏在市場繁榮背後的資源——阿賢們卻在這種悖論的關係當中既充當了生產者的角色，同時成為自己產品的被征服者。因為正是西方財富的真正來源地在殖民體係中最終淪為傾銷地。在雙重的剝削之後，阿賢們仍然隱沒於這層關係背後，以自己的血滋養瑪麗們無生命力的機體，進而維持和鞏固不平等的關係。
在《橙血》這篇小說中，我們可以輕而易舉地感受到瑪麗這具喪失自身再生力的機體離開阿賢們的舉步維艱。正是這個緣由，使得瑪麗們拚死抓住使她們重獲生機的外部機製。而如何維持這種顯而易見的不平等，著實是一項傷腦筋的事情。而生活在這樣語境之下的華人，卻是無可奈何地“主動”走進了這個圈套般的關係。他們是離散在外的特殊人群，在維持自身生存和追求自身完整的兩歧麵前，也隻能催生出毫不猶豫的選擇。二十世紀是人類曆史上最為動蕩不安的時期，頻繁的遷徙造成了第一世界裏第三世界人口的激增。阿賢正是華人第一次移民潮時期到達美國的。十九世紀中葉到二十世紀初期，腐敗的清政府帶給人們動蕩不安的生活狀況，閩粵沿海地區農民生活無以為繼，或主動或被騙，踏上了他們的“金山”之路。“金山”就是那時中國人夢中的美利堅。這個樸素的想象也便是華人們樸素的盼望，沒錯，當時美國華工們對生活的希冀不過是多掙些錢然後回到中國與家人團聚。然而，他們當中大多數人都沒能預料到，他們走上的將是怎樣一條不歸路。
阿賢是這些人當中極普通的一個，美國有成千上萬個阿賢。我們在嚴的小說中，在瑪麗的關注下，仿佛依稀看到十四歲的阿賢走下船艙、走進移民局辦公室、走進瑪麗父親的製衣廠、走進瑪麗的閨房、走進西部橙園的每一步所留下的印記。隻是，究竟是瑪麗選擇了阿賢還是阿賢選擇的瑪麗？就像他們雙方各自代表的西方和東方、美國人和華人，這是令人困惑的關係。但無論如何，阿賢們還是走了進來，走出了破敗的家，走進了衰朽的西方，從此他的生命將作為西方的給養，而他，當時並沒意識到。
三、淹沒的曆史
回到上文提到過的一個問題：迫切需要給養的衰朽的西方如何利用東方。
瑪麗無疑是聰明的，她非常聰明地擁有了阿賢的自由、阿賢的勞動、阿賢的智慧和阿賢的這些品質帶來的碩果。
福柯在分析權利機製的時候曾經提出過“凝視”的著名觀點：看，凝視就是一種話語，一種壓抑，一種權力攝控的象征。而聰明的瑪麗對阿賢的權利，恰恰是從“凝視”開始、以“凝視”貫穿。“……那之後不久的一天，瑪麗隨父前來到角鬥場般的車間，看阿賢錠鈕扣。每顆紐扣在十秒鍾內結束工序：叫黃阿賢的男孩用一根自製的尖端帶細勾的針輕巧舞弄著，把來回走線的時間省略了。瑪麗在70歲的今天還記得她當時的忘乎所以，竟然當眾邁開她醜陋的步子，走到他麵前，觀賞中國男孩幼小的手。那手的微妙動作連同他帶泥垢的指甲，使她歪扭地將那畸形的平衡保持了很久……”。“凝視”的開始可能真的是由於某種欣賞情趣，的確，我們是相信瑪麗這些話的——她多麽喜歡阿賢，喜歡他那雙典型的中國小眼睛、那雙女性化的靈巧的手還有標本般黑得發藍的發辮。但是如同西方關注東方的那束攝人目光，欣賞情趣很快即被占有欲所置換。在“看”與“被看”的二元之中，權利進行著自我過濾和自我規整，整流成為同一的步調，掌權者的步調，從而聲稱占盡優勢勝勢的“領導權”。
領導權可以有兩個不同的實現途徑——“統治”和“認同”。“統治”通過強製性的國家機器實現，而“認同”是一種隱蔽的權力關係；“統治”以強硬的武力方式出現，“認同”則是對主導價值觀念的趨近，並且擁有非暴力表征。瑪麗從這最初的“凝視”中獲得了某些權力機製的啟發，她對阿賢“領導權”的確立恰恰是運用了軟性的“認同”。她認為她獲得了成功——或者，她的確在一段時期內獲得了成功，她沒有料想到的則是，衝破這層軟性領導權的力量來自另一方更加柔弱的發出者，充滿了戲劇性。當然這是後話。讓我們還是回到本節的中心來探討阿賢被瑪麗賦予的意義。
阿賢跟隨瑪麗的開始宣告了一個獨立人曆史的終結。阿賢被納入瑪麗的生活軌跡，成為一顆圍繞瑪麗運行的衛星。“凝視”構築了嚴密的看守體係像一張無處不在的羅網籠罩在阿賢頭上，以它無聲的表達時刻提醒著阿賢在他生活空間裏存在的禁忌；而每個禁忌的邊界總會出現瑪麗的目光。阿賢失去了自我定義的能力，隻能由瑪麗來定義阿賢，阿賢在瑪麗的定義中跋涉，始終沒有找到自己生存的確據。有些人就是其生命本身，而阿賢則是寄居在生命裏。
是什麽原因造成了這樣的狀況，根本原因就在瑪麗剝奪了阿賢的曆史。一個被定義者，隔絕了一切能夠獲得自我確證的途徑，阿賢在瑪麗的“凝視”之下縮減成為一個空洞的能指，變成了瑪麗權威的反證，喪失了主體地位和個體意義而淪為工具性的客體消隱在曆史地平線之下。阿賢為瑪麗工作、阿賢照料瑪麗、瑪利則占有阿賢的勞動和智慧，而這一切卻是被掩蓋在一個可笑的假象之下：阿賢被瑪麗稱為“我親愛的孩子”——這個最初收服阿賢的“話語”仿佛孫悟空頭上的緊箍咒，以愛的名義暗暗地將阿賢與自由、與自我相隔絕。
直到後來阿賢發現，這個專屬於瑪麗的稱呼不僅僅在阿賢讓瑪麗稱心時使用，更多的則是在他倆出現分歧的時候。這時的阿賢似乎感覺到瑪麗身上虛假的愛、真實的欺騙。
要使一個人的曆史淹沒，有一種辦法是徹底剪除其自身民族性。瑪麗是聰明的統治者，她在完成這項工程的時候，顯示出了更高超的手段。阿賢清楚瑪麗不喜歡甚至仇恨鄙視中國，她從不接受中國國商的訂貨。這是最令阿賢矛盾的時刻，他是害怕有中國人來到橙園的。仿佛拒絕中國商人的不是瑪麗自己而是阿賢。另一件事顯然瑪麗做得更加高段，十年前阿賢要像城裏的其他華人一樣剪去自己的辮子。瑪麗卻說她最愛那條黑得發藍得發辮。當阿賢爭辯道：“我的祖國革命了，所有進步人士都剪掉了辮子。”瑪麗馬上駁回：“我討厭政治！我愛美好的古老年代！請不要破壞一個可憐的女人最後一點對古典的迷戀，我的孩子！”這是一個絕好的理由，這個絕妙的理由造就了阿賢這個怪異的標本。作為少數族裔，身在異國他鄉的阿賢無法進入到美國社會的中心，他隻是瑪麗輪椅背後的一個力——作為衰朽西方再生產的動力和推力。可在生活在瑪麗的定義中，阿賢甚至喪失了與自己母國共同承受時間的最後權利。剪掉辮子是中國現代化開始的標誌，作為一個民族立誌崛起的第一聲呼號，阿賢是有心響應的，然而在瑪麗虛假之愛的籠罩之下，阿賢有心無力。更深層次的悲劇性在於，留著辮子的阿賢靜止在了某一個時間不再前行，時間在阿賢身上凝固，外部世界和他之間形成了一層籬帳。瑪麗“凝視”的權威，造就了一個畸形的阿賢。正如在瑪麗果園裏一無所獲的中國商人所說：“你看上去像中國人，原來不是啊”——當然不單指阿賢的外貌。阿賢變成了浮萍一顆，既不是西方的，又非東方的。他隻是不在場的、無名的、空洞的一個能指。瑪麗剪斷了阿賢連接母國的臍帶，卻是以阿賢自己的名義。在這個陰謀中，更加被敵視的是阿賢本人，仿佛是他主動策反。無論如何，這種不明不白的身份，讓阿賢蒙羞。瑪麗的“凝視”是無形的牢籠，其間充斥著強烈的占有欲；其中也摻雜著些許“東方主義”色彩。
四、“東方主義”
長久以來，西方人賦予東方空虛、失落和災難的色彩。東方喪失了自我選擇和自我定義的能力，西方自信其救世主的身份想象，東方隻有仰仗西方才能夠延續生命。正如瑪麗的意識當中始終堅信自己將阿賢從母國文化和曆史中連根拔除是做了件好事。在瑪麗喜愛的並非真實的阿賢，而是瑪麗塑造的阿賢。瑪麗以“擁有”這個展品一般的阿賢而自我陶醉，潛意識中藏著一種居功至偉的滿足感。瑪麗的果園不僅僅依靠血橙75號出名，更由於阿賢這個活標本而聲名遠揚。對於這一點，作者不吝筆墨進行了精細描寫。“……一次瑪麗的侄女多爾西領著丈夫查理來果園度假，同行的還有查理的三個同學，他們一見到阿賢便歡叫，這才是他印象中正宗的中國佬兒——多麽典雅的絲綢衣飾，多麽俊美的發辮！他們在橙園中架起相機，眾星捧月一樣與阿賢合影。一年後的複活節，查理的三個同學各自帶了家眷，說專程來和阿賢照相。他們一個挨一個地在阿賢身邊擺著造型，阿賢成了一個著名的固定景物，在取景框裏占據著永恒地盤。這種時刻瑪麗臉上有種自豪，她半醉的微笑，看人們在阿賢身邊忙碌，似乎這塊珍奇化石是由她考證又是被她收藏保護的。”這就是阿賢在他和瑪麗本就複雜的關係當中額外的附加值——供瑪麗炫耀。這是典型的東方主義。瑪麗所代表的西方總是強行剝奪東方一些意義又強行賦予東方一些意義，最終將東方塑造成西方定義下的客體，在“西方——東方”的二元中這個客體隻能身處外圍接受流放的命運。一切的情調、色彩、韻致、風華，不過是瑪麗們的營造，而阿賢的東方（抑或東方的阿賢）卻窒息在這營造當中，迫切尋找著突破口。阿賢太長時間扮演被“看”的角色，太長時間經曆時間的停滯，在瑪麗的背後，他成為了真正的孤兒。
長久以來形成的固定的偏見使得瑪麗對中國抱有敵視的輕蔑，卻絲毫不讓阿賢感受到自己屬於那些被蔑視的族類——他是經過瑪麗改造的，改良的品種，正如同阿賢嫁接的橙樹，已然貼上了瑪麗的標簽。對阿賢的關注更多的攜帶了要挾的意味，瑪麗總是成功地提醒他的中國良知，他今天的一切是老處女恩賜的。可是阿賢擁有什麽嗎？或者曾經擁有過什麽嗎？我想答案是否定的。阿賢是一段被淹沒的曆史，無國無家，無親無愛！
這種局麵正是瑪麗希望看到並努力實現的。截斷阿賢同“劣等”民族的血脈聯係，毫無疑問，這樣瑪麗將會獲得更多。然而瑪麗錯就錯在，恰恰是這一點真正刺透了阿賢的痛穴；付出勞力、付出智慧，阿賢並沒有將這些和屈辱聯係在一起思考，可是斬斷民族性卻深深刺傷了阿賢體內最敏感的神經——人們稱這種感情為民族自尊心。瑪麗對阿賢充滿東方主義的塑造和規整處處傷及這種感情，最終阿賢覺悟地發現，原來自己無論如何都不可能脫離開東西方這種針鋒相對的控製與反控製。對中國的片麵而充滿詆毀的定義，極大地激起了阿賢隱忍的不滿。瑪麗不止一次地闡述她不賣給中國人樹胚的理由，那是因為任何東西在中國人那裏都會得到淹沒般的繁衍。瑪麗對如此繁衍一向恐懼、並不完全是恐懼一種極品的貶值，她更在意任何精良物種、抑或人種持續他們的優越。這是清楚不二的陳述，擲地有聲的侮辱！如果用寓言一點兒的眼光看待，我們會發現，這陳述相當程度上觸及了西方仇視東方的真正理由——正如上文提到，西方已經衰朽不堪，她真正懼怕的是東方強大的生命力；在西方尊貴東方卑下的失衡天平上，要維持這種失衡，一種方法是西方繼續加碼，另一種是東方的繼續減碼。而瑪麗在無形中同時使用了這兩種方法，但雙管齊下的她卻總是忽略種出“擁有她一樣高貴血統的血橙”的阿賢恰恰產自為她所鄙視和仇恨的中國。
瑪麗的東方主義，刺痛阿賢的心，她“親愛的孩子”再也留不住了。
五、尋根與突圍
一個偶然走進瑪麗果園的中國女人讓阿賢突然意識到了自己四十年來錯過了什麽；也是阿賢“無國無家，無親無愛”的生活中唯一能夠彌補的殘缺。女人的出現堅定了阿賢離開瑪麗的決心。而在一切塵埃落定的前夜，阿賢剪掉了辮子，卻被護林人誤認為竊賊開槍打死。那根熟悉得發辮消失了，被“塑造”的阿賢也就灰飛煙滅，因為，一直以來阿賢隻能呈現出來他被定義的性質，這唯一一次自我定義，卻血祭般壯烈。在這裏我們看到了作者內心的判斷，所謂文化通融本是奢侈的一個詞。掙紮在兩種文化的對接點的阿賢親眼見證了殖民話語下自我跋涉的舉步維艱，更以撲火的熱情去試圖衝破重重帷帳。阿賢死了，帶走流散華人的心靈旨歸埋進黃土。從此官方的、主流的美國曆史又可以隨意書寫、掩蓋抹煞，身為臣屬的東方沒有聲音發出，或反駁或辯論，因為他們曾經的存在也隻不過在地平線以下。嚴歌苓曾經在一段采訪中說過這樣的話：“……我吃過很多苦，在《扶桑》裏談到了自己關於移民的困惑。在沒有達到目的之前，所有移民是最頑強的生命。而吃盡苦頭得到一個夢想的位置之後，我們看著蔽日的高樓、茫茫的馬路，心想：爭奪這個位置又怎樣？仍是孤獨，像第一個踏上美國海岸的中國人一樣孤獨。”這是流散在美的華人真實的心靈境況，早已被撕裂的生命為尋求自身的完整徒勞奔突，而西方還仍然在以虛假的愛掩蓋真實的欺騙。在美的華人知識分子在努力提取這些地平線以下的曆史，盡力還原著在美華人生存的真實境遇也拚命揭示這後殖民語境下的寓言意義。我們看到試圖彌合裂痕的努力雖然艱辛並且收效甚微，但是“雖不能至，心向往之”。因為文明沒有明確的邊界，它永遠是動態的衍生，興起又衰落、合並又分裂，在時間的長河中不斷汰變。嚴歌苓正是試圖在他國的文明衍生和發展當中發掘民族自我關照能力，隻有這樣，才不至於成為殖民與霸權的附屬品。
瑪麗喜歡看阿賢切橙子、看橙子流出血漿般的汁水，而這眼光中完成的，卻是對阿賢的雙重宰殺。“橙血”和“血橙”，小小互文，卻有品不盡的意味等著人親自揭開親身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