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血》問世後,有位戰友打電話給我,說:“你把我寫得太惡劣了,我真有那麽可惡嗎?”聽他聲音充滿委屈,還有點悲憤,我笑了說:“你不如他可惡;但你也不如他可愛。”他又說:“那你寫的究竟是不是我呀?”這下我張口結舌了。他如今已是位頗有名氣的青年音樂指揮家了,卻把小說與生活的關係看得如此直接。還有一位非常硬朗地活著的戰友,我在小說中讓她死了,自然更讓我提心吊膽,怕她一旦向我發難:“就算我倆過去不和,你也不必咒我死啊!”那我更說不清了。雖然我用最高貴的一筆——死——來完成一個至美的人格,但我恐怕還是得不到‘徹底的原諒。我不如趁現在費些口舌,講講我對“死”的吝嗇。我從不將“死”亂施於人。我認為此人物美得不能再美,必須用“死”才能把這美推向一個其他方式無法達到的高潮,讓我自己的情感在此趨向飽和,我才舍得賦予他(她)“死”的奇異光環。盡管我這般累贅地表白自己用心善良,人家信不信卻由不得我。


    《一個女兵的悄悄話》也將奉獻給讀者,同時奉獻給戰友們。假如他們讀畢此書,就將我派定為書中女主人公,那麽我同樣有口難言。陶小童與書中其他人物一樣,具有獨立的人格,在還原生活方麵,它與《綠血》已拉開了不短的距離。我不否認小說中大量的生活是我的親身經曆,這些生活場景的描寫會勾起戰友們清晰的回憶。但我並不僅僅采集生活,再忠實地將它們製成標本。這些生活在我筆下變得有些奇形怪狀,令人發笑又令人不快。十多年前,我們存在於這些生活之中,毫不懷疑它的合情合理,而多年過去,當我的目光幾經折射去回望時,當年合情合理的生活就顯出了荒誕的意味。於是,我便對同齡人整個青春的作為感到不可思議。


    十年,我們赤誠而蒙昧。反常的社會生活必產生反常的心態,種種不可思議的行動便是反常心態的外化。因此“悄悄話”一眼望去,滿目荒唐。為強調一種荒唐效果,使人們透過荒唐去重新審定整個民族的素質,我在《悄悄話》的創作中背叛了我曾經的手法。在人物設計中,我也企圖掙脫人物命運的困擾,盡管它長久以來作為小說主動脈存在著。我給每個人物設計了怪癖。他們的怪癖可以說是社會荒謬因素的濃縮。或者說,這種怪癖不是通常理解的怪癖,它成了一個個似是而非的人物符號。《綠血》之後,我試著不通過性格刻畫來寫人,寫個性而不是性格。也許這種“人物符號”求得了一點神似。它談不上豐滿、真實、多側麵,但我認為比起《綠血》,它向人的本質邁進了一步。


    在“悄悄話”寫作前,我把握十足,感到這部小說我一定會寫得出色,但掩卷之後,尤其幾個月後重翻一遍時,便十分惱恨自己,無一處不是言不達意,較深的思考到紙上竟如此膚淺,幾乎沒一個段落讓我得意。但鑒於我目前的才力,也隻好充滿遺憾地送它上路。


    記得我發過誓,這部小說若寫不好,就永不再寫,看來我對我擁有的生活、細節過分依賴,也對自己的聰明寄希望過大,結果自己辜負了自己。三十歲的今天,我把“悄悄話”自胸懷捧出,若有所得又若有所失。荒唐年代的荒唐事,我也莊嚴地參加進去過,荒唐與莊嚴就是我們青春的組成部分。但我不小看我的青春,曾經信以為真的東西,也算作信仰了。凡是信仰過的,都應當尊重。我尊重它,寫下它,便對自己的青春有了交代。


    作者一九八七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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