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大“李杜”天雷勾動地火式的邂逅相比，“小李杜”的相逢顯得有些草率。[.超多好看小說]
李商隱懷著忐忑心情向杜牧發去一首打招呼的詩，良久，杜牧沒有反應。
難道“杜司勳”沒有感受到我的誠意？李商隱並不氣餒，重又寫了一首，再次發給杜牧。
“刻意傷春複傷別，人間惟有杜司勳”。沒錯，在我眼裏，你就是跟我一樣憂鬱的美男子。
李商隱沒有想到，這是他最後一次能給杜牧發消息了。
在唐詩的朋友圈中，杜牧是個很“高冷”的人。論出身，他可以秒殺其他一眾人等。京兆杜氏從晉到唐都是名門望族，當時有“城南韋杜，去天尺五”的說法，他的爺爺杜佑還是宰相。杜牧小時候住什麽樣的房子，“舊第開朱門，長安城中央”，京城內環豪宅，在市郊還有樊川別墅，頂級奢華裝修，杜牧就在那裏玩大的。
不單是李商隱，任何人跟杜牧比，已經輸死在起跑線上了。杜牧如果能保持這個高富帥的水準到工作年紀，估計看誰都是拿鼻孔看的。
可惜有高富帥的身子，沒有高富帥的命。杜佑在他十歲時去世了，接著他的父親也過世了。沒了靠山，杜牧隻得搬出別墅，生活水準一落千丈，差一點去街頭要飯了。
後來杜牧二十幾歲中了進士，一方麵他的確有才且努力，另一方麵也要得益於出身優勢。那時候考試流行名人推薦，誰能上榜往往是內定好的。別人都是想盡辦法求推薦求轉發，杜牧一出來，二十幾個朝中“大v”爭著給他當推手，最後給杜牧內定了一個第五名。有人跟主考官打小報告說杜牧這個人性格有點難搞，別錄他比較好，主考官卻說，杜牧就是殺豬的我也要了。人家可是某某人的孫子，即便某某人不在了，家族影響力還在那擺著。
杜牧有背景，但不喜歡經營算計，做官爬不上去，但是他情商不低，難得一輩子沒坐過牢，沒吃過大苦頭，這在於他知道什麽該提什麽不該提。杜牧所處的那個時代有兩大社會弊病，一是藩鎮割據，一是宦官專權。杜牧一直致力於反對藩鎮割據，寫了很多著名“社論”，但是從來不去碰宦官的事情。畢竟藩鎮問題再怎麽批評，是為朝廷分憂，觸怒宦官是要掉腦袋的。（.mianhuaang好看的小說棉花糖
跟他同科進士有個叫劉蕡的，就沒有杜牧這種情商。劉蕡在當時是一個著名“公知”，直言時弊，腦殘粉很多，他應考時，一上來就對準宦官專權猛噴，雖然說得很切中要害，但是惹到了某些人，被“封號”了。這件事在當時鬧得很大，很多人出來為他說情，甚至有人表示，我功名不要了，願意自毀前程，求皇上給劉蕡“解禁”。
這個有點理想主義的劉蕡，恰恰就是李商隱的恩師。
劉蕡後來成了“敏感詞”，隻能在節度使府中做幕僚，委屈了一輩子，李商隱很為他抱不平，在悼念他的詩裏寫道“平生風義兼師友，不敢同君哭寢門”。本來杜牧作為同科完全應該站出來為劉蕡說句話的，但他自始至終一個字也沒提過。李商隱屌絲青年，很容易受到這種公知的煽動，不過因為這個事情忌恨杜牧應該也不太可能，畢竟明哲保身是人之常情，你不想要功名，別人還想要。隻是杜牧如果知道李商隱是“敏感詞”的學生，多多少少還是會有些回避的想法。
不像李白和王維那樣總是緣慳一麵，李商隱跟杜牧終於還是在某個特定的時節遇到了。那時，杜牧四十七歲，李商隱三十七歲，兩人都在長安為官，杜牧是從六品上司勳員外郎，李商隱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縣尉，至少八品以下了。杜甫當年見李白是什麽樣的小輩禮節和粉絲姿態，李商隱對杜牧就在此基礎上再加一倍。
當時杜牧正好寫了一篇碑文，叫《韋丹遺愛碑》。這個韋丹是那時公務員講新風樹典型推出來的一個“先進人物”，韋丹的事跡報上來後，皇上點名杜牧據此去撰寫文章，在全國廣泛宣傳。這件事情不大，但是李商隱對此眼紅的要命。雖然都是進士出身，但杜牧學的是“政治經濟學”，李商隱是純“中文係”的，除了寫文章，沒什麽別的才能。《韋丹遺愛碑》一出來，李商隱立馬上去點了32個“zhan”，還借此為由頭給杜牧寫詩，並且寫了不止一首，很明顯誠心想要結交這位老前輩，希望以後能夠提攜提攜他，給他一些發文章的機會。
杜牧完全沒理李商隱，不僅沒理，有可能還把他默默“拉黑”了，在此之後，兩個人再沒來往。
杜牧高冷，但還不至於高冷到沒朋友，他跟當時的一些小詩人，像張祜、許渾、趙嘏關係都不錯，包括溫庭筠的東西他也給點過讚。至於為什麽要“拉黑”李商隱，說到底，其實還是李商隱的情商問題。
情詩寫得好不代表情商就能高，李商隱寫了那麽多令現代剩女讀了都恨不得嫁給他的情詩，偏偏這兩首贈給杜牧的詩就寫砸了。
李商隱砸在哪裏？第一，他拿杜牧的名字講冷笑話。《贈司勳杜十三員外》開頭，他玩了一個文字遊戲，“杜牧司勳字牧之，清秋一首杜秋詩。前身應是梁江總，名總還曾字總持。”拿人名字玩冷笑話，首先你得跟人家熟，否則會被覺得你丫有病啊。更要命的是，李商隱拿來作比的這個“江總”是梁朝一個沒節操的禦用文人，好比你誇皇帝有文采說“陛下真有陳後主遺風”，誰會高興。真是不作死就不會死。
另外，李商隱打錯了小算盤。他讚杜牧“刻意傷春複傷別，人間惟有杜司勳。”杜牧其實不想當詩人，臨死前他把自己作品的十之七八都燒了。杜牧最喜歡做的事情其實是研究軍事，他在朋友圈裏曬的都是各種技術流戰爭分析，還注釋了《孫子》，恐怕心裏麵住著一個諸葛亮。誇一個資深“軍事控”文藝小清新，馬屁拍到馬腿上了。
李商隱情商捉急遠不止於此，往外一層說，在朋友圈裏麵，他沒搞清楚自己到底屬於哪一陣營的。“小李杜”躋身一線之前，唐詩朋友圈裏最“大咖”的兩個人是白居易和元稹，當時並稱“元白”。杜牧跟元白都不對路，還公開寫文章罵過他倆。一方麵元白文人相輕，給杜牧的朋友下絆子，另一方麵他們的“元白體”杜牧很看不慣，覺得“三俗”。
但是李商隱跟白居易很要好。元稹死的比較早，白居易沒了好基友，精神空虛，就跟李商隱走到一起，還說，我以後死了，要投胎做你兒子。結果李商隱生了一個兒子，真的取名叫“白老”。杜牧這麽討厭白居易、元稹的人，怎麽會喜歡李商隱。不知道李商隱是不是很傻很天真，完全不知道“罵戰門”的事，還是根本就沒想過這個問題。
再往外一層，涉及到政治立場方麵，李商隱的情商簡直讓周圍所有人都為他捉急了。在他們那個年代，有一個重要的背景，就是牛李黨爭。兩黨雖然不是競選執政，但也由於各種因素交替上位，當時的文人難免受黨爭影響，要麽認領其中一黨死忠到底，要麽就全身事外。李商隱倒好像沒有站隊意識似的，受了“牛黨”令狐楚的恩，又去做“李黨”王茂元的女婿，兩邊都有沾染，搞得兩麵都不是人。
杜牧雖然無意於黨爭，但他跟牛黨黨魁牛僧孺私交甚好，明顯是近於牛黨的，至少沒跟李黨中人有什麽瓜葛。而李商隱結婚後就頂著牛黨“叛徒”的帽子，即便他不想給自己貼標簽，但估計也在不少人的黑名單上了，杜牧會怎麽看他，李商隱居然一點自覺都沒有。
這事，恐怕是李商隱這輩子辦的最尷尬的事了。原本這兩人完全可以私下有來往的，可惜一來，他們生不逢時。二來，他們身份相差懸殊。再者，就是白居易這座無形的大山。一個是白居易的腦殘粉，一個是白居易的高端黑，小李杜要想跟大李杜一樣做知己好友，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唐代飲食文化中濃厚的道教色彩
由於統治者的推崇，道教在唐代得到了極大的發展，唐代飲食文化中也具有了濃厚的道教色彩。雖然唐代人們食用的蔬菜主要來自園圃的供應，然而采食野菜仍是當時飲食生活的重要內容人們一來利用野菜充饑，二來也為自己的食物增添新爽的口味。在唐代，唐朝飲食文化與外國飲食文化的交流與融合呈現出一幅豐富多彩的圖景，奠定了中華民族傳統飲食生活模式的基礎。
唐朝建立後，統治者因為自己姓李，於是將老子李耳追命為李唐王朝的始祖，倍加推崇道教，使道教在唐代得到了極大的發展，成為僅次於佛教的重要宗派。因此，一些道教的習俗風靡了全國，道教對唐代的飲食也有了深刻的影響。
道教的教規對信徒的日常飲食有嚴格的約束，禁食葷腥是最為重要的一個方麵。唐朝統治者為了追尊道教，將道教的禁忌推行全國，使全國百姓都以此為約束。734年十月特下令“每年正月、七月、十月三元日起十三日至十五日，並宜禁斷宰殺漁獵”。這樣，大唐的百姓即使不信教，也必須遵循此製，前後食素三天。道教經典中認為龍多為鯉魚轉化而來，神聖不可侵犯，食之者將遭遇大禍，加之“鯉”與“李”諧音，唐代統治者於是嚴禁捕殺食用鯉魚。731年正月唐玄宗下令“禁捕鯉魚”2，凡捕得鯉魚者必須放生，街市有販賣鯉魚者杖六十3。推而廣之，唐代統治者更是製定出一係列條例，限製釣魚食用，將禁食鯉魚推廣到限食一切魚蝦。因此，在唐代魚類經常成為難入肴饌的珍稀。
李商隱懷著忐忑心情向杜牧發去一首打招呼的詩，良久，杜牧沒有反應。
難道“杜司勳”沒有感受到我的誠意？李商隱並不氣餒，重又寫了一首，再次發給杜牧。
“刻意傷春複傷別，人間惟有杜司勳”。沒錯，在我眼裏，你就是跟我一樣憂鬱的美男子。
李商隱沒有想到，這是他最後一次能給杜牧發消息了。
在唐詩的朋友圈中，杜牧是個很“高冷”的人。論出身，他可以秒殺其他一眾人等。京兆杜氏從晉到唐都是名門望族，當時有“城南韋杜，去天尺五”的說法，他的爺爺杜佑還是宰相。杜牧小時候住什麽樣的房子，“舊第開朱門，長安城中央”，京城內環豪宅，在市郊還有樊川別墅，頂級奢華裝修，杜牧就在那裏玩大的。
不單是李商隱，任何人跟杜牧比，已經輸死在起跑線上了。杜牧如果能保持這個高富帥的水準到工作年紀，估計看誰都是拿鼻孔看的。
可惜有高富帥的身子，沒有高富帥的命。杜佑在他十歲時去世了，接著他的父親也過世了。沒了靠山，杜牧隻得搬出別墅，生活水準一落千丈，差一點去街頭要飯了。
後來杜牧二十幾歲中了進士，一方麵他的確有才且努力，另一方麵也要得益於出身優勢。那時候考試流行名人推薦，誰能上榜往往是內定好的。別人都是想盡辦法求推薦求轉發，杜牧一出來，二十幾個朝中“大v”爭著給他當推手，最後給杜牧內定了一個第五名。有人跟主考官打小報告說杜牧這個人性格有點難搞，別錄他比較好，主考官卻說，杜牧就是殺豬的我也要了。人家可是某某人的孫子，即便某某人不在了，家族影響力還在那擺著。
杜牧有背景，但不喜歡經營算計，做官爬不上去，但是他情商不低，難得一輩子沒坐過牢，沒吃過大苦頭，這在於他知道什麽該提什麽不該提。杜牧所處的那個時代有兩大社會弊病，一是藩鎮割據，一是宦官專權。杜牧一直致力於反對藩鎮割據，寫了很多著名“社論”，但是從來不去碰宦官的事情。畢竟藩鎮問題再怎麽批評，是為朝廷分憂，觸怒宦官是要掉腦袋的。（.mianhuaang好看的小說棉花糖
跟他同科進士有個叫劉蕡的，就沒有杜牧這種情商。劉蕡在當時是一個著名“公知”，直言時弊，腦殘粉很多，他應考時，一上來就對準宦官專權猛噴，雖然說得很切中要害，但是惹到了某些人，被“封號”了。這件事在當時鬧得很大，很多人出來為他說情，甚至有人表示，我功名不要了，願意自毀前程，求皇上給劉蕡“解禁”。
這個有點理想主義的劉蕡，恰恰就是李商隱的恩師。
劉蕡後來成了“敏感詞”，隻能在節度使府中做幕僚，委屈了一輩子，李商隱很為他抱不平，在悼念他的詩裏寫道“平生風義兼師友，不敢同君哭寢門”。本來杜牧作為同科完全應該站出來為劉蕡說句話的，但他自始至終一個字也沒提過。李商隱屌絲青年，很容易受到這種公知的煽動，不過因為這個事情忌恨杜牧應該也不太可能，畢竟明哲保身是人之常情，你不想要功名，別人還想要。隻是杜牧如果知道李商隱是“敏感詞”的學生，多多少少還是會有些回避的想法。
不像李白和王維那樣總是緣慳一麵，李商隱跟杜牧終於還是在某個特定的時節遇到了。那時，杜牧四十七歲，李商隱三十七歲，兩人都在長安為官，杜牧是從六品上司勳員外郎，李商隱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縣尉，至少八品以下了。杜甫當年見李白是什麽樣的小輩禮節和粉絲姿態，李商隱對杜牧就在此基礎上再加一倍。
當時杜牧正好寫了一篇碑文，叫《韋丹遺愛碑》。這個韋丹是那時公務員講新風樹典型推出來的一個“先進人物”，韋丹的事跡報上來後，皇上點名杜牧據此去撰寫文章，在全國廣泛宣傳。這件事情不大，但是李商隱對此眼紅的要命。雖然都是進士出身，但杜牧學的是“政治經濟學”，李商隱是純“中文係”的，除了寫文章，沒什麽別的才能。《韋丹遺愛碑》一出來，李商隱立馬上去點了32個“zhan”，還借此為由頭給杜牧寫詩，並且寫了不止一首，很明顯誠心想要結交這位老前輩，希望以後能夠提攜提攜他，給他一些發文章的機會。
杜牧完全沒理李商隱，不僅沒理，有可能還把他默默“拉黑”了，在此之後，兩個人再沒來往。
杜牧高冷，但還不至於高冷到沒朋友，他跟當時的一些小詩人，像張祜、許渾、趙嘏關係都不錯，包括溫庭筠的東西他也給點過讚。至於為什麽要“拉黑”李商隱，說到底，其實還是李商隱的情商問題。
情詩寫得好不代表情商就能高，李商隱寫了那麽多令現代剩女讀了都恨不得嫁給他的情詩，偏偏這兩首贈給杜牧的詩就寫砸了。
李商隱砸在哪裏？第一，他拿杜牧的名字講冷笑話。《贈司勳杜十三員外》開頭，他玩了一個文字遊戲，“杜牧司勳字牧之，清秋一首杜秋詩。前身應是梁江總，名總還曾字總持。”拿人名字玩冷笑話，首先你得跟人家熟，否則會被覺得你丫有病啊。更要命的是，李商隱拿來作比的這個“江總”是梁朝一個沒節操的禦用文人，好比你誇皇帝有文采說“陛下真有陳後主遺風”，誰會高興。真是不作死就不會死。
另外，李商隱打錯了小算盤。他讚杜牧“刻意傷春複傷別，人間惟有杜司勳。”杜牧其實不想當詩人，臨死前他把自己作品的十之七八都燒了。杜牧最喜歡做的事情其實是研究軍事，他在朋友圈裏曬的都是各種技術流戰爭分析，還注釋了《孫子》，恐怕心裏麵住著一個諸葛亮。誇一個資深“軍事控”文藝小清新，馬屁拍到馬腿上了。
李商隱情商捉急遠不止於此，往外一層說，在朋友圈裏麵，他沒搞清楚自己到底屬於哪一陣營的。“小李杜”躋身一線之前，唐詩朋友圈裏最“大咖”的兩個人是白居易和元稹，當時並稱“元白”。杜牧跟元白都不對路，還公開寫文章罵過他倆。一方麵元白文人相輕，給杜牧的朋友下絆子，另一方麵他們的“元白體”杜牧很看不慣，覺得“三俗”。
但是李商隱跟白居易很要好。元稹死的比較早，白居易沒了好基友，精神空虛，就跟李商隱走到一起，還說，我以後死了，要投胎做你兒子。結果李商隱生了一個兒子，真的取名叫“白老”。杜牧這麽討厭白居易、元稹的人，怎麽會喜歡李商隱。不知道李商隱是不是很傻很天真，完全不知道“罵戰門”的事，還是根本就沒想過這個問題。
再往外一層，涉及到政治立場方麵，李商隱的情商簡直讓周圍所有人都為他捉急了。在他們那個年代，有一個重要的背景，就是牛李黨爭。兩黨雖然不是競選執政，但也由於各種因素交替上位，當時的文人難免受黨爭影響，要麽認領其中一黨死忠到底，要麽就全身事外。李商隱倒好像沒有站隊意識似的，受了“牛黨”令狐楚的恩，又去做“李黨”王茂元的女婿，兩邊都有沾染，搞得兩麵都不是人。
杜牧雖然無意於黨爭，但他跟牛黨黨魁牛僧孺私交甚好，明顯是近於牛黨的，至少沒跟李黨中人有什麽瓜葛。而李商隱結婚後就頂著牛黨“叛徒”的帽子，即便他不想給自己貼標簽，但估計也在不少人的黑名單上了，杜牧會怎麽看他，李商隱居然一點自覺都沒有。
這事，恐怕是李商隱這輩子辦的最尷尬的事了。原本這兩人完全可以私下有來往的，可惜一來，他們生不逢時。二來，他們身份相差懸殊。再者，就是白居易這座無形的大山。一個是白居易的腦殘粉，一個是白居易的高端黑，小李杜要想跟大李杜一樣做知己好友，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唐代飲食文化中濃厚的道教色彩
由於統治者的推崇，道教在唐代得到了極大的發展，唐代飲食文化中也具有了濃厚的道教色彩。雖然唐代人們食用的蔬菜主要來自園圃的供應，然而采食野菜仍是當時飲食生活的重要內容人們一來利用野菜充饑，二來也為自己的食物增添新爽的口味。在唐代，唐朝飲食文化與外國飲食文化的交流與融合呈現出一幅豐富多彩的圖景，奠定了中華民族傳統飲食生活模式的基礎。
唐朝建立後，統治者因為自己姓李，於是將老子李耳追命為李唐王朝的始祖，倍加推崇道教，使道教在唐代得到了極大的發展，成為僅次於佛教的重要宗派。因此，一些道教的習俗風靡了全國，道教對唐代的飲食也有了深刻的影響。
道教的教規對信徒的日常飲食有嚴格的約束，禁食葷腥是最為重要的一個方麵。唐朝統治者為了追尊道教，將道教的禁忌推行全國，使全國百姓都以此為約束。734年十月特下令“每年正月、七月、十月三元日起十三日至十五日，並宜禁斷宰殺漁獵”。這樣，大唐的百姓即使不信教，也必須遵循此製，前後食素三天。道教經典中認為龍多為鯉魚轉化而來，神聖不可侵犯，食之者將遭遇大禍，加之“鯉”與“李”諧音，唐代統治者於是嚴禁捕殺食用鯉魚。731年正月唐玄宗下令“禁捕鯉魚”2，凡捕得鯉魚者必須放生，街市有販賣鯉魚者杖六十3。推而廣之，唐代統治者更是製定出一係列條例，限製釣魚食用，將禁食鯉魚推廣到限食一切魚蝦。因此，在唐代魚類經常成為難入肴饌的珍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