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嘉師很希望朝堂上的諸臣都相當忠直，但是這一個情況是不可能完全出現的。因為人始終都或多或少有著自己的私心。
就好比是當初若是他並非是“狐假虎威”，憑借始皇帝的旨意來收攏陳平等人的投效，恐怕眼下他也不見得能夠這麽快就解決掉原本的混亂局麵。
再者，在當初被命令為“阿房都尉”的時候，若是張嘉師固執己見，恐怕陳平等人真的會借故離開，這麽一來自然也沒有他什麽事情了。
所以有些時候，人有私心並不害怕，害怕的是人的私心會讓一個人連該做的正事都不去做。
……
就以史可法所麵對的局麵而言，他作為弘光政權在江北一地的督師，僅憑江北到淮水一帶的土地根本無法支撐江北四鎮的相應消耗。
史可法也很明白這一個情況，所以在當時，史可法多次向南京的弘光政權請求更多而合理的援助。
但是作為弘光政權的實際控製者，馬士英以及阮大铖等人根本就沒有將史可法的請求放在心上。
史載朱由崧生性闇弱，耽溺於酒色聲妓，政事悉委於馬士英、阮大铖。馬、阮二人日以賣官鬻爵、報撼私仇為事，導致南明政事萎靡，不斷發生內訌。在外以史可法督師江北，設淮、揚、鳳、廬四鎮，以黃得功、劉良佐、劉澤清、高傑為總兵統領，南明出現軍閥化的趨勢。
馬士英曾言：“若輩講聲氣耶？雖然，孰予若？予吊張天如，走千裏一月，為經紀其後事也，人誰問死天如也？”
他說你們不是講同氣連聲嗎，你們誰能和我比？我為張溥經營後事，一月奔波千裏，那會又有誰和我一樣，去這麽吊問一個死張溥？盡管張溥是東林巨子、複社創始人，當時東林諸人大多卻都急著和周延儒討論官位，最後一個關係隔了一層的人為他操辦後事。
馬士英與張溥的關係：原因是阮大铖與張溥交情頗好，崇禎時動用了自己與馮銓的關係，和張溥一起為周延儒複起而奔走，周延儒複出後，阮大铖要求他舉薦自己，但周延儒迫於和東林——複社一脈有君子協議，不敢起用“逆案”中人，於是和阮大铖協商，最後阮提出起用好友馬士英，於是馬士英才被起用。
馬士英被起用時，尚在戍籍，也就是說他還是個帶罪流放者，當時茫然不知這任命是怎麽回事，至事後才知此乃阮大铖所為，故對阮感激涕零。而他與張溥的關係就此而起，也因此在張溥死後，為了替其經營後事而一月奔波千裏，在此事上可略見一斑。
他對隔了一層的張溥尚且如此盡心，對一手造就了他今日富貴的阮大铖之舉薦恩義，當然無論怎麽都必定要報的，所以南明時才會努力使阮大铖複出。
有人言：“士英一庸才，不過大铖之傀儡耳！以為執政，猶沐猴而冠也”，這並非事實。
馬士英遍曆封疆，對實務頗有才幹。雖然不是什麽奇才，但在明末士大夫們普遍無能的情況下，還是有相當的手段。
河南永城人劉超，天啟年間以征討安邦彥有功，積官至四川遵義總兵官，坐罪免歸，數營複官不得。李自成圍開封，劉超請募士冠協擊，乃用為保定總兵官，令率兵赴救。超憚不敢行，宿留家中，以私怨殺禦史魏景琦等三家，遂據城反。巡撫王漢討之，被殺。崇禎帝乃命馬士英偕太監盧九德、河南總兵官陳永福進討。
明年四月，圍其城，連戰，賊屢挫，築長圍困之。劉超在貴州時，與馬士英相識，緣舊好乞降。士英佯許之，劉超出見，不肯去佩刀。士英笑曰：“若既歸朝，安用此？”手解其刀。已，潛去其親信，遂就縛。獻俘於朝，磔死。時流寇充斥，士英捍禦數有功。
明崇禎十七年三月，李自成進北京，朱由檢自縊。
南京諸臣倉卒議立新君。馬士英內結宦官韓讚周、勳臣劉孔昭，外約總兵黃得功、劉良佐、高傑、劉澤清等，擁立福王朱由崧於南京，成立了第一個南明政權，即弘光朝。大抵為各黨之救國聯合政府、統一戰線。但以馬士英、阮大铖等操實權。
馬士英任東閣大學士兼都察院右都禦史，仍督鳳陽等處軍務。
諸大臣慮福王立，或追怨“妖書”及“挺擊”、“移宮”等案；潞王立，則無後患。陰主之者，廢籍禮部侍郎錢謙益，力持其議者兵部侍郎呂大器，而右都禦史張慎言、詹事薑曰廣皆然之。前山東按察使僉事雷縯祚、禮部員外郎周鑣往來遊說。
史可法偷偷約見馬士英，在浦口與之密談。
而馬士英也有心要立個大功，於是兩人很快達成了一致意見，秘密商定出一個兩不得罪的折中方案，即放棄福王和潞王，擁立桂王朱常瀛。史可法遂於到達浦口的第二天，寫信回南京，提出了擁立桂王，同時由潞王仿照古兵馬元帥之製暫時統率兵馬的方案。
而盤踞在南京的東林勢力，其實隻要不是福王朱由崧繼位，無論選誰都是不會有意見的，所以他們一接到史可法的方案，禮部就馬上準備了各種儀仗，打算出發去廣西接桂王到南京繼位。
史可法當時心裏都是很清楚的，他在與薑曰廣私下商議擁立人選時，先曾對“擁潞”一事表態道：“此兵端也！”同時也表明他心裏其實很清楚，哪怕就是擁立福王繼位，亦無足為患。
可惜的是，這位握有擁立大權的殘明第一重臣史可法大人，在關係到社稷安危如此重大的政治問題上，表現有些讓人嗟歎。
在他以上言論泄露之後，“擁潞”諸人氣勢洶洶，輿論大嘩，史可法既不敢表明自己的政治態度，據理力爭，坦言福王倫序當立、“擁潞”或將開肇兵端，也不敢堅持自己的觀點，站出來闡述自己對這一問題的認識，以打消眾人對“擁嫡”的疑懼之心，而是畏首畏尾至於“引避不言矣”，最後竟搞出了一個試圖兩不得罪，不倫不類的“擁桂”方案。
這個“擁桂”方案，一不合倫序綱常，放著崇禎帝的親堂兄弟不立，卻去立崇禎帝的叔叔，雖然大家都是萬曆皇帝所出，但這樣做置天啟、崇禎二帝於何地？置福王於何地？驅之亦或殺之焉？因此其本質和“擁潞”並無太大的區別。
二是極度缺乏操作性，比之“擁潞”都不如。潞王朱常淓好歹和福王一樣，都近在淮安，幾天就可以到南京。而桂王卻遠在數千裏之外的廣西，一個來回幾個月總是要的，到時候隻怕這位桂王還沒到南京，大順軍或清軍早已兵臨城下了。
在此一事中，史可法自見識和政治手段上看，雖然有所認識，但優柔寡斷顧慮重重，並無一個卓越政治家的決斷和魄力，不敢快刀斬亂麻安定局勢，以至後來不得不出京避禍，空自喪失重整朝廷的大好時機；在確立國君的問題上，一遇阻力和反對，並無仗義執言之勇氣，隻求不得罪各方勢力。這比之他老師左光鬥，還是有些許差距的。
在鳳陽“擁嫡”成為定局後，馬士英率軍五萬，擁著福王朱由崧浩浩蕩蕩直奔儀真，福王在那裏捎上史可法後往南京而去，馬士英則率大軍駐紮不動。
馬士英起用阮大铖後，與東林黨人和依附東林的前齊黨高弘圖等多有爭執。弘光元年春，建州偽豫親王多鐸率軍南下，五月初，南京陷落，弘光朝廷滅亡。
馬士英南走浙江杭州、紹興等地，最後入太湖投長興伯吳日生軍中繼續抗賊，鬥爭失敗後被建州軍於太湖擒殺。一說馬士英遁逃台州後，入四明山削發為僧，清兵剝其皮，實之以草，極為慘烈，卻被東林稱為“馬瑤草生懷瑤死懷草”。
在南京城破後，清軍統帥多鐸和寧死不降的弘光朝禮部主事黃端伯之間的一段對話頗能反映馬士英的氣節。黃端伯聽說趙之龍、錢謙益等人獻門率眾投降，在城門大書數字“大明禮部儀製司主事黃端伯不降”因而被抓捕。在審問中：
多鐸拍案叱喝：“你認為弘光帝是何種人物，想為他一死？”
黃端伯朗言：“皇帝聖明！”
多鐸問：“馬士英，又怎樣呢？”
黃端伯：“馬士英，忠臣也！”
多鐸又可氣又可笑，問：“馬士英乃大奸臣，何得為忠？”
黃端伯說：“馬士英不降，擁送太後入浙江，當然是忠臣。”他指著已經剃發易服的趙之龍等人說：“這些人才是不忠不孝之人。”
弘光元年五月，南京失守，福王逃逸，禮部尚書錢謙益等百官皆迎降，隻有黃端伯在其寓所能仁寺傍門不降。
清豫親王多鐸大怒，將其關押在江寧。在獄中，他談笑如常，並作《明夷錄》言：“丹心傾漢室，碧血吐秦廷”以明其誌。
六月十四日，清政府下令剃發，他指頸說：“我寧剃頭不剃發”。八月十三日，多鐸再勸端伯降，並威脅說：“不降則戳！”黃端伯誓死不降，多鐸命殺之。黃端伯整肅冠履，昂首引頸受刃。
劊子手心驚目眩，不敢舉刀，黃端伯厲聲說：“何不刺我心！”
臨刑前，端伯麵北遙拜，顏色不少變，觀者萬餘，焚香拜泣，連多鐸也歎稱“南來硬漢僅見此人”。
端伯死後，清軍將其斂屍入棺，並將其靈柩疊至家鄉新城，葬於忠孝橋側。
明魯王以海在紹興監國時，贈黃端伯太常寺卿，諡忠節。明唐王聿健隆武年間亦封其為禮部尚書，諡忠毅。清乾隆時賜諡烈湣。
……
清兵入關前後，複社成員有所分化。周鍾參加了李自成的大順政權，並為李起草登基詔書，而多數人成為江南抗清力量的骨幹。在南京的複社士子不滿於阮大铖招搖過市，貪贓誤國，曾聯名寫出《留都防亂公揭》，公布阮大铖的罪狀，迫使他“潛跡南門之牛首，不敢入城”。
後馬士英、阮大铖擁立福王，把持朝政，對複社成員進行了報複迫害。清兵南下時，複社不少成員仍堅持武裝鬥爭，陳子龍、夏允彝在鬆江起兵，黃淳耀、侯歧曾領導嘉定軍民的抗清鬥爭，失敗後都不屈而死。
明亡以後，一些著名的複社成員又遁跡山林，顧炎武、黃宗羲等總結明亡教訓，專心著述，楊廷樞，方以智、陳貞慧等則削發為僧，隱居不出。這些行動，是與複社提倡氣節，重視操守的主張相一致的。
也有少數人如吳偉業、侯方域等入仕清朝。
而複社當中有一個著名的人物叫做夏允彝，但是他在曆史上並不算太有名氣，但是他的兒子卻是史書當中的少年英雄——夏完淳。
永曆元年春，明魯王賜諡夏允彝為“文忠”公，並遙授完淳為中書舍人。完淳寫謝表，連同抗清複明誌士數十人名冊，交與專在海上往來通信聯係的秀才謝堯文，使赴舟山呈與魯王。謝在漴闕候船，被清兵拿獲，解送提督吳勝兆處係獄。後吳勝兆反清事敗，清當局得完淳所書謝表等，於是南京總督軍務洪承疇，秉承滿清攝政王意旨，按名冊嚴緝夏完淳等，務要一網打盡。
完淳避在嘉善嶽父家中，曾秘密西行受阻，返回鬆江，決定渡海至魯王處，再圖大舉。不幸於六月底被清當局偵獲逮捕，取水道解往南京受審。船過細林山，想起老師陳子龍，作《細林夜哭》詩，以表哀悼。船過吳江，又作《吳江夜哭》詩，以悼念吳易。
押至南京，洪承疇親自訊問並勸降，說：“童子何知，豈能稱兵叛逆？誤墮賊中耳！歸順當不失官。”完淳挺立不跪，佯為不知審訊大員就是漢奸洪承疇，高聲答道：“我聞亨九先生本朝人傑，鬆山、杏山之戰，血濺章渠。先皇帝震悼褒恤，感動華夷。吾常慕其忠烈，年雖少，殺身報國，豈可以讓之！”
當左右差役告訴他堂上“大人”就是洪承疇時，完淳更聲色俱厲地說：“亨九先生死王事已久，天下莫不聞之，曾經禦祭七壇，天子親臨，淚滿龍顏，群臣嗚咽。汝何等逆徒，敢偽托其名，以汙忠魄！”
洪承疇色沮氣奪，無辭以對。
時錢栴亦被捕，意誌沮喪。完淳在旁勉勵說：“今與公慷慨問死，以見陳公於地下，豈不亦奇偉大丈夫哉！”使錢得全晚節。在獄中談笑自若。自被捕至獄中寫下得詩，名《南冠草》，都是慨世、傷時、懷友和悼念死者之作，慷慨悲涼，傳誦千古。
繼其父所作之政論集《續幸存錄》，分析南明弘光王朝敗亡的原因，識見超卓。如謂“南都之政，幅員愈小，則官愈大；郡縣愈少，則官愈大；財賦愈貧，則官愈富。斯之謂****。****之政，烏乎不亡？”故郭沫若驚歎：“完淳不僅為一詩人，而實為備良史之才者也。”
九月十九日，夏完淳就義於南京西市，所謂罪名歸納為“通海寇為外援，結湖泖為內應，秘具條陳奏疏，列薦文武官銜”。
臨刑時，他立而不跪，神色不變，劊子手戰戰兢兢，不敢正視，過了很久，才持刀從喉間斷之而絕。錢栴等三十餘人一同在南京就義。夏完淳死後，由友人杜登春、沈羽霄收殮遺體，歸葬於鬆江昆岡鄉蕩灣村夏允彝墓旁。
就好比是當初若是他並非是“狐假虎威”，憑借始皇帝的旨意來收攏陳平等人的投效，恐怕眼下他也不見得能夠這麽快就解決掉原本的混亂局麵。
再者，在當初被命令為“阿房都尉”的時候，若是張嘉師固執己見，恐怕陳平等人真的會借故離開，這麽一來自然也沒有他什麽事情了。
所以有些時候，人有私心並不害怕，害怕的是人的私心會讓一個人連該做的正事都不去做。
……
就以史可法所麵對的局麵而言，他作為弘光政權在江北一地的督師，僅憑江北到淮水一帶的土地根本無法支撐江北四鎮的相應消耗。
史可法也很明白這一個情況，所以在當時，史可法多次向南京的弘光政權請求更多而合理的援助。
但是作為弘光政權的實際控製者，馬士英以及阮大铖等人根本就沒有將史可法的請求放在心上。
史載朱由崧生性闇弱，耽溺於酒色聲妓，政事悉委於馬士英、阮大铖。馬、阮二人日以賣官鬻爵、報撼私仇為事，導致南明政事萎靡，不斷發生內訌。在外以史可法督師江北，設淮、揚、鳳、廬四鎮，以黃得功、劉良佐、劉澤清、高傑為總兵統領，南明出現軍閥化的趨勢。
馬士英曾言：“若輩講聲氣耶？雖然，孰予若？予吊張天如，走千裏一月，為經紀其後事也，人誰問死天如也？”
他說你們不是講同氣連聲嗎，你們誰能和我比？我為張溥經營後事，一月奔波千裏，那會又有誰和我一樣，去這麽吊問一個死張溥？盡管張溥是東林巨子、複社創始人，當時東林諸人大多卻都急著和周延儒討論官位，最後一個關係隔了一層的人為他操辦後事。
馬士英與張溥的關係：原因是阮大铖與張溥交情頗好，崇禎時動用了自己與馮銓的關係，和張溥一起為周延儒複起而奔走，周延儒複出後，阮大铖要求他舉薦自己，但周延儒迫於和東林——複社一脈有君子協議，不敢起用“逆案”中人，於是和阮大铖協商，最後阮提出起用好友馬士英，於是馬士英才被起用。
馬士英被起用時，尚在戍籍，也就是說他還是個帶罪流放者，當時茫然不知這任命是怎麽回事，至事後才知此乃阮大铖所為，故對阮感激涕零。而他與張溥的關係就此而起，也因此在張溥死後，為了替其經營後事而一月奔波千裏，在此事上可略見一斑。
他對隔了一層的張溥尚且如此盡心，對一手造就了他今日富貴的阮大铖之舉薦恩義，當然無論怎麽都必定要報的，所以南明時才會努力使阮大铖複出。
有人言：“士英一庸才，不過大铖之傀儡耳！以為執政，猶沐猴而冠也”，這並非事實。
馬士英遍曆封疆，對實務頗有才幹。雖然不是什麽奇才，但在明末士大夫們普遍無能的情況下，還是有相當的手段。
河南永城人劉超，天啟年間以征討安邦彥有功，積官至四川遵義總兵官，坐罪免歸，數營複官不得。李自成圍開封，劉超請募士冠協擊，乃用為保定總兵官，令率兵赴救。超憚不敢行，宿留家中，以私怨殺禦史魏景琦等三家，遂據城反。巡撫王漢討之，被殺。崇禎帝乃命馬士英偕太監盧九德、河南總兵官陳永福進討。
明年四月，圍其城，連戰，賊屢挫，築長圍困之。劉超在貴州時，與馬士英相識，緣舊好乞降。士英佯許之，劉超出見，不肯去佩刀。士英笑曰：“若既歸朝，安用此？”手解其刀。已，潛去其親信，遂就縛。獻俘於朝，磔死。時流寇充斥，士英捍禦數有功。
明崇禎十七年三月，李自成進北京，朱由檢自縊。
南京諸臣倉卒議立新君。馬士英內結宦官韓讚周、勳臣劉孔昭，外約總兵黃得功、劉良佐、高傑、劉澤清等，擁立福王朱由崧於南京，成立了第一個南明政權，即弘光朝。大抵為各黨之救國聯合政府、統一戰線。但以馬士英、阮大铖等操實權。
馬士英任東閣大學士兼都察院右都禦史，仍督鳳陽等處軍務。
諸大臣慮福王立，或追怨“妖書”及“挺擊”、“移宮”等案；潞王立，則無後患。陰主之者，廢籍禮部侍郎錢謙益，力持其議者兵部侍郎呂大器，而右都禦史張慎言、詹事薑曰廣皆然之。前山東按察使僉事雷縯祚、禮部員外郎周鑣往來遊說。
史可法偷偷約見馬士英，在浦口與之密談。
而馬士英也有心要立個大功，於是兩人很快達成了一致意見，秘密商定出一個兩不得罪的折中方案，即放棄福王和潞王，擁立桂王朱常瀛。史可法遂於到達浦口的第二天，寫信回南京，提出了擁立桂王，同時由潞王仿照古兵馬元帥之製暫時統率兵馬的方案。
而盤踞在南京的東林勢力，其實隻要不是福王朱由崧繼位，無論選誰都是不會有意見的，所以他們一接到史可法的方案，禮部就馬上準備了各種儀仗，打算出發去廣西接桂王到南京繼位。
史可法當時心裏都是很清楚的，他在與薑曰廣私下商議擁立人選時，先曾對“擁潞”一事表態道：“此兵端也！”同時也表明他心裏其實很清楚，哪怕就是擁立福王繼位，亦無足為患。
可惜的是，這位握有擁立大權的殘明第一重臣史可法大人，在關係到社稷安危如此重大的政治問題上，表現有些讓人嗟歎。
在他以上言論泄露之後，“擁潞”諸人氣勢洶洶，輿論大嘩，史可法既不敢表明自己的政治態度，據理力爭，坦言福王倫序當立、“擁潞”或將開肇兵端，也不敢堅持自己的觀點，站出來闡述自己對這一問題的認識，以打消眾人對“擁嫡”的疑懼之心，而是畏首畏尾至於“引避不言矣”，最後竟搞出了一個試圖兩不得罪，不倫不類的“擁桂”方案。
這個“擁桂”方案，一不合倫序綱常，放著崇禎帝的親堂兄弟不立，卻去立崇禎帝的叔叔，雖然大家都是萬曆皇帝所出，但這樣做置天啟、崇禎二帝於何地？置福王於何地？驅之亦或殺之焉？因此其本質和“擁潞”並無太大的區別。
二是極度缺乏操作性，比之“擁潞”都不如。潞王朱常淓好歹和福王一樣，都近在淮安，幾天就可以到南京。而桂王卻遠在數千裏之外的廣西，一個來回幾個月總是要的，到時候隻怕這位桂王還沒到南京，大順軍或清軍早已兵臨城下了。
在此一事中，史可法自見識和政治手段上看，雖然有所認識，但優柔寡斷顧慮重重，並無一個卓越政治家的決斷和魄力，不敢快刀斬亂麻安定局勢，以至後來不得不出京避禍，空自喪失重整朝廷的大好時機；在確立國君的問題上，一遇阻力和反對，並無仗義執言之勇氣，隻求不得罪各方勢力。這比之他老師左光鬥，還是有些許差距的。
在鳳陽“擁嫡”成為定局後，馬士英率軍五萬，擁著福王朱由崧浩浩蕩蕩直奔儀真，福王在那裏捎上史可法後往南京而去，馬士英則率大軍駐紮不動。
馬士英起用阮大铖後，與東林黨人和依附東林的前齊黨高弘圖等多有爭執。弘光元年春，建州偽豫親王多鐸率軍南下，五月初，南京陷落，弘光朝廷滅亡。
馬士英南走浙江杭州、紹興等地，最後入太湖投長興伯吳日生軍中繼續抗賊，鬥爭失敗後被建州軍於太湖擒殺。一說馬士英遁逃台州後，入四明山削發為僧，清兵剝其皮，實之以草，極為慘烈，卻被東林稱為“馬瑤草生懷瑤死懷草”。
在南京城破後，清軍統帥多鐸和寧死不降的弘光朝禮部主事黃端伯之間的一段對話頗能反映馬士英的氣節。黃端伯聽說趙之龍、錢謙益等人獻門率眾投降，在城門大書數字“大明禮部儀製司主事黃端伯不降”因而被抓捕。在審問中：
多鐸拍案叱喝：“你認為弘光帝是何種人物，想為他一死？”
黃端伯朗言：“皇帝聖明！”
多鐸問：“馬士英，又怎樣呢？”
黃端伯：“馬士英，忠臣也！”
多鐸又可氣又可笑，問：“馬士英乃大奸臣，何得為忠？”
黃端伯說：“馬士英不降，擁送太後入浙江，當然是忠臣。”他指著已經剃發易服的趙之龍等人說：“這些人才是不忠不孝之人。”
弘光元年五月，南京失守，福王逃逸，禮部尚書錢謙益等百官皆迎降，隻有黃端伯在其寓所能仁寺傍門不降。
清豫親王多鐸大怒，將其關押在江寧。在獄中，他談笑如常，並作《明夷錄》言：“丹心傾漢室，碧血吐秦廷”以明其誌。
六月十四日，清政府下令剃發，他指頸說：“我寧剃頭不剃發”。八月十三日，多鐸再勸端伯降，並威脅說：“不降則戳！”黃端伯誓死不降，多鐸命殺之。黃端伯整肅冠履，昂首引頸受刃。
劊子手心驚目眩，不敢舉刀，黃端伯厲聲說：“何不刺我心！”
臨刑前，端伯麵北遙拜，顏色不少變，觀者萬餘，焚香拜泣，連多鐸也歎稱“南來硬漢僅見此人”。
端伯死後，清軍將其斂屍入棺，並將其靈柩疊至家鄉新城，葬於忠孝橋側。
明魯王以海在紹興監國時，贈黃端伯太常寺卿，諡忠節。明唐王聿健隆武年間亦封其為禮部尚書，諡忠毅。清乾隆時賜諡烈湣。
……
清兵入關前後，複社成員有所分化。周鍾參加了李自成的大順政權，並為李起草登基詔書，而多數人成為江南抗清力量的骨幹。在南京的複社士子不滿於阮大铖招搖過市，貪贓誤國，曾聯名寫出《留都防亂公揭》，公布阮大铖的罪狀，迫使他“潛跡南門之牛首，不敢入城”。
後馬士英、阮大铖擁立福王，把持朝政，對複社成員進行了報複迫害。清兵南下時，複社不少成員仍堅持武裝鬥爭，陳子龍、夏允彝在鬆江起兵，黃淳耀、侯歧曾領導嘉定軍民的抗清鬥爭，失敗後都不屈而死。
明亡以後，一些著名的複社成員又遁跡山林，顧炎武、黃宗羲等總結明亡教訓，專心著述，楊廷樞，方以智、陳貞慧等則削發為僧，隱居不出。這些行動，是與複社提倡氣節，重視操守的主張相一致的。
也有少數人如吳偉業、侯方域等入仕清朝。
而複社當中有一個著名的人物叫做夏允彝，但是他在曆史上並不算太有名氣，但是他的兒子卻是史書當中的少年英雄——夏完淳。
永曆元年春，明魯王賜諡夏允彝為“文忠”公，並遙授完淳為中書舍人。完淳寫謝表，連同抗清複明誌士數十人名冊，交與專在海上往來通信聯係的秀才謝堯文，使赴舟山呈與魯王。謝在漴闕候船，被清兵拿獲，解送提督吳勝兆處係獄。後吳勝兆反清事敗，清當局得完淳所書謝表等，於是南京總督軍務洪承疇，秉承滿清攝政王意旨，按名冊嚴緝夏完淳等，務要一網打盡。
完淳避在嘉善嶽父家中，曾秘密西行受阻，返回鬆江，決定渡海至魯王處，再圖大舉。不幸於六月底被清當局偵獲逮捕，取水道解往南京受審。船過細林山，想起老師陳子龍，作《細林夜哭》詩，以表哀悼。船過吳江，又作《吳江夜哭》詩，以悼念吳易。
押至南京，洪承疇親自訊問並勸降，說：“童子何知，豈能稱兵叛逆？誤墮賊中耳！歸順當不失官。”完淳挺立不跪，佯為不知審訊大員就是漢奸洪承疇，高聲答道：“我聞亨九先生本朝人傑，鬆山、杏山之戰，血濺章渠。先皇帝震悼褒恤，感動華夷。吾常慕其忠烈，年雖少，殺身報國，豈可以讓之！”
當左右差役告訴他堂上“大人”就是洪承疇時，完淳更聲色俱厲地說：“亨九先生死王事已久，天下莫不聞之，曾經禦祭七壇，天子親臨，淚滿龍顏，群臣嗚咽。汝何等逆徒，敢偽托其名，以汙忠魄！”
洪承疇色沮氣奪，無辭以對。
時錢栴亦被捕，意誌沮喪。完淳在旁勉勵說：“今與公慷慨問死，以見陳公於地下，豈不亦奇偉大丈夫哉！”使錢得全晚節。在獄中談笑自若。自被捕至獄中寫下得詩，名《南冠草》，都是慨世、傷時、懷友和悼念死者之作，慷慨悲涼，傳誦千古。
繼其父所作之政論集《續幸存錄》，分析南明弘光王朝敗亡的原因，識見超卓。如謂“南都之政，幅員愈小，則官愈大；郡縣愈少，則官愈大；財賦愈貧，則官愈富。斯之謂****。****之政，烏乎不亡？”故郭沫若驚歎：“完淳不僅為一詩人，而實為備良史之才者也。”
九月十九日，夏完淳就義於南京西市，所謂罪名歸納為“通海寇為外援，結湖泖為內應，秘具條陳奏疏，列薦文武官銜”。
臨刑時，他立而不跪，神色不變，劊子手戰戰兢兢，不敢正視，過了很久，才持刀從喉間斷之而絕。錢栴等三十餘人一同在南京就義。夏完淳死後，由友人杜登春、沈羽霄收殮遺體，歸葬於鬆江昆岡鄉蕩灣村夏允彝墓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