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曆史上，據說最早期的馴馬曆史至今在5500年前。
這也就是說，在大約是公元前3500年左右，人類就已經馴服馬匹為自己的行動帶來便利。
根據後世的考古曆史，在中亞地區的哈薩克斯坦距今5500年左右的柏台遺址中，動物考古學家發現大量的馬骨、用馬骨製造的漁叉和帶有象征性刻紋的馬骨。通過對該遺址裏出土的陶片進行檢測，結果發現陶片上有馬奶脂肪酸的殘留物，證明當時的柏台人既吃馬肉，又喝馬奶。
另外，在遺址的文化層中還發現馬糞，這也是馬在此地長期生存的證據。所以動物考古學家推測當時的柏台人已經開始馴馬，具備了養馬的能力。
馬在哈薩克斯坦被馴化成功之後，家馬和養馬技術開始向其他地區傳播和擴散。
這也就是說明了一點，在夏朝滅亡之後，北上到蒙古草原的夏朝遺民在這個地方學習到馴馬的技術，然後逐漸在蒙古草原崛起，最終在頭曼單於在位的初期，蒙古草原逐漸被整合起來的匈奴人部落所控製。
而按照地形位置來說，若是哈薩克斯坦地區的原住民最早掌握馴馬技術，那麽其一部分人員遷移到蒙古草原北麵，然後再這裏休養生息或者是繼續向其他地方遷移。
這也就是說，蒙古草原是中華文化地區最早的馴馬地區的說法是有著很大的理據支持的。
而在公元前1700年的夏朝末期，在黃河上遊已經出現馴馬的情況：
1879年，俄國探險家普爾熱瓦爾斯基在蒙古國的科布多郡首次發現了一種野馬。
1881年，這種野馬便以這位探險家的名字正式命名為“普氏野馬”。
曾有專家據此推測，中國的家馬起源於普氏野馬。但是，近年來dna的研究結果顯示，中國早期的家馬與普氏野馬在基因上沒有關聯，這就為中國家馬的起源提出了新的課題。
動物考古學家的研究結果證實：自10000年以來，在相當長的時間裏，出土動物遺存的遺址有上百處，其中絕大多數遺址出土的動物遺存中沒有發現馬骨。
而在這方麵的對馬骨的鑒定依據也鮮有描述，更未做過年代測定。因此，其是否就是家馬、是否屬於那個時期等科學的判斷，都有待於進一步的驗證。
於是在中國的家馬最早出現於黃河上遊地區。在距今3700年左右的甘肅省永靖縣大何莊齊家文化的遺址裏發現隨葬的3塊馬的下頜骨，在甘肅省永靖縣秦魏家齊家文化的墓地裏也發現了隨葬的馬骨。
由於在距今9000年前中國就開始在墓葬裏隨葬狗，後來又發展到隨葬豬、牛、羊和馬，這種習俗延續了幾千年。
經過動物考古學家的研究證實，全部隨葬的動物幾乎都是家養的。因此，盡管齊家文化的墓葬中隨葬的馬骨都是幾十年前的發現，當時僅做了簡單的馬骨鑒定，並沒有進行動物考古學的測量和研究。
但是，依據齊家文化的墓葬裏發現的馬骨，我們可以推測在中國黃河上遊地區距今3700年左右存在馴化的家馬。
然而在夏朝末年出土的馬骨化石不代表夏朝已經掌握了馴馬技術，因為當其時的黃河上遊根本不是夏朝的控製區。
同樣在這方麵有著佐證的是，在後世的考古記載當中，在黃河中下遊地區距今3600年至3400年以前的商代早期的河南省偃師市偃師商城遺址、鄭州市鄭州商城遺址、小雙橋遺址等都發現了大量動物遺存，但是卻沒有發現馬骨的證據。
這個地區最早的家馬發現於距今約3300年前商代晚期的河南省安陽市殷墟遺址。在該遺址裏發現多個車馬坑，一般都是一車兩馬。
另外，在殷墟遺址的西北岡發掘和鑽探的馬坑有100多個，每個坑中馬的數量少者一匹，多者37匹。
目前，對殷墟中出土馬骨的動物考古學研究取得了重要進展，包括馬牙、馬骨在內的形態學的觀察和測量、病理現象的研究、數量比例的統計、考古學文化現象的觀察、古dna分析和碳氮穩定同位素的分析等一係列研究結果，均證明這些馬屬於家馬。
鑒於這一地區在距今約3300年以前幾乎沒有發現馬骨，而在距今約3300年以後多處遺址中發現車馬坑和被埋葬的馬，因此，我們認為家馬在這一地區是突然出現的。
黃河中下遊地區的家馬可能是從黃河上遊地區傳入的。
但是，既便是在黃河上遊地區，家馬出現的時間與迄今為止所知的世界上最早的家馬的年代相比，大約晚了1000多年。所以，當時黃河上遊地區的家馬很可能是從現在的中國境外傳入的。
而這個證據也在某一方麵說出了家馬或者是馴馬技術來源於蒙古高原的可能性。
畢竟相對於翻越蔥嶺這個幾乎是全年嚴寒的區域，平均算是較為溫暖的蒙古高原，更容易讓家馬或者是馴馬技術得到傳承。
……
同樣是在這方麵的記載描述，在距今3700年左右的黃河上遊地區發現的馬骨是與隨葬相關的，但是，不能以此斷言馴化家馬的主要目的是為了隨葬。
由於在殷墟屬於王陵範圍的西北岡發現大量的馬坑，埋葬的馬達數百匹之多，如此規模的埋馬，似乎顯示出王權的實力。
從這點看，飼養馬匹從一開始就與鞏固等級製度的行為密切相關。
有意思的是在殷墟和陝西省長安縣西周的都城灃西遺址都發現了馬坑，兩處遺址埋馬的方式有所不同，殷人埋馬都是一匹一匹整齊地擺放，而周人埋馬除整齊地擺放之外，還有雜亂地放在一起，這顯示出商人和周人各自的風格和文化傳承。
這也有可能說出一個情況，那就是周人比起商人要更早接觸到馴馬的技術，畢竟在距離而言，商人所在的河南地區要比起周人的陝南地區距離甘肅一帶更遠。
但是在第一次商人與周人的戰爭之中，商人取得了勝利，並且迫使商人馴服，這也有可能是商人得到馴馬技術的一個可能性：
從夏初以來，周一直是夏王朝西部的一個重要方國。到夏代後期，夏王朝的統治力量逐漸削弱，西北黃土高原上的遊牧部落不斷南下侵擾，渭北平原的農業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壞，周人的居住地也受到比較嚴重的影響。
公劉時，周部落則已遷居於豳。由遊牧部族漸變為農耕為主的城邑。自公劉起，周部族首領公劉采取了有力的措施，擴大耕地，整治農田，很快就將周部族發展成為一個富庶興旺之邦。接著他使用武力，活動範圍進一步擴大，“周道之興自此始”。
又經九世傳位，到古公亶父為部族首領時，周人受薰育戎侵襲逼迫，不得不遠徙。他們越過漆、沮和梁山，遷至渭河流域岐山以南之周原。“周”字最初寫法是：上田下口，上下合成，後來演變為周字。
在商王武丁前後，周已發展為商王朝西部的大邦。《國語》載：“高圉、太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古公亶父之時，周部落已頗具規模。
季曆之時，商周關係開始密切，《後漢書?西羌傳》載：古公亶父傳位季曆，季曆不僅與商聯姻，娶妻商室，還被商王文丁封為“牧師”，成為商王朝在西方最為重要的一位方伯，所以季曆在甲骨文中有時又稱公季。周此時已是商朝屬下一強大方國。
雖然關係密切，殷商卻總是時刻提防著這股新生力量，周國、吳國也逐漸並吞其他小國家，特別是親商的諸侯國。
周人勢力的迅速發展，加劇了與商王的矛盾，日漸強大的周與日漸衰落的商開始相互猜疑，相互指責，進而相互征伐。最終，商王文丁為扼製周族勢力發展，以保商朝地位不受威脅，殺了不再那麽聽話的季曆，周商矛盾陡然加劇。
周文王繼位後，周人勢力進一步壯大，占據了關中平原。周、商之間的衝突日益加劇，商王紂一度把周文王囚禁於羑裏。周人以寶馬、美女賄賂商紂，求得釋放文王。[8]文王歸國後，謀商之心並無鬆懈，增強周族實力，使周國附近一些部落歸附。
另一方麵進行武力擴張，根據《尚書》記載，周國首先討伐西方犬戎及密須、等小國，以固後方，接著東伐耆國、又伐邘，最後伐崇國，深入到商朝勢力範圍。此時周國已“三分天下有其二”，遷都於豐都，準備進取殷商。
從周王朝的起源記載可以看到的是，周朝與商朝之間的交流事實上應該遠早於武乙時期，這也佐證了一點，在武丁時期的商朝，也有可能是從周朝手中得到馴馬技術。
但是這一點的確切時間如何，還要等待更進一步的考古學的資料描述來加以對比。
……
而一種觀點認為，用馬駕車是馴化野馬為家馬的另一個原因，這可以殷墟發現的不少家馬出土於車馬坑來證實。
家馬是人從野馬馴化而成，車是人製作的工具，人把家馬和車合二為一，是一個偉大的創造。馬拉的戰車帶動了國家的發展和文明的進程。殷墟發現的車馬坑都是一車兩馬，兩匹馬拉車是商代的特征。
屬於西周的灃西張家坡遺址出土了四匹馬拉的車。當年周武王率軍討伐商紂王，在朝歌打敗商王的軍隊，一舉滅了商朝。“武王伐紂”成為中國曆史上的著名典故。在那場戰爭中，四匹馬拉的戰車可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自春秋開始，戰爭的規模越來越大，馬拉的戰車成為戰爭中的主要戰鬥力，是衡量一個國家軍事實力的重要標準。一輛四匹馬拉的戰車被稱為“一乘”，當時已經有“千乘之國”、“萬乘之君”的說法。
戰國後期，趙國的北方地區毗鄰遊牧部族，身穿窄袖短衣的遊牧部族時常騎馬縱橫馳騁，開弓射箭，滋擾邊境，對趙國形成極大的威脅。趙國的武靈王大力推行“胡服騎射”，在全國推廣胡人的服飾，組建騎兵部隊。中國古代軍事史上的一次重要改革由此開始。新建的騎兵部隊行動迅疾，靈活機動，先後戰勝北邊和西邊的遊牧部族，拓展了趙國的版圖。
這一改革還帶動了各事力量的重組，史載燕國“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趙國“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秦國“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秦始皇最終橫掃，統一中國，“騎萬匹”加上“帶甲百餘萬，車千乘”，其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在公元五世紀左右出現的馬鐙更加有利於騎馬。那樣，馬除了用於作戰外，開始成為交通工具，後來發展到婦女也可以騎乘。唐代的“虢國夫人遊春圖”就展示了幾位貴婦騎馬踏春、悠閑自得的景象。
史書記載，秦人在秦襄公建立秦國之前，是一個以養馬為主要職業的遊牧部落。後來秦國的曆代國君都十分重視養馬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秦穆公時出現了中國曆史上著名的相馬專家——伯樂。
伯樂對長期的相馬經驗進行總結，撰寫了《相馬經》，把馬依照品種、體型和毛色進行分類，依據馬的各個部位的形狀、尺寸和比例進行歸納，總結出良馬應該具備的基本特征及具體形狀。
後來的多部曆史典籍對相馬和養馬技術做了更加全麵的描述。在曆朝曆代的民間也廣為流傳養馬的技術，比如“馬無夜草不肥”這句俗話就是對如何養好馬的生動寫照。
盡管史書上沒有記載，但是我們在研究秦始皇兵馬俑的陶馬時，發現秦代已經存在閹割技術。考古學家在陝西省臨潼縣秦始皇陵東側發現一組大型的陪葬坑，出土了大量木製的戰車和陶製的武士及馬匹。
其中1號坑是以戰車與步兵的排列組合，2號坑是戰車、騎兵、步兵的混合編組。看書1號坑裏的馬均是拉車的，每輛車由4匹馬拉。我們發現1號坑出土的全部的馬都被製成被閹割的公馬，這些馬隻有*沒有2號坑裏發現的騎乘的馬的背上有馬鞍，故稱為鞍馬。
鞍馬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隻有*沒有*另一類除外，還有*由此看來，當時安放在這裏的全部陶馬依據的有無，可以區分為兩類。一類明顯地表現出是被閹割過的公馬；另一類則明顯地顯示出其是未被閹割的公馬。
當時拉車的馬都是閹割過的公馬，而鞍馬卻可以分為閹割過的和沒有閹割過的這樣兩種公馬。這一發現對於我們認識當時的養馬技術、用馬製度等都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閹割技術發明於何時，目前尚無確切的結論。據學者聞一多考證，甲骨文中已經有關於閹割的記載，如豬字的腹部有一畫與腹部相連和不相連兩種寫法，相連的是公豬，不相連的是閹割過的公豬。
據古文字專家王宇信考證，在甲骨文中還有在馬字的腹部加一符號，此為用繩或皮條為套，將公馬的絞掉。
但是這些研究在後世尚未得到學術界的共識。
這也就是說，在大約是公元前3500年左右，人類就已經馴服馬匹為自己的行動帶來便利。
根據後世的考古曆史，在中亞地區的哈薩克斯坦距今5500年左右的柏台遺址中，動物考古學家發現大量的馬骨、用馬骨製造的漁叉和帶有象征性刻紋的馬骨。通過對該遺址裏出土的陶片進行檢測，結果發現陶片上有馬奶脂肪酸的殘留物，證明當時的柏台人既吃馬肉，又喝馬奶。
另外，在遺址的文化層中還發現馬糞，這也是馬在此地長期生存的證據。所以動物考古學家推測當時的柏台人已經開始馴馬，具備了養馬的能力。
馬在哈薩克斯坦被馴化成功之後，家馬和養馬技術開始向其他地區傳播和擴散。
這也就是說明了一點，在夏朝滅亡之後，北上到蒙古草原的夏朝遺民在這個地方學習到馴馬的技術，然後逐漸在蒙古草原崛起，最終在頭曼單於在位的初期，蒙古草原逐漸被整合起來的匈奴人部落所控製。
而按照地形位置來說，若是哈薩克斯坦地區的原住民最早掌握馴馬技術，那麽其一部分人員遷移到蒙古草原北麵，然後再這裏休養生息或者是繼續向其他地方遷移。
這也就是說，蒙古草原是中華文化地區最早的馴馬地區的說法是有著很大的理據支持的。
而在公元前1700年的夏朝末期，在黃河上遊已經出現馴馬的情況：
1879年，俄國探險家普爾熱瓦爾斯基在蒙古國的科布多郡首次發現了一種野馬。
1881年，這種野馬便以這位探險家的名字正式命名為“普氏野馬”。
曾有專家據此推測，中國的家馬起源於普氏野馬。但是，近年來dna的研究結果顯示，中國早期的家馬與普氏野馬在基因上沒有關聯，這就為中國家馬的起源提出了新的課題。
動物考古學家的研究結果證實：自10000年以來，在相當長的時間裏，出土動物遺存的遺址有上百處，其中絕大多數遺址出土的動物遺存中沒有發現馬骨。
而在這方麵的對馬骨的鑒定依據也鮮有描述，更未做過年代測定。因此，其是否就是家馬、是否屬於那個時期等科學的判斷，都有待於進一步的驗證。
於是在中國的家馬最早出現於黃河上遊地區。在距今3700年左右的甘肅省永靖縣大何莊齊家文化的遺址裏發現隨葬的3塊馬的下頜骨，在甘肅省永靖縣秦魏家齊家文化的墓地裏也發現了隨葬的馬骨。
由於在距今9000年前中國就開始在墓葬裏隨葬狗，後來又發展到隨葬豬、牛、羊和馬，這種習俗延續了幾千年。
經過動物考古學家的研究證實，全部隨葬的動物幾乎都是家養的。因此，盡管齊家文化的墓葬中隨葬的馬骨都是幾十年前的發現，當時僅做了簡單的馬骨鑒定，並沒有進行動物考古學的測量和研究。
但是，依據齊家文化的墓葬裏發現的馬骨，我們可以推測在中國黃河上遊地區距今3700年左右存在馴化的家馬。
然而在夏朝末年出土的馬骨化石不代表夏朝已經掌握了馴馬技術，因為當其時的黃河上遊根本不是夏朝的控製區。
同樣在這方麵有著佐證的是，在後世的考古記載當中，在黃河中下遊地區距今3600年至3400年以前的商代早期的河南省偃師市偃師商城遺址、鄭州市鄭州商城遺址、小雙橋遺址等都發現了大量動物遺存，但是卻沒有發現馬骨的證據。
這個地區最早的家馬發現於距今約3300年前商代晚期的河南省安陽市殷墟遺址。在該遺址裏發現多個車馬坑，一般都是一車兩馬。
另外，在殷墟遺址的西北岡發掘和鑽探的馬坑有100多個，每個坑中馬的數量少者一匹，多者37匹。
目前，對殷墟中出土馬骨的動物考古學研究取得了重要進展，包括馬牙、馬骨在內的形態學的觀察和測量、病理現象的研究、數量比例的統計、考古學文化現象的觀察、古dna分析和碳氮穩定同位素的分析等一係列研究結果，均證明這些馬屬於家馬。
鑒於這一地區在距今約3300年以前幾乎沒有發現馬骨，而在距今約3300年以後多處遺址中發現車馬坑和被埋葬的馬，因此，我們認為家馬在這一地區是突然出現的。
黃河中下遊地區的家馬可能是從黃河上遊地區傳入的。
但是，既便是在黃河上遊地區，家馬出現的時間與迄今為止所知的世界上最早的家馬的年代相比，大約晚了1000多年。所以，當時黃河上遊地區的家馬很可能是從現在的中國境外傳入的。
而這個證據也在某一方麵說出了家馬或者是馴馬技術來源於蒙古高原的可能性。
畢竟相對於翻越蔥嶺這個幾乎是全年嚴寒的區域，平均算是較為溫暖的蒙古高原，更容易讓家馬或者是馴馬技術得到傳承。
……
同樣是在這方麵的記載描述，在距今3700年左右的黃河上遊地區發現的馬骨是與隨葬相關的，但是，不能以此斷言馴化家馬的主要目的是為了隨葬。
由於在殷墟屬於王陵範圍的西北岡發現大量的馬坑，埋葬的馬達數百匹之多，如此規模的埋馬，似乎顯示出王權的實力。
從這點看，飼養馬匹從一開始就與鞏固等級製度的行為密切相關。
有意思的是在殷墟和陝西省長安縣西周的都城灃西遺址都發現了馬坑，兩處遺址埋馬的方式有所不同，殷人埋馬都是一匹一匹整齊地擺放，而周人埋馬除整齊地擺放之外，還有雜亂地放在一起，這顯示出商人和周人各自的風格和文化傳承。
這也有可能說出一個情況，那就是周人比起商人要更早接觸到馴馬的技術，畢竟在距離而言，商人所在的河南地區要比起周人的陝南地區距離甘肅一帶更遠。
但是在第一次商人與周人的戰爭之中，商人取得了勝利，並且迫使商人馴服，這也有可能是商人得到馴馬技術的一個可能性：
從夏初以來，周一直是夏王朝西部的一個重要方國。到夏代後期，夏王朝的統治力量逐漸削弱，西北黃土高原上的遊牧部落不斷南下侵擾，渭北平原的農業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壞，周人的居住地也受到比較嚴重的影響。
公劉時，周部落則已遷居於豳。由遊牧部族漸變為農耕為主的城邑。自公劉起，周部族首領公劉采取了有力的措施，擴大耕地，整治農田，很快就將周部族發展成為一個富庶興旺之邦。接著他使用武力，活動範圍進一步擴大，“周道之興自此始”。
又經九世傳位，到古公亶父為部族首領時，周人受薰育戎侵襲逼迫，不得不遠徙。他們越過漆、沮和梁山，遷至渭河流域岐山以南之周原。“周”字最初寫法是：上田下口，上下合成，後來演變為周字。
在商王武丁前後，周已發展為商王朝西部的大邦。《國語》載：“高圉、太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古公亶父之時，周部落已頗具規模。
季曆之時，商周關係開始密切，《後漢書?西羌傳》載：古公亶父傳位季曆，季曆不僅與商聯姻，娶妻商室，還被商王文丁封為“牧師”，成為商王朝在西方最為重要的一位方伯，所以季曆在甲骨文中有時又稱公季。周此時已是商朝屬下一強大方國。
雖然關係密切，殷商卻總是時刻提防著這股新生力量，周國、吳國也逐漸並吞其他小國家，特別是親商的諸侯國。
周人勢力的迅速發展，加劇了與商王的矛盾，日漸強大的周與日漸衰落的商開始相互猜疑，相互指責，進而相互征伐。最終，商王文丁為扼製周族勢力發展，以保商朝地位不受威脅，殺了不再那麽聽話的季曆，周商矛盾陡然加劇。
周文王繼位後，周人勢力進一步壯大，占據了關中平原。周、商之間的衝突日益加劇，商王紂一度把周文王囚禁於羑裏。周人以寶馬、美女賄賂商紂，求得釋放文王。[8]文王歸國後，謀商之心並無鬆懈，增強周族實力，使周國附近一些部落歸附。
另一方麵進行武力擴張，根據《尚書》記載，周國首先討伐西方犬戎及密須、等小國，以固後方，接著東伐耆國、又伐邘，最後伐崇國，深入到商朝勢力範圍。此時周國已“三分天下有其二”，遷都於豐都，準備進取殷商。
從周王朝的起源記載可以看到的是，周朝與商朝之間的交流事實上應該遠早於武乙時期，這也佐證了一點，在武丁時期的商朝，也有可能是從周朝手中得到馴馬技術。
但是這一點的確切時間如何，還要等待更進一步的考古學的資料描述來加以對比。
……
而一種觀點認為，用馬駕車是馴化野馬為家馬的另一個原因，這可以殷墟發現的不少家馬出土於車馬坑來證實。
家馬是人從野馬馴化而成，車是人製作的工具，人把家馬和車合二為一，是一個偉大的創造。馬拉的戰車帶動了國家的發展和文明的進程。殷墟發現的車馬坑都是一車兩馬，兩匹馬拉車是商代的特征。
屬於西周的灃西張家坡遺址出土了四匹馬拉的車。當年周武王率軍討伐商紂王，在朝歌打敗商王的軍隊，一舉滅了商朝。“武王伐紂”成為中國曆史上的著名典故。在那場戰爭中，四匹馬拉的戰車可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自春秋開始，戰爭的規模越來越大，馬拉的戰車成為戰爭中的主要戰鬥力，是衡量一個國家軍事實力的重要標準。一輛四匹馬拉的戰車被稱為“一乘”，當時已經有“千乘之國”、“萬乘之君”的說法。
戰國後期，趙國的北方地區毗鄰遊牧部族，身穿窄袖短衣的遊牧部族時常騎馬縱橫馳騁，開弓射箭，滋擾邊境，對趙國形成極大的威脅。趙國的武靈王大力推行“胡服騎射”，在全國推廣胡人的服飾，組建騎兵部隊。中國古代軍事史上的一次重要改革由此開始。新建的騎兵部隊行動迅疾，靈活機動，先後戰勝北邊和西邊的遊牧部族，拓展了趙國的版圖。
這一改革還帶動了各事力量的重組，史載燕國“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趙國“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秦國“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秦始皇最終橫掃，統一中國，“騎萬匹”加上“帶甲百餘萬，車千乘”，其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在公元五世紀左右出現的馬鐙更加有利於騎馬。那樣，馬除了用於作戰外，開始成為交通工具，後來發展到婦女也可以騎乘。唐代的“虢國夫人遊春圖”就展示了幾位貴婦騎馬踏春、悠閑自得的景象。
史書記載，秦人在秦襄公建立秦國之前，是一個以養馬為主要職業的遊牧部落。後來秦國的曆代國君都十分重視養馬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秦穆公時出現了中國曆史上著名的相馬專家——伯樂。
伯樂對長期的相馬經驗進行總結，撰寫了《相馬經》，把馬依照品種、體型和毛色進行分類，依據馬的各個部位的形狀、尺寸和比例進行歸納，總結出良馬應該具備的基本特征及具體形狀。
後來的多部曆史典籍對相馬和養馬技術做了更加全麵的描述。在曆朝曆代的民間也廣為流傳養馬的技術，比如“馬無夜草不肥”這句俗話就是對如何養好馬的生動寫照。
盡管史書上沒有記載，但是我們在研究秦始皇兵馬俑的陶馬時，發現秦代已經存在閹割技術。考古學家在陝西省臨潼縣秦始皇陵東側發現一組大型的陪葬坑，出土了大量木製的戰車和陶製的武士及馬匹。
其中1號坑是以戰車與步兵的排列組合，2號坑是戰車、騎兵、步兵的混合編組。看書1號坑裏的馬均是拉車的，每輛車由4匹馬拉。我們發現1號坑出土的全部的馬都被製成被閹割的公馬，這些馬隻有*沒有2號坑裏發現的騎乘的馬的背上有馬鞍，故稱為鞍馬。
鞍馬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隻有*沒有*另一類除外，還有*由此看來，當時安放在這裏的全部陶馬依據的有無，可以區分為兩類。一類明顯地表現出是被閹割過的公馬；另一類則明顯地顯示出其是未被閹割的公馬。
當時拉車的馬都是閹割過的公馬，而鞍馬卻可以分為閹割過的和沒有閹割過的這樣兩種公馬。這一發現對於我們認識當時的養馬技術、用馬製度等都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閹割技術發明於何時，目前尚無確切的結論。據學者聞一多考證，甲骨文中已經有關於閹割的記載，如豬字的腹部有一畫與腹部相連和不相連兩種寫法，相連的是公豬，不相連的是閹割過的公豬。
據古文字專家王宇信考證，在甲骨文中還有在馬字的腹部加一符號，此為用繩或皮條為套，將公馬的絞掉。
但是這些研究在後世尚未得到學術界的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