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化的發展開端，雖然相對於其他古國文明稍微晚了一些，但是毫無疑問的是，在大部分古國文明失去傳承的時候，中華文化依舊有著自己強大的傳承基礎，保證中國文化的傳承不至於出現真正的中斷。
在張嘉師所在的後世，有一句有一點道理，但是毫無疑問的是別有用心的話，這句話就是相當著名的“崖山之後無中國，明亡之後無華夏”。
這一句話之所以確實是有道理，那就是因為在宋朝以及明朝滅亡之後，中華文化的傳承確實是遭受到一定的打擊，但是所這一句話別有用心，張嘉師自己就得想一下首先提出這種觀點的人，並不是中國人自己，而是那個所謂的東方日出之國的學者……
嘛，先不說別的，繼承遼國政治遺產的金國，在漢化程度上相比起遼國，更加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分割線…………………………………………
有一種觀點提及到一個民族漢化的程度的相應設想：
生活方式是決定北方民族漢化程度的首要因素。常見的公式是：與農耕民族的生活方式的差異越小，漢化就越容易、越徹底；與農耕民族的生活方式的差異越大，漢化就越困難、越膚淺。中國曆史上的北族王朝，對漢文化是采取積極接受的態度還是采取消極抵製的態度，大抵上即取決於此。
從生活方式來考慮，女真人主要生活在白山黑水的森林地帶，這種地理環境使他們與生活在草原上的遊牧民族有著明顯的區別。
建國前的女真族基本上是一個狩獵民族，他們的生活方式兼有漁獵、農耕和畜牧三種形態。需要說明的是，女真人的畜牧業與草原民族的遊牧生活方式沒有任何相似之處，據宣和七年（1125年）出使金朝的宋人鍾邦直描述說，金源內地會寧府一帶，“一望平原曠野，間有居民數十家，……更無城郭，裏巷率皆背陰向陽，便於牧放，自在散居”。這是作為漁獵和農耕經濟補充成分的定居畜牧業。
女真人的基本生活方式早在建國前一百多年就已形成。史稱生女真“舊俗無室廬，……遷徙不常”，至獻祖綏可，“乃徙居海古水，耕墾樹藝，始築室，有棟宇之製，人呼其地為納葛裏。‘納葛裏’者，漢語居室也。自此遂定居於安出虎水之側矣”。獻祖時代大約相當於十一世紀初葉，從這個時候起，女真人開始定居生活，並且有了農業經濟。
從文獻材料中可以找到有關女真人農耕生活方式的不少證據。《高麗史》卷六靖宗八年（1042年）四月條，有東女真酋長向高麗索求耕牛的記載。金太祖天輔六年（1122年），宗翰派人向宋使馬擴交待說：“傳語童太師（即童貫）：昨來海上曾許水牛，如今相望甚近，欲覓千頭，令送來。”這說明海上之盟時金人曾向宋朝索要過水牛。據南宋歸正人介紹說，金朝初年，女真人有“每春正擊土牛”的習俗，這也從一個側麵反映了耕牛在女真人經濟生活中的重要性。
關於生女真的農耕生活，宋人有這樣的描述：“其地則至契丹東北隅，土多林木，田宜麻穀，以耕鑿為業，不事蠶桑。”金初，宋使前往會寧府時，沿途所見的景象是：“州地平壤，居民所在成聚落，新稼殆遍，地宜穄黍。”金朝初年，專門針對以女真人為主的猛安謀克實行了牛頭地製度，可見當時女真社會中普遍存在著農業經濟。
建國以來的大量考古成果也為女真人的農耕生活方式提供了許多物證。在生女真的活動區域內，南起鬆花江，北至黑龍江，西起大興安嶺東麓的金東北路界壕邊堡，東至三江平原，都發現了大量的金代農業生產工具。
在促使女真人徹底漢化的諸多因素中，猛安謀克的大批南遷肯定在必須考慮之列。
生女真的傳統居住區域是所謂的“金源內地”。金朝初年，女真人的分布範圍僅限於上京、東京和鹹平府三路。後來隨著金朝的軍事擴張，女真猛安謀克以軍事屯田的方式逐步向遼朝的領地內遷徙，不過當時尚未進入長城以南的漢地。太宗時滅掉北宋後，原本沒有長期占據中原漢地的意圖，所以先後扶植起偽楚、偽齊兩個傀儡政權。但由於漢人的傀儡政權在政治上和軍事上都無法與南宋相抗衡，於是金朝隻好改變策略，對中原漢地實施直接統治。這樣一來，就勢必要讓部分女真人移居中原。
從太宗末年起，開始將女真猛安謀克大批遷往長城以南漢地，宋代文獻有“金左副元帥宗維（即宗翰）悉起女真土人散居漢地”的記載，這是天會十一年（1133年）的事情。熙宗皇統初，當金朝從南宋手中重新奪取河南、陝西之後，又將大批猛安謀克遷入中原屯田，“凡屯田之所，自燕之南、淮隴之北俱有之”。這可能是金代女真人規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浪潮。海陵王正隆間，為了加強對女真貴族的控製，“不問疏近，並徙之南”，除了少數安置在長城以北的北京路之外，其他均遷入中原漢地。
至海陵末年，猛安謀克的人口分布區域已從金初的上京、東京、鹹平府三路擴展到上京、東京、鹹平府、北京、西京、中都、河北東西、山東東西、大名府、南京等十二路。我在《金代猛安謀克人口狀況研究》一文中，曾對金章宗泰和七年（1207年）猛安謀克人口在全國各地的分布數量做過一個粗略的估計，其中長城以南各路的人口估計為360萬左右，約占全部猛安謀克人口的47%。這個數字大致可以代表金代女真人移居漢地的比例。
如此眾多的女真人進入中原漢地，自然給女真族的徹底漢化提供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機緣。遷居中原的猛安謀克多為永久性移民。女真人原有以其所居之山川命名的習俗。及至入居中原後，便多以中原地名命名，如完顏燕京、蒲察燕京、完顏絳山、裴滿河西、蒲察西京、完顏鄯陽、烏古論兗州、粘哥荊山、尼龐古華山、徒單渭河等等，這說明他們並沒有客居異土它鄉的感覺，一種新的鄉土觀念很快就已經在他們的頭腦中紮根。若是與契丹人和蒙古人相比較的話，女真人確實很容易融入漢人社會。這仍然可以用生活方式來加以解釋，因為漢人的生活方式與女真人傳統的生活方式並沒有什麽太大的差別；也正是由於這個緣故，才會有那麽多的女真人遷入漢地並且長期定居下來。
金國剛吞遼滅宋，入主中原的時候，衣冠服飾確實是在東北苦寒之地的那套，但入住中原後，因為天氣濕熱，水土不服，很多人死於暑熱，厚重的毛裘大衣很快被拋棄。
從太宗開始，就在非正式場合穿戴中原衣冠了，熙宗開始，衣冠開始製度化，全盤照抄唐宋，皇帝登基平天冠袞龍袍，大臣們清一色圓領朝服，帽子也有很長的耳朵，幾乎跟宋朝沒有什麽差別。
到了世章和金朝後期，連發型都全盤漢化了，世宗、章宗和以後的皇帝，都是清一色的漢式滿發，女真貴族中女真髡發習俗也幾乎絕跡。
遼朝的漢化色彩始終不明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它一直堅持實行二元政治。金朝初期雖也一度摹仿遼朝的北南麵官製，同時奉行兩套體製，但自熙宗改製以後，就完全拋棄了女真舊製，全盤采用漢製。政治體製的一元化，是女真人漢化很徹底的一個重要原因。
金朝建國之初，朝廷中樞權力機構實行女真傳統的勃極烈製度，對於所占領的遼地，也一概搬用生女真舊製。
如太祖收國二年（1116年）占有遼東京州縣以後，“詔除遼法，省稅賦，置猛安謀克一如本朝之製”。即不管是係遼籍女真，還是漢人、渤海人、契丹人、奚人，全都不加區別，“率用猛安、謀克之名，以授其首領而部伍其人”。
但一到進入燕雲漢地，這套女真製度便行不通了，於是隻好因仍原有的漢官製度。史稱“太祖入燕，始用遼南、北麵官僚製度”，就是指同時奉行女真舊製和漢製的雙重體製。金初的所謂“南麵官”，亦即漢地樞密院製度，故《金史》謂“天輔七年，以左企弓行樞密院於廣寧，尚踵遼南院之舊”。與此相對的“北麵官”，主要指當時實行於朝廷之內的勃極烈製度。
金初的二元政治存在於年。漢地樞密院係天輔七年（1123年）始設於營州廣寧，後遷平州，再遷燕京，天會間一度分設燕京和雲中兩樞密院，後又歸並為一。至天眷元年（1138年），改燕京樞密院為行台尚書省，結束了雙重體製並存的局麵，這是熙宗漢製改革的結果。
早在太宗天會初，就有一些女真貴族的上層人物積極主張摒棄女真舊製，全盤改用漢製。
《金史》卷七八《韓企先傳》曰：“斜也、宗幹當國，勸太宗改女直舊製，用漢官製度。”斜也即太祖弟完顏杲，太宗時為諳班勃極烈，與國論勃極烈宗幹同主國政，可見當時支持漢化的勢力已經相當強大。不過終太宗一代，仍維持著二元政治的局麵。
《金史》裏雖有太宗天會四年（1126年）建尚書省的記載，但人們一般認為當時的尚書省是設在燕雲漢地，與後來建立的三省製度無關。
金朝政治製度的重大變革，直到太宗末年才提上日程，天會十二年（1134年）正月，“初改定製度，詔中外”。由於太宗一年後就死去了，所以實質性的漢製改革是在熙宗朝進行的。熙宗天眷元年（1138年）八月甲寅，“頒行官製”，是即“天眷新製”。這是金朝政治製度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自金初以來實行二十餘年的女真勃極烈製度，“至熙宗定官製皆廢”，以三省六部製取而代之。同年九月丁酉，“改燕京樞密院為行台尚書省”，這不隻是簡單地改換一個名稱而已，它的性質已經發生了變化：漢地樞密院是作為雙重體製中的一元而存在的，而行台尚書省則隻是中央尚書省的派出機構。這兩件事情的發生，標誌著二元政治的終結和金朝政治體製的一元化。
……
但是金國的軍事製度，後世稱之為“猛安謀克製度”的軍隊組建方式，雖然與漢化沒有太大的關係，甚至是可以稱得上是女真人的一種軍事製度延續方式。
但是猛安謀克製度的衰落，很明顯與金國當其時的政治製度幾乎全麵進入漢化有著密切的關係：
到世宗時代，猛安謀克製實際上麵臨許多危機。第一，表現為猛安謀克戶的貧困、遊惰、積弱、腐化；第二意味著猛安謀克軍的廢弛和猛安謀克的名存實亡。主要原因就是女真民族進八漢地後，女真人深溺於國家供養的享受中、好消費、不好農耕；隨著封建化加劇，土地出租給漢人，收益減少，貧富差距出現；土地分配方式不科學造成的土地肥薄之差；戰亂之苦、勞動力短缺等等。可以說，大定年間的大規模猛安謀克戶遷移，很大一部分原困就是為了平衡土地狀況。
盡管這樣，從世宗開始以後的幾個皇帝都蠍力挽救猛安謀克的危機，但無論是軍事訓練，還是戰爭，或是戍守，都表現出貧、弱、無力、厭戰、畏戰之象，猛安謀克將領也失去往日雄風。
特別是在宣宗時代，盡管皇帝為了使河北軍戶免遭戰役之苦，而盡數遷往河南，但猛安謀克戶仍是舊習不改，遊懶、賭博、奢華成風、不事農耕。於是政府為了養活這批人，不得不加重稅收，結果導致其他民族的人民不信任金朝政府的統治，階級矛盾激化。
當麵對蒙古軍隊進攻時，金朝已無可用之兵，隻好收編義軍，抓壯丁人伍，以前成百上千名的猛安謀克軍，最少時竟剩三十至一百五十名的小兵團了。可見，猛安謀克製已然崩潰，形同虛設。作為軍事組織如此，同軍事職能連帶的行政職能自然也不複存在。
而在某個意義上，作為女真人的又一個政權，中國曆史上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清朝，並沒有在這一方麵吸取教訓。
因為作為清帝國當中統治能力根本的“八旗製度”，同樣是在清帝國迅速漢化之後，很快就步入衰退期，然後失去了其作為支撐清帝國統治的能力。
若非是在一些關鍵時期，漢軍團練的崛起，清帝國的統治恐怕早已經變成曆史塵埃。
當然，這麽一來，張嘉師還會不會出現在他的那個世界上，恐怕成為一個沒有人能夠解答的問題。(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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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張嘉師所在的後世，有一句有一點道理，但是毫無疑問的是別有用心的話，這句話就是相當著名的“崖山之後無中國，明亡之後無華夏”。
這一句話之所以確實是有道理，那就是因為在宋朝以及明朝滅亡之後，中華文化的傳承確實是遭受到一定的打擊，但是所這一句話別有用心，張嘉師自己就得想一下首先提出這種觀點的人，並不是中國人自己，而是那個所謂的東方日出之國的學者……
嘛，先不說別的，繼承遼國政治遺產的金國，在漢化程度上相比起遼國，更加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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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種觀點提及到一個民族漢化的程度的相應設想：
生活方式是決定北方民族漢化程度的首要因素。常見的公式是：與農耕民族的生活方式的差異越小，漢化就越容易、越徹底；與農耕民族的生活方式的差異越大，漢化就越困難、越膚淺。中國曆史上的北族王朝，對漢文化是采取積極接受的態度還是采取消極抵製的態度，大抵上即取決於此。
從生活方式來考慮，女真人主要生活在白山黑水的森林地帶，這種地理環境使他們與生活在草原上的遊牧民族有著明顯的區別。
建國前的女真族基本上是一個狩獵民族，他們的生活方式兼有漁獵、農耕和畜牧三種形態。需要說明的是，女真人的畜牧業與草原民族的遊牧生活方式沒有任何相似之處，據宣和七年（1125年）出使金朝的宋人鍾邦直描述說，金源內地會寧府一帶，“一望平原曠野，間有居民數十家，……更無城郭，裏巷率皆背陰向陽，便於牧放，自在散居”。這是作為漁獵和農耕經濟補充成分的定居畜牧業。
女真人的基本生活方式早在建國前一百多年就已形成。史稱生女真“舊俗無室廬，……遷徙不常”，至獻祖綏可，“乃徙居海古水，耕墾樹藝，始築室，有棟宇之製，人呼其地為納葛裏。‘納葛裏’者，漢語居室也。自此遂定居於安出虎水之側矣”。獻祖時代大約相當於十一世紀初葉，從這個時候起，女真人開始定居生活，並且有了農業經濟。
從文獻材料中可以找到有關女真人農耕生活方式的不少證據。《高麗史》卷六靖宗八年（1042年）四月條，有東女真酋長向高麗索求耕牛的記載。金太祖天輔六年（1122年），宗翰派人向宋使馬擴交待說：“傳語童太師（即童貫）：昨來海上曾許水牛，如今相望甚近，欲覓千頭，令送來。”這說明海上之盟時金人曾向宋朝索要過水牛。據南宋歸正人介紹說，金朝初年，女真人有“每春正擊土牛”的習俗，這也從一個側麵反映了耕牛在女真人經濟生活中的重要性。
關於生女真的農耕生活，宋人有這樣的描述：“其地則至契丹東北隅，土多林木，田宜麻穀，以耕鑿為業，不事蠶桑。”金初，宋使前往會寧府時，沿途所見的景象是：“州地平壤，居民所在成聚落，新稼殆遍，地宜穄黍。”金朝初年，專門針對以女真人為主的猛安謀克實行了牛頭地製度，可見當時女真社會中普遍存在著農業經濟。
建國以來的大量考古成果也為女真人的農耕生活方式提供了許多物證。在生女真的活動區域內，南起鬆花江，北至黑龍江，西起大興安嶺東麓的金東北路界壕邊堡，東至三江平原，都發現了大量的金代農業生產工具。
在促使女真人徹底漢化的諸多因素中，猛安謀克的大批南遷肯定在必須考慮之列。
生女真的傳統居住區域是所謂的“金源內地”。金朝初年，女真人的分布範圍僅限於上京、東京和鹹平府三路。後來隨著金朝的軍事擴張，女真猛安謀克以軍事屯田的方式逐步向遼朝的領地內遷徙，不過當時尚未進入長城以南的漢地。太宗時滅掉北宋後，原本沒有長期占據中原漢地的意圖，所以先後扶植起偽楚、偽齊兩個傀儡政權。但由於漢人的傀儡政權在政治上和軍事上都無法與南宋相抗衡，於是金朝隻好改變策略，對中原漢地實施直接統治。這樣一來，就勢必要讓部分女真人移居中原。
從太宗末年起，開始將女真猛安謀克大批遷往長城以南漢地，宋代文獻有“金左副元帥宗維（即宗翰）悉起女真土人散居漢地”的記載，這是天會十一年（1133年）的事情。熙宗皇統初，當金朝從南宋手中重新奪取河南、陝西之後，又將大批猛安謀克遷入中原屯田，“凡屯田之所，自燕之南、淮隴之北俱有之”。這可能是金代女真人規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浪潮。海陵王正隆間，為了加強對女真貴族的控製，“不問疏近，並徙之南”，除了少數安置在長城以北的北京路之外，其他均遷入中原漢地。
至海陵末年，猛安謀克的人口分布區域已從金初的上京、東京、鹹平府三路擴展到上京、東京、鹹平府、北京、西京、中都、河北東西、山東東西、大名府、南京等十二路。我在《金代猛安謀克人口狀況研究》一文中，曾對金章宗泰和七年（1207年）猛安謀克人口在全國各地的分布數量做過一個粗略的估計，其中長城以南各路的人口估計為360萬左右，約占全部猛安謀克人口的47%。這個數字大致可以代表金代女真人移居漢地的比例。
如此眾多的女真人進入中原漢地，自然給女真族的徹底漢化提供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機緣。遷居中原的猛安謀克多為永久性移民。女真人原有以其所居之山川命名的習俗。及至入居中原後，便多以中原地名命名，如完顏燕京、蒲察燕京、完顏絳山、裴滿河西、蒲察西京、完顏鄯陽、烏古論兗州、粘哥荊山、尼龐古華山、徒單渭河等等，這說明他們並沒有客居異土它鄉的感覺，一種新的鄉土觀念很快就已經在他們的頭腦中紮根。若是與契丹人和蒙古人相比較的話，女真人確實很容易融入漢人社會。這仍然可以用生活方式來加以解釋，因為漢人的生活方式與女真人傳統的生活方式並沒有什麽太大的差別；也正是由於這個緣故，才會有那麽多的女真人遷入漢地並且長期定居下來。
金國剛吞遼滅宋，入主中原的時候，衣冠服飾確實是在東北苦寒之地的那套，但入住中原後，因為天氣濕熱，水土不服，很多人死於暑熱，厚重的毛裘大衣很快被拋棄。
從太宗開始，就在非正式場合穿戴中原衣冠了，熙宗開始，衣冠開始製度化，全盤照抄唐宋，皇帝登基平天冠袞龍袍，大臣們清一色圓領朝服，帽子也有很長的耳朵，幾乎跟宋朝沒有什麽差別。
到了世章和金朝後期，連發型都全盤漢化了，世宗、章宗和以後的皇帝，都是清一色的漢式滿發，女真貴族中女真髡發習俗也幾乎絕跡。
遼朝的漢化色彩始終不明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它一直堅持實行二元政治。金朝初期雖也一度摹仿遼朝的北南麵官製，同時奉行兩套體製，但自熙宗改製以後，就完全拋棄了女真舊製，全盤采用漢製。政治體製的一元化，是女真人漢化很徹底的一個重要原因。
金朝建國之初，朝廷中樞權力機構實行女真傳統的勃極烈製度，對於所占領的遼地，也一概搬用生女真舊製。
如太祖收國二年（1116年）占有遼東京州縣以後，“詔除遼法，省稅賦，置猛安謀克一如本朝之製”。即不管是係遼籍女真，還是漢人、渤海人、契丹人、奚人，全都不加區別，“率用猛安、謀克之名，以授其首領而部伍其人”。
但一到進入燕雲漢地，這套女真製度便行不通了，於是隻好因仍原有的漢官製度。史稱“太祖入燕，始用遼南、北麵官僚製度”，就是指同時奉行女真舊製和漢製的雙重體製。金初的所謂“南麵官”，亦即漢地樞密院製度，故《金史》謂“天輔七年，以左企弓行樞密院於廣寧，尚踵遼南院之舊”。與此相對的“北麵官”，主要指當時實行於朝廷之內的勃極烈製度。
金初的二元政治存在於年。漢地樞密院係天輔七年（1123年）始設於營州廣寧，後遷平州，再遷燕京，天會間一度分設燕京和雲中兩樞密院，後又歸並為一。至天眷元年（1138年），改燕京樞密院為行台尚書省，結束了雙重體製並存的局麵，這是熙宗漢製改革的結果。
早在太宗天會初，就有一些女真貴族的上層人物積極主張摒棄女真舊製，全盤改用漢製。
《金史》卷七八《韓企先傳》曰：“斜也、宗幹當國，勸太宗改女直舊製，用漢官製度。”斜也即太祖弟完顏杲，太宗時為諳班勃極烈，與國論勃極烈宗幹同主國政，可見當時支持漢化的勢力已經相當強大。不過終太宗一代，仍維持著二元政治的局麵。
《金史》裏雖有太宗天會四年（1126年）建尚書省的記載，但人們一般認為當時的尚書省是設在燕雲漢地，與後來建立的三省製度無關。
金朝政治製度的重大變革，直到太宗末年才提上日程，天會十二年（1134年）正月，“初改定製度，詔中外”。由於太宗一年後就死去了，所以實質性的漢製改革是在熙宗朝進行的。熙宗天眷元年（1138年）八月甲寅，“頒行官製”，是即“天眷新製”。這是金朝政治製度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自金初以來實行二十餘年的女真勃極烈製度，“至熙宗定官製皆廢”，以三省六部製取而代之。同年九月丁酉，“改燕京樞密院為行台尚書省”，這不隻是簡單地改換一個名稱而已，它的性質已經發生了變化：漢地樞密院是作為雙重體製中的一元而存在的，而行台尚書省則隻是中央尚書省的派出機構。這兩件事情的發生，標誌著二元政治的終結和金朝政治體製的一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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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金國的軍事製度，後世稱之為“猛安謀克製度”的軍隊組建方式，雖然與漢化沒有太大的關係，甚至是可以稱得上是女真人的一種軍事製度延續方式。
但是猛安謀克製度的衰落，很明顯與金國當其時的政治製度幾乎全麵進入漢化有著密切的關係：
到世宗時代，猛安謀克製實際上麵臨許多危機。第一，表現為猛安謀克戶的貧困、遊惰、積弱、腐化；第二意味著猛安謀克軍的廢弛和猛安謀克的名存實亡。主要原因就是女真民族進八漢地後，女真人深溺於國家供養的享受中、好消費、不好農耕；隨著封建化加劇，土地出租給漢人，收益減少，貧富差距出現；土地分配方式不科學造成的土地肥薄之差；戰亂之苦、勞動力短缺等等。可以說，大定年間的大規模猛安謀克戶遷移，很大一部分原困就是為了平衡土地狀況。
盡管這樣，從世宗開始以後的幾個皇帝都蠍力挽救猛安謀克的危機，但無論是軍事訓練，還是戰爭，或是戍守，都表現出貧、弱、無力、厭戰、畏戰之象，猛安謀克將領也失去往日雄風。
特別是在宣宗時代，盡管皇帝為了使河北軍戶免遭戰役之苦，而盡數遷往河南，但猛安謀克戶仍是舊習不改，遊懶、賭博、奢華成風、不事農耕。於是政府為了養活這批人，不得不加重稅收，結果導致其他民族的人民不信任金朝政府的統治，階級矛盾激化。
當麵對蒙古軍隊進攻時，金朝已無可用之兵，隻好收編義軍，抓壯丁人伍，以前成百上千名的猛安謀克軍，最少時竟剩三十至一百五十名的小兵團了。可見，猛安謀克製已然崩潰，形同虛設。作為軍事組織如此，同軍事職能連帶的行政職能自然也不複存在。
而在某個意義上，作為女真人的又一個政權，中國曆史上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清朝，並沒有在這一方麵吸取教訓。
因為作為清帝國當中統治能力根本的“八旗製度”，同樣是在清帝國迅速漢化之後，很快就步入衰退期，然後失去了其作為支撐清帝國統治的能力。
若非是在一些關鍵時期，漢軍團練的崛起，清帝國的統治恐怕早已經變成曆史塵埃。
當然，這麽一來，張嘉師還會不會出現在他的那個世界上，恐怕成為一個沒有人能夠解答的問題。(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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