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某個意義上，萬曆朝鮮戰爭與其說是東方火器體係的對抗，還不如說是一種比較另類駁雜的東西方火器作戰的舞台。
在一些方麵而言，無論是明軍亦或者是當其時的日軍，使用的火器類型當中，有不少都有當時較為主流的西方火器的影子。
比如說日軍的鐵炮，就是當初流傳到日本的葡萄牙火繩槍的一種日本版本。
……
後世有一種觀點很有意思，那就是很多方麵而言，在萬曆朝鮮戰爭當中，比較古老的東方火器體係事實上已經落伍，而先進的西式火器裝備，逐漸在兩國成為了裝備的重點。
隻不過這種觀點敵不過曆史的發展潮流。
因為本來可以發展出自身特色火器體係的兩個國家，先後放棄了更先進的火器研發。
這一個情況不得不說是一種諷刺。
………………………………………………分割線…………………………………………
後世有一種觀點認為：萬曆朝鮮戰爭是交戰三方的火器展現舞台……
在明代的戰爭實踐中，明軍逐漸不再以人多勢眾作為取勝的主要條件，而開始更多地依賴武器，以火器的優勢來爭取對北方遊牧民族的勝利，正所謂“火器之為利也，迅如雷霆，疾如閃電”，當時的明朝人頗帶幾分得意地宣告“中國之長技莫過於火器。”
在明軍陣中，最為引人注目的是舶來的“佛郎機”。16世紀早期，更為先進的西歐火器開始傳入中國，對明朝火器的發展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1522年8月，5艘葡萄牙艦船對廣州進行挑釁，被明軍擊敗，2艘艦船及20多門佛郎機炮被明軍繳獲。佛郎機炮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火器，佛郎機是明朝對葡萄牙國的稱呼，後將其火炮稱為佛朗機。其炮的最妙之處，就是分母銃和子銃，裝有火藥和彈子的子銃，放入母銃膛內發射，這就避免了銃膛與火藥、彈子直接接觸而發生爆炸。因子銃是單個的，便可以發射一個子銃後換上另一個。幾個子銃迅速更換，就能形成“彈落如雨，所向無敵”的巨大殺傷力。佛郎機炮的母銃不僅堅固結實，而且還裝有準星，使射擊的準確性大為提高。入朝明軍使用的被稱為“大將軍炮”的重型佛郎機長1.4米，口徑110毫米，重達1050斤，每門配子炮3個，輪流發射，“一發五百子，擊寬二十餘丈，可以洞眾”，威力著實驚人。
除了洋貨“佛郎機”，國產的虎蹲炮是明軍的又一利器。此器因其形似虎蹲而得名，炮約36斤，為中小型火炮。它是由明朝著名抗倭將領戚繼光發明創製的。所謂“虎蹲”就是在炮口與炮尾處皆備有鐵爪、鐵絆，可以用大鐵釘釘地，防止因發炮而產生的後坐力傷害炮手。此炮較佛郎機輕巧靈便，又能一發射上百枚小彈丸，能有效殺傷密集進攻之敵。正因虎蹲炮與西洋火器相較仍有其優越性，為國貨爭氣，所以在明中後期的明軍火器裝備中占有一定地位，直至清朝仍在使用。
與此同時，火器在明軍的單兵裝備中的比例也甚高。援朝明軍分南軍、北軍。南軍主要使用鳥銃（仿自西歐的一種火繩槍），戚繼光認為：“諸器之中，鳥銃第一”。一名鳥銃手攜帶鳥銃一支，鉛子（子彈）200枚、火藥4斤、火繩3根。一個齊裝滿員的南軍步兵營2700人中鳥銃手達1080人之多，占編製總數高達40%。至於北軍則使用國產的三眼銃。相傳崇禎帝在李自成農民起義軍攻破北京內城後，也是手持三眼銃作為防身武器，足見其在明代火器中的地位。按照時人的說法，“鳥銃宜南而不宜北，三眼銃宜北而不宜南。”鳥銃須用手持，且風猛會將信藥吹散，因此不適於氣候寒冷、風大的北方。而三眼銃是由三支鐵製單銃，呈品字形箍合而成，銃口有突起外緣，有道鐵箍加固銃身，三銃共享一個藥室，因此以火繩引燃火藥後會三銃齊射或連射。有效射程在34步左右，而且彈藥射畢，還可以“執此銃以代悶棍”擊打敵人，非常適合北軍尤其是騎兵使用。
……
明軍入朝之際，正值朝鮮李朝危急存亡之秋。李朝陸軍之中，雖然也裝備了少量諸如虎蹲炮之類的仿製“天朝”的火器，但士兵仍然更樂於練習弓箭。連作為統治階級的兩班貴族，都把射箭作為修德、娛樂的手段，名臣柳成龍曾悲歎道：“吾**事隻用弓箭，未能練就其他技術。”
於是乎，戰端一起，承平日久的李朝陸軍便顯得不堪一擊，節節敗退。以至於“天兵”（當時朝鮮對明朝軍隊的尊稱）從跨過鴨綠江的第一天起，便成為戰場上的主角，至於作為東道主的李朝陸軍，就此徹徹底底地淪為毫不起眼的配角——當然，在今日韓國拍攝的曆史影視劇裏，李朝軍隊永遠是這場戰爭中高大上的抗倭主力。
與陸戰相反，李朝軍隊在海上的表現卻可圈可點，在閑山島、鳴梁、露梁海戰中，李朝水軍均顯示了不俗的戰鬥力。連敵軍的最高首腦豐臣秀吉也為之詫異，感慨“朝鮮人水戰大異陸戰”。毫無疑問，李朝水軍的戰鬥力來自天才將領李舜臣與新式戰艦“龜船”的黃金組合，龜船所裝備的火器，正是其克敵製勝的法寶。
龜船設有三層甲板。火炮置於最上一層，弓箭手置於中間層，水手則部署在最下一層。龜船的主要武器，是“天”、“地”、“玄”、“黃”、“勝”五種不同口徑的火炮。其中最大型的銅鑄“天”字號火炮重達300公斤，口徑達到140毫米，能夠將13公斤重的實心鐵彈打到數裏以外。更有甚者，“天”字號火炮還能發射一種朝鮮獨創的“大將軍銃箭”，這是一種形狀類似今天火箭彈的巨大木劍，長達3.6米，直徑77毫米，在木劍的後麵還貼著三片長約一米的鐵板尾翼，箭頭也用鐵包裹，射程達500米。這種“銃箭”在開闊地的殺傷力很有限，精確度也不及弓箭和火繩槍，對陸軍而言，有如雞肋。但水軍卻不一樣，當時的船隻多為木製，水上移動速度也慢，銃箭一旦命中戰船的木製龍骨，經常可以將其擊成碎片，若是銃箭點上了火，敵艦更是難逃被火箭焚毀沉沒的下場，殺傷力不言而喻。
……
相比之下，明軍戰場上的對手日軍裝備火器的曆史並不久遠。盡管早在13世紀的元朝征日戰爭中，元軍的鐵火砲（一種投石器，而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火器”）已給日本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但直到16世紀的“戰國時代”，日本的戰爭形態仍然停滯在200年前的水平：先由主攻部隊發射“鳴嘀”，表示進攻開始，再由一勇士單騎馳前挑戰，然後大隊跟進衝殺。武士們擅長的戰鬥方式是“一騎打”，也就是單挑，武士們一個一個上前自報家門，挑戰對方級別相當的將領。作為軍隊核心的少數武士敗北之後，整個軍隊便樹倒猢猻散，往往一場號稱上萬人的“合戰”下來，傷亡隻以百人計。
情況在公元1543年發生了改變，當年，三個葡萄牙人乘船前往中國寧波，途中船隻被大風吹至九州南部的種子島。他們攜帶的火繩槍“發射時發出電光，聲音如雷，聞者掩耳，銀山可以破碎，鐵壁可以打通”，令目擊的日本人極為震驚，種子島島主種子島時堯以各2000兩黃金的價格買了兩把火繩槍，這種被稱之為“鐵炮”的武器從此傳入日本。
最初，日本人隻能高價從歐洲人手中購得火槍，在與歐洲人的“南蠻貿易”中，火器是最搶手的商品之一，彼此敵對的日本大名經常互相競爭以獲得最好和最多的鐵炮。但很快日本人便掌握技術開始自行生產鐵炮，其性能甚至青出於藍。歐洲火槍有許多局限性，但經過日本人的潛心研究，在很短時間內便找出了解決辦法。下雨的時候，他們用塗有防水漆的盒子罩住槍身，避免火繩和火藥被淋濕。同時，日本人一直致力於把歐洲火槍中粗糙的零件進行優化，比如他們改良了火槍零件——螺旋彈簧，使之更適合發射。據說他們還發明了一種新式火繩，在雨中照樣能夠點燃，當時的歐洲還沒有這種技術。
作為一種前膛裝的火繩槍，鐵炮長度80—185厘米，重量1.5—5千克。槍上有一金屬彎鉤，彎鉤的一端固定在槍上，並可繞軸旋轉，另一端夾持一燃燒的火繩，士兵發射時，用手將金屬彎鉤往火門裏推壓，使火繩點燃火藥，進而將槍膛內的彈丸推射出去。其傷害力比當時的弓箭強。實戰中使用的弓箭殺傷距離80米，確實殺傷距離40米，相對於此，火繩槍的殺傷距離200米，確實殺傷距離達50米。於是，鐵炮在日本迅速得到普及，到16世紀末，日本已經成為東亞最大的火槍製造國。
由火槍組成的步兵隊伍，短時間內能夠把非武士出身的農民訓練成能夠作戰甚至戰鬥力強過武士的士兵。因此，在很短時間內，騎馬武士的個人單挑被持有鐵炮的足輕（步兵）集團對抗取代，從nhk大河劇《太平記》（1991年）中的湊川戰役（1336年）與《葵德川三代》（2000年）中的關原之戰（1600年）裏，就可以很明顯地看出日本的軍隊編成和戰爭形態因鐵炮傳入而發生的劇烈變化。戰爭的激烈與血腥程度與往日已不可同日而語。
在1575年著名的長筱之戰中，織田信長（與德川家康）的軍隊聚集了3000名鐵炮手，周圍由三層木柵欄和眾多長槍手保護。他把鐵炮手分為三排，一排裝彈，一排傳遞，一排射擊（“三段擊”）。此戰之前，日本人還未布置過如此龐大的火槍隊伍，雖然對方武田氏也有火槍兵，但是數量和戰術均趕不上織田軍。由於武田勝賴過分信賴傳統的騎兵戰術，而英勇的武田騎士沒有能夠攻破信長的步兵陣容，“當信長數量龐大的火槍部隊扣動扳機之後”，武田軍傷亡上萬，以慘敗收場，就此一蹶不振。
軍事學家傑弗裏?帕克這樣評價這次戰役的意義：“信長的步槍兵在長筱以新穎的戰術擊潰了武田方麵久經陣戰的騎兵。步槍的這種用法是戰爭史上應大書特書的事件，因為連歐洲人也還沒有開創這樣的戰術”。
……
在某種程度上，日本當時獨步東亞的鐵炮技術成為其統治者侵略野心的“催化劑”。從當時東亞的軍事實力來看，日本挑戰龐然大物一般的明王朝的自信何在？除去豐臣秀吉個人的狂熱偏執之外，他對火器威力的崇拜以及對自己火槍部隊的充分信任可能也是悍然入侵朝鮮的原因之一。或許可以設想，如果日本沒有火槍，其軍隊僅僅裝備同時代的冷兵器，豐臣秀吉是否還會如此狂妄自大？
壬辰年的戰爭一開始，火器便成為戰爭的主角。日軍依仗先進的鐵炮，僅兩個月就從釜山打到了平壤。1592年7月19日的平壤之戰中，日軍為掩護攻城部隊，用鐵炮射殺城牆上的朝鮮守軍，因守城士兵所用弓弩的射程不及火繩槍，紛紛敗退；柳成龍感慨日軍鐵炮“其致遠之力，命中之巧，倍於（朝鮮）弓矢……來如風雷，其不能當必矣”。日軍遂輕取平壤。
轉眼到了第二年2月8日，明朝援朝大軍對日軍盤踞的平壤城發起進攻。此戰之中，日軍在城牆上做土壁，多穿射孔，望之如蜂巢，用鐵炮從射孔向外發射彈丸，令明軍傷亡甚眾；而明軍則利用在重型火器上的絕對優勢，用將軍炮（120門）與虎蹲炮（20門）等火炮猛轟平壤城；鐵炮在真正的大炮麵前，猶如螳臂當車，毫無還手之力。最後遭受重大損失的日軍喪失作戰信心，主動退出平壤。此戰，充分表現出火器的優越性，而敵對雙方的火器亦分出了高下，明軍的大炮在氣勢上完全壓倒了日軍鐵炮，贏得了榮譽。《（朝鮮）宣祖實錄》之卷三十五記錄了朝鮮國王李昖與其臣下李德馨進行的一番意味深長的問答，李昖問道：“銃筒（指日本人的鐵炮）之聲，不與天兵（指明軍）之火炮同耶？”李德馨回答：“倭銃之聲，雖四麵俱發，而聲聲各聞，天兵之炮，如山崩地裂，山原震蕩，不可狀言；響徹天地，山嶽皆動……”李昖讚歎道：“軍勢如此，可不戰而勝矣！”
此時的明軍與日軍，幾乎與西歐國家大體同步地站在了冷兵器向熱兵器過渡的門檻之上。可惜，火器在朝鮮戰場的輝煌過後，在東亞的發展步伐卻戛然而止。在朝鮮，戰後的李朝很快又回到了修文偃武的軌道，武備的更新被棄之不顧，連龜船的製造方法也失傳了；在中國，明末清初的戰爭一度刺激了火器的繼續發展，但隨著清朝統治的穩固，中國火器就此停滯在17世紀，直到乾隆年間，清軍裝備火器的比例才恢複到壬辰年間明軍的水平，而在鴉片戰爭裏，清軍仍在使用早在雅克薩之戰中就被證明技術上落伍於歐洲的火炮、火槍；而在日本，鐵炮最後一次起重要作用的戰役是1637年的島原之戰。雙方（幕府軍與農民起義軍）均使用了大量火器。這次戰役以後，武士又回到以前的騎兵時代，僧侶繼續苦練他們的黑羽弓箭，日本的工匠則每天都不停地打造盔甲和武士刀。如此經過250年和平歲月後，日本仍然停留在火繩槍時代。最後，到了十九世紀中期以後，東亞的大清帝國、江戶幕府、李氏朝鮮，相繼被進入火器時代的歐洲列強強行叩開了國門……(未完待續。)
在一些方麵而言，無論是明軍亦或者是當其時的日軍，使用的火器類型當中，有不少都有當時較為主流的西方火器的影子。
比如說日軍的鐵炮，就是當初流傳到日本的葡萄牙火繩槍的一種日本版本。
……
後世有一種觀點很有意思，那就是很多方麵而言，在萬曆朝鮮戰爭當中，比較古老的東方火器體係事實上已經落伍，而先進的西式火器裝備，逐漸在兩國成為了裝備的重點。
隻不過這種觀點敵不過曆史的發展潮流。
因為本來可以發展出自身特色火器體係的兩個國家，先後放棄了更先進的火器研發。
這一個情況不得不說是一種諷刺。
………………………………………………分割線…………………………………………
後世有一種觀點認為：萬曆朝鮮戰爭是交戰三方的火器展現舞台……
在明代的戰爭實踐中，明軍逐漸不再以人多勢眾作為取勝的主要條件，而開始更多地依賴武器，以火器的優勢來爭取對北方遊牧民族的勝利，正所謂“火器之為利也，迅如雷霆，疾如閃電”，當時的明朝人頗帶幾分得意地宣告“中國之長技莫過於火器。”
在明軍陣中，最為引人注目的是舶來的“佛郎機”。16世紀早期，更為先進的西歐火器開始傳入中國，對明朝火器的發展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1522年8月，5艘葡萄牙艦船對廣州進行挑釁，被明軍擊敗，2艘艦船及20多門佛郎機炮被明軍繳獲。佛郎機炮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火器，佛郎機是明朝對葡萄牙國的稱呼，後將其火炮稱為佛朗機。其炮的最妙之處，就是分母銃和子銃，裝有火藥和彈子的子銃，放入母銃膛內發射，這就避免了銃膛與火藥、彈子直接接觸而發生爆炸。因子銃是單個的，便可以發射一個子銃後換上另一個。幾個子銃迅速更換，就能形成“彈落如雨，所向無敵”的巨大殺傷力。佛郎機炮的母銃不僅堅固結實，而且還裝有準星，使射擊的準確性大為提高。入朝明軍使用的被稱為“大將軍炮”的重型佛郎機長1.4米，口徑110毫米，重達1050斤，每門配子炮3個，輪流發射，“一發五百子，擊寬二十餘丈，可以洞眾”，威力著實驚人。
除了洋貨“佛郎機”，國產的虎蹲炮是明軍的又一利器。此器因其形似虎蹲而得名，炮約36斤，為中小型火炮。它是由明朝著名抗倭將領戚繼光發明創製的。所謂“虎蹲”就是在炮口與炮尾處皆備有鐵爪、鐵絆，可以用大鐵釘釘地，防止因發炮而產生的後坐力傷害炮手。此炮較佛郎機輕巧靈便，又能一發射上百枚小彈丸，能有效殺傷密集進攻之敵。正因虎蹲炮與西洋火器相較仍有其優越性，為國貨爭氣，所以在明中後期的明軍火器裝備中占有一定地位，直至清朝仍在使用。
與此同時，火器在明軍的單兵裝備中的比例也甚高。援朝明軍分南軍、北軍。南軍主要使用鳥銃（仿自西歐的一種火繩槍），戚繼光認為：“諸器之中，鳥銃第一”。一名鳥銃手攜帶鳥銃一支，鉛子（子彈）200枚、火藥4斤、火繩3根。一個齊裝滿員的南軍步兵營2700人中鳥銃手達1080人之多，占編製總數高達40%。至於北軍則使用國產的三眼銃。相傳崇禎帝在李自成農民起義軍攻破北京內城後，也是手持三眼銃作為防身武器，足見其在明代火器中的地位。按照時人的說法，“鳥銃宜南而不宜北，三眼銃宜北而不宜南。”鳥銃須用手持，且風猛會將信藥吹散，因此不適於氣候寒冷、風大的北方。而三眼銃是由三支鐵製單銃，呈品字形箍合而成，銃口有突起外緣，有道鐵箍加固銃身，三銃共享一個藥室，因此以火繩引燃火藥後會三銃齊射或連射。有效射程在34步左右，而且彈藥射畢，還可以“執此銃以代悶棍”擊打敵人，非常適合北軍尤其是騎兵使用。
……
明軍入朝之際，正值朝鮮李朝危急存亡之秋。李朝陸軍之中，雖然也裝備了少量諸如虎蹲炮之類的仿製“天朝”的火器，但士兵仍然更樂於練習弓箭。連作為統治階級的兩班貴族，都把射箭作為修德、娛樂的手段，名臣柳成龍曾悲歎道：“吾**事隻用弓箭，未能練就其他技術。”
於是乎，戰端一起，承平日久的李朝陸軍便顯得不堪一擊，節節敗退。以至於“天兵”（當時朝鮮對明朝軍隊的尊稱）從跨過鴨綠江的第一天起，便成為戰場上的主角，至於作為東道主的李朝陸軍，就此徹徹底底地淪為毫不起眼的配角——當然，在今日韓國拍攝的曆史影視劇裏，李朝軍隊永遠是這場戰爭中高大上的抗倭主力。
與陸戰相反，李朝軍隊在海上的表現卻可圈可點，在閑山島、鳴梁、露梁海戰中，李朝水軍均顯示了不俗的戰鬥力。連敵軍的最高首腦豐臣秀吉也為之詫異，感慨“朝鮮人水戰大異陸戰”。毫無疑問，李朝水軍的戰鬥力來自天才將領李舜臣與新式戰艦“龜船”的黃金組合，龜船所裝備的火器，正是其克敵製勝的法寶。
龜船設有三層甲板。火炮置於最上一層，弓箭手置於中間層，水手則部署在最下一層。龜船的主要武器，是“天”、“地”、“玄”、“黃”、“勝”五種不同口徑的火炮。其中最大型的銅鑄“天”字號火炮重達300公斤，口徑達到140毫米，能夠將13公斤重的實心鐵彈打到數裏以外。更有甚者，“天”字號火炮還能發射一種朝鮮獨創的“大將軍銃箭”，這是一種形狀類似今天火箭彈的巨大木劍，長達3.6米，直徑77毫米，在木劍的後麵還貼著三片長約一米的鐵板尾翼，箭頭也用鐵包裹，射程達500米。這種“銃箭”在開闊地的殺傷力很有限，精確度也不及弓箭和火繩槍，對陸軍而言，有如雞肋。但水軍卻不一樣，當時的船隻多為木製，水上移動速度也慢，銃箭一旦命中戰船的木製龍骨，經常可以將其擊成碎片，若是銃箭點上了火，敵艦更是難逃被火箭焚毀沉沒的下場，殺傷力不言而喻。
……
相比之下，明軍戰場上的對手日軍裝備火器的曆史並不久遠。盡管早在13世紀的元朝征日戰爭中，元軍的鐵火砲（一種投石器，而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火器”）已給日本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但直到16世紀的“戰國時代”，日本的戰爭形態仍然停滯在200年前的水平：先由主攻部隊發射“鳴嘀”，表示進攻開始，再由一勇士單騎馳前挑戰，然後大隊跟進衝殺。武士們擅長的戰鬥方式是“一騎打”，也就是單挑，武士們一個一個上前自報家門，挑戰對方級別相當的將領。作為軍隊核心的少數武士敗北之後，整個軍隊便樹倒猢猻散，往往一場號稱上萬人的“合戰”下來，傷亡隻以百人計。
情況在公元1543年發生了改變，當年，三個葡萄牙人乘船前往中國寧波，途中船隻被大風吹至九州南部的種子島。他們攜帶的火繩槍“發射時發出電光，聲音如雷，聞者掩耳，銀山可以破碎，鐵壁可以打通”，令目擊的日本人極為震驚，種子島島主種子島時堯以各2000兩黃金的價格買了兩把火繩槍，這種被稱之為“鐵炮”的武器從此傳入日本。
最初，日本人隻能高價從歐洲人手中購得火槍，在與歐洲人的“南蠻貿易”中，火器是最搶手的商品之一，彼此敵對的日本大名經常互相競爭以獲得最好和最多的鐵炮。但很快日本人便掌握技術開始自行生產鐵炮，其性能甚至青出於藍。歐洲火槍有許多局限性，但經過日本人的潛心研究，在很短時間內便找出了解決辦法。下雨的時候，他們用塗有防水漆的盒子罩住槍身，避免火繩和火藥被淋濕。同時，日本人一直致力於把歐洲火槍中粗糙的零件進行優化，比如他們改良了火槍零件——螺旋彈簧，使之更適合發射。據說他們還發明了一種新式火繩，在雨中照樣能夠點燃，當時的歐洲還沒有這種技術。
作為一種前膛裝的火繩槍，鐵炮長度80—185厘米，重量1.5—5千克。槍上有一金屬彎鉤，彎鉤的一端固定在槍上，並可繞軸旋轉，另一端夾持一燃燒的火繩，士兵發射時，用手將金屬彎鉤往火門裏推壓，使火繩點燃火藥，進而將槍膛內的彈丸推射出去。其傷害力比當時的弓箭強。實戰中使用的弓箭殺傷距離80米，確實殺傷距離40米，相對於此，火繩槍的殺傷距離200米，確實殺傷距離達50米。於是，鐵炮在日本迅速得到普及，到16世紀末，日本已經成為東亞最大的火槍製造國。
由火槍組成的步兵隊伍，短時間內能夠把非武士出身的農民訓練成能夠作戰甚至戰鬥力強過武士的士兵。因此，在很短時間內，騎馬武士的個人單挑被持有鐵炮的足輕（步兵）集團對抗取代，從nhk大河劇《太平記》（1991年）中的湊川戰役（1336年）與《葵德川三代》（2000年）中的關原之戰（1600年）裏，就可以很明顯地看出日本的軍隊編成和戰爭形態因鐵炮傳入而發生的劇烈變化。戰爭的激烈與血腥程度與往日已不可同日而語。
在1575年著名的長筱之戰中，織田信長（與德川家康）的軍隊聚集了3000名鐵炮手，周圍由三層木柵欄和眾多長槍手保護。他把鐵炮手分為三排，一排裝彈，一排傳遞，一排射擊（“三段擊”）。此戰之前，日本人還未布置過如此龐大的火槍隊伍，雖然對方武田氏也有火槍兵，但是數量和戰術均趕不上織田軍。由於武田勝賴過分信賴傳統的騎兵戰術，而英勇的武田騎士沒有能夠攻破信長的步兵陣容，“當信長數量龐大的火槍部隊扣動扳機之後”，武田軍傷亡上萬，以慘敗收場，就此一蹶不振。
軍事學家傑弗裏?帕克這樣評價這次戰役的意義：“信長的步槍兵在長筱以新穎的戰術擊潰了武田方麵久經陣戰的騎兵。步槍的這種用法是戰爭史上應大書特書的事件，因為連歐洲人也還沒有開創這樣的戰術”。
……
在某種程度上，日本當時獨步東亞的鐵炮技術成為其統治者侵略野心的“催化劑”。從當時東亞的軍事實力來看，日本挑戰龐然大物一般的明王朝的自信何在？除去豐臣秀吉個人的狂熱偏執之外，他對火器威力的崇拜以及對自己火槍部隊的充分信任可能也是悍然入侵朝鮮的原因之一。或許可以設想，如果日本沒有火槍，其軍隊僅僅裝備同時代的冷兵器，豐臣秀吉是否還會如此狂妄自大？
壬辰年的戰爭一開始，火器便成為戰爭的主角。日軍依仗先進的鐵炮，僅兩個月就從釜山打到了平壤。1592年7月19日的平壤之戰中，日軍為掩護攻城部隊，用鐵炮射殺城牆上的朝鮮守軍，因守城士兵所用弓弩的射程不及火繩槍，紛紛敗退；柳成龍感慨日軍鐵炮“其致遠之力，命中之巧，倍於（朝鮮）弓矢……來如風雷，其不能當必矣”。日軍遂輕取平壤。
轉眼到了第二年2月8日，明朝援朝大軍對日軍盤踞的平壤城發起進攻。此戰之中，日軍在城牆上做土壁，多穿射孔，望之如蜂巢，用鐵炮從射孔向外發射彈丸，令明軍傷亡甚眾；而明軍則利用在重型火器上的絕對優勢，用將軍炮（120門）與虎蹲炮（20門）等火炮猛轟平壤城；鐵炮在真正的大炮麵前，猶如螳臂當車，毫無還手之力。最後遭受重大損失的日軍喪失作戰信心，主動退出平壤。此戰，充分表現出火器的優越性，而敵對雙方的火器亦分出了高下，明軍的大炮在氣勢上完全壓倒了日軍鐵炮，贏得了榮譽。《（朝鮮）宣祖實錄》之卷三十五記錄了朝鮮國王李昖與其臣下李德馨進行的一番意味深長的問答，李昖問道：“銃筒（指日本人的鐵炮）之聲，不與天兵（指明軍）之火炮同耶？”李德馨回答：“倭銃之聲，雖四麵俱發，而聲聲各聞，天兵之炮，如山崩地裂，山原震蕩，不可狀言；響徹天地，山嶽皆動……”李昖讚歎道：“軍勢如此，可不戰而勝矣！”
此時的明軍與日軍，幾乎與西歐國家大體同步地站在了冷兵器向熱兵器過渡的門檻之上。可惜，火器在朝鮮戰場的輝煌過後，在東亞的發展步伐卻戛然而止。在朝鮮，戰後的李朝很快又回到了修文偃武的軌道，武備的更新被棄之不顧，連龜船的製造方法也失傳了；在中國，明末清初的戰爭一度刺激了火器的繼續發展，但隨著清朝統治的穩固，中國火器就此停滯在17世紀，直到乾隆年間，清軍裝備火器的比例才恢複到壬辰年間明軍的水平，而在鴉片戰爭裏，清軍仍在使用早在雅克薩之戰中就被證明技術上落伍於歐洲的火炮、火槍；而在日本，鐵炮最後一次起重要作用的戰役是1637年的島原之戰。雙方（幕府軍與農民起義軍）均使用了大量火器。這次戰役以後，武士又回到以前的騎兵時代，僧侶繼續苦練他們的黑羽弓箭，日本的工匠則每天都不停地打造盔甲和武士刀。如此經過250年和平歲月後，日本仍然停留在火繩槍時代。最後，到了十九世紀中期以後，東亞的大清帝國、江戶幕府、李氏朝鮮，相繼被進入火器時代的歐洲列強強行叩開了國門……(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