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侖的後勤模式，雖然在俄國人麵前遭受到相當慘重的損失，但是毫無疑問的一點，那就是拿破侖的後勤模式，影響非常深遠。請大家搜索（）看最全！更新最快的
甚至是在一戰以及二戰，都能夠在一些國家的軍事作戰行動的後勤指標當中，看到相當的影響。
其中，遠的不說，美軍在十九世紀中期的“南北戰爭”期間，就認為拿破侖的後勤方式有著一定的可取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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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陸軍的埃本?斯威夫特少校曾說過，某一個團的三十五名軍官中，半數以上在美國內戰(指年的美國內戰)的頭幾個月內，便被任命為前線部隊的將軍，其中還有四人不久被提升為軍長。他在談到這個團時說：
“這是一個出色的團，其軍官是精心配備的。在某種程度上，它的經驗是了不起的，因為它曾經在全國廣大範圍內追擊印第安人，做了許多積極的工作。”
他在談到這些被提升為將軍的有經驗的軍官時說：
“一旦到了要應用他們從前學到的知識去解決比他們上前線或者偵察印第安人更大的問題時，他們卻發現自己缺乏經驗，缺乏訓練，沒有先例可循。他們組織和指揮的部隊能夠真正出色地戰鬥，是在一年半之後，而財力、愛國主義精神和能力等等因素，自然也都起了作用。”
問題是我們的作戰部隊不是針對戰爭的要求而組織起來的。雖然南方長時期以來就已戰雲密布，但那些負責使作戰機構跟上政治形勢發展的政府官員們，甚至對形勢的粗略分析也不曾作過，或者用現在通行的術語來說，他們壓根兒就不曾作過“情況判斷。”首先，他們沒有認真估計爆發戰爭的可能性。其次，他們也沒有考慮：戰爭一旦發生時可能麵對的任務，完成任務所能利用的人力和物力，以及使用這些資源去達到戰爭目的的種種具體問題。
懶散消極的作風幾乎造成了致命的後果。內戰頭兩年，叛亂(指美國南方各州的軍事叛亂)的明顯得逞就是證明。那時，歐洲軍界的權威評論家們把我們的軍隊說成是“烏合之眾”，把布爾侖(美國弗吉尼亞州東北部的一條小河名)和夏洛(在美國田納西州哈定縣境內)的兩次戰鬥(後一次戰鬥是我們的將軍們已有了一年經驗之後打的)說成是“充滿了錯誤的喜劇”。
如果聯邦軍(指美國北方林肯政府的軍隊)當初合理地搞好了後勤工作，叛亂就隻會象一場騷動那樣，能很快地被鎮壓下去。看來這是軍事當局經過深思熟慮之後得出的一個結論。曠日持久的戰爭帶來的巨額費用和重大困難，這就是忽視後勤工作所付出的代價。如果能防範於未然，預先把後勤工作搞好，則後來的開支就會微不足道。
由於戰爭科學是對各種事項作出係統的安排，而戰爭藝術則是按照求實的原則用兵；因而，不言而喻的是：要使作戰部隊做好準備，能夠適應任何可能發生的戰爭要求，實際工作的頭一步應當是匯總和安排有關的重大事項。
聯邦軍本可從研究拿破侖年征俄之戰中汲取教訓，從而能在1861年之前的某個時候建立一個良好的戰爭組織。但實際上我們看到的是，它從自己慘痛的經曆中才獲得了同樣的教訓，而且到1864年才加以應用。
謝爾曼將軍(曾任聯邦軍密西西比河戰區司令)深知後勤工作的重要。從他在攻占亞特蘭大(在美國喬治亞州西北部)前後發布的許多命令來看，他所設想的後勤，是某種有助於而又不同於戰略和戰術的東西。最能說明這一點的是，他經過精心籌劃而在戰區建立了鐵路管理機構，並把主動權交給了鐵路督察——一位上校兼副官。
在這個機構內，下屬各單位職責分明，既有嚴格的分工，又有良好的協作。鐵路在非常困難的情況下也能保持暢通。遊擊隊和南部同盟的襲擊隊破壞鐵路的活動經常得手。月，胡德(南方叛軍將領頭目之一)將軍成功地把他的全部軍隊投入鐵路線上，除了殺害和抓走許多鐵路職工之外，還徹底破壞了長達三十五英裏半的路基和四百五十五英尺的橋梁。鐵路管理機構工作得很主動，不愧是一個良好的組織，甚至在胡德手下那幫人離開破壞現場之前，修建隊就著手鋪軌了。
胡德破壞了車站的物資，要鋪軌就得把枕木和鐵軌從亞特蘭大以南的鐵路或從納什維爾運來(距離將近二百英裏)。盡管有這些耽誤，全線修複通車大約隻用了七天時間。
軍需官、軍糧監督官和其他參謀軍官也同樣有明確分工，都有很大的權限。
指揮官的命令因有清楚的概念為依據，提出的目標人人明了，每個部門的負責人都知道他自己的任務。
謝爾曼將軍為了能有一個由他單獨控製並同他合作共事的獨立機構，遇到了很多困難。這一點有他在1864年4月和5月間同華盛頓當局的通信為證。看來他要阿倫將軍充當他的軍需主任，他寫給阿倫說：
“請為我起草一個計劃，有了它，陸軍部可能發布命令，使閣下出任我的軍需主任，你將有權自行(或派檢查員)視察我管轄的各個部門，指導補給的儲集和周轉，運輸工具的分配以及所有純屬於你執掌範圍之內的各項具體工作，我必須要有工作上同我協調配合的軍需官……。”
顯然，美國政府沒有批準上述要求，因為謝爾曼在1864年5月3日致梅格斯將軍的一封信中又說：
“……我相信斯坦頓部長(美國陸軍部長)拒絕我得到阿倫將軍的工作支持，是犯了一個錯誤。他(斯坦頓)通過整個陸軍部的全麵監督，比起他親自審查一百萬張各類發票和開支憑證，能為國庫節省更多的錢。同樣，如果一個軍需官能夠非常及時地運輸手段，而且能夠按照當時情況要求的那樣(情況的變化並不總是我們事先能預料到的)運輸手段，他就會起到促進作戰成功的作用。……你常常愛找部隊指揮官們的岔子，說他們未同有經驗的軍需官商量。我倒是很想同軍需官們商量，但軍需官們有的在路易斯維爾，有的在納什維爾，還有的是在這裏，他們雖都歸我指揮，但各人都受條件的限製，使我無法去打擾他們。我知道這是不對頭的。一位將軍這樣指揮軍隊，那就隻能聽天由命了。”
他在1864年4月6日寫給軍糧總監的一封信中，也提出了同樣的論點：
“我身邊應當有一位貴部的軍官，他同我一樣也要擁有相應的權力。他可以同我交談，了解我的(作戰)計劃和我所屬各部隊的實力、行軍路線、補給的特點以及其他一切事項；他還可以全盤地指導業務協調工作。而現在我卻不得不同四位軍糧監督官打交道，他們中間沒有一個公認的頭頭。”
對這次戰役全部情況進行的研究清楚地表明：雖然照謝爾曼將軍估計，他的軍隊隻有十萬人，馬匹三萬五千頭(外加交通巡邏隊)，但他的後勤機構如不是建立在強有力的原則基礎上，也就是說，如果後勤各部門的頭頭不被授予相當之大的權力，他就肯定維持不住他的部隊。
這裏，戰略和戰術的問題，同後勤方麵提出的問題相比，都成了小問題。看來謝爾曼將軍是他自己的總後勤官。由於他的軍隊人數不多，還由於在戰略和戰術方麵沒有受到很大的壓力，尤其是因為他的後勤組織良好，各個部門為他了出色的服務，他才能夠擔負起後勤的監督工作。
毫不奇怪的是，正是由於後勤方麵的協作配合良好，指揮官下達的命令才能成為言簡意賅(既簡短，又扼要)的模範。在命令中，再也用不著連篇累牘地敘述指揮官肯定心中有數(通過對他的機構的了解)的各種細節的具體問題。
“全軍必須準備好在5月23日出發，輕裝上陣，但要帶足二十天用的彈藥和給養。”
這是他在戰地所發命令中典型的一段。
我們有理由認為，以憲兵司令為代表的憲兵部門，在戰役進行之前和之初，不象補給和運輸部門組織得那麽好。1864年6月4日發布的第17號戰地特別命令中指出的一些問題，本來無需總指揮官親自過問。對犯罪行為本應防患於未然，或者至少不應任其發展到命令所指出的程度。以下所說，即是一例：
“……在危急時刻發生開小差、躲藏、掉隊這類非常可憎的犯罪行為，如果不是總指揮官親自發現，以及有人報告(有些士兵躲在船艙內，逃往後方，遠至金斯敦)，後果是很難設想的。這類無賴唯一應得的下場是作為他們那一行的同僚和國家的共同敵人而被斃。奉派拘捕他們的官兵如稍遇頂撞或抵抗，可對他們格殺勿論。他們遊蕩到後方，就是背棄了那些名垂青史、獻身於戰鬥的同伴。他們理應受到逮捕，而無權作為優秀的士兵調動崗位。每一個軍官如發現這種開小差分子，都有責任將其扭送到糾察隊。這類分子不論原來屬於什麽兵種，都要充當奴仆或服修路、挖渠等等苦役。軍官如開小差，一經發現，將受到與士兵一樣的懲罰，也就是立即處死或者服最重的苦役或受其他處理。”
總之，我們可以說，謝爾曼的組織是後勤工作的一大進步；他的後勤組織大部分是在戰役準備階段而不是在戰鬥打響之後建立起來的。謝爾曼給予他的主要後勤軍官們以較大的權力，並使他們密切配合，滿足作戰可能提出的種種需要，從而保證了主動精神和協作精神的充分發揮。但是，如果他的後勤組織能建立得更早一些，又如果它能得到陸軍部中組織得同樣之好的後勤工作的支持，付出的代價肯定會少得多。因為，據說衡量某一方法的標準，並不是看“它的代價會有多大”，而要看它“能否完成，至於代價多大，可以不論”。
如果這種準備工作未在作戰部隊迎戰敵人之前做好，隨後的戰鬥就不會是戰爭藝術的表現，而隻能是一場混戰(尤其是如果作戰雙方均非訓練有素時)。美國內戰大部分是許多次混戰。但經驗是一所好學校(盡管付出的學費昂貴)。南北兩軍都主要通過什麽是非科學的打仗方法的實際學習，才獲得了戰爭科學的某些知識。由於作戰雙方在掌握戰爭科學的知識方麵，進步的速度大致相等，能夠最終贏得戰爭的，自然就是資源較為雄厚的一方了。
……
從這方麵的描述來看，拿破侖時期的後勤模式，雖然在南北戰爭開展之後才逐步被重視，但是在南北戰爭前期，北方美軍的數次慘敗，證明了其戰爭準備根本不充分，就更加不用說後勤方麵能夠準備俱全：
1861年4月至1862年9月是“有限戰爭”階段。雙方都集中兵力於東戰場為爭奪對方首都而展開激戰。南方軍隊統帥是傑出軍事家羅伯特?李，他根據雙方力量懸殊的狀況，製定了以攻為守的戰略，集中兵力尋殲北軍主力，迫使北方簽訂城下之盟。而北方對戰爭準備不足，又采取了所謂的“大蛇計劃”，把兵力分散在0英裏長的戰線上，加上同情奴隸主的指揮官麥克萊蘭采取消極戰術，使北軍連連受挫。
林肯政府在內戰初期進行戰爭的目的是恢複南北的統一，擔心觸動奴隸製度會把一些邊境奴隸州推向南方叛亂者一方，從而失掉邊境諸州這個重要的戰略地區。由於北方政府不肯宣布解放奴隸。因此，在內戰第一階段，北方在軍事上連遭失敗。
1861年7月東戰場舉行馬那薩斯會戰。7月21日，北方發起向南方首都裏士滿進軍的攻勢，3.5萬北方軍隊排著整齊隊形，在軍樂聲中向裏士滿進軍。由於北方事先大張聲勢，認為南軍不堪一擊，加上這一天是星期六，於是許多華盛頓市民、國會議員、記者等身著盛裝，攜妻帶子，提著裝有野餐的籃子，有的坐馬車，有的隨軍隊步行，像過節一樣，前來戰地觀光，看熱鬧。
南方軍隊2.2萬在鐵路樞紐馬那薩斯列陣相迎。北方軍隊在觀眾的歡呼聲中向南軍發起攻擊，猛烈的炮火把南軍陣地籠罩在煙霧中。北軍繼而跨過布爾河向對岸發起衝擊。誰想南軍指揮官是名將托馬斯?傑克遜，他沉著指揮，擊退了北軍5次衝鋒，因此獲得“石牆”的美稱。戰鬥十分激烈，由於雙方軍服幾乎相同，一時敵我難辨，戰場一片混亂。不久，南軍9000援軍趕到，發起反攻。缺乏訓練的北軍一觸即潰，丟下大批支彈藥逃回華盛頓。這一仗，北軍損兵折將3000，南軍損失不到
而很有可能也就是因為馬納薩斯會戰的慘敗，最終導致當其時並沒有直接參與到戰爭的美軍名將謝爾曼認識到後勤準備充分對於戰爭的影響。
從而引發在戰爭中，北方美軍逐步改變的後勤以及戰爭的相應準備。(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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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是在一戰以及二戰，都能夠在一些國家的軍事作戰行動的後勤指標當中，看到相當的影響。
其中，遠的不說，美軍在十九世紀中期的“南北戰爭”期間，就認為拿破侖的後勤方式有著一定的可取之處。
………………………………………………分割線………………………………………
美國陸軍的埃本?斯威夫特少校曾說過，某一個團的三十五名軍官中，半數以上在美國內戰(指年的美國內戰)的頭幾個月內，便被任命為前線部隊的將軍，其中還有四人不久被提升為軍長。他在談到這個團時說：
“這是一個出色的團，其軍官是精心配備的。在某種程度上，它的經驗是了不起的，因為它曾經在全國廣大範圍內追擊印第安人，做了許多積極的工作。”
他在談到這些被提升為將軍的有經驗的軍官時說：
“一旦到了要應用他們從前學到的知識去解決比他們上前線或者偵察印第安人更大的問題時，他們卻發現自己缺乏經驗，缺乏訓練，沒有先例可循。他們組織和指揮的部隊能夠真正出色地戰鬥，是在一年半之後，而財力、愛國主義精神和能力等等因素，自然也都起了作用。”
問題是我們的作戰部隊不是針對戰爭的要求而組織起來的。雖然南方長時期以來就已戰雲密布，但那些負責使作戰機構跟上政治形勢發展的政府官員們，甚至對形勢的粗略分析也不曾作過，或者用現在通行的術語來說，他們壓根兒就不曾作過“情況判斷。”首先，他們沒有認真估計爆發戰爭的可能性。其次，他們也沒有考慮：戰爭一旦發生時可能麵對的任務，完成任務所能利用的人力和物力，以及使用這些資源去達到戰爭目的的種種具體問題。
懶散消極的作風幾乎造成了致命的後果。內戰頭兩年，叛亂(指美國南方各州的軍事叛亂)的明顯得逞就是證明。那時，歐洲軍界的權威評論家們把我們的軍隊說成是“烏合之眾”，把布爾侖(美國弗吉尼亞州東北部的一條小河名)和夏洛(在美國田納西州哈定縣境內)的兩次戰鬥(後一次戰鬥是我們的將軍們已有了一年經驗之後打的)說成是“充滿了錯誤的喜劇”。
如果聯邦軍(指美國北方林肯政府的軍隊)當初合理地搞好了後勤工作，叛亂就隻會象一場騷動那樣，能很快地被鎮壓下去。看來這是軍事當局經過深思熟慮之後得出的一個結論。曠日持久的戰爭帶來的巨額費用和重大困難，這就是忽視後勤工作所付出的代價。如果能防範於未然，預先把後勤工作搞好，則後來的開支就會微不足道。
由於戰爭科學是對各種事項作出係統的安排，而戰爭藝術則是按照求實的原則用兵；因而，不言而喻的是：要使作戰部隊做好準備，能夠適應任何可能發生的戰爭要求，實際工作的頭一步應當是匯總和安排有關的重大事項。
聯邦軍本可從研究拿破侖年征俄之戰中汲取教訓，從而能在1861年之前的某個時候建立一個良好的戰爭組織。但實際上我們看到的是，它從自己慘痛的經曆中才獲得了同樣的教訓，而且到1864年才加以應用。
謝爾曼將軍(曾任聯邦軍密西西比河戰區司令)深知後勤工作的重要。從他在攻占亞特蘭大(在美國喬治亞州西北部)前後發布的許多命令來看，他所設想的後勤，是某種有助於而又不同於戰略和戰術的東西。最能說明這一點的是，他經過精心籌劃而在戰區建立了鐵路管理機構，並把主動權交給了鐵路督察——一位上校兼副官。
在這個機構內，下屬各單位職責分明，既有嚴格的分工，又有良好的協作。鐵路在非常困難的情況下也能保持暢通。遊擊隊和南部同盟的襲擊隊破壞鐵路的活動經常得手。月，胡德(南方叛軍將領頭目之一)將軍成功地把他的全部軍隊投入鐵路線上，除了殺害和抓走許多鐵路職工之外，還徹底破壞了長達三十五英裏半的路基和四百五十五英尺的橋梁。鐵路管理機構工作得很主動，不愧是一個良好的組織，甚至在胡德手下那幫人離開破壞現場之前，修建隊就著手鋪軌了。
胡德破壞了車站的物資，要鋪軌就得把枕木和鐵軌從亞特蘭大以南的鐵路或從納什維爾運來(距離將近二百英裏)。盡管有這些耽誤，全線修複通車大約隻用了七天時間。
軍需官、軍糧監督官和其他參謀軍官也同樣有明確分工，都有很大的權限。
指揮官的命令因有清楚的概念為依據，提出的目標人人明了，每個部門的負責人都知道他自己的任務。
謝爾曼將軍為了能有一個由他單獨控製並同他合作共事的獨立機構，遇到了很多困難。這一點有他在1864年4月和5月間同華盛頓當局的通信為證。看來他要阿倫將軍充當他的軍需主任，他寫給阿倫說：
“請為我起草一個計劃，有了它，陸軍部可能發布命令，使閣下出任我的軍需主任，你將有權自行(或派檢查員)視察我管轄的各個部門，指導補給的儲集和周轉，運輸工具的分配以及所有純屬於你執掌範圍之內的各項具體工作，我必須要有工作上同我協調配合的軍需官……。”
顯然，美國政府沒有批準上述要求，因為謝爾曼在1864年5月3日致梅格斯將軍的一封信中又說：
“……我相信斯坦頓部長(美國陸軍部長)拒絕我得到阿倫將軍的工作支持，是犯了一個錯誤。他(斯坦頓)通過整個陸軍部的全麵監督，比起他親自審查一百萬張各類發票和開支憑證，能為國庫節省更多的錢。同樣，如果一個軍需官能夠非常及時地運輸手段，而且能夠按照當時情況要求的那樣(情況的變化並不總是我們事先能預料到的)運輸手段，他就會起到促進作戰成功的作用。……你常常愛找部隊指揮官們的岔子，說他們未同有經驗的軍需官商量。我倒是很想同軍需官們商量，但軍需官們有的在路易斯維爾，有的在納什維爾，還有的是在這裏，他們雖都歸我指揮，但各人都受條件的限製，使我無法去打擾他們。我知道這是不對頭的。一位將軍這樣指揮軍隊，那就隻能聽天由命了。”
他在1864年4月6日寫給軍糧總監的一封信中，也提出了同樣的論點：
“我身邊應當有一位貴部的軍官，他同我一樣也要擁有相應的權力。他可以同我交談，了解我的(作戰)計劃和我所屬各部隊的實力、行軍路線、補給的特點以及其他一切事項；他還可以全盤地指導業務協調工作。而現在我卻不得不同四位軍糧監督官打交道，他們中間沒有一個公認的頭頭。”
對這次戰役全部情況進行的研究清楚地表明：雖然照謝爾曼將軍估計，他的軍隊隻有十萬人，馬匹三萬五千頭(外加交通巡邏隊)，但他的後勤機構如不是建立在強有力的原則基礎上，也就是說，如果後勤各部門的頭頭不被授予相當之大的權力，他就肯定維持不住他的部隊。
這裏，戰略和戰術的問題，同後勤方麵提出的問題相比，都成了小問題。看來謝爾曼將軍是他自己的總後勤官。由於他的軍隊人數不多，還由於在戰略和戰術方麵沒有受到很大的壓力，尤其是因為他的後勤組織良好，各個部門為他了出色的服務，他才能夠擔負起後勤的監督工作。
毫不奇怪的是，正是由於後勤方麵的協作配合良好，指揮官下達的命令才能成為言簡意賅(既簡短，又扼要)的模範。在命令中，再也用不著連篇累牘地敘述指揮官肯定心中有數(通過對他的機構的了解)的各種細節的具體問題。
“全軍必須準備好在5月23日出發，輕裝上陣，但要帶足二十天用的彈藥和給養。”
這是他在戰地所發命令中典型的一段。
我們有理由認為，以憲兵司令為代表的憲兵部門，在戰役進行之前和之初，不象補給和運輸部門組織得那麽好。1864年6月4日發布的第17號戰地特別命令中指出的一些問題，本來無需總指揮官親自過問。對犯罪行為本應防患於未然，或者至少不應任其發展到命令所指出的程度。以下所說，即是一例：
“……在危急時刻發生開小差、躲藏、掉隊這類非常可憎的犯罪行為，如果不是總指揮官親自發現，以及有人報告(有些士兵躲在船艙內，逃往後方，遠至金斯敦)，後果是很難設想的。這類無賴唯一應得的下場是作為他們那一行的同僚和國家的共同敵人而被斃。奉派拘捕他們的官兵如稍遇頂撞或抵抗，可對他們格殺勿論。他們遊蕩到後方，就是背棄了那些名垂青史、獻身於戰鬥的同伴。他們理應受到逮捕，而無權作為優秀的士兵調動崗位。每一個軍官如發現這種開小差分子，都有責任將其扭送到糾察隊。這類分子不論原來屬於什麽兵種，都要充當奴仆或服修路、挖渠等等苦役。軍官如開小差，一經發現，將受到與士兵一樣的懲罰，也就是立即處死或者服最重的苦役或受其他處理。”
總之，我們可以說，謝爾曼的組織是後勤工作的一大進步；他的後勤組織大部分是在戰役準備階段而不是在戰鬥打響之後建立起來的。謝爾曼給予他的主要後勤軍官們以較大的權力，並使他們密切配合，滿足作戰可能提出的種種需要，從而保證了主動精神和協作精神的充分發揮。但是，如果他的後勤組織能建立得更早一些，又如果它能得到陸軍部中組織得同樣之好的後勤工作的支持，付出的代價肯定會少得多。因為，據說衡量某一方法的標準，並不是看“它的代價會有多大”，而要看它“能否完成，至於代價多大，可以不論”。
如果這種準備工作未在作戰部隊迎戰敵人之前做好，隨後的戰鬥就不會是戰爭藝術的表現，而隻能是一場混戰(尤其是如果作戰雙方均非訓練有素時)。美國內戰大部分是許多次混戰。但經驗是一所好學校(盡管付出的學費昂貴)。南北兩軍都主要通過什麽是非科學的打仗方法的實際學習，才獲得了戰爭科學的某些知識。由於作戰雙方在掌握戰爭科學的知識方麵，進步的速度大致相等，能夠最終贏得戰爭的，自然就是資源較為雄厚的一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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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方麵的描述來看，拿破侖時期的後勤模式，雖然在南北戰爭開展之後才逐步被重視，但是在南北戰爭前期，北方美軍的數次慘敗，證明了其戰爭準備根本不充分，就更加不用說後勤方麵能夠準備俱全：
1861年4月至1862年9月是“有限戰爭”階段。雙方都集中兵力於東戰場為爭奪對方首都而展開激戰。南方軍隊統帥是傑出軍事家羅伯特?李，他根據雙方力量懸殊的狀況，製定了以攻為守的戰略，集中兵力尋殲北軍主力，迫使北方簽訂城下之盟。而北方對戰爭準備不足，又采取了所謂的“大蛇計劃”，把兵力分散在0英裏長的戰線上，加上同情奴隸主的指揮官麥克萊蘭采取消極戰術，使北軍連連受挫。
林肯政府在內戰初期進行戰爭的目的是恢複南北的統一，擔心觸動奴隸製度會把一些邊境奴隸州推向南方叛亂者一方，從而失掉邊境諸州這個重要的戰略地區。由於北方政府不肯宣布解放奴隸。因此，在內戰第一階段，北方在軍事上連遭失敗。
1861年7月東戰場舉行馬那薩斯會戰。7月21日，北方發起向南方首都裏士滿進軍的攻勢，3.5萬北方軍隊排著整齊隊形，在軍樂聲中向裏士滿進軍。由於北方事先大張聲勢，認為南軍不堪一擊，加上這一天是星期六，於是許多華盛頓市民、國會議員、記者等身著盛裝，攜妻帶子，提著裝有野餐的籃子，有的坐馬車，有的隨軍隊步行，像過節一樣，前來戰地觀光，看熱鬧。
南方軍隊2.2萬在鐵路樞紐馬那薩斯列陣相迎。北方軍隊在觀眾的歡呼聲中向南軍發起攻擊，猛烈的炮火把南軍陣地籠罩在煙霧中。北軍繼而跨過布爾河向對岸發起衝擊。誰想南軍指揮官是名將托馬斯?傑克遜，他沉著指揮，擊退了北軍5次衝鋒，因此獲得“石牆”的美稱。戰鬥十分激烈，由於雙方軍服幾乎相同，一時敵我難辨，戰場一片混亂。不久，南軍9000援軍趕到，發起反攻。缺乏訓練的北軍一觸即潰，丟下大批支彈藥逃回華盛頓。這一仗，北軍損兵折將3000，南軍損失不到
而很有可能也就是因為馬納薩斯會戰的慘敗，最終導致當其時並沒有直接參與到戰爭的美軍名將謝爾曼認識到後勤準備充分對於戰爭的影響。
從而引發在戰爭中，北方美軍逐步改變的後勤以及戰爭的相應準備。(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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