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陰陽家之外，中國曆史當中還有幾個諸子百家是有著很長遠的傳承，而名家，雜家則是算是在這一方麵的代表之一。<strong>最新章節全文閱讀</strong>
……
名家”以辯論名實問題為中心，並且以善辯成名的一個學派，又稱“辯者”、“刑（形）名家”。按，“名”就是指稱事物的名稱，用今天的話說，就是“概念”；“實”就是“名”所指稱的事物。名家之所以被稱為“名家”，就是因為他們同樣是在“思以其道易天下”的過程中，為了播其聲，揚其道，釋其理，最先圍繞“刑名”問題，以研究刑法概念著稱；以後逐漸從“刑名”研究，申延到“形名”研究、“名實”研究。圍繞“名”和“實”的關係問題，展開論辯並提出自己的見解。
但由於名家的研究方法奇特，按漢代司馬談所言，是“控名指實”，“參伍不失”，因此，雖然名家擅長論辯，但其論辯又流於“苛察繳繞”，疙疙瘩瘩，詭譎奇異，所以曆史上一直名聲不好。
在名家的思想當中，有一個“曆物十事”的章程，可以算是名家思想的精華所在。
而何為曆物十事？
一：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二：無厚不可積也，其可千裏；三：天與地卑，山與澤平；四：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五：大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六：南方無窮而有窮；七：今日適越而昔來；八：連環可解也；九：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十：泛愛萬物，天下一體也。
而名家作為一個以辯論著稱的學派，其最著名的論點，就是白馬非馬：
“白馬非馬，可乎？”曰：“可。”
曰：“何哉？”曰：“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馬非馬。”
曰：“有白馬，不可謂無馬也。不可謂無馬者，非馬也？有白馬為有馬，白之非馬，何也？”
曰：“求馬，黃、黑馬皆可致。求白馬，黃、黑馬不可致。使白馬乃馬也，是所求一也，所求一者，白者不異馬也。所求不異，如黃、黑馬有可有不可，何也？可與不可其相非明。故黃、黑馬一也，而可以應有馬，而不可以應有白馬，是白馬之非馬審矣。”
曰：“以馬之有色為非馬，天下非有無色之馬也。天下無馬，可乎？”
曰：“馬固有色，故有白馬。使馬無色，有馬如已耳，安取白馬？故白者非馬也。白馬者，馬與白也；馬與白馬也，故曰：白馬非馬也。”
曰：“馬未與白為馬，白未與馬為白。合馬與白，複名白馬，是相與以不相與為名，未可。故曰：白馬非馬，未可。”
曰：“以有白馬為有馬，謂有白馬為有黃馬，可乎？”曰：“未可。”曰：“以有馬為異有黃馬，是異黃馬於馬也。異黃馬於馬，是以黃馬為非馬。以黃馬為非馬，而以白馬為有馬；此飛者入池，而棺槨異處；此天下之悖言亂辭也。”
曰：“有白馬，不可謂無馬者，離白之謂也。是離者有白馬不可謂有馬也。故所以為有馬者，獨以馬為有馬耳，非有白馬為有馬。故其為有馬也，不可以謂馬馬也。”
曰：“白者不定所白，忘之而可也。白馬者，言定所白也。定所白者，非白也。馬者無去取於色，故黃、黑皆所以應。白馬者，有去取於色，黃、黑馬皆所以色去，故唯白馬獨可以應耳。無去者非有去也。故曰：白馬非馬。”
名家在辯論的思維當中，還有一種叫做“指物論”的論調：
“物莫非指，而指非指。[]”
“天下無指，物無可以謂物；非指者天下，而物可謂指乎？指也者，天下之所無也；物也者，天下之所有也。以天下之所有，為天下之所無，未可。”
“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指也。不可謂指者，非指也。非指者，物莫非指也。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指者，非有非指也。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也。物莫非指者，而指非指也。”
“天下無指者，生於物之各有名，不為指也。不為指而謂之指，是兼不為指。以有不為指之無不為指，未可”。
“且指者天下之所兼，天下無指者，物不可謂無指也。不可謂無指者，非有非指也。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指非非指也，指與物非指也。使天下無物指，誰徑謂非指？天下無物，誰徑謂指？天下有指無物指，誰徑謂非指？徑謂無物非指？且夫指固自為非指，奚待於物而乃與為指？”
而在曆史的認知當中，名家的創始人在《漢書?六藝誌》當中，被認為是春秋後期的鄭國大夫鄧析。
《荀子?非十二子》談到：鄧析“不法先王，不是禮義。”他反對將先王作為自己效法的榜樣，是我國曆史上最早反對禮治的思想家。
在與子產同時期為官的鄧析，曾經欲改舊製，私造“竹刑”。他比子產還要激進，對子產所推行的一些政策不滿，曾經“數難子產之政”。甚至對於子產的鑄刑書他也多有批評，於是自編了一套更能適應社會變革要求的成文法，將其刻在竹簡上，人稱“竹刑”。晉人杜預說：鄧析“欲改鄭所鑄舊製，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書之於竹簡，故言‘竹刑’。”對於竹刑的具體內容，我們雖然不得而知，但從古人的評價即可看出，它是要改變鄭國的舊製，既不效法先王，不肯定禮義，也不接受當時國君的命令，隻能是體現新興的統治階級意誌的東西。
鄧析認為，他所要做的是傳授法律知識，承攬訴訟。鄧析還聚眾講學，向人們傳授法律知識和訴訟方法，並幫助別人訴訟。《呂氏春秋》說：鄧析“與民之有訟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褲。民之獻衣而學訟者不可勝數。”相當於收取律師訴訟費，大家發現幹這項工作收益不錯，於是又紛紛參加他的法律培訓班。他擅長辯論，有人稱他“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詞”，但廣大民眾對於他的成功卻十分敬佩。
在訴訟的過程中，他敢於提出自己的獨到見解，“以非為是，以是為非。”在他的倡導下，鄭國出現了一股新的思潮，“鄭國大亂，民口歡嘩。”對當時的統治者造成嚴重威脅。繼子產、子大叔而任鄭國執政的姬駟歂對付不了這種局麵，於是“殺鄧析，而用其竹刑。”他們殺其人而用其法，可見其竹刑的合理性。
另外，晉國的趙盾、趙鞅、叔向、士會等，也具有法家思想的萌芽。趙鞅曾在晉國鑄了鐵鼎，即將趙盾所作的法典鑄在鐵鼎上。它與子產鑄刑鼎、鄧析作竹刑一樣，都是法家先驅者製定法律和將法令條文公諸於世的一種重大舉措，這是對“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奴隸製的禮治的否定。與此同時他們還提出過“治國製刑，不隱於親”，“同罪異罰，非刑也”等主張法律平等、公正的執法原則。所有這些都成為後世法家思想的重要來源。
鄧析的一個重要思想，就是“兩可說”。在正統觀點看來，這是一種“以非為是，以是為非。是非無度”的詭辯論，簡單地說，就是模棱兩可、混淆是非的理論。《呂氏春秋?離謂》中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洧河發大水，鄭國有一個富人被大水衝走淹死了。有人打撈起富人的屍體，富人的家人得知後，就去贖買屍體，但得到屍體的要價很高。於是，富人家屬就來找鄧析，請他出主意。鄧析對富人家屬說：“你安心回家去吧，那些人隻能將屍體賣你的，別人是不會買的。”於是富人家屬就不再去找得屍者買屍體了。得屍體的人著急了，也來請鄧析出主意。鄧析又對他們說：“你放心，富人家屬除了向你買，再無別處可以買回屍體了。”從這個故事來看，鄧析對買賣屍體雙方所說的話，確實有一點詭辯的嫌疑，但是，鄧析在這件事情中隻是一個中立者，所以他沒有義務和責任一定要站在某一方的立場上說話。而且，得屍者和贖屍者各有正當的理由，鄧析也沒有理由偏袒任何一方。因此，雙方在向鄧析谘詢的時候，他就隻能為對方出有利於其權益的主意。鄧析的回答都是正確的，而且反映出他已經具有了相當完整的樸素辨證觀念。
在鄧析看來，辯論必須根據實際情況，不能任意胡說，否則就會帶來禍患，特別是辯論必須要遵循一定的標準，所以“兩可”雖然不失為一種辯說方法，但不可濫用。
……
作為在名家傳承著作當中，鄧析說編著的《無厚篇》在很多方麵影響著名家的思想方式：
天於人無厚也，君於民無厚也，父於子無厚也，兄於弟無厚也。何以言之？天不能屏勃厲之氣，全夭折之人，使為善之民必壽，此於民無厚也。凡民有穿窬為盜者，有詐偽相迷者，皆生於不足，起於貧窮，而君必執法誅之，此於民無厚也。堯舜位為天子，而丹朱商均為布衣，此於子無厚也。周公誅管蔡，此於弟無厚也。推而言之，何厚之有？
循名責實，君之事也；奉法宣令，臣之職也。下不得自擅，上操其柄而不理者，未之有也。君有三累，臣有四責。何謂三累？惟親所信，一累；以名取士，二累；近故親疏，三累。何謂四責？受重賞而無功，工責；居大位而不治，二責；理官而不平，三責；禦軍陣而奔北，四責。君無三累，臣無四責，可以安國。
勢者君之輿，威者君之策，臣者君之馬，民者君之輪。勢固則輿安，威定則策勁，臣順則馬良，民和則輪利。為國失此，必有覆車奔馬折輪敗載之患，安得不危！
異同之不可別，是非之不可定，白黑之不可分，清濁之不可理，久矣！誠聽能聞於無聲，視能見於無形，計能規於未兆，慮能防於未然，斯無他也。不以耳聽，則通於無聲矣！不以目視，則照於無形矣！不以心計，則達於無兆矣！不以知慮，則合於未朕矣！君者，藏於匿影，群下無私，掩目塞耳萬民恐震。
循名責實，察法立威，是明王也。夫明於形者，分不遇於事；於動者，用不失則利。故明君審一，萬物自定。名不可以外務，智不可以從他，求諸己之謂也。
治世位不可越，職不可亂，百官有司，各務其形。上循名以督實，下奉教而不違。所美觀其所終，所惡計其所窮。喜不以賞，怒不以罰，可謂治世。
夫負重者患塗遠，據貴者憂民離。負重塗遠者，身疲而無功；在上離民者，雖勞而不治。故智者量塗而後負，明君視民而出政。
獵羆虎者，不於外圂，釣鯨鯢者，不於清池。何則？圂非羆虎之窟也，池非鯨鯢之泉也。楚之不溯流，陳之不束麾，長盧之不士，呂子之蒙恥。
夫遊而不見敬，不恭也；居而不見愛，不仁也；言而不見用，不信也；求而不能得，無媒也；謀而不見喜，無理也；計而不見從；遺道也。因勢而發譽，則行等而名殊；人齊而得時，則力敵而功倍。其所以然者，乖勢之在外推。
辯說、非所聽也；虛言者，非所應也；無益之辭，非所舉也。故談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諭誌通意，非務相乖也。若飾詞以相亂，匿詞以相移，非古之辯也。
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閑習，不可以當敵。廟算千裏，帷幄之奇，百戰百勝，黃帝之師。
死生自命，富貴自時。怨夭折者，不知命也；怨貧賤者，不知時也。故臨難不懼，知天命也；貧窮無懾，達時序也。
凶饑之歲，父死於室，子死於戶，而不相怨者，無所顧也。同舟渡海，中流遇風，救患若一，所憂同也。張羅而畋，唱和不差者，其利等也。故體痛者，口不能不呼；心悅者，顏不能不笑；責疲者以舉千鈞；責兀者以及走兔；驅逸足於庭，求援捷於檻。斯逆理而求之，猶倒裳而索領。
事有遠而親，近而疏，就而不用，去而反求。凡此四行，明主大憂也。
夫水濁、則無掉尾之魚；政苛、則無逸樂之士。故令煩****詐，政擾****不定。不治其本而務其末，譬如拯溺錘之以石，救火投之以薪。
夫達道者，無知之道也，無能之道也。是知大道，不知而中，不能而成，無有而足，守虛責實，而萬事畢。忠言於不忠，義生於不義。音而不收、謂之放；言出而不督、謂之闇。故見其象，致其形；循其理，正其名；得其端，知其情。若此，何往不複，何事不成。有物者意也，無外者德也，有人者行也，無人者道也。故德非所覆、處非所處，則失；道非其道不道，則諂。意無賢，慮無忠，行無道，言虛如受實，萬事畢。
夫言榮不若辱，非誠辭也。得不若失，非實談也。不進則退，不喜則憂，不得則亡，此世人之常。真人危斯十者而為一矣。所謂大辯者，別天地之行，具天下之物，選善退惡，時措其宜，而功立德至矣。小辯則不然。別言異道，以言相射，以行相伐，使民不知其要。無他故焉，知淺故也。君子並物而錯之，兼塗而用之，五味未嚐而辯於口，五行在身而布於人。故無方之道不從，麵從之義不行，治亂之法不用。惔然寬裕，蕩然簡易，略而無失，精詳入纖微也。
夫舟浮於水，車轉於陸，此自然道也。有不治者，知不豫焉。
夫不擊折轊，水戾破舟，不怨木石，而罪巧拙，故不載焉。故有知則惑，有心則嶮，有目則眩。是以規矩一而不易，不為秦楚緩節，不為胡越改容。一而不邪，方行而不流，一日形之，萬世傳之，無為為之也。
夫自見之，明；借人見之，闇也；自聞之，聰；借人聞之，聾也。明君知此，則去就之分定矣。為君當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自歸，莫之使也。恬臥而功自成，優遊而政自治。豈在振目搤睕、手據鞭樸、而後為治歟。
夫事有合不合者，知與未知也。合而不結者，陽親而陰疏。故遠而親者，誌相應也；近而疏者，誌不合也；就而不用者，策不得也；去而反求者，無違行也；近而不禦者，心相乖也；遠而相思者，合其謀也。故明君擇人，不可不審；士之進趣，亦不可不詳。
………………………………………………分割線…………………………………………
張嘉師對於這種“刑名師爺”性質的名家事實上不感冒，但是名家的存在以及發展，有著它的必然性，因為張嘉師認為一點，那就是以他在後世的經驗而言，名家的發展更有助於輔助法律進行相應的健全體係發展。
畢竟從很多方麵而言，名家正好是作為後世的檢察官以及律師的相應基礎。
當然，張嘉師自己都很清楚，想要做到這一點，還需要用時間來驗證……
……
名家”以辯論名實問題為中心，並且以善辯成名的一個學派，又稱“辯者”、“刑（形）名家”。按，“名”就是指稱事物的名稱，用今天的話說，就是“概念”；“實”就是“名”所指稱的事物。名家之所以被稱為“名家”，就是因為他們同樣是在“思以其道易天下”的過程中，為了播其聲，揚其道，釋其理，最先圍繞“刑名”問題，以研究刑法概念著稱；以後逐漸從“刑名”研究，申延到“形名”研究、“名實”研究。圍繞“名”和“實”的關係問題，展開論辯並提出自己的見解。
但由於名家的研究方法奇特，按漢代司馬談所言，是“控名指實”，“參伍不失”，因此，雖然名家擅長論辯，但其論辯又流於“苛察繳繞”，疙疙瘩瘩，詭譎奇異，所以曆史上一直名聲不好。
在名家的思想當中，有一個“曆物十事”的章程，可以算是名家思想的精華所在。
而何為曆物十事？
一：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二：無厚不可積也，其可千裏；三：天與地卑，山與澤平；四：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五：大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六：南方無窮而有窮；七：今日適越而昔來；八：連環可解也；九：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十：泛愛萬物，天下一體也。
而名家作為一個以辯論著稱的學派，其最著名的論點，就是白馬非馬：
“白馬非馬，可乎？”曰：“可。”
曰：“何哉？”曰：“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馬非馬。”
曰：“有白馬，不可謂無馬也。不可謂無馬者，非馬也？有白馬為有馬，白之非馬，何也？”
曰：“求馬，黃、黑馬皆可致。求白馬，黃、黑馬不可致。使白馬乃馬也，是所求一也，所求一者，白者不異馬也。所求不異，如黃、黑馬有可有不可，何也？可與不可其相非明。故黃、黑馬一也，而可以應有馬，而不可以應有白馬，是白馬之非馬審矣。”
曰：“以馬之有色為非馬，天下非有無色之馬也。天下無馬，可乎？”
曰：“馬固有色，故有白馬。使馬無色，有馬如已耳，安取白馬？故白者非馬也。白馬者，馬與白也；馬與白馬也，故曰：白馬非馬也。”
曰：“馬未與白為馬，白未與馬為白。合馬與白，複名白馬，是相與以不相與為名，未可。故曰：白馬非馬，未可。”
曰：“以有白馬為有馬，謂有白馬為有黃馬，可乎？”曰：“未可。”曰：“以有馬為異有黃馬，是異黃馬於馬也。異黃馬於馬，是以黃馬為非馬。以黃馬為非馬，而以白馬為有馬；此飛者入池，而棺槨異處；此天下之悖言亂辭也。”
曰：“有白馬，不可謂無馬者，離白之謂也。是離者有白馬不可謂有馬也。故所以為有馬者，獨以馬為有馬耳，非有白馬為有馬。故其為有馬也，不可以謂馬馬也。”
曰：“白者不定所白，忘之而可也。白馬者，言定所白也。定所白者，非白也。馬者無去取於色，故黃、黑皆所以應。白馬者，有去取於色，黃、黑馬皆所以色去，故唯白馬獨可以應耳。無去者非有去也。故曰：白馬非馬。”
名家在辯論的思維當中，還有一種叫做“指物論”的論調：
“物莫非指，而指非指。[]”
“天下無指，物無可以謂物；非指者天下，而物可謂指乎？指也者，天下之所無也；物也者，天下之所有也。以天下之所有，為天下之所無，未可。”
“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指也。不可謂指者，非指也。非指者，物莫非指也。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指者，非有非指也。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也。物莫非指者，而指非指也。”
“天下無指者，生於物之各有名，不為指也。不為指而謂之指，是兼不為指。以有不為指之無不為指，未可”。
“且指者天下之所兼，天下無指者，物不可謂無指也。不可謂無指者，非有非指也。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指非非指也，指與物非指也。使天下無物指，誰徑謂非指？天下無物，誰徑謂指？天下有指無物指，誰徑謂非指？徑謂無物非指？且夫指固自為非指，奚待於物而乃與為指？”
而在曆史的認知當中，名家的創始人在《漢書?六藝誌》當中，被認為是春秋後期的鄭國大夫鄧析。
《荀子?非十二子》談到：鄧析“不法先王，不是禮義。”他反對將先王作為自己效法的榜樣，是我國曆史上最早反對禮治的思想家。
在與子產同時期為官的鄧析，曾經欲改舊製，私造“竹刑”。他比子產還要激進，對子產所推行的一些政策不滿，曾經“數難子產之政”。甚至對於子產的鑄刑書他也多有批評，於是自編了一套更能適應社會變革要求的成文法，將其刻在竹簡上，人稱“竹刑”。晉人杜預說：鄧析“欲改鄭所鑄舊製，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書之於竹簡，故言‘竹刑’。”對於竹刑的具體內容，我們雖然不得而知，但從古人的評價即可看出，它是要改變鄭國的舊製，既不效法先王，不肯定禮義，也不接受當時國君的命令，隻能是體現新興的統治階級意誌的東西。
鄧析認為，他所要做的是傳授法律知識，承攬訴訟。鄧析還聚眾講學，向人們傳授法律知識和訴訟方法，並幫助別人訴訟。《呂氏春秋》說：鄧析“與民之有訟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褲。民之獻衣而學訟者不可勝數。”相當於收取律師訴訟費，大家發現幹這項工作收益不錯，於是又紛紛參加他的法律培訓班。他擅長辯論，有人稱他“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詞”，但廣大民眾對於他的成功卻十分敬佩。
在訴訟的過程中，他敢於提出自己的獨到見解，“以非為是，以是為非。”在他的倡導下，鄭國出現了一股新的思潮，“鄭國大亂，民口歡嘩。”對當時的統治者造成嚴重威脅。繼子產、子大叔而任鄭國執政的姬駟歂對付不了這種局麵，於是“殺鄧析，而用其竹刑。”他們殺其人而用其法，可見其竹刑的合理性。
另外，晉國的趙盾、趙鞅、叔向、士會等，也具有法家思想的萌芽。趙鞅曾在晉國鑄了鐵鼎，即將趙盾所作的法典鑄在鐵鼎上。它與子產鑄刑鼎、鄧析作竹刑一樣，都是法家先驅者製定法律和將法令條文公諸於世的一種重大舉措，這是對“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奴隸製的禮治的否定。與此同時他們還提出過“治國製刑，不隱於親”，“同罪異罰，非刑也”等主張法律平等、公正的執法原則。所有這些都成為後世法家思想的重要來源。
鄧析的一個重要思想，就是“兩可說”。在正統觀點看來，這是一種“以非為是，以是為非。是非無度”的詭辯論，簡單地說，就是模棱兩可、混淆是非的理論。《呂氏春秋?離謂》中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洧河發大水，鄭國有一個富人被大水衝走淹死了。有人打撈起富人的屍體，富人的家人得知後，就去贖買屍體，但得到屍體的要價很高。於是，富人家屬就來找鄧析，請他出主意。鄧析對富人家屬說：“你安心回家去吧，那些人隻能將屍體賣你的，別人是不會買的。”於是富人家屬就不再去找得屍者買屍體了。得屍體的人著急了，也來請鄧析出主意。鄧析又對他們說：“你放心，富人家屬除了向你買，再無別處可以買回屍體了。”從這個故事來看，鄧析對買賣屍體雙方所說的話，確實有一點詭辯的嫌疑，但是，鄧析在這件事情中隻是一個中立者，所以他沒有義務和責任一定要站在某一方的立場上說話。而且，得屍者和贖屍者各有正當的理由，鄧析也沒有理由偏袒任何一方。因此，雙方在向鄧析谘詢的時候，他就隻能為對方出有利於其權益的主意。鄧析的回答都是正確的，而且反映出他已經具有了相當完整的樸素辨證觀念。
在鄧析看來，辯論必須根據實際情況，不能任意胡說，否則就會帶來禍患，特別是辯論必須要遵循一定的標準，所以“兩可”雖然不失為一種辯說方法，但不可濫用。
……
作為在名家傳承著作當中，鄧析說編著的《無厚篇》在很多方麵影響著名家的思想方式：
天於人無厚也，君於民無厚也，父於子無厚也，兄於弟無厚也。何以言之？天不能屏勃厲之氣，全夭折之人，使為善之民必壽，此於民無厚也。凡民有穿窬為盜者，有詐偽相迷者，皆生於不足，起於貧窮，而君必執法誅之，此於民無厚也。堯舜位為天子，而丹朱商均為布衣，此於子無厚也。周公誅管蔡，此於弟無厚也。推而言之，何厚之有？
循名責實，君之事也；奉法宣令，臣之職也。下不得自擅，上操其柄而不理者，未之有也。君有三累，臣有四責。何謂三累？惟親所信，一累；以名取士，二累；近故親疏，三累。何謂四責？受重賞而無功，工責；居大位而不治，二責；理官而不平，三責；禦軍陣而奔北，四責。君無三累，臣無四責，可以安國。
勢者君之輿，威者君之策，臣者君之馬，民者君之輪。勢固則輿安，威定則策勁，臣順則馬良，民和則輪利。為國失此，必有覆車奔馬折輪敗載之患，安得不危！
異同之不可別，是非之不可定，白黑之不可分，清濁之不可理，久矣！誠聽能聞於無聲，視能見於無形，計能規於未兆，慮能防於未然，斯無他也。不以耳聽，則通於無聲矣！不以目視，則照於無形矣！不以心計，則達於無兆矣！不以知慮，則合於未朕矣！君者，藏於匿影，群下無私，掩目塞耳萬民恐震。
循名責實，察法立威，是明王也。夫明於形者，分不遇於事；於動者，用不失則利。故明君審一，萬物自定。名不可以外務，智不可以從他，求諸己之謂也。
治世位不可越，職不可亂，百官有司，各務其形。上循名以督實，下奉教而不違。所美觀其所終，所惡計其所窮。喜不以賞，怒不以罰，可謂治世。
夫負重者患塗遠，據貴者憂民離。負重塗遠者，身疲而無功；在上離民者，雖勞而不治。故智者量塗而後負，明君視民而出政。
獵羆虎者，不於外圂，釣鯨鯢者，不於清池。何則？圂非羆虎之窟也，池非鯨鯢之泉也。楚之不溯流，陳之不束麾，長盧之不士，呂子之蒙恥。
夫遊而不見敬，不恭也；居而不見愛，不仁也；言而不見用，不信也；求而不能得，無媒也；謀而不見喜，無理也；計而不見從；遺道也。因勢而發譽，則行等而名殊；人齊而得時，則力敵而功倍。其所以然者，乖勢之在外推。
辯說、非所聽也；虛言者，非所應也；無益之辭，非所舉也。故談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諭誌通意，非務相乖也。若飾詞以相亂，匿詞以相移，非古之辯也。
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閑習，不可以當敵。廟算千裏，帷幄之奇，百戰百勝，黃帝之師。
死生自命，富貴自時。怨夭折者，不知命也；怨貧賤者，不知時也。故臨難不懼，知天命也；貧窮無懾，達時序也。
凶饑之歲，父死於室，子死於戶，而不相怨者，無所顧也。同舟渡海，中流遇風，救患若一，所憂同也。張羅而畋，唱和不差者，其利等也。故體痛者，口不能不呼；心悅者，顏不能不笑；責疲者以舉千鈞；責兀者以及走兔；驅逸足於庭，求援捷於檻。斯逆理而求之，猶倒裳而索領。
事有遠而親，近而疏，就而不用，去而反求。凡此四行，明主大憂也。
夫水濁、則無掉尾之魚；政苛、則無逸樂之士。故令煩****詐，政擾****不定。不治其本而務其末，譬如拯溺錘之以石，救火投之以薪。
夫達道者，無知之道也，無能之道也。是知大道，不知而中，不能而成，無有而足，守虛責實，而萬事畢。忠言於不忠，義生於不義。音而不收、謂之放；言出而不督、謂之闇。故見其象，致其形；循其理，正其名；得其端，知其情。若此，何往不複，何事不成。有物者意也，無外者德也，有人者行也，無人者道也。故德非所覆、處非所處，則失；道非其道不道，則諂。意無賢，慮無忠，行無道，言虛如受實，萬事畢。
夫言榮不若辱，非誠辭也。得不若失，非實談也。不進則退，不喜則憂，不得則亡，此世人之常。真人危斯十者而為一矣。所謂大辯者，別天地之行，具天下之物，選善退惡，時措其宜，而功立德至矣。小辯則不然。別言異道，以言相射，以行相伐，使民不知其要。無他故焉，知淺故也。君子並物而錯之，兼塗而用之，五味未嚐而辯於口，五行在身而布於人。故無方之道不從，麵從之義不行，治亂之法不用。惔然寬裕，蕩然簡易，略而無失，精詳入纖微也。
夫舟浮於水，車轉於陸，此自然道也。有不治者，知不豫焉。
夫不擊折轊，水戾破舟，不怨木石，而罪巧拙，故不載焉。故有知則惑，有心則嶮，有目則眩。是以規矩一而不易，不為秦楚緩節，不為胡越改容。一而不邪，方行而不流，一日形之，萬世傳之，無為為之也。
夫自見之，明；借人見之，闇也；自聞之，聰；借人聞之，聾也。明君知此，則去就之分定矣。為君當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自歸，莫之使也。恬臥而功自成，優遊而政自治。豈在振目搤睕、手據鞭樸、而後為治歟。
夫事有合不合者，知與未知也。合而不結者，陽親而陰疏。故遠而親者，誌相應也；近而疏者，誌不合也；就而不用者，策不得也；去而反求者，無違行也；近而不禦者，心相乖也；遠而相思者，合其謀也。故明君擇人，不可不審；士之進趣，亦不可不詳。
………………………………………………分割線…………………………………………
張嘉師對於這種“刑名師爺”性質的名家事實上不感冒，但是名家的存在以及發展，有著它的必然性，因為張嘉師認為一點，那就是以他在後世的經驗而言，名家的發展更有助於輔助法律進行相應的健全體係發展。
畢竟從很多方麵而言，名家正好是作為後世的檢察官以及律師的相應基礎。
當然，張嘉師自己都很清楚，想要做到這一點，還需要用時間來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