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史記》當中那一部分應該說更像是《夏禹本紀》而非《夏本紀》的內容之外，史記當中不靠譜的內容還有很多。<strong>最新章節全文閱讀.</strong>
張嘉師在多次閱讀青玉靈書的《史記》內容，都覺得他在穿越之前，偶爾看到過《漢武大帝》電視劇的開頭內容，真實性說不定還是很靠譜的。
畢竟在很多地方而言，漢武帝也沒有說錯。
尤其是在張嘉師穿越之前，國家也在很長的一段時間當中，開展了一個“夏商周斷代工程”，來正式對夏商周時期的曆史狀況進行較為實際的考察。
……
在張嘉師的認識當中，“夏商周斷代工程”是中國的一項文化工程，是一個以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相結合的方法來研究中國曆史上夏、商、周三個曆史時期的年代學的科學研究項目，是一個多學科交叉聯合攻關的係統工程。
這一個“夏商周斷代工程”的起源，主要是一個問題，那就是中華文明具有悠久的曆史，然而真正有文獻記載年代的“信史”卻開始於西周共和元年，即是前841年，而這種說法見於《史記?十二諸侯年表》。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事實上也有可能是西周或者是當其時的諸侯史學家正式確定年表的總結描述。
這也就是說，在公元前841年，諸侯甚至是周天子的在位年份，嚴格來說更多要靠猜，而且在一些事情的描述方麵，更有可能對不上年份。
同時，司馬遷在《史記》裏說過，他看過有關黃帝以來的許多文獻，雖然其中也有年代記載，但這些年代比較模糊且又不一致，所以他便棄而不用，在《史記?三代世表》中僅記錄了夏商周各王的世係而無具體在位年代。因此共和元年以前的中國曆史一直沒有一個公認的年表。
而曆史上第一個對共和元年以前中國曆史的年代學作係統研究工作的學者是西漢晚期的劉歆。劉歆的推算和研究結果體現在他撰寫的《世經》中，《世經》的主要內容後被收錄於《漢書?律曆誌》。從劉歆以後一直到清代中葉，又有許多學者對共和元年以前中國曆史的年代進行了推算和研究。這些工作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因為他們推算所用的文獻基本上不超過司馬遷所見到的文獻，所以很難有所突破。晚清以後情況有些變化，學者開始根據青銅器的銘文作年代學研究，這就擴大了資料的來源。1899年甲骨文的發現又為年代學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來源。
司馬遷認為：“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間。”
幾十年有關夏商周的重要考古發現，證明了夏商周三代和河洛之間的關係是何等的密切。但是，中國曆史還沒有夏商周以前和夏商周部分的確切紀年，我國古書記載的上古確切年代，隻能依照司馬遷《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追溯到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再往上就存在分歧，或是有王無年，出現了“五千年文明，三千年曆史”的不正常現象。[.想看的書幾乎都有啊，比一般的小說網站要穩定很多更新還快，全文字的沒有廣告。]
夏代究竟存在與否？夏與商的交接是在什麽時候？二裏頭遺址真的就是中國第一個王朝夏的都城斟鄩嗎？甚至有些外國學者認為：所謂夏朝，根本就是商人臆想出來的曆史傳說。夏商周被古人尊稱為“三代”，其主要活動區域均在河洛一帶，在我國五千年文明中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如果無確切的紀年，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
也就是因為這樣的前提，“夏商周斷代工程”也逐漸成為了國家曆史考古的一個重要體係項目。
……
隻不過，“夏商周斷代工程”固然是有相對的成果，就好比是：2000年11月9日夏商周斷代工程正式公布了《夏商周年表》。《夏商周年表》定夏朝約開始於前2070年，****分界大約在公元前1600年，盤庚遷都約在公元前1300年，商周分界（武王伐紂之年）定為前1046年。依據武王伐紂之年和懿王的元年的確立，建立了商王武丁以來的年表和西周諸王年表。
有人認為如果該工程順利的話，那麽將有可能為研究中國古代文明的起源和發展給出了一個時間上的標尺，但目前看來，由於該工程的最終繁本報告遲遲未能通過，這個意義能否達到存在較大疑點。
但是在這一種前提下，“夏商周斷代工程”收獲的更多是質疑聲音：
自從夏商周斷代工程正式公布《夏商周斷代工程一九九六—二〇〇〇年階段成果報告（簡本）》和《夏商周年表》以後，其中結論已被不少主流的詞典和教材采用，開始產生影響。
在中國提出了自己的標準後，國外學者開始加以批評。而夏商周斷代工程才剛剛開始，中國的考古技術和理論水平還有待更大的提高。從夏商周斷代工程正式公布《夏商周年表》以後，來自中國國內和國際的批評不絕於耳。某些國外人士認為夏商周斷代工程有“政治背景”，是中國政府在搞民族主義，有一些學者還對該工程的“學術道德”產生懷疑。
在2000～2003年進行了三次辯論。斯坦福大學退休教授倪德衛在《紐約時報》上撰文，便斷言“國際學術界將把工程報告撕成碎片”。但亦有人認為所謂的“國際學術界”一貫漠視中國本土研究成果，對中國曆史沒有發言權。也有人說既然西方社會能把荷馬史詩這種伊洛特戰爭發生八百年以後的盲人藝人作品當正史，質疑中國用科學方法計算的斷代史就是骨頭裏挑刺。
在這方麵而言，國外學界經常會把諸如荷馬史詩和聖經這類藝術作品和虛幻的宗教教義當成信史，張嘉師不得不表示這種質疑明顯就是“你好意思說我麽？”的情況。
但是在斷代史工程的內部人員也有很大的爭論，甚至是有些讓人可笑的想法：
工程的成果是否失敗，如今還沒有強有力的論據證明。工程中有些成果也被國際學術界認可，例如張培瑜的研究，但工程內部卻是存在爭論。有些背景複雜的中國學者認為，此類工程的成果沒有必要非得通過世界上各種具有“複雜背景”的學者的檢驗，隻要在中國學術界取得共識就行，中國學者對曆史的研究無需外人指三道四，也不能被有各種目的的勢力阻撓。
在“東亞曆史”期刊（eastasianhistory）上，dousj.keenan發表文章質疑周懿王元年天再旦是公元前899年。文章中對於工程研究方法中的錯誤提出了具體質疑。文中提到：
“一些最近的研究計劃，包括被中國******接受的研究計劃（指夏商周斷代工程），依據的是一個在公元前一千紀早期的“天再旦”的記載。這些研究把這個奇特的記載解讀成日出時的日偏食。這樣的解讀看起來似乎合理（黎明要開始之際，天色因為日食而暗下來，然後再日出），但卻是不確定的。日出時把太陽表麵遮住的部分大到可以讓天色大幅變暗的日食是很少的。在公元前899年4月21日的確是有一次日出時日食，而這些研究計劃把這個日食對應到該奇特的記載（指周懿王元年天再旦）。”
“計算顯示，公元前899年的那次日食把主觀亮度（人類觀察者所感受到的亮度）減低的程度小於25%。為了證明這樣的亮度減少可以給觀察者有“確定的天再旦”的感覺，一些研究者對觀察了1997年日出時日偏食的觀察者進行了調查。然而，所有的觀察者所在的位置要不就是位於亮度減低不到10%的地方（這些地方的觀察者沒有“天再旦”的感覺），要不就是位於亮度減低超過80%的地方（這些地方有（指天再旦的感覺））。從這些數據，研究者作出結論，“主觀亮度減少超過10%會造成“確定的天再旦”的感覺”。這個結論根本毫無根據。實際上，飄過的雲常常可以造成主觀亮度減少25%……”
另外，該文也質疑了對於該次日食的計算的正確性。
此外在這一方麵，有人依據《日食路線圖》作了調查，發現在前899年4月21日早晨的日食，日食帶西端在山東省，陝西省是根本就不可能看到天再旦的。而在前871年10月6日早晨，在鄭地可看到天再旦的天文景象。
好吧，張嘉師不得不表示，用後世的情況來作為這方麵的佐證方式……就好比是用幾千年之後的地貌變化來推算古戰場的情況那樣，不是閑的蛋疼麽？
另外：《考古》雜誌2007年3月發表了朱鳳瀚的文章《堯公簋與唐伯侯於晉》，介紹了香港地區私人收藏的西周青銅器堯公簋，其銘文有“唐伯侯於晉唯王廿又八祀”的內容。
銘文如下：“（堯）公作妻姚簋，遘於王命唐伯侯於晉，唯王廿又八祀。”
從簋的形製與銘文字形特點來看，該器的成器時間似不會晚於西周早期中段。那麽，“王命唐伯侯於晉”的“王廿又八祀”顯然應該是成王二十八年無疑。
鑒於夏商周斷代工程階段成果中成王22年，康王25年，均少於28年。故此，堯公簋一出，斷代工程階段成果即被否定，成王或康王的在位年數必須修訂。
而在這一個前提下，不但是周康王或者是周成王的年份都要改，恐怕在公元前841年的年份記載，都會出現相應的變化，最起碼，有一個周成王之後，到公元前841年的周朝王上少在位三年，是必然的了。
……
至於這方麵的曆史，張嘉師表示後世的一些人是不是閑了點，因為嚴格來說，有很多史學家的推論都稱不上精確……
然而……
2013年1月初，芝加哥大學東亞語文係教授夏含夷，在台北舉行、剛剛閉幕的“中研院”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上質疑“夏商周斷代工程”，並斷言該工程“繁本”恐怕將來也不太可能發表。“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專家、清華大學教授李學勤對此作出回應稱有爭議很正常，“繁本”正在審訂之中，過一段時間會出來。
夏含夷教授撰寫的《“夏商周斷代工程”十年後之批判：以西周諸王在位年代為例證》的論文摘要，其內容為：“夏商周斷代工程從1996年到2000年是中國古代文化史上的極大的研究項目，據工程的統計一共包括兩百多泛學科的研究員，幾乎天天都在學術性和普及性的報刊上有所反映。在2000年年底，夏商周斷代工程發表了《夏商周斷代工程1996-2000年階段成果報告－簡本》（以下簡稱《簡本》），答應在不久之後再發表規模大的‘繁本’。現在已經是‘簡本’發表以後十年，‘繁本’還沒有發表，恐怕將來也不太可能發表。雖然如此，時間已經相當成熟給夏商周斷代工程作出一個比較全麵的審查。本文就是初步的反思。”
夏含夷稱，《簡本》對夏代和商代隻提供概括的框架，對商代後期則提供絕對年代，但也承認這些年代不一定精確。對西周時代則完全不同，從武王克紂到幽王卒於驪山之下，對西周12個國王在位年代都提供了絕對年代。
夏含夷認為，“《簡本》所載西周諸王在位年數和任何古代史書都沒有統一的方法，能夠在古書找到支持就引之，找不到支持就棄之，這和一般史學方法顯然不合。除了武王克商年代是根據《逸周書世浮解》以及另外一些傳世文件，懿王元年是根據《竹書紀年》所載‘天再旦於鄭’的記載之外，《簡本》所載西周諸王在位年代基本上是根據六十三件當時已經公布的銅器銘文所載年代記載的分期。《簡本》所提出的年代框架和分期不但不能容納近年新見之銅器銘文，並且對原來六十三件銅器的分期也有幾處重要錯誤，《簡本》的依據如此錯誤，年代框架亦隨之落空。”
好吧，張嘉師不得不表示，有些專家教授的想法，可不是他這個穿越者能夠理解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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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紅雲上，不著邊際想著這些事情的張嘉師，並沒有意識到，一場並不是針對他，但是卻已經完成布置的刺殺行動，將會在他前往的小村落，發動起來……
張嘉師在多次閱讀青玉靈書的《史記》內容，都覺得他在穿越之前，偶爾看到過《漢武大帝》電視劇的開頭內容，真實性說不定還是很靠譜的。
畢竟在很多地方而言，漢武帝也沒有說錯。
尤其是在張嘉師穿越之前，國家也在很長的一段時間當中，開展了一個“夏商周斷代工程”，來正式對夏商周時期的曆史狀況進行較為實際的考察。
……
在張嘉師的認識當中，“夏商周斷代工程”是中國的一項文化工程，是一個以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相結合的方法來研究中國曆史上夏、商、周三個曆史時期的年代學的科學研究項目，是一個多學科交叉聯合攻關的係統工程。
這一個“夏商周斷代工程”的起源，主要是一個問題，那就是中華文明具有悠久的曆史，然而真正有文獻記載年代的“信史”卻開始於西周共和元年，即是前841年，而這種說法見於《史記?十二諸侯年表》。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事實上也有可能是西周或者是當其時的諸侯史學家正式確定年表的總結描述。
這也就是說，在公元前841年，諸侯甚至是周天子的在位年份，嚴格來說更多要靠猜，而且在一些事情的描述方麵，更有可能對不上年份。
同時，司馬遷在《史記》裏說過，他看過有關黃帝以來的許多文獻，雖然其中也有年代記載，但這些年代比較模糊且又不一致，所以他便棄而不用，在《史記?三代世表》中僅記錄了夏商周各王的世係而無具體在位年代。因此共和元年以前的中國曆史一直沒有一個公認的年表。
而曆史上第一個對共和元年以前中國曆史的年代學作係統研究工作的學者是西漢晚期的劉歆。劉歆的推算和研究結果體現在他撰寫的《世經》中，《世經》的主要內容後被收錄於《漢書?律曆誌》。從劉歆以後一直到清代中葉，又有許多學者對共和元年以前中國曆史的年代進行了推算和研究。這些工作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因為他們推算所用的文獻基本上不超過司馬遷所見到的文獻，所以很難有所突破。晚清以後情況有些變化，學者開始根據青銅器的銘文作年代學研究，這就擴大了資料的來源。1899年甲骨文的發現又為年代學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來源。
司馬遷認為：“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間。”
幾十年有關夏商周的重要考古發現，證明了夏商周三代和河洛之間的關係是何等的密切。但是，中國曆史還沒有夏商周以前和夏商周部分的確切紀年，我國古書記載的上古確切年代，隻能依照司馬遷《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追溯到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再往上就存在分歧，或是有王無年，出現了“五千年文明，三千年曆史”的不正常現象。[.想看的書幾乎都有啊，比一般的小說網站要穩定很多更新還快，全文字的沒有廣告。]
夏代究竟存在與否？夏與商的交接是在什麽時候？二裏頭遺址真的就是中國第一個王朝夏的都城斟鄩嗎？甚至有些外國學者認為：所謂夏朝，根本就是商人臆想出來的曆史傳說。夏商周被古人尊稱為“三代”，其主要活動區域均在河洛一帶，在我國五千年文明中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如果無確切的紀年，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
也就是因為這樣的前提，“夏商周斷代工程”也逐漸成為了國家曆史考古的一個重要體係項目。
……
隻不過，“夏商周斷代工程”固然是有相對的成果，就好比是：2000年11月9日夏商周斷代工程正式公布了《夏商周年表》。《夏商周年表》定夏朝約開始於前2070年，****分界大約在公元前1600年，盤庚遷都約在公元前1300年，商周分界（武王伐紂之年）定為前1046年。依據武王伐紂之年和懿王的元年的確立，建立了商王武丁以來的年表和西周諸王年表。
有人認為如果該工程順利的話，那麽將有可能為研究中國古代文明的起源和發展給出了一個時間上的標尺，但目前看來，由於該工程的最終繁本報告遲遲未能通過，這個意義能否達到存在較大疑點。
但是在這一種前提下，“夏商周斷代工程”收獲的更多是質疑聲音：
自從夏商周斷代工程正式公布《夏商周斷代工程一九九六—二〇〇〇年階段成果報告（簡本）》和《夏商周年表》以後，其中結論已被不少主流的詞典和教材采用，開始產生影響。
在中國提出了自己的標準後，國外學者開始加以批評。而夏商周斷代工程才剛剛開始，中國的考古技術和理論水平還有待更大的提高。從夏商周斷代工程正式公布《夏商周年表》以後，來自中國國內和國際的批評不絕於耳。某些國外人士認為夏商周斷代工程有“政治背景”，是中國政府在搞民族主義，有一些學者還對該工程的“學術道德”產生懷疑。
在2000～2003年進行了三次辯論。斯坦福大學退休教授倪德衛在《紐約時報》上撰文，便斷言“國際學術界將把工程報告撕成碎片”。但亦有人認為所謂的“國際學術界”一貫漠視中國本土研究成果，對中國曆史沒有發言權。也有人說既然西方社會能把荷馬史詩這種伊洛特戰爭發生八百年以後的盲人藝人作品當正史，質疑中國用科學方法計算的斷代史就是骨頭裏挑刺。
在這方麵而言，國外學界經常會把諸如荷馬史詩和聖經這類藝術作品和虛幻的宗教教義當成信史，張嘉師不得不表示這種質疑明顯就是“你好意思說我麽？”的情況。
但是在斷代史工程的內部人員也有很大的爭論，甚至是有些讓人可笑的想法：
工程的成果是否失敗，如今還沒有強有力的論據證明。工程中有些成果也被國際學術界認可，例如張培瑜的研究，但工程內部卻是存在爭論。有些背景複雜的中國學者認為，此類工程的成果沒有必要非得通過世界上各種具有“複雜背景”的學者的檢驗，隻要在中國學術界取得共識就行，中國學者對曆史的研究無需外人指三道四，也不能被有各種目的的勢力阻撓。
在“東亞曆史”期刊（eastasianhistory）上，dousj.keenan發表文章質疑周懿王元年天再旦是公元前899年。文章中對於工程研究方法中的錯誤提出了具體質疑。文中提到：
“一些最近的研究計劃，包括被中國******接受的研究計劃（指夏商周斷代工程），依據的是一個在公元前一千紀早期的“天再旦”的記載。這些研究把這個奇特的記載解讀成日出時的日偏食。這樣的解讀看起來似乎合理（黎明要開始之際，天色因為日食而暗下來，然後再日出），但卻是不確定的。日出時把太陽表麵遮住的部分大到可以讓天色大幅變暗的日食是很少的。在公元前899年4月21日的確是有一次日出時日食，而這些研究計劃把這個日食對應到該奇特的記載（指周懿王元年天再旦）。”
“計算顯示，公元前899年的那次日食把主觀亮度（人類觀察者所感受到的亮度）減低的程度小於25%。為了證明這樣的亮度減少可以給觀察者有“確定的天再旦”的感覺，一些研究者對觀察了1997年日出時日偏食的觀察者進行了調查。然而，所有的觀察者所在的位置要不就是位於亮度減低不到10%的地方（這些地方的觀察者沒有“天再旦”的感覺），要不就是位於亮度減低超過80%的地方（這些地方有（指天再旦的感覺））。從這些數據，研究者作出結論，“主觀亮度減少超過10%會造成“確定的天再旦”的感覺”。這個結論根本毫無根據。實際上，飄過的雲常常可以造成主觀亮度減少25%……”
另外，該文也質疑了對於該次日食的計算的正確性。
此外在這一方麵，有人依據《日食路線圖》作了調查，發現在前899年4月21日早晨的日食，日食帶西端在山東省，陝西省是根本就不可能看到天再旦的。而在前871年10月6日早晨，在鄭地可看到天再旦的天文景象。
好吧，張嘉師不得不表示，用後世的情況來作為這方麵的佐證方式……就好比是用幾千年之後的地貌變化來推算古戰場的情況那樣，不是閑的蛋疼麽？
另外：《考古》雜誌2007年3月發表了朱鳳瀚的文章《堯公簋與唐伯侯於晉》，介紹了香港地區私人收藏的西周青銅器堯公簋，其銘文有“唐伯侯於晉唯王廿又八祀”的內容。
銘文如下：“（堯）公作妻姚簋，遘於王命唐伯侯於晉，唯王廿又八祀。”
從簋的形製與銘文字形特點來看，該器的成器時間似不會晚於西周早期中段。那麽，“王命唐伯侯於晉”的“王廿又八祀”顯然應該是成王二十八年無疑。
鑒於夏商周斷代工程階段成果中成王22年，康王25年，均少於28年。故此，堯公簋一出，斷代工程階段成果即被否定，成王或康王的在位年數必須修訂。
而在這一個前提下，不但是周康王或者是周成王的年份都要改，恐怕在公元前841年的年份記載，都會出現相應的變化，最起碼，有一個周成王之後，到公元前841年的周朝王上少在位三年，是必然的了。
……
至於這方麵的曆史，張嘉師表示後世的一些人是不是閑了點，因為嚴格來說，有很多史學家的推論都稱不上精確……
然而……
2013年1月初，芝加哥大學東亞語文係教授夏含夷，在台北舉行、剛剛閉幕的“中研院”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上質疑“夏商周斷代工程”，並斷言該工程“繁本”恐怕將來也不太可能發表。“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專家、清華大學教授李學勤對此作出回應稱有爭議很正常，“繁本”正在審訂之中，過一段時間會出來。
夏含夷教授撰寫的《“夏商周斷代工程”十年後之批判：以西周諸王在位年代為例證》的論文摘要，其內容為：“夏商周斷代工程從1996年到2000年是中國古代文化史上的極大的研究項目，據工程的統計一共包括兩百多泛學科的研究員，幾乎天天都在學術性和普及性的報刊上有所反映。在2000年年底，夏商周斷代工程發表了《夏商周斷代工程1996-2000年階段成果報告－簡本》（以下簡稱《簡本》），答應在不久之後再發表規模大的‘繁本’。現在已經是‘簡本’發表以後十年，‘繁本’還沒有發表，恐怕將來也不太可能發表。雖然如此，時間已經相當成熟給夏商周斷代工程作出一個比較全麵的審查。本文就是初步的反思。”
夏含夷稱，《簡本》對夏代和商代隻提供概括的框架，對商代後期則提供絕對年代，但也承認這些年代不一定精確。對西周時代則完全不同，從武王克紂到幽王卒於驪山之下，對西周12個國王在位年代都提供了絕對年代。
夏含夷認為，“《簡本》所載西周諸王在位年數和任何古代史書都沒有統一的方法，能夠在古書找到支持就引之，找不到支持就棄之，這和一般史學方法顯然不合。除了武王克商年代是根據《逸周書世浮解》以及另外一些傳世文件，懿王元年是根據《竹書紀年》所載‘天再旦於鄭’的記載之外，《簡本》所載西周諸王在位年代基本上是根據六十三件當時已經公布的銅器銘文所載年代記載的分期。《簡本》所提出的年代框架和分期不但不能容納近年新見之銅器銘文，並且對原來六十三件銅器的分期也有幾處重要錯誤，《簡本》的依據如此錯誤，年代框架亦隨之落空。”
好吧，張嘉師不得不表示，有些專家教授的想法，可不是他這個穿越者能夠理解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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