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在三個方麵，張嘉師下定決心進行大範圍的更改之外，另外還有一點，是張嘉師在大秦帝國方麵實行的重大改革。（.好看的小說
而這個改革就是********。
……
以張嘉師這個“後世”穿越者的觀點當中，********有著很多好處。當然，這方麵的缺點也算是比較明顯的。
在********的方麵，張嘉師有著來自後世一些思維的影響：
對事務官，一般參照私企平均水準：
國外的官員一般分為兩類：一類是靠選舉上台，負責政務的政務官（也叫政客）；另一類是受政府選拔雇傭上崗的辦事員，稱為事務官。
對於事務官的定薪。世界上通行的規則就是參照私企，而且往往會略低於私企。以美國為例，定薪原則是事務官工資不得高於私營企業職工工資。而傳說中“********”的新加坡，事務官的工資其實也不高於同等水平的私企員工。
對政務官，有綜合定薪和參照私企兩種，後者被誤認為“********”。
既然新加坡事務型官員的工資並不高，為什麽會有“********”的說法呢？這是因為新加坡總統能拿200萬美元的年薪，相比美國總統的40萬美元年薪，要高很多。相比於中國這種官員“表麵工資”極低的國家，更顯得是“高薪”。
但很顯然，所謂的“高薪”，不過是新加坡這類國家把“參照私企”的定薪規則貫徹到政務官層麵而已。因為新加坡大公司的ceo也能拿到200萬美元這個收入，所以總統順理成章也拿這個數。與新加坡不同的是美國。在美國，“從政”本身就被看做是一種價值，因此當上政務官已經收獲了一份價值，就不需要靠金錢再來刺激，所以美國很多政務官都不拿薪金。而且從政的經曆也是可以轉換為金錢的，比如總統卸任後靠寫書和演講能收入頗豐。
不能隻依賴“********”：
數據能夠說明問題：2003年菲律賓政府雇員的賬麵平均工資是全國平均收入水平的4倍，巴基斯坦是5倍，印度是7倍，然而這三個國家的清廉程度得分在35個排名國家中位居倒數；相反，挪威、日本、奧地利等部分發達國家，政府雇員的平均工資還及不上社會平均工資，但清廉程度得分卻高居前列。
從曆史的角度看也是如此，雍正發明了“養廉銀”，大幅度增加了官員的收入，但由於監管機製不完善，貪腐行為並沒有什麽大幅改善，雍正一死，養廉銀未廢除，貪汙之風卻更勝從前。
不能隻依賴“********”，那到底該如何設計官員薪酬製度，讓官員既不貪腐，又能盡心工作呢？
這種思維方式，很大程度上引導了張嘉師在這方麵的改革。
而在這之前的曆史當中，官員的收入事實上並不算太低，因為在這個時期的官員薪酬以及相應津貼已經有了一定的規章。
就好比是二千石官員，其俸祿就是換算成約二千石的米糧等價的相應物資。
而且在這個級別的官員而言，也有著軍功爵的另外一份俸祿。[.超多好看小說]所以整體來說，秦漢時期的官員收入還真的算高收入階層。
所以在這個方麵，張嘉師出於幾個方麵的考慮，並沒有對這些官員的薪俸有著什麽變動。
第一個方麵，是指這些官員的薪俸等級張嘉師也沒有打算進行明麵上的變更。但是張嘉師在以遼東的情況推廣現在大秦帝國的控製區，實施“官紳一體納稅”的演變版本。
這種官紳一體納糧的起源，源自於雍正時期的財政危機所帶來的相應改革。
其核心就是“一體當差，一體納糧”或稱“官紳一體當差，一體納糧”此政策是指”官員地主也必須繳納賦稅。這種情況就是“即廢除他們免稅特權”。
這個情況起源於康熙執政四十餘年之後國家財政出現危機，稅收收入有限。而因固有的封建社會中考取功名者免徭役賦稅的製度，官員地主一類真正富有的人卻不需上交多少賦稅，不但使財政負擔落在窮苦百姓身上，而且國庫空虛，因此出台此政策優化稅收結構，使社會富有階級承擔更多的稅收責任。
張嘉師認為官紳一體納稅有著很大的必然性，因為這種方式無疑是中央集權製度的一種有力措施。張嘉師在經過幾年的治理政務的經驗當中，理解到一點，那就是有些事情確實是會演變成雙刃劍，但是更多的在這些事情上，其利弊取舍明顯更為重要。
就以這種官紳一體納稅的情況而言，其助力固然是很大，但是無可否認的是，在眼下這種破而後立的環境當中，這種方針就是最佳的實施時機。
因為沒有什麽人敢於嚐試再次平定天下的鐵血之師的刀鋒是否鋒利。
而且在這種情況而言，很多土地失去了原有的主人，更加是變相為這種方針的實施清除了最大的障礙。
張嘉師心中很清楚，在新的既得利益階層沒有成型的時候，一些政策的實施無疑是恰逢其時。
這也就是張嘉師相對比較強硬的處理這個問題的原因所在。
畢竟張嘉師也不希望嬴珣或者是他的後代想要在這方麵進行改革，麵對的將會是他們難以撼動的利益團體。
有些問題，在容易解決的時候，解決了才是最好的解決問題的防守，而不是等這個問題發展成病入膏肓之後才來解決它。這麽做，很有可能會帶來適得其反的結果。
……
而這種被稱為雍正時期的三大改革，其他兩條是“攤丁入畝”與“火耗歸公”。
攤丁入畝，又稱作攤丁入地、地丁合一，草創於明代，是清朝政府將曆代相沿的丁銀並入田賦征收的一種賦稅製度。清朝康熙、雍正、乾隆年間普遍實行。其主要內容為廢除人頭稅，客觀上是對最底層農民人身控製的放鬆，是中國封建社會後期賦役製度的一次重要改革，將中國實行兩千多年的人頭稅（丁稅）廢除，而並入土地稅。
攤丁入畝的方針隻要有四條：將丁銀攤入田賦征收，廢除了以前的“人頭稅”；政府放鬆對戶籍的控製，農民和手工業者從而可以自由遷徙，出賣勞動力；明代行一條鞭法，清代繼續施行，部分丁銀攤入田畝征收，部分丁銀按人丁征收。其派丁多者，必其田多者也，其派丁少者，亦必有田者也。
這種攤丁入畝的改革，有著積極以及消極的兩個方麵影響：
在積極影響方麵，攤丁入畝結束了地、戶、丁等賦役混亂的現象，完成了人頭稅並入財產稅的過程，徹底廢除了自西漢以來的人頭稅；由於征稅的對象是土地，政府放鬆了對戶籍的控製，增加了大量可以自由流動的勞動力，對活躍商品經濟起來推動作用；無地少地的農民擺脫了丁役負擔，不再被強製束縛在土地上，進一步鬆弛了農民對封建國家的人身依附關係，對當時的社會經濟，特別是對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
但是在消極影響方麵也相當明顯：攤丁入畝使占有大量田地富戶們被加派到較之以前更重的賦役負擔；人民負擔沒有減輕，反而有所增加，逃亡外地躲避賦稅的情況愈演愈烈。“攤丁入畝”政策不能維持固定的征稅數額從而抑製人民逃避稅收。
而在眼下這個局勢當中，以因為戰亂動蕩而變得地廣人稀的大秦帝國而言，攤丁入畝的相應政策無疑就是一個笑話，因為人口的大幅減少，對於攤丁入畝而言，根本沒有任何額外的收入，更加不用說這麽一個情況對於大秦帝國的整體發展，同樣沒有什麽好處。
康熙末年的人口在六千萬人到一億人之間，而大秦帝國眼下的人口基數連一千五百萬都沒有，在這麽一個情況下，張嘉師實行攤丁入畝，除非他的腦袋被門夾了……
（清朝時期人口增殖最快。順治、康熙、雍正三代隻有人丁數，沒有人口數。一般所稱口數包括男女老小在內，指的是全部人口總數。丁數是把每戶所出壯丁人數，隻指成年男子可任軍役和勞役的數字；每戶丁數平均隻有一至二人，而人口總數每戶平均都在5人左右。
順治、康熙、雍正三代，人丁數曆年都在兩千萬左右，估計人口總數均在六千萬至一億人左右。到乾隆年間，丁賦（人頭稅）並入地稅，以後滋生人丁不再課稅，人口隱瞞少了，人口增加甚快。）
……
至於火耗歸公……
張嘉師表示，假如他的商業化改革真的能夠得到一個比較圓滿的結果，這點“小錢”沒有必要在意太多，而且火耗歸公這玩意，可以說相當沒用……
火耗歸公又稱耗羨歸公，地方官征收錢稅時，會以耗損為由，多征錢銀，更稱為火耗或耗羨，但耗羨的範圍大於火耗，耗羨還包含雀鼠耗等。
征納運京的米穀，被雀鼠偷食損耗，稱為雀鼠耗。漢朝時，每繳糧食一石，加耗兩鬥，後漢隱帝時，雀鼠耗由納糧一石加耗兩鬥增到四鬥。
雍正二年正式實施耗羨歸公，最早在山西推行，二年七月，正式推廣至全國，將明朝以降的“耗羨”附加稅改為法定正稅，並製度養廉銀，用意在打擊地方官吏的任意攤派行為。
清雍正年間通過定火耗以增加各級地方官薪給的重要措施。清初承明舊製，官至極品俸銀不過180兩、祿米180斛，七品知縣年俸僅45兩。州縣官員不能借以維持生活。於是有所謂“火耗”。火耗又稱“耗羨”、“羨餘”是正稅之外無定例可循的附加稅，也是默許州縣官在收稅時加征銀兩。雍正二年（1724）降旨實行耗羨歸公，同時各省文職官員於俸銀之外，增給養廉銀。各省根據本省情況，每兩地丁銀明加火耗數分至1錢數分銀不等。耗羨歸公後，作為政府正常稅收，統一征課，存留藩庫，酌給本省文職官員養廉。這一改革措施集中了征稅權力，減輕了人民的額外負擔，增加了外官的薪給，對整頓吏治，減少貪汙有積極作用。但州縣官於額征火耗之外，又暗中加派，不能從根本上改善吏治。
所以從很多方麵而言，在眼下這個官員薪俸不算太低的環境下，火耗歸公完全是畫蛇添足，張嘉師也不認為這麽一種改革有什麽能夠有效提升官員俸祿的地方……
當然，讓官員貪多點錢，火耗歸公反倒是一種不錯的辦法。
而且張嘉師也不介意官員做點什麽副業，就連他自己，也掌握了比如說海鹽，蜂蜜，紙張，烈酒等等算得上相當暴利的產業的相當一部分份額。
所以在這方麵而言，張嘉師的宗旨就是，麾下官員要做一些正當副業，自然沒什麽問題，但是麽，吃相太難看以及做了一些不該做的事情，就不要怨恨他會嚴懲這些不識趣的混蛋了。
………………………………………………分割線…………………………………………
張嘉師在這方麵的改革，包括日後推行的土地收歸國有以及被後世人稱之為海運行業起點的公元前193年正式放開海禁，開啟了大秦帝國殖民時代的變革，被統稱為張嘉師的三大改革。
這三大改革，極大程度影響了大秦帝國的國運走向。而張嘉師也沒有像朱元璋那樣，立下在很多方麵都算坑人至極的《皇明祖訓》。
張嘉師很清楚，一個時期的政策算得上正確，並不代表這個政策永遠都是正確的。
以不變應萬變的思維更多是一種自掘墳墓的想法。
張嘉師以後世的思維來推測很多事情，固然是有著一定的超脫，但是無可否認的是，他也不認為自己是永遠是正確的“上帝”，很多政策一旦到了不合適的時候，拋棄掉換成最合適的修改方案，明顯是更好的選擇。
所以在嬴珣親政之後，張嘉師給自己兒子在這方麵的告誡，有四個字：“因勢利導。”
……
在大秦帝國後來的曆史當中，能夠做到因勢利導的君主不多，但是一旦有人正確的做到這一點的君主，無一不是明君或者是受到稱頌的賢德君王。
其中，以宣武帝嬴秀，靖武帝嬴裕，宣文帝嬴勉（公元734年~公元761年在位），孝文帝嬴魄（公元1132年~公元1177年在位），烈武帝嬴筱（公元1487年~公元1530年在位）以及昭武帝嬴衝（公元1833年~公元1881年在位）六位大秦帝國君主能夠真正做到這一點，改變了當其時大秦帝國麵臨的頹勢，繼續延續大秦帝國的國運走勢。
可以說，大秦帝國的曆代君主並不缺乏改革家，但是能夠在合適的時候進行合適的變革的人並不多……
而這個改革就是********。
……
以張嘉師這個“後世”穿越者的觀點當中，********有著很多好處。當然，這方麵的缺點也算是比較明顯的。
在********的方麵，張嘉師有著來自後世一些思維的影響：
對事務官，一般參照私企平均水準：
國外的官員一般分為兩類：一類是靠選舉上台，負責政務的政務官（也叫政客）；另一類是受政府選拔雇傭上崗的辦事員，稱為事務官。
對於事務官的定薪。世界上通行的規則就是參照私企，而且往往會略低於私企。以美國為例，定薪原則是事務官工資不得高於私營企業職工工資。而傳說中“********”的新加坡，事務官的工資其實也不高於同等水平的私企員工。
對政務官，有綜合定薪和參照私企兩種，後者被誤認為“********”。
既然新加坡事務型官員的工資並不高，為什麽會有“********”的說法呢？這是因為新加坡總統能拿200萬美元的年薪，相比美國總統的40萬美元年薪，要高很多。相比於中國這種官員“表麵工資”極低的國家，更顯得是“高薪”。
但很顯然，所謂的“高薪”，不過是新加坡這類國家把“參照私企”的定薪規則貫徹到政務官層麵而已。因為新加坡大公司的ceo也能拿到200萬美元這個收入，所以總統順理成章也拿這個數。與新加坡不同的是美國。在美國，“從政”本身就被看做是一種價值，因此當上政務官已經收獲了一份價值，就不需要靠金錢再來刺激，所以美國很多政務官都不拿薪金。而且從政的經曆也是可以轉換為金錢的，比如總統卸任後靠寫書和演講能收入頗豐。
不能隻依賴“********”：
數據能夠說明問題：2003年菲律賓政府雇員的賬麵平均工資是全國平均收入水平的4倍，巴基斯坦是5倍，印度是7倍，然而這三個國家的清廉程度得分在35個排名國家中位居倒數；相反，挪威、日本、奧地利等部分發達國家，政府雇員的平均工資還及不上社會平均工資，但清廉程度得分卻高居前列。
從曆史的角度看也是如此，雍正發明了“養廉銀”，大幅度增加了官員的收入，但由於監管機製不完善，貪腐行為並沒有什麽大幅改善，雍正一死，養廉銀未廢除，貪汙之風卻更勝從前。
不能隻依賴“********”，那到底該如何設計官員薪酬製度，讓官員既不貪腐，又能盡心工作呢？
這種思維方式，很大程度上引導了張嘉師在這方麵的改革。
而在這之前的曆史當中，官員的收入事實上並不算太低，因為在這個時期的官員薪酬以及相應津貼已經有了一定的規章。
就好比是二千石官員，其俸祿就是換算成約二千石的米糧等價的相應物資。
而且在這個級別的官員而言，也有著軍功爵的另外一份俸祿。[.超多好看小說]所以整體來說，秦漢時期的官員收入還真的算高收入階層。
所以在這個方麵，張嘉師出於幾個方麵的考慮，並沒有對這些官員的薪俸有著什麽變動。
第一個方麵，是指這些官員的薪俸等級張嘉師也沒有打算進行明麵上的變更。但是張嘉師在以遼東的情況推廣現在大秦帝國的控製區，實施“官紳一體納稅”的演變版本。
這種官紳一體納糧的起源，源自於雍正時期的財政危機所帶來的相應改革。
其核心就是“一體當差，一體納糧”或稱“官紳一體當差，一體納糧”此政策是指”官員地主也必須繳納賦稅。這種情況就是“即廢除他們免稅特權”。
這個情況起源於康熙執政四十餘年之後國家財政出現危機，稅收收入有限。而因固有的封建社會中考取功名者免徭役賦稅的製度，官員地主一類真正富有的人卻不需上交多少賦稅，不但使財政負擔落在窮苦百姓身上，而且國庫空虛，因此出台此政策優化稅收結構，使社會富有階級承擔更多的稅收責任。
張嘉師認為官紳一體納稅有著很大的必然性，因為這種方式無疑是中央集權製度的一種有力措施。張嘉師在經過幾年的治理政務的經驗當中，理解到一點，那就是有些事情確實是會演變成雙刃劍，但是更多的在這些事情上，其利弊取舍明顯更為重要。
就以這種官紳一體納稅的情況而言，其助力固然是很大，但是無可否認的是，在眼下這種破而後立的環境當中，這種方針就是最佳的實施時機。
因為沒有什麽人敢於嚐試再次平定天下的鐵血之師的刀鋒是否鋒利。
而且在這種情況而言，很多土地失去了原有的主人，更加是變相為這種方針的實施清除了最大的障礙。
張嘉師心中很清楚，在新的既得利益階層沒有成型的時候，一些政策的實施無疑是恰逢其時。
這也就是張嘉師相對比較強硬的處理這個問題的原因所在。
畢竟張嘉師也不希望嬴珣或者是他的後代想要在這方麵進行改革，麵對的將會是他們難以撼動的利益團體。
有些問題，在容易解決的時候，解決了才是最好的解決問題的防守，而不是等這個問題發展成病入膏肓之後才來解決它。這麽做，很有可能會帶來適得其反的結果。
……
而這種被稱為雍正時期的三大改革，其他兩條是“攤丁入畝”與“火耗歸公”。
攤丁入畝，又稱作攤丁入地、地丁合一，草創於明代，是清朝政府將曆代相沿的丁銀並入田賦征收的一種賦稅製度。清朝康熙、雍正、乾隆年間普遍實行。其主要內容為廢除人頭稅，客觀上是對最底層農民人身控製的放鬆，是中國封建社會後期賦役製度的一次重要改革，將中國實行兩千多年的人頭稅（丁稅）廢除，而並入土地稅。
攤丁入畝的方針隻要有四條：將丁銀攤入田賦征收，廢除了以前的“人頭稅”；政府放鬆對戶籍的控製，農民和手工業者從而可以自由遷徙，出賣勞動力；明代行一條鞭法，清代繼續施行，部分丁銀攤入田畝征收，部分丁銀按人丁征收。其派丁多者，必其田多者也，其派丁少者，亦必有田者也。
這種攤丁入畝的改革，有著積極以及消極的兩個方麵影響：
在積極影響方麵，攤丁入畝結束了地、戶、丁等賦役混亂的現象，完成了人頭稅並入財產稅的過程，徹底廢除了自西漢以來的人頭稅；由於征稅的對象是土地，政府放鬆了對戶籍的控製，增加了大量可以自由流動的勞動力，對活躍商品經濟起來推動作用；無地少地的農民擺脫了丁役負擔，不再被強製束縛在土地上，進一步鬆弛了農民對封建國家的人身依附關係，對當時的社會經濟，特別是對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
但是在消極影響方麵也相當明顯：攤丁入畝使占有大量田地富戶們被加派到較之以前更重的賦役負擔；人民負擔沒有減輕，反而有所增加，逃亡外地躲避賦稅的情況愈演愈烈。“攤丁入畝”政策不能維持固定的征稅數額從而抑製人民逃避稅收。
而在眼下這個局勢當中，以因為戰亂動蕩而變得地廣人稀的大秦帝國而言，攤丁入畝的相應政策無疑就是一個笑話，因為人口的大幅減少，對於攤丁入畝而言，根本沒有任何額外的收入，更加不用說這麽一個情況對於大秦帝國的整體發展，同樣沒有什麽好處。
康熙末年的人口在六千萬人到一億人之間，而大秦帝國眼下的人口基數連一千五百萬都沒有，在這麽一個情況下，張嘉師實行攤丁入畝，除非他的腦袋被門夾了……
（清朝時期人口增殖最快。順治、康熙、雍正三代隻有人丁數，沒有人口數。一般所稱口數包括男女老小在內，指的是全部人口總數。丁數是把每戶所出壯丁人數，隻指成年男子可任軍役和勞役的數字；每戶丁數平均隻有一至二人，而人口總數每戶平均都在5人左右。
順治、康熙、雍正三代，人丁數曆年都在兩千萬左右，估計人口總數均在六千萬至一億人左右。到乾隆年間，丁賦（人頭稅）並入地稅，以後滋生人丁不再課稅，人口隱瞞少了，人口增加甚快。）
……
至於火耗歸公……
張嘉師表示，假如他的商業化改革真的能夠得到一個比較圓滿的結果，這點“小錢”沒有必要在意太多，而且火耗歸公這玩意，可以說相當沒用……
火耗歸公又稱耗羨歸公，地方官征收錢稅時，會以耗損為由，多征錢銀，更稱為火耗或耗羨，但耗羨的範圍大於火耗，耗羨還包含雀鼠耗等。
征納運京的米穀，被雀鼠偷食損耗，稱為雀鼠耗。漢朝時，每繳糧食一石，加耗兩鬥，後漢隱帝時，雀鼠耗由納糧一石加耗兩鬥增到四鬥。
雍正二年正式實施耗羨歸公，最早在山西推行，二年七月，正式推廣至全國，將明朝以降的“耗羨”附加稅改為法定正稅，並製度養廉銀，用意在打擊地方官吏的任意攤派行為。
清雍正年間通過定火耗以增加各級地方官薪給的重要措施。清初承明舊製，官至極品俸銀不過180兩、祿米180斛，七品知縣年俸僅45兩。州縣官員不能借以維持生活。於是有所謂“火耗”。火耗又稱“耗羨”、“羨餘”是正稅之外無定例可循的附加稅，也是默許州縣官在收稅時加征銀兩。雍正二年（1724）降旨實行耗羨歸公，同時各省文職官員於俸銀之外，增給養廉銀。各省根據本省情況，每兩地丁銀明加火耗數分至1錢數分銀不等。耗羨歸公後，作為政府正常稅收，統一征課，存留藩庫，酌給本省文職官員養廉。這一改革措施集中了征稅權力，減輕了人民的額外負擔，增加了外官的薪給，對整頓吏治，減少貪汙有積極作用。但州縣官於額征火耗之外，又暗中加派，不能從根本上改善吏治。
所以從很多方麵而言，在眼下這個官員薪俸不算太低的環境下，火耗歸公完全是畫蛇添足，張嘉師也不認為這麽一種改革有什麽能夠有效提升官員俸祿的地方……
當然，讓官員貪多點錢，火耗歸公反倒是一種不錯的辦法。
而且張嘉師也不介意官員做點什麽副業，就連他自己，也掌握了比如說海鹽，蜂蜜，紙張，烈酒等等算得上相當暴利的產業的相當一部分份額。
所以在這方麵而言，張嘉師的宗旨就是，麾下官員要做一些正當副業，自然沒什麽問題，但是麽，吃相太難看以及做了一些不該做的事情，就不要怨恨他會嚴懲這些不識趣的混蛋了。
………………………………………………分割線…………………………………………
張嘉師在這方麵的改革，包括日後推行的土地收歸國有以及被後世人稱之為海運行業起點的公元前193年正式放開海禁，開啟了大秦帝國殖民時代的變革，被統稱為張嘉師的三大改革。
這三大改革，極大程度影響了大秦帝國的國運走向。而張嘉師也沒有像朱元璋那樣，立下在很多方麵都算坑人至極的《皇明祖訓》。
張嘉師很清楚，一個時期的政策算得上正確，並不代表這個政策永遠都是正確的。
以不變應萬變的思維更多是一種自掘墳墓的想法。
張嘉師以後世的思維來推測很多事情，固然是有著一定的超脫，但是無可否認的是，他也不認為自己是永遠是正確的“上帝”，很多政策一旦到了不合適的時候，拋棄掉換成最合適的修改方案，明顯是更好的選擇。
所以在嬴珣親政之後，張嘉師給自己兒子在這方麵的告誡，有四個字：“因勢利導。”
……
在大秦帝國後來的曆史當中，能夠做到因勢利導的君主不多，但是一旦有人正確的做到這一點的君主，無一不是明君或者是受到稱頌的賢德君王。
其中，以宣武帝嬴秀，靖武帝嬴裕，宣文帝嬴勉（公元734年~公元761年在位），孝文帝嬴魄（公元1132年~公元1177年在位），烈武帝嬴筱（公元1487年~公元1530年在位）以及昭武帝嬴衝（公元1833年~公元1881年在位）六位大秦帝國君主能夠真正做到這一點，改變了當其時大秦帝國麵臨的頹勢，繼續延續大秦帝國的國運走勢。
可以說，大秦帝國的曆代君主並不缺乏改革家，但是能夠在合適的時候進行合適的變革的人並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