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張嘉師命令渉間與蘇角二人率軍增援東胡之前，張嘉師就讓能夠參與軍事會議的人，進行一次磋商。[看本書最新章節請到$>>>棉_._.花_._.糖_._.小_._.說_._.網<<<$.]
因為很多人都在外領兵或者是擔任郡守郡尉的職位，這一次來參加軍事會議的張嘉師嫡係文武不多。
丞相陳平，禦史中丞李左車，太仆夏侯嬰，少府蕭何，上將軍李信，衛尉桓峰，郎中令馭勇，禦史令張良，國尉屠睢就是這一次參與會議的主要人員。
張嘉師任命張良為禦史令，主要是擔任李左車的副官。因為張嘉師在一時半會之際沒有打算任命張良為正式的相應職位的打算。
一來，張嘉師認為這樣的安排能夠有效保護張良，讓張良不至於過於引人注目，二來，以張良的品性而言，擔任禦史令的這個禦史中丞屬官，也算是能夠發揮出相應才華的地方。
說實話，若非張嘉師不希望屠睢過早淡出大秦帝國軍方，國尉這個職位才是最合適張良擔任的官職。
張良的統兵作戰能力，張嘉師也不是很清楚張良在這方麵的能耐如何，但是國尉的職責也有輔助君主進行軍方建設的職能，所以在很多方麵而言，國尉這個職位同樣也算是一種參謀的頂端。
張良對於張嘉師的安排也沒有反對，因為若非他認為張嘉師確實是值得他輔助的話，恐怕他還不會理會張嘉師的招攬。
……
在這次會議開始之後，張嘉師便說出了這一次軍事會議的三個主題。
第一個就是關於增援東胡的議題。
雖然說張嘉師與陳平的行動，等同於跟匈奴人宣戰。
但是無可否認的是，跟匈奴人宣戰以及援助東胡人事實上沒有太過於直接的關係。
張嘉師在說出這個議題之前，就思考過有可能會有不少人反對這樣的軍事行動。
畢竟這樣的軍事行動對於大秦帝國而言，沒有什麽好處。
但是與張嘉師所想的情況相反，哪怕是認為大秦帝國最應該休養生息的蕭何，都沒有反對的想法。
這讓張嘉師很是錯愕。
他不由自主的將眼神放在陳平身上。然而坐在張嘉師左手首位的陳平，很是平靜的一言不發。
張嘉師也不會在這麽一個場合對於這麽一個情況追問到底，因為對於張嘉師而言，有些意見能夠達成共識的話，反而不是一件壞事。
張嘉師固然是不希望看到自己麾下文武在一些重大意見上一言不發，但是事有輕重緩急，在一些關乎於國家存亡的事情上，張嘉師還是希望自己麾下文武能夠齊心協力一些。
張嘉師可不希望看到黨爭這種事情會發展到能夠影響國家和平的程度。畢竟曆史的教訓可以說非常深刻。
……
黨爭這種事情，既然是無法避免，也算是很多君王為了權衡朝政大臣的實力而采取的一種放任手段。[.想看的書幾乎都有啊，比一般的小說網站要穩定很多更新還快，全文字的沒有廣告。]
中國曆史上的著名黨爭主要有三個：
第一個就是在唐朝中後期形成的“朋黨之爭“，也稱之為“牛李黨爭”：
唐朝後期，統治集團內部出現不同派別的爭權鬥爭，史稱“朋黨之爭”。憲宗元和三年(808)，製科考試時，牛僧孺、李宗閔在策論中批評時政，抨擊宰相李吉甫，遭李吉甫排斥，久不敘用。到唐穆宗時，牛僧孺曾一度為相，李吉甫之子李德裕等，指斥李宗閔主持科考舞弊，李宗閔等人被貶官，鬥爭更趨複雜。朝廷大臣分化組合，形成以牛僧孺、李宗閔為首的“牛黨”，和以李德裕為首的“李黨”，兩派相互傾軋四十餘年。李黨領袖李德裕和鄭覃皆出身士族高第、宰相之子，皆以門蔭人仕，主張“朝廷顯貴，須是公卿子弟”。其理由是自幼漂染，“不教而自成”。而牛黨領袖牛僧孺、李宗閔等，多由進士登第，反對公卿子弟壟斷仕途；在對待藩鎮的態度上，兩派各執一詞。李黨世代公卿，支持唐廷抑製強藩，因為節度使強大，影響他們的利益；牛黨大多來自地方州郡，與藩鎮有千絲萬縷的聯係，利害相關，主張姑息處之，希望朝廷承認割據事實。在對待周邊少數民族政權的問題上，雙方態度也相去甚遠……兩黨爭持日久，最後變為意氣相攻。
除去不同利害，已無明顯的政見不同。如當時朝堂宦官擅權，兩黨爭相攀附權閹，以為援助。兩黨交替執政，相互攻伐，使腐敗的朝廷更加混亂。唐武宗時，李德裕高居相位，將李宗閔貶斥流放封州；宣宗時，牛黨得勢，李黨皆被罷斥，李德裕被貶死崖州。宣宗時牛僧孺病死，牛李黨爭才告結束。唐文宗為此感慨：“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
“安史之亂”、“牛李黨爭”與藩鎮割據以及中官幹政使強大的唐王朝一蹶不振，江河日下。
“牛李黨爭”可以說是開創了大規模黨爭的先河。
第二個大規模黨爭，則是以北宋時期王安石為首的變革派係與司馬光，蘇軾為首的“守舊派係”的黨爭。這一次黨爭被後世稱之為新舊黨爭：
黨爭最初因為政見不同而起，後來演變成排除異己的奪權之爭，元豐八年（1085年）三月，神宗病逝，哲宗即位，司馬光執政，幾盡罷新法，史稱元祐更化，在宣仁太後主導下，致力於恢複祖宗舊製，前後曆時九年，此一時期改革派人士幾乎全招貶職。蔡確、章惇等被貶至嶺南（廣東一帶），開啟北宋貶官至嶺南的先例。
元祐元年（1086年）王安石與司馬光相繼病逝，守舊派繼續掌握大權，黨爭仍無止息，朝廷分裂成正反兩黨。
洛黨朱光庭、賈易等攻擊蘇軾誣蔑宋仁宗不如漢文帝，宋神宗不如漢宣帝，以為是對先王不敬。這時呂陶、上官均挺身而出為蘇軾辯護，史稱蜀洛黨爭（蜀洛朔黨爭）。至此黨爭僅淪為意氣之爭，終使朝綱不振，政風日壞。元祐九年（1094年），宣仁太後病逝，宋哲宗親政，章惇進京出任尚書左仆打門下侍郎，恢複宋神宗的新法，史稱“紹述”，意為繼承，曾布用為翰林學士，張商英進用為右正言。
章惇當政期間，對元祐諸臣大肆報複，以“抵毀先帝、變易法度”的罪名，剝奪了司馬光、呂公著的贈諡，絕大部分的舊黨黨人都被放逐，貶到嶺南等蠻荒地區，又企圖追廢宣仁太後，為哲宗所止。
由此可見，北宋的新舊黨爭，明顯有著很大的鬥爭因素。
而有點意思的是，無論是司馬光亦或者是蘇軾，一開始雖然不是完全支持變法，但是也絕非堅定的反對派。然而王安石的變法，一來操之過急，不切實際，二來則是因為用人不明等兩大主要因素導致了變法的初衷發生重大質變，兩人才成為堅定地反對派人員。
最後一次大規模黨爭，則是明朝中後期逐漸演變，然後發生的“明末黨爭”：
明末黨爭指明末東林黨與宦黨、浙黨之爭。明萬曆時起，朝政日趨腐敗，黨派林立，黨爭迭起。萬曆三十三年（1605），被明朝政府革職的吏部郎中顧憲成，與同好高攀龍、錢一本、薛敷教、史孟麟等人，在他的故鄉無錫東門外東林書院講學。諷議朝政，品評人物，抨擊當權派。一時“士大夫抱道杵時者，率退處林野，聞風響附”（《明史》卷231《顧憲成傳》）。一部分在職官吏如趙南星等也遙相應合。東林黨以此得名。與東林黨同時，另一批官吏士紳又組成浙、齊、楚、宣、昆各黨派。這些黨派相互之間也有矛盾，但他們都與大地主集團相互勾結，“務以攻東林排異己為事”（《明史》卷236《夏嘉遇傳》）。宣黨首領湯賓尹是宣城人，昆黨首領顧天峻是昆山人，其他各黨皆以鄉裏命名。在這些黨派中，以浙黨勢力較大，浙黨首領沈一貫、方從哲都先後出任內閣首輔，在朝當政。
東林結黨給明朝造成的損失是一個深重的曆史教訓，不少人對東林結黨的危害認識不足，而被東林黨華麗的詞藻和“清流”的外衣所迷惑，對其多有追捧和譽美之詞。
明末黨爭從萬曆二十二年“京察”（考核官吏）開始，一直到弘光元年（1645），始終沒有停止過。無論是在政治問題上，還是在軍事問題上，都爭論不休。開始是東林黨和齊、楚、浙三黨之爭，後來演變為東林黨與閹黨之爭。明神宗皇後無子，王恭妃生子常洛（即光宗），鄭貴妃生子常洵（即福王），常洛為長。但神宗寵愛鄭妃，欲立常洵，乃遷延不立太子。內閣大學士王錫爵、沈一貫、方從哲等先後依違其間。東林黨人上書反對，各黨派又群起反對東林。於是有“國本”之爭、三王並封之爭、福王就國之爭、“三案”之爭、“李三才入閣”之爭，東林黨與它的反對派在立太子問題上展開了長達20餘年的爭論。最後，神宗終於立常洛為太子，勳戚鄭氏的權勢受到一定的壓抑。但東林黨推李三才為相的願望也沒能實現。
熹宗天啟時，統治階級內部的黨爭愈演愈烈。最初，東林黨人葉向高、鄒元標、楊漣、趙南星等人得到執政的機會，浙、昆、宣各黨派一度受到排斥。為時不久，以魏忠賢為首的閹宦與浙、齊、楚、宣、昆各黨中的一部分人結成聯盟，被東林黨稱為“閹黨”，異軍突起，魏忠賢是司禮秉筆太監，又提督東廠，爪牙有五彪、十狗、十孩兒、四十孫等名目，朝廷內外，“遍置死黨”，從而把持朝綱，為所欲為。東林黨人激烈反對“閹黨”掌權。楊漣上疏劾魏忠賢二十四大奸惡，被錦衣緹騎逮捕。左光鬥、魏大中、周順昌、黃尊素等人也被捕處死。東林黨受挫。崇禎帝繼位，捕殺閹黨。南明福王政權下，東林黨人與閹孽的鬥爭仍在繼續。如“複社”與馬士英、阮大铖的鬥爭。
而明朝黨爭甚至是影響到明朝的國運延續，若非是東林黨人基本上都是空談誤國，甚至是不幹正事就知道黨爭，恐怕明朝在很多方麵的情況都會有一點改善。
而黨爭對於一個朝堂而言，有著它存在的必然性，但是無可否認的是，若是一種黨爭愈演愈烈，那麽對於一個國家而言，絕對不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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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是否出兵援助東胡這個議題，很快的就達成了相應的共識。
因為很多人在陳平的暗示下，知道了張嘉師的決心以及一些方麵的考慮。而在座的人並不是空談之輩，他們很多人在思考一番之後，都能夠看出張嘉師援助東胡人的必然性以及迫切性。
尤其是對於軍方人員而言，有東胡這個勢力的存在，確實是能夠牽製匈奴人的部分注意力，但是很多人心中都知道，這麽一個牽製匈奴人注意力的情況能夠有多大的效果，可沒有幾個人能夠有太過於樂觀的想法。
尤其是李信，屠睢兩個曾經作為大軍統帥的人而言，他們不認為若是匈奴人真的跟大秦帝國進行全麵戰爭，那麽東胡人能夠給予太多的幫助。
畢竟就算是眼下，東胡人抵擋匈奴人的進一步攻勢，還需要大幅度依靠大秦帝國的各種援助，這次甚至是要直接出兵東胡進行增援。
可想而知，若是在近期內爆發大戰，東胡人有可能也就是幹呆著，什麽事情都不做，避免引火燒身。
屠睢不是沒有思考過反對張嘉師的這個議題，但是他更加清楚一點，那就是若是東胡人真的被匈奴人消滅吞並，那麽對於遼寧郡的威脅將會變得非常巨大。
大秦帝國經曆數年的內亂，國力下滑很嚴重，若非張嘉師及時出兵，力挽狂瀾，恐怕眼下的大秦帝國早已成為曆史的塵埃。
而屠睢心中認為：
邊郡很多地方都能夠被匈奴人攻占，然而，唯獨遼寧郡的安危事關河北的戰略態勢，若是遼寧郡不保，燕郡也同樣岌岌可危……
因為很多人都在外領兵或者是擔任郡守郡尉的職位，這一次來參加軍事會議的張嘉師嫡係文武不多。
丞相陳平，禦史中丞李左車，太仆夏侯嬰，少府蕭何，上將軍李信，衛尉桓峰，郎中令馭勇，禦史令張良，國尉屠睢就是這一次參與會議的主要人員。
張嘉師任命張良為禦史令，主要是擔任李左車的副官。因為張嘉師在一時半會之際沒有打算任命張良為正式的相應職位的打算。
一來，張嘉師認為這樣的安排能夠有效保護張良，讓張良不至於過於引人注目，二來，以張良的品性而言，擔任禦史令的這個禦史中丞屬官，也算是能夠發揮出相應才華的地方。
說實話，若非張嘉師不希望屠睢過早淡出大秦帝國軍方，國尉這個職位才是最合適張良擔任的官職。
張良的統兵作戰能力，張嘉師也不是很清楚張良在這方麵的能耐如何，但是國尉的職責也有輔助君主進行軍方建設的職能，所以在很多方麵而言，國尉這個職位同樣也算是一種參謀的頂端。
張良對於張嘉師的安排也沒有反對，因為若非他認為張嘉師確實是值得他輔助的話，恐怕他還不會理會張嘉師的招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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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次會議開始之後，張嘉師便說出了這一次軍事會議的三個主題。
第一個就是關於增援東胡的議題。
雖然說張嘉師與陳平的行動，等同於跟匈奴人宣戰。
但是無可否認的是，跟匈奴人宣戰以及援助東胡人事實上沒有太過於直接的關係。
張嘉師在說出這個議題之前，就思考過有可能會有不少人反對這樣的軍事行動。
畢竟這樣的軍事行動對於大秦帝國而言，沒有什麽好處。
但是與張嘉師所想的情況相反，哪怕是認為大秦帝國最應該休養生息的蕭何，都沒有反對的想法。
這讓張嘉師很是錯愕。
他不由自主的將眼神放在陳平身上。然而坐在張嘉師左手首位的陳平，很是平靜的一言不發。
張嘉師也不會在這麽一個場合對於這麽一個情況追問到底，因為對於張嘉師而言，有些意見能夠達成共識的話，反而不是一件壞事。
張嘉師固然是不希望看到自己麾下文武在一些重大意見上一言不發，但是事有輕重緩急，在一些關乎於國家存亡的事情上，張嘉師還是希望自己麾下文武能夠齊心協力一些。
張嘉師可不希望看到黨爭這種事情會發展到能夠影響國家和平的程度。畢竟曆史的教訓可以說非常深刻。
……
黨爭這種事情，既然是無法避免，也算是很多君王為了權衡朝政大臣的實力而采取的一種放任手段。[.想看的書幾乎都有啊，比一般的小說網站要穩定很多更新還快，全文字的沒有廣告。]
中國曆史上的著名黨爭主要有三個：
第一個就是在唐朝中後期形成的“朋黨之爭“，也稱之為“牛李黨爭”：
唐朝後期，統治集團內部出現不同派別的爭權鬥爭，史稱“朋黨之爭”。憲宗元和三年(808)，製科考試時，牛僧孺、李宗閔在策論中批評時政，抨擊宰相李吉甫，遭李吉甫排斥，久不敘用。到唐穆宗時，牛僧孺曾一度為相，李吉甫之子李德裕等，指斥李宗閔主持科考舞弊，李宗閔等人被貶官，鬥爭更趨複雜。朝廷大臣分化組合，形成以牛僧孺、李宗閔為首的“牛黨”，和以李德裕為首的“李黨”，兩派相互傾軋四十餘年。李黨領袖李德裕和鄭覃皆出身士族高第、宰相之子，皆以門蔭人仕，主張“朝廷顯貴，須是公卿子弟”。其理由是自幼漂染，“不教而自成”。而牛黨領袖牛僧孺、李宗閔等，多由進士登第，反對公卿子弟壟斷仕途；在對待藩鎮的態度上，兩派各執一詞。李黨世代公卿，支持唐廷抑製強藩，因為節度使強大，影響他們的利益；牛黨大多來自地方州郡，與藩鎮有千絲萬縷的聯係，利害相關，主張姑息處之，希望朝廷承認割據事實。在對待周邊少數民族政權的問題上，雙方態度也相去甚遠……兩黨爭持日久，最後變為意氣相攻。
除去不同利害，已無明顯的政見不同。如當時朝堂宦官擅權，兩黨爭相攀附權閹，以為援助。兩黨交替執政，相互攻伐，使腐敗的朝廷更加混亂。唐武宗時，李德裕高居相位，將李宗閔貶斥流放封州；宣宗時，牛黨得勢，李黨皆被罷斥，李德裕被貶死崖州。宣宗時牛僧孺病死，牛李黨爭才告結束。唐文宗為此感慨：“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
“安史之亂”、“牛李黨爭”與藩鎮割據以及中官幹政使強大的唐王朝一蹶不振，江河日下。
“牛李黨爭”可以說是開創了大規模黨爭的先河。
第二個大規模黨爭，則是以北宋時期王安石為首的變革派係與司馬光，蘇軾為首的“守舊派係”的黨爭。這一次黨爭被後世稱之為新舊黨爭：
黨爭最初因為政見不同而起，後來演變成排除異己的奪權之爭，元豐八年（1085年）三月，神宗病逝，哲宗即位，司馬光執政，幾盡罷新法，史稱元祐更化，在宣仁太後主導下，致力於恢複祖宗舊製，前後曆時九年，此一時期改革派人士幾乎全招貶職。蔡確、章惇等被貶至嶺南（廣東一帶），開啟北宋貶官至嶺南的先例。
元祐元年（1086年）王安石與司馬光相繼病逝，守舊派繼續掌握大權，黨爭仍無止息，朝廷分裂成正反兩黨。
洛黨朱光庭、賈易等攻擊蘇軾誣蔑宋仁宗不如漢文帝，宋神宗不如漢宣帝，以為是對先王不敬。這時呂陶、上官均挺身而出為蘇軾辯護，史稱蜀洛黨爭（蜀洛朔黨爭）。至此黨爭僅淪為意氣之爭，終使朝綱不振，政風日壞。元祐九年（1094年），宣仁太後病逝，宋哲宗親政，章惇進京出任尚書左仆打門下侍郎，恢複宋神宗的新法，史稱“紹述”，意為繼承，曾布用為翰林學士，張商英進用為右正言。
章惇當政期間，對元祐諸臣大肆報複，以“抵毀先帝、變易法度”的罪名，剝奪了司馬光、呂公著的贈諡，絕大部分的舊黨黨人都被放逐，貶到嶺南等蠻荒地區，又企圖追廢宣仁太後，為哲宗所止。
由此可見，北宋的新舊黨爭，明顯有著很大的鬥爭因素。
而有點意思的是，無論是司馬光亦或者是蘇軾，一開始雖然不是完全支持變法，但是也絕非堅定的反對派。然而王安石的變法，一來操之過急，不切實際，二來則是因為用人不明等兩大主要因素導致了變法的初衷發生重大質變，兩人才成為堅定地反對派人員。
最後一次大規模黨爭，則是明朝中後期逐漸演變，然後發生的“明末黨爭”：
明末黨爭指明末東林黨與宦黨、浙黨之爭。明萬曆時起，朝政日趨腐敗，黨派林立，黨爭迭起。萬曆三十三年（1605），被明朝政府革職的吏部郎中顧憲成，與同好高攀龍、錢一本、薛敷教、史孟麟等人，在他的故鄉無錫東門外東林書院講學。諷議朝政，品評人物，抨擊當權派。一時“士大夫抱道杵時者，率退處林野，聞風響附”（《明史》卷231《顧憲成傳》）。一部分在職官吏如趙南星等也遙相應合。東林黨以此得名。與東林黨同時，另一批官吏士紳又組成浙、齊、楚、宣、昆各黨派。這些黨派相互之間也有矛盾，但他們都與大地主集團相互勾結，“務以攻東林排異己為事”（《明史》卷236《夏嘉遇傳》）。宣黨首領湯賓尹是宣城人，昆黨首領顧天峻是昆山人，其他各黨皆以鄉裏命名。在這些黨派中，以浙黨勢力較大，浙黨首領沈一貫、方從哲都先後出任內閣首輔，在朝當政。
東林結黨給明朝造成的損失是一個深重的曆史教訓，不少人對東林結黨的危害認識不足，而被東林黨華麗的詞藻和“清流”的外衣所迷惑，對其多有追捧和譽美之詞。
明末黨爭從萬曆二十二年“京察”（考核官吏）開始，一直到弘光元年（1645），始終沒有停止過。無論是在政治問題上，還是在軍事問題上，都爭論不休。開始是東林黨和齊、楚、浙三黨之爭，後來演變為東林黨與閹黨之爭。明神宗皇後無子，王恭妃生子常洛（即光宗），鄭貴妃生子常洵（即福王），常洛為長。但神宗寵愛鄭妃，欲立常洵，乃遷延不立太子。內閣大學士王錫爵、沈一貫、方從哲等先後依違其間。東林黨人上書反對，各黨派又群起反對東林。於是有“國本”之爭、三王並封之爭、福王就國之爭、“三案”之爭、“李三才入閣”之爭，東林黨與它的反對派在立太子問題上展開了長達20餘年的爭論。最後，神宗終於立常洛為太子，勳戚鄭氏的權勢受到一定的壓抑。但東林黨推李三才為相的願望也沒能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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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明朝黨爭甚至是影響到明朝的國運延續，若非是東林黨人基本上都是空談誤國，甚至是不幹正事就知道黨爭，恐怕明朝在很多方麵的情況都會有一點改善。
而黨爭對於一個朝堂而言，有著它存在的必然性，但是無可否認的是，若是一種黨爭愈演愈烈，那麽對於一個國家而言，絕對不是一件好事。
………………………………………………分割線…………………………………………
對於是否出兵援助東胡這個議題，很快的就達成了相應的共識。
因為很多人在陳平的暗示下，知道了張嘉師的決心以及一些方麵的考慮。而在座的人並不是空談之輩，他們很多人在思考一番之後，都能夠看出張嘉師援助東胡人的必然性以及迫切性。
尤其是對於軍方人員而言，有東胡這個勢力的存在，確實是能夠牽製匈奴人的部分注意力，但是很多人心中都知道，這麽一個牽製匈奴人注意力的情況能夠有多大的效果，可沒有幾個人能夠有太過於樂觀的想法。
尤其是李信，屠睢兩個曾經作為大軍統帥的人而言，他們不認為若是匈奴人真的跟大秦帝國進行全麵戰爭，那麽東胡人能夠給予太多的幫助。
畢竟就算是眼下，東胡人抵擋匈奴人的進一步攻勢，還需要大幅度依靠大秦帝國的各種援助，這次甚至是要直接出兵東胡進行增援。
可想而知，若是在近期內爆發大戰，東胡人有可能也就是幹呆著，什麽事情都不做，避免引火燒身。
屠睢不是沒有思考過反對張嘉師的這個議題，但是他更加清楚一點，那就是若是東胡人真的被匈奴人消滅吞並，那麽對於遼寧郡的威脅將會變得非常巨大。
大秦帝國經曆數年的內亂，國力下滑很嚴重，若非張嘉師及時出兵，力挽狂瀾，恐怕眼下的大秦帝國早已成為曆史的塵埃。
而屠睢心中認為：
邊郡很多地方都能夠被匈奴人攻占，然而，唯獨遼寧郡的安危事關河北的戰略態勢，若是遼寧郡不保，燕郡也同樣岌岌可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