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點符號，是書麵語言的有機組成部分，是書麵語言不可缺少的輔助工具，它可以幫助人們確切地表達思想感情和理解書麵語言。<strong></strong>
在張嘉師原來所在的世界，一開始認為在中國古代文書中，一般不加標點符號，而是通過語感、語氣助詞、語法結構等斷句（在文章裏加入“句讀符號”：表示句子的完結；讀號貌似當前的頓號，表示語氣的停頓），經常出現歧義、造成對文章字句的誤解；例如清代詩人趙恬養《增訂解人頤新集》中“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一句就有七種解釋方法。
但是通過20世紀以來的考古文物中見到，事實上中國從先秦時代就已經有標點符號，隻不過這些符號沒有統一的標準罷了。
比如說有一些說法：“其實，遠在甲骨文、青銅器銘文時代，中國就已有一種頗為奇特的標點符號萌芽了。”
清章學誠《丙辰劄記》考證：“點句之法，漢以前已有之。”《增韻》雲：“凡句絕則點於字之旁，讀分則微點於字之間。”漢代許慎把標點符號收入《說文解字》，收了“、”號，解釋：“有所絕止、而識之也。”還收了“（）”號，解釋：“鉤識也。”清段玉裁注：“鉤識者，用鉤表識其處也。
張嘉師不太清楚這麽一回事，但是他也沒有完全使用後世的那一套標點符號，而是主要選擇了句號，逗號，雙引號，單引號等約莫十幾種比較常見的符號來為這一本《論語》進行分段。
而孔鮒看不明白的是這些標點符號的意義到底是什麽，並不是完全不知道這些標點符號的重要性。畢竟在這個時候，一些孔府的藏書，事實上也有一部分內容使用的就是那種並不規範的標點符號。
在張嘉師的心中，現在使用這種係統性的標點符號，確實是讓教育能夠更好實行的一個重要輔助手段，這一點是無可否認的。
……
但是與標點符號相對，還有兩種更加重要的基礎必須要同時做到，才能夠為他構思的教育製度有著真正可實行的關鍵所在。
第一個是漢語拚音。
張嘉師打算使用的漢語拚音，還是基於後世的那種漢語拚音基準。
畢竟張嘉師自身最熟悉的語言還是普通話，盡管在來到了這個世界之後，張嘉師自己也沒有機會說出這種語言，而因為有著青玉靈書的輔助，張嘉師還是能夠聽得懂很多地方的口音，但是這不代表張嘉師就會將自己最熟悉的語言忘記掉。
漢語拚音是一種主要基於普通話的輔助漢字讀音的工具，很多地方方言在張嘉師沒有穿越之前，同樣也有了自己的注音方式，但是麽，總體來說，漢語拚音的重點，還是用來對普通話的教育。
現在的文字讀音，主要還是基於兩種方式，采用直音或反切的方法來給漢字注音。
直音，就是用同音字注明漢字的讀音，如果同音字都是生僻字，就是注了音也讀不出來。[看本書最新章節請到]反切，就是用兩個漢字來給另一個漢字注音，反切上字與所注字的聲母相同，反切下字與所注字的韻母和聲調相同。
但是這兩種注音方式，都很不方便而且有著相當的誤差。
隻不過無法否認的事情是，正好是這兩種注音方式，才最終奠定了漢語拚音的實施基礎。畢竟要是沒有這兩種注音方式的出現，恐怕很多文字的讀音會變得亂七八糟。
采用直音或反切的方法來給漢字注音的方式，到了明朝後期才有了最早的改變：
明朝末年西方傳教士來中國傳教，為了學習漢字，他們開始用拉丁字母來拚寫漢語。1605年，意大利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在北京出版了《西字奇跡》，其中有4篇漢字文章加了拉丁字母的注音。這是最早用拉丁字母給漢字注音的出版物，比“小經”用阿拉伯字母給漢字拚音稍晚，“小經”大概是最早用字母文字給漢字拚音的嚐試。
隨後在1626年，法國耶穌會傳教士金尼閣在杭州出版了《西儒耳目資》，這是一本用拉丁字母給漢字注音的字匯。注音所用的方案是在利瑪竇方案的基礎上修改的。
利瑪竇和金尼閣的方案是以“官話讀書音”為標準設計的，適於拚寫北京語音。這種新穎的拚音方法給中國學者以很大的啟迪。但是，在兩三百年間，利瑪竇和金尼閣的方案隻是在外國傳教士中使用，沒有在中國人當中廣為傳播。
而利瑪竇以及金尼閣沒有想到的是，他們的設計，會在很大一方麵改變了中國注音的基礎，並且讓中國注音方式，以一種有規可循的道路前進。
明末音韻學家方以智說：“字之紛也，即緣通與借耳。若事屬一字，字各一義，如遠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
清朝學者楊選杞說：“辛卯戶糊口舊金吾期翁家，其猶子芸章，一日出《西儒耳目資》以示餘，予閱未終卷，頓悟切字有一定之理，因可為一定之法”。
這兩位明清學者的相應評論，則是說出了這種注音方式的正確性。
而中國人自己的漢語拚音運動是從清朝末年的切音字運動開始的。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挽救民族危亡和振興中華的熱情，激發著一些愛國知識分子提出了教育救國的主張，梁啟超、沈學、盧戇章、王照都一致指出，漢字的繁難是教育不能普及的原因，因此，掀起了一場“切音字運動”。
“切音字運動”，是指清末20年間發端於民間的創造和推行漢語拚音方案的運動。切音就是拚音，也叫合聲，切音字就是泛指在這一運動中產生的各種各樣的漢語拚音方案。
而這些曆程，最終在1958年，奠定了《漢語拚音方案》作為小學生必修的課程進入全國小學的課堂。《漢語拚音方案》是拚寫規範化普通話的一套拚音字母和拚寫方式。
張嘉師使用的，就是這麽一套《漢語拚音方案》。畢竟經過幾十年的發展，這一套方案已經相當成熟，而且張嘉師自己在思考很長一段時間之後，同樣也認為這種方式，能夠在短時間內，比如說在十年以內，能夠將他的構思，在很大一方麵實施。
張嘉師自己也不是沒有想過，使用鹹陽地區的主流語言，也就是現在的“官話”來作為注音模本。
但是張嘉師在思考很長一段時間之後，不得不放棄這個想法。
畢竟張嘉師很無奈的發現一點，那就是以他的水平而言，想要跟後世的文學大師們做到推演出《漢語拚音方案》這種事情，無疑是癡人說夢。因為他根本沒有這方麵的潛質。
所以在思考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之後，張嘉師最後還是使用了這一套已經相當成熟，而且可行性相當高的方案。
……
《漢語拚音方案》被張嘉師認為必須要去使用，很自然就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另外一個問題，那就是大秦帝國的官方語言，在很大程度上，將會不需要進行多大的推動，就會逐步演變成普通話。
而這也是張嘉師所期待的成果，以及認為教育方式能夠有效推廣的重要標準以及另外一個基礎。
普通話的官方名稱是標準漢語，也被學術界稱之為“現代通用漢語”。這種語言是中國不同民族間進行溝通交流的通用語言，以北京語音為基礎音，以北方方言為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
所以在漢語拚音方案出現之後，普通話的普及，得到了很大的幫助。
而在這個語言推廣之前，也有著兩方麵的原因考慮：
一、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主要是考慮到新中國定都北京，而北京地區的人都說普通話，況且其作為官話有一定的推廣曆史和基礎，北方的漢族人雖然有自己方言，但是也能說少許普通話，因此為了穩定大局，新中國順勢就沿用普通話作為官方用語。
二、中國自古以來就是多民族的國家，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語言文字，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美蘇對抗，為了避免國外敵對勢力的聯合絞殺，新中國迫切需要一種共同語來實現不同地區的新中國國民的溝通與交流，以舉全國之力對抗外敵，而普通話有元明清三個朝代，長達七百多年的推廣曆史和基礎，因此繼續沿用普通話作為官方用語。
而在某個意義上而言，大秦帝國時期的語言體係嚴格來說還不算是太過繁雜，甚至是亂七八糟。
因為根據記載，商代當時均持中原雅音，直至戰國時期百家爭鳴之所需，這也表示在很早以前人們都已經有了“雅音入市”的認識。
而最早能夠找到的官方推廣共同語政策在隋代。隋朝統一中國，定都長安。由於當時中國北方地區長期在北方遊牧民族統治之下，漢族習俗文化發生了極大的變化，一心想恢複漢族禮樂的隋文帝做了很多恢複漢族文化的舉措，其中包括命陸法言等編著《切韻》，審定比較經典、純正的漢語。
元代定都在大都，就是今天的北京。元代朝廷規定學校教學要使用以大都語音為標準的天下通語。元代盛行雜劇和散曲，這是兩種接近口頭語言的新的文學形式。
著名的雜劇作家關漢卿、馬致遠、王實甫都是大都人，他們的作品《竇娥冤》、《漢宮秋》、《西廂記》等反映出當時大都話的麵貌。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韻》是根據元雜劇的用韻編寫的，書中歸納的語音（聲母、韻母、聲調）係統已經相當接近今天的北京話，因此，大都話成為近代普通話開始形成的最原始基礎。
可以說，現在推廣普通話，在主流還是有著“雅音”基礎的大秦帝國勢力範圍，事實上也不算是一件太困難的事情。
而張嘉師有著自信，認為自己製定的教育方案能夠成功實行，主要還是因為大秦帝國事實上已經開始了進行教育統一發展的一方麵先河，那就是書同文製度的實施。
……
秦統一六國前，諸侯國各自為政，文字的形體極其紊亂。這給政令的推行和文化交流造成了嚴重障礙。因此在統一六國後，秦始皇即把統一文字作為當務之急，令丞相李斯、中書府令趙高和太吏令胡毋敬等人，對文字進行整理。李斯以秦國文字為基礎，參照六國文字，創造出一種形體勻圓齊整、筆畫簡略的新文字，稱為“秦篆”，又稱“小篆”，作為官方規範文字，同時廢除其他異體字。隸書也叫“隸字”、“古書”。是在篆書基礎上，為適應書寫便捷的需要產生的字體。就小篆加以簡化，又把小篆勻圓的線條變成平直方正的筆畫，便於書寫。
兩種形體的文字均在全國推廣。但把小篆作為秦國標準文字，隸書作為日用文字，皇帝詔書和政府正式文件一般用小篆書寫，非官方文件用隸書抄寫。
這一種情況，讓張嘉師認識到，自己的想法也許有一定的實施難度，但是既然有了這個先例，接下來就算是實施“言同語，說同調”，張嘉師都不認為有什麽問題。
當然，張嘉師可不認為自己的想法，或者是先行布置已經相當完美。
但是有一點，張嘉師同樣無法否認的是，那就是漢語拚音方案以及普通話語調，固然是有實施成功的相應因素。
而有一個事情，張嘉師是無法否認的。那就是很多文字他確實是不知道該怎麽注音。
所以，在一切都沒有實施之前，張嘉師想到了利用儒生來解決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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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鮒在很長一段時間之後才抬起頭看著張嘉師，他對張嘉師的感覺很奇怪，那就是他在看完論語之後，也知道了一些標點有可能發揮出來的作用。
但是不得不說，那就是他的心中有一種感覺，那就是張嘉師讓他們儒家門人做的事情，絕對不是那麽簡單的。
在張嘉師原來所在的世界，一開始認為在中國古代文書中，一般不加標點符號，而是通過語感、語氣助詞、語法結構等斷句（在文章裏加入“句讀符號”：表示句子的完結；讀號貌似當前的頓號，表示語氣的停頓），經常出現歧義、造成對文章字句的誤解；例如清代詩人趙恬養《增訂解人頤新集》中“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一句就有七種解釋方法。
但是通過20世紀以來的考古文物中見到，事實上中國從先秦時代就已經有標點符號，隻不過這些符號沒有統一的標準罷了。
比如說有一些說法：“其實，遠在甲骨文、青銅器銘文時代，中國就已有一種頗為奇特的標點符號萌芽了。”
清章學誠《丙辰劄記》考證：“點句之法，漢以前已有之。”《增韻》雲：“凡句絕則點於字之旁，讀分則微點於字之間。”漢代許慎把標點符號收入《說文解字》，收了“、”號，解釋：“有所絕止、而識之也。”還收了“（）”號，解釋：“鉤識也。”清段玉裁注：“鉤識者，用鉤表識其處也。
張嘉師不太清楚這麽一回事，但是他也沒有完全使用後世的那一套標點符號，而是主要選擇了句號，逗號，雙引號，單引號等約莫十幾種比較常見的符號來為這一本《論語》進行分段。
而孔鮒看不明白的是這些標點符號的意義到底是什麽，並不是完全不知道這些標點符號的重要性。畢竟在這個時候，一些孔府的藏書，事實上也有一部分內容使用的就是那種並不規範的標點符號。
在張嘉師的心中，現在使用這種係統性的標點符號，確實是讓教育能夠更好實行的一個重要輔助手段，這一點是無可否認的。
……
但是與標點符號相對，還有兩種更加重要的基礎必須要同時做到，才能夠為他構思的教育製度有著真正可實行的關鍵所在。
第一個是漢語拚音。
張嘉師打算使用的漢語拚音，還是基於後世的那種漢語拚音基準。
畢竟張嘉師自身最熟悉的語言還是普通話，盡管在來到了這個世界之後，張嘉師自己也沒有機會說出這種語言，而因為有著青玉靈書的輔助，張嘉師還是能夠聽得懂很多地方的口音，但是這不代表張嘉師就會將自己最熟悉的語言忘記掉。
漢語拚音是一種主要基於普通話的輔助漢字讀音的工具，很多地方方言在張嘉師沒有穿越之前，同樣也有了自己的注音方式，但是麽，總體來說，漢語拚音的重點，還是用來對普通話的教育。
現在的文字讀音，主要還是基於兩種方式，采用直音或反切的方法來給漢字注音。
直音，就是用同音字注明漢字的讀音，如果同音字都是生僻字，就是注了音也讀不出來。[看本書最新章節請到]反切，就是用兩個漢字來給另一個漢字注音，反切上字與所注字的聲母相同，反切下字與所注字的韻母和聲調相同。
但是這兩種注音方式，都很不方便而且有著相當的誤差。
隻不過無法否認的事情是，正好是這兩種注音方式，才最終奠定了漢語拚音的實施基礎。畢竟要是沒有這兩種注音方式的出現，恐怕很多文字的讀音會變得亂七八糟。
采用直音或反切的方法來給漢字注音的方式，到了明朝後期才有了最早的改變：
明朝末年西方傳教士來中國傳教，為了學習漢字，他們開始用拉丁字母來拚寫漢語。1605年，意大利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在北京出版了《西字奇跡》，其中有4篇漢字文章加了拉丁字母的注音。這是最早用拉丁字母給漢字注音的出版物，比“小經”用阿拉伯字母給漢字拚音稍晚，“小經”大概是最早用字母文字給漢字拚音的嚐試。
隨後在1626年，法國耶穌會傳教士金尼閣在杭州出版了《西儒耳目資》，這是一本用拉丁字母給漢字注音的字匯。注音所用的方案是在利瑪竇方案的基礎上修改的。
利瑪竇和金尼閣的方案是以“官話讀書音”為標準設計的，適於拚寫北京語音。這種新穎的拚音方法給中國學者以很大的啟迪。但是，在兩三百年間，利瑪竇和金尼閣的方案隻是在外國傳教士中使用，沒有在中國人當中廣為傳播。
而利瑪竇以及金尼閣沒有想到的是，他們的設計，會在很大一方麵改變了中國注音的基礎，並且讓中國注音方式，以一種有規可循的道路前進。
明末音韻學家方以智說：“字之紛也，即緣通與借耳。若事屬一字，字各一義，如遠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
清朝學者楊選杞說：“辛卯戶糊口舊金吾期翁家，其猶子芸章，一日出《西儒耳目資》以示餘，予閱未終卷，頓悟切字有一定之理，因可為一定之法”。
這兩位明清學者的相應評論，則是說出了這種注音方式的正確性。
而中國人自己的漢語拚音運動是從清朝末年的切音字運動開始的。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挽救民族危亡和振興中華的熱情，激發著一些愛國知識分子提出了教育救國的主張，梁啟超、沈學、盧戇章、王照都一致指出，漢字的繁難是教育不能普及的原因，因此，掀起了一場“切音字運動”。
“切音字運動”，是指清末20年間發端於民間的創造和推行漢語拚音方案的運動。切音就是拚音，也叫合聲，切音字就是泛指在這一運動中產生的各種各樣的漢語拚音方案。
而這些曆程，最終在1958年，奠定了《漢語拚音方案》作為小學生必修的課程進入全國小學的課堂。《漢語拚音方案》是拚寫規範化普通話的一套拚音字母和拚寫方式。
張嘉師使用的，就是這麽一套《漢語拚音方案》。畢竟經過幾十年的發展，這一套方案已經相當成熟，而且張嘉師自己在思考很長一段時間之後，同樣也認為這種方式，能夠在短時間內，比如說在十年以內，能夠將他的構思，在很大一方麵實施。
張嘉師自己也不是沒有想過，使用鹹陽地區的主流語言，也就是現在的“官話”來作為注音模本。
但是張嘉師在思考很長一段時間之後，不得不放棄這個想法。
畢竟張嘉師很無奈的發現一點，那就是以他的水平而言，想要跟後世的文學大師們做到推演出《漢語拚音方案》這種事情，無疑是癡人說夢。因為他根本沒有這方麵的潛質。
所以在思考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之後，張嘉師最後還是使用了這一套已經相當成熟，而且可行性相當高的方案。
……
《漢語拚音方案》被張嘉師認為必須要去使用，很自然就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另外一個問題，那就是大秦帝國的官方語言，在很大程度上，將會不需要進行多大的推動，就會逐步演變成普通話。
而這也是張嘉師所期待的成果，以及認為教育方式能夠有效推廣的重要標準以及另外一個基礎。
普通話的官方名稱是標準漢語，也被學術界稱之為“現代通用漢語”。這種語言是中國不同民族間進行溝通交流的通用語言，以北京語音為基礎音，以北方方言為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
所以在漢語拚音方案出現之後，普通話的普及，得到了很大的幫助。
而在這個語言推廣之前，也有著兩方麵的原因考慮：
一、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主要是考慮到新中國定都北京，而北京地區的人都說普通話，況且其作為官話有一定的推廣曆史和基礎，北方的漢族人雖然有自己方言，但是也能說少許普通話，因此為了穩定大局，新中國順勢就沿用普通話作為官方用語。
二、中國自古以來就是多民族的國家，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語言文字，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美蘇對抗，為了避免國外敵對勢力的聯合絞殺，新中國迫切需要一種共同語來實現不同地區的新中國國民的溝通與交流，以舉全國之力對抗外敵，而普通話有元明清三個朝代，長達七百多年的推廣曆史和基礎，因此繼續沿用普通話作為官方用語。
而在某個意義上而言，大秦帝國時期的語言體係嚴格來說還不算是太過繁雜，甚至是亂七八糟。
因為根據記載，商代當時均持中原雅音，直至戰國時期百家爭鳴之所需，這也表示在很早以前人們都已經有了“雅音入市”的認識。
而最早能夠找到的官方推廣共同語政策在隋代。隋朝統一中國，定都長安。由於當時中國北方地區長期在北方遊牧民族統治之下，漢族習俗文化發生了極大的變化，一心想恢複漢族禮樂的隋文帝做了很多恢複漢族文化的舉措，其中包括命陸法言等編著《切韻》，審定比較經典、純正的漢語。
元代定都在大都，就是今天的北京。元代朝廷規定學校教學要使用以大都語音為標準的天下通語。元代盛行雜劇和散曲，這是兩種接近口頭語言的新的文學形式。
著名的雜劇作家關漢卿、馬致遠、王實甫都是大都人，他們的作品《竇娥冤》、《漢宮秋》、《西廂記》等反映出當時大都話的麵貌。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韻》是根據元雜劇的用韻編寫的，書中歸納的語音（聲母、韻母、聲調）係統已經相當接近今天的北京話，因此，大都話成為近代普通話開始形成的最原始基礎。
可以說，現在推廣普通話，在主流還是有著“雅音”基礎的大秦帝國勢力範圍，事實上也不算是一件太困難的事情。
而張嘉師有著自信，認為自己製定的教育方案能夠成功實行，主要還是因為大秦帝國事實上已經開始了進行教育統一發展的一方麵先河，那就是書同文製度的實施。
……
秦統一六國前，諸侯國各自為政，文字的形體極其紊亂。這給政令的推行和文化交流造成了嚴重障礙。因此在統一六國後，秦始皇即把統一文字作為當務之急，令丞相李斯、中書府令趙高和太吏令胡毋敬等人，對文字進行整理。李斯以秦國文字為基礎，參照六國文字，創造出一種形體勻圓齊整、筆畫簡略的新文字，稱為“秦篆”，又稱“小篆”，作為官方規範文字，同時廢除其他異體字。隸書也叫“隸字”、“古書”。是在篆書基礎上，為適應書寫便捷的需要產生的字體。就小篆加以簡化，又把小篆勻圓的線條變成平直方正的筆畫，便於書寫。
兩種形體的文字均在全國推廣。但把小篆作為秦國標準文字，隸書作為日用文字，皇帝詔書和政府正式文件一般用小篆書寫，非官方文件用隸書抄寫。
這一種情況，讓張嘉師認識到，自己的想法也許有一定的實施難度，但是既然有了這個先例，接下來就算是實施“言同語，說同調”，張嘉師都不認為有什麽問題。
當然，張嘉師可不認為自己的想法，或者是先行布置已經相當完美。
但是有一點，張嘉師同樣無法否認的是，那就是漢語拚音方案以及普通話語調，固然是有實施成功的相應因素。
而有一個事情，張嘉師是無法否認的。那就是很多文字他確實是不知道該怎麽注音。
所以，在一切都沒有實施之前，張嘉師想到了利用儒生來解決這個問題。
………………………………………………分割線…………………………………………
孔鮒在很長一段時間之後才抬起頭看著張嘉師，他對張嘉師的感覺很奇怪，那就是他在看完論語之後，也知道了一些標點有可能發揮出來的作用。
但是不得不說，那就是他的心中有一種感覺，那就是張嘉師讓他們儒家門人做的事情，絕對不是那麽簡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