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道：“算了，我根本不認識你那位朋友，無頭無腦去調查，誰會理我？”
熊逸忙道：“那你放心，這位遇到了不幸的朋友，姓黃，叫黃博宜，他工作的那個博物院院長，也是我的好朋友，我給你一封介紹信。”
他取出了一隻手提打字機來，迅速地打起介紹信來。我的腦中，十分混亂，聽著打字機那種單調的“得得”聲，又使我想起了那卷錄音帶上那種節奏單調的敲擊樂器的聲音。
我覺得，錄音帶上的那種樂器的聲音，雖然簡單、沉緩，但是卻也決不是隨便敲得出來的，那種簡單的樂音，聽來有著深厚的文化基礎。
我在呆呆地想著，熊逸已經打好了信，簽了名，將信交給了我。我草草看了一遍，熊逸在信中，對我著實捧場，將我渲染成為一個東方古器物專家，東方語言專家，以及一個對任何事情都有深刻研究的人。事實上，世界上不可能有這樣的人。
我抬起頭來：“說得那麽好，過分了吧！”
熊逸笑道：“一點也不過分，如果不是你的年紀太輕，我一定要加上一句，當年周口店發掘北京人，你和裴文中教授，共同負責！”
我真給他說得有點啼笑皆非，忙道：“行了，再下去，你要說我是章太炎的同學了！”
熊逸道：“你不知道那院長的為人，鄧肯院長對東方人很有好感，將你說得神通廣大些，他會崇拜你，你的工作也容易進行！”
熊逸又打好了信封，將信交了給我：“我明天一早就要動身了。”
我和他握手，道：“再見！”
我和熊逸的第一次會見，就那樣結束了。
當然，我和他還有第二次，以及更多的會見，但是那是以後的事，現在自然不必多說。
我回到了家中，自己想想，也不禁覺得好笑，天下大概再也沒有像我那樣無事忙的人了，為了一卷莫名其妙的錄音帶遠涉重洋！自然，“莫名其妙”看來根本不成其為我遠涉重洋的理由。但是實際上，正是那使我遠行，因為我若是知道那卷錄音帶的來龍去脈，怎提得起遠行的興趣？
第二天下午，我上了飛機。
旅行袋中，帶著那卷錄音帶，在這兩天中，我又聽了它不知多少次，熟得可以哼出那首“哀歌”。
當我最後幾次聽那卷錄音帶的時候，我甚至和著錄音帶上的聲音，一起唱著。
雖然我絕不知道歌詞的內容是甚麽，但是當我加在那男男女女的聲音之中的時候，我的心中，也不禁有一種深切的悲哀。
我心中懷疑，一個以殺人為樂的邪教，在殺了一個人之後，不可能發出如此深刻哀切的歌聲！
然而當我懷疑到這一點的時候，我又不禁自己問自己：在甚麽樣的情形下，殺了一個人，又會對這個人的死亡，顯出如此深切的哀悼？
我當然得不到答案！
我一直在神思恍惚之中，整個旅程，心不在焉，直到我到了目的地，在酒店中休息了一夜，第二天上午，帶著熊逸的信，去求見鄧肯院長時，我才極力使自己鎮定下來。
鄧肯院長在他寬大的辦公室中接見我，看了熊逸的介紹信之後，這個滿頭銀發的老人，立時對我現出極其欽佩的神情，他站起來，熱情地和我握手：“或許是由於我個人興趣的關係，我們院中，收藏最多的，就是東方的物品！”
我忙解釋道：“我並不是來參觀貴院，我是為了黃博宜的死而來。”
鄧肯院長卻根本不理會我說甚麽，他握住我的手，搖著：“衛先生，既然你是這方麵的專家，請來看看我們的收藏！”
我覺得有點啼笑皆非，但是我想到，要調查黃博宜的事，必須他幫忙，如果現在拒絕他的邀請，那會使我以後事情進行不順利。
是以我道：“好的，見識一下。”
鄧肯興致勃勃，和我一起走出了他的辦公室，走在光線柔和的走廊中，鄧肯不住地在說著話，他道：“黃先生是負責東方收藏品的，他真是極其出色的人才，真可惜！”
我趕忙問道：“你對黃先生的了解怎樣？”
鄧肯又歎了一聲：“他？我簡直將他當作兒子一樣！”
我忙道：“他的生活情形怎樣？”
熊逸忙道：“那你放心，這位遇到了不幸的朋友，姓黃，叫黃博宜，他工作的那個博物院院長，也是我的好朋友，我給你一封介紹信。”
他取出了一隻手提打字機來，迅速地打起介紹信來。我的腦中，十分混亂，聽著打字機那種單調的“得得”聲，又使我想起了那卷錄音帶上那種節奏單調的敲擊樂器的聲音。
我覺得，錄音帶上的那種樂器的聲音，雖然簡單、沉緩，但是卻也決不是隨便敲得出來的，那種簡單的樂音，聽來有著深厚的文化基礎。
我在呆呆地想著，熊逸已經打好了信，簽了名，將信交給了我。我草草看了一遍，熊逸在信中，對我著實捧場，將我渲染成為一個東方古器物專家，東方語言專家，以及一個對任何事情都有深刻研究的人。事實上，世界上不可能有這樣的人。
我抬起頭來：“說得那麽好，過分了吧！”
熊逸笑道：“一點也不過分，如果不是你的年紀太輕，我一定要加上一句，當年周口店發掘北京人，你和裴文中教授，共同負責！”
我真給他說得有點啼笑皆非，忙道：“行了，再下去，你要說我是章太炎的同學了！”
熊逸道：“你不知道那院長的為人，鄧肯院長對東方人很有好感，將你說得神通廣大些，他會崇拜你，你的工作也容易進行！”
熊逸又打好了信封，將信交了給我：“我明天一早就要動身了。”
我和他握手，道：“再見！”
我和熊逸的第一次會見，就那樣結束了。
當然，我和他還有第二次，以及更多的會見，但是那是以後的事，現在自然不必多說。
我回到了家中，自己想想，也不禁覺得好笑，天下大概再也沒有像我那樣無事忙的人了，為了一卷莫名其妙的錄音帶遠涉重洋！自然，“莫名其妙”看來根本不成其為我遠涉重洋的理由。但是實際上，正是那使我遠行，因為我若是知道那卷錄音帶的來龍去脈，怎提得起遠行的興趣？
第二天下午，我上了飛機。
旅行袋中，帶著那卷錄音帶，在這兩天中，我又聽了它不知多少次，熟得可以哼出那首“哀歌”。
當我最後幾次聽那卷錄音帶的時候，我甚至和著錄音帶上的聲音，一起唱著。
雖然我絕不知道歌詞的內容是甚麽，但是當我加在那男男女女的聲音之中的時候，我的心中，也不禁有一種深切的悲哀。
我心中懷疑，一個以殺人為樂的邪教，在殺了一個人之後，不可能發出如此深刻哀切的歌聲！
然而當我懷疑到這一點的時候，我又不禁自己問自己：在甚麽樣的情形下，殺了一個人，又會對這個人的死亡，顯出如此深切的哀悼？
我當然得不到答案！
我一直在神思恍惚之中，整個旅程，心不在焉，直到我到了目的地，在酒店中休息了一夜，第二天上午，帶著熊逸的信，去求見鄧肯院長時，我才極力使自己鎮定下來。
鄧肯院長在他寬大的辦公室中接見我，看了熊逸的介紹信之後，這個滿頭銀發的老人，立時對我現出極其欽佩的神情，他站起來，熱情地和我握手：“或許是由於我個人興趣的關係，我們院中，收藏最多的，就是東方的物品！”
我忙解釋道：“我並不是來參觀貴院，我是為了黃博宜的死而來。”
鄧肯院長卻根本不理會我說甚麽，他握住我的手，搖著：“衛先生，既然你是這方麵的專家，請來看看我們的收藏！”
我覺得有點啼笑皆非，但是我想到，要調查黃博宜的事，必須他幫忙，如果現在拒絕他的邀請，那會使我以後事情進行不順利。
是以我道：“好的，見識一下。”
鄧肯興致勃勃，和我一起走出了他的辦公室，走在光線柔和的走廊中，鄧肯不住地在說著話，他道：“黃先生是負責東方收藏品的，他真是極其出色的人才，真可惜！”
我趕忙問道：“你對黃先生的了解怎樣？”
鄧肯又歎了一聲：“他？我簡直將他當作兒子一樣！”
我忙道：“他的生活情形怎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