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格呀路！"
在日本友好代表團下榻的酒店高級套房裏，團長佐藤氣急敗壞的把一本剛剛送進來的北京大學《清韻電影》機關刊物砸在茶幾上。
在他對麵的沙發上，正襟危坐著一個不滿二十出頭的年輕人，雙腿盤在沙發上跪坐著，顯得非常尊重日本和族的傳統。
"佐藤閣下，沒有必要為支那人如此動氣。"年輕人微微鞠了一躬，道："十幾年前，我祖父和日本的精英們一個小小的圈套，到十幾年後才被支那人察覺，這個民族的愚蠢已經很令我們意外了，沒什麽可擔心的。"
"石原君！"佐藤吼道："如果你祖父在此，你會因此被掌摑的！不可輕視支那人！許多年前拿破侖就曾經說過，支那是一隻沉睡的雄獅，一旦驚醒，必將震撼世界！"
"閣下，"石原慎太郎的長孫石原正行麵現輕蔑之色，緩緩的道："中國電影的崛起並不可怕，可怕的是，這個民族本體意識和和民族精神的覺醒！縱然他們已經醒悟，但是時間已經過去十幾年了，中國不會再出現一批第五代，就算有個別好導演，他們也會拍所謂的現代都市片，不會再涉及吃力不討好的農村題材了。隻要中國電影的關注點不在他們民族文化的本原精髓上，就沒什麽可怕的！"
佐藤默然，他不得不承認，他的近乎恐慌的衝動似乎是有點過頭了，還不如一個後輩鎮定。
日本人畏懼的並不是中國電影的崛起，如果電影隻是電影，或者說電影隻是娛樂和賺錢的手段，那麽中國電影崛起對日本來說影響不大。
可是電影除了贏利和娛樂外，還有影響一個國家主流文化思想的能力。
以美國為例，在反戰呼聲高漲的時候，一部《拯救大兵瑞恩》震動了美國社會。影片體現了一種所謂的美國精神，為了拯救瑞恩一個人，讓一個美國母親有兒子送終，不惜犧牲掉一整個小隊的美國軍人，雖然這些軍人也有母親，但是拯救瑞恩拯救的不是這個人，而是美國的人權精神。這部影片的上映和獲獎，直接刺激了當時總統克林頓的民調支持率，本來很多反對製裁伊拉克的人也倒向了鷹派一麵。
任何一個國家的電影事業要想形成健康的體係，最上層的一定要有代表本民族精神風貌的電影。而任何民族的精髓，必然深深的植根於最基層的群眾，深藏在廣袤的土地之中。
就象《紅高粱》一樣，用鮮紅的色調和豪邁的西北調子來歌頌中國人的血性。當江文扮演的男主角和一群農民漢子抱著燃燒著的高粱酒壇子衝向日本鬼子的軍車時，那種從中華民族靈魂深處爆發出來的不願忍受外侮的不屈不撓，以及背景洪亮的嗩呐和中國民樂所帶來的感召力，這些才是日本人最畏懼的。
還有象《秋菊打官司》那樣，用純記錄片的手法真實的再現了一個中國村婦勤勞善良、執拗、不畏權貴、不屈不撓的精神。據說當秋菊一次又一次的說出那句："俺就是想討個說法"時，威尼斯那些感性的意大利人熱淚盈眶的瘋狂鼓掌。
日本人和中國的敵人畏懼的恰恰是這種東西，最質樸最本原的象征中國人最根本精神品質的東西。如果中國電影都是所謂的都市片，都是反映城市小資生活的，都是《英雄》和《無極》，他們才不擔心呢。
但是如果中國男人都是《紅高粱》裏那些漢子，中國女人都是秋菊，那這個民族就太可怕了。
日本從來都沒有放棄過當年陸軍部提出的"征服高麗，進而蠶食支那"的所謂大東亞共榮計劃。中國民族精神的覺醒，將是他們最大的障礙。
所以當年石原慎太郎等人才想到借中國人的輿論來扼殺中國人自己的民族電影工業。中國人當中也確實有這樣一部分人，對於第五代電影中百分九十九正麵歌頌中國民族精神的東西視而不見，卻對影片客觀側麵體現出來的百分之一的貧窮現象大加渲染，硬說這是醜陋的。
貧窮就是醜陋嗎？與其說外國人想看中國醜陋，倒不如說某些中國人從心裏看不起自己的民族。子不嫌母醜，犬不棄家貧。為什麽住窯洞、吃高粱米、穿粗布衣就是醜陋？再窮的人一樣可以煥發出強大的精神力量，黃土地上的中華精神是最美的。
中國人中的一部分人，或者說相當一部分人，具有內心自卑又好麵子的劣根性。日本人研究中國研究了幾個世紀，他們的判斷是非常毒辣而精準的。
他們當年恰恰就是利用了這一點。中國近代貧窮的太久了，中國的中下層民眾有種潛意識的自卑情緒。以至於國家稍微好一點，很多人就把貧窮和醜陋聯係在一起了，好象拍了農村人的窮樣子就是丟了中國人臉一樣，這種狹隘的觀念在民間一旦泛濫，其結果就象日本人自己當年盲目模仿美國大片一樣，會產生一種潮流——放棄中國本民族的文化精髓，卻模仿所謂的現代文化，拍所謂的商業現代電影。
第五代轉去拍都市片，正是他們計劃的最終目的。對張一謀等人來說，商業都市片比《紅高粱》容易賺錢一百倍，但是藝術含量卻不值得一提。而這種單個片子再賺錢，對這個民族的文化和電影工業，影響也不會太大，所以日本人這個一箭雙雕的計劃，應該說陰謀得逞，相當成功。
也難怪石原正行以他祖父的這個計劃而自矜。他這次來，帶來了日本電影藝術大學最先進的技術和理念，有心要壓倒中國年輕一代的電影人，可謂信心十足。
...
雖然沒有得到易青和孫茹等人的推薦，楊嫻兒還是自己去幫羅綱問了問鄭教授，能不能在老教授現有的三個研究生基礎上再加一個旁聽生。
結果可想而知，連同送去的厚禮一起被送回來的隻有兩個字：不行。
中國有自己獨立的研究生考核製度，如果有錢有勢就能做大藝術家們的門徒，那還不亂套了？
於是，羅綱隻好透過楊首長的關係，走通了電影學院行政管理人員的門路，到攝影係的大三本科班進修。
憑心而論，以羅綱在攝影方麵的造詣，跟本科生班確實有點屈才了。不過電影學院在校最高年級就是大三，因為各係學生一到大四，就出去拍戲實習了。
這一天，羅綱下了學，去美術係找了楊嫻兒一起去食堂。
兩人剛剛走下教學樓，就看見石原正行正背著手，怡然自得的在教學樓下走來走去。
石原看見羅綱，露出老友重逢式的欣慰笑容，大聲的對羅綱道："羅綱桑！好久不見了，我是石原！"
說著，他向楊嫻兒鞠了一躬，用有點生硬的中文彬彬有禮的道："美麗的中國小姐，請允許我自我介紹，我叫石原，是羅綱桑在藝能大學的同窗兼好友。"（未完待續）
在日本友好代表團下榻的酒店高級套房裏，團長佐藤氣急敗壞的把一本剛剛送進來的北京大學《清韻電影》機關刊物砸在茶幾上。
在他對麵的沙發上，正襟危坐著一個不滿二十出頭的年輕人，雙腿盤在沙發上跪坐著，顯得非常尊重日本和族的傳統。
"佐藤閣下，沒有必要為支那人如此動氣。"年輕人微微鞠了一躬，道："十幾年前，我祖父和日本的精英們一個小小的圈套，到十幾年後才被支那人察覺，這個民族的愚蠢已經很令我們意外了，沒什麽可擔心的。"
"石原君！"佐藤吼道："如果你祖父在此，你會因此被掌摑的！不可輕視支那人！許多年前拿破侖就曾經說過，支那是一隻沉睡的雄獅，一旦驚醒，必將震撼世界！"
"閣下，"石原慎太郎的長孫石原正行麵現輕蔑之色，緩緩的道："中國電影的崛起並不可怕，可怕的是，這個民族本體意識和和民族精神的覺醒！縱然他們已經醒悟，但是時間已經過去十幾年了，中國不會再出現一批第五代，就算有個別好導演，他們也會拍所謂的現代都市片，不會再涉及吃力不討好的農村題材了。隻要中國電影的關注點不在他們民族文化的本原精髓上，就沒什麽可怕的！"
佐藤默然，他不得不承認，他的近乎恐慌的衝動似乎是有點過頭了，還不如一個後輩鎮定。
日本人畏懼的並不是中國電影的崛起，如果電影隻是電影，或者說電影隻是娛樂和賺錢的手段，那麽中國電影崛起對日本來說影響不大。
可是電影除了贏利和娛樂外，還有影響一個國家主流文化思想的能力。
以美國為例，在反戰呼聲高漲的時候，一部《拯救大兵瑞恩》震動了美國社會。影片體現了一種所謂的美國精神，為了拯救瑞恩一個人，讓一個美國母親有兒子送終，不惜犧牲掉一整個小隊的美國軍人，雖然這些軍人也有母親，但是拯救瑞恩拯救的不是這個人，而是美國的人權精神。這部影片的上映和獲獎，直接刺激了當時總統克林頓的民調支持率，本來很多反對製裁伊拉克的人也倒向了鷹派一麵。
任何一個國家的電影事業要想形成健康的體係，最上層的一定要有代表本民族精神風貌的電影。而任何民族的精髓，必然深深的植根於最基層的群眾，深藏在廣袤的土地之中。
就象《紅高粱》一樣，用鮮紅的色調和豪邁的西北調子來歌頌中國人的血性。當江文扮演的男主角和一群農民漢子抱著燃燒著的高粱酒壇子衝向日本鬼子的軍車時，那種從中華民族靈魂深處爆發出來的不願忍受外侮的不屈不撓，以及背景洪亮的嗩呐和中國民樂所帶來的感召力，這些才是日本人最畏懼的。
還有象《秋菊打官司》那樣，用純記錄片的手法真實的再現了一個中國村婦勤勞善良、執拗、不畏權貴、不屈不撓的精神。據說當秋菊一次又一次的說出那句："俺就是想討個說法"時，威尼斯那些感性的意大利人熱淚盈眶的瘋狂鼓掌。
日本人和中國的敵人畏懼的恰恰是這種東西，最質樸最本原的象征中國人最根本精神品質的東西。如果中國電影都是所謂的都市片，都是反映城市小資生活的，都是《英雄》和《無極》，他們才不擔心呢。
但是如果中國男人都是《紅高粱》裏那些漢子，中國女人都是秋菊，那這個民族就太可怕了。
日本從來都沒有放棄過當年陸軍部提出的"征服高麗，進而蠶食支那"的所謂大東亞共榮計劃。中國民族精神的覺醒，將是他們最大的障礙。
所以當年石原慎太郎等人才想到借中國人的輿論來扼殺中國人自己的民族電影工業。中國人當中也確實有這樣一部分人，對於第五代電影中百分九十九正麵歌頌中國民族精神的東西視而不見，卻對影片客觀側麵體現出來的百分之一的貧窮現象大加渲染，硬說這是醜陋的。
貧窮就是醜陋嗎？與其說外國人想看中國醜陋，倒不如說某些中國人從心裏看不起自己的民族。子不嫌母醜，犬不棄家貧。為什麽住窯洞、吃高粱米、穿粗布衣就是醜陋？再窮的人一樣可以煥發出強大的精神力量，黃土地上的中華精神是最美的。
中國人中的一部分人，或者說相當一部分人，具有內心自卑又好麵子的劣根性。日本人研究中國研究了幾個世紀，他們的判斷是非常毒辣而精準的。
他們當年恰恰就是利用了這一點。中國近代貧窮的太久了，中國的中下層民眾有種潛意識的自卑情緒。以至於國家稍微好一點，很多人就把貧窮和醜陋聯係在一起了，好象拍了農村人的窮樣子就是丟了中國人臉一樣，這種狹隘的觀念在民間一旦泛濫，其結果就象日本人自己當年盲目模仿美國大片一樣，會產生一種潮流——放棄中國本民族的文化精髓，卻模仿所謂的現代文化，拍所謂的商業現代電影。
第五代轉去拍都市片，正是他們計劃的最終目的。對張一謀等人來說，商業都市片比《紅高粱》容易賺錢一百倍，但是藝術含量卻不值得一提。而這種單個片子再賺錢，對這個民族的文化和電影工業，影響也不會太大，所以日本人這個一箭雙雕的計劃，應該說陰謀得逞，相當成功。
也難怪石原正行以他祖父的這個計劃而自矜。他這次來，帶來了日本電影藝術大學最先進的技術和理念，有心要壓倒中國年輕一代的電影人，可謂信心十足。
...
雖然沒有得到易青和孫茹等人的推薦，楊嫻兒還是自己去幫羅綱問了問鄭教授，能不能在老教授現有的三個研究生基礎上再加一個旁聽生。
結果可想而知，連同送去的厚禮一起被送回來的隻有兩個字：不行。
中國有自己獨立的研究生考核製度，如果有錢有勢就能做大藝術家們的門徒，那還不亂套了？
於是，羅綱隻好透過楊首長的關係，走通了電影學院行政管理人員的門路，到攝影係的大三本科班進修。
憑心而論，以羅綱在攝影方麵的造詣，跟本科生班確實有點屈才了。不過電影學院在校最高年級就是大三，因為各係學生一到大四，就出去拍戲實習了。
這一天，羅綱下了學，去美術係找了楊嫻兒一起去食堂。
兩人剛剛走下教學樓，就看見石原正行正背著手，怡然自得的在教學樓下走來走去。
石原看見羅綱，露出老友重逢式的欣慰笑容，大聲的對羅綱道："羅綱桑！好久不見了，我是石原！"
說著，他向楊嫻兒鞠了一躬，用有點生硬的中文彬彬有禮的道："美麗的中國小姐，請允許我自我介紹，我叫石原，是羅綱桑在藝能大學的同窗兼好友。"（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