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問題一直是中原國家非常頭疼的難題,漢朝自開國以來就和匈奴作戰無數,漢武帝時期,兩方對抗更是激烈。連年出征已經讓漢朝的國庫日漸空虛,國家經濟入不敷出。漢武帝迫切想增加國家收入,可是又不能向老百姓施壓,愁得不知該怎麽辦才好。


    這個時候,桑弘羊向武帝請命,說他有辦法幫國家渡過難關,還能支付軍隊開支。漢武帝非常高興,急忙問桑弘羊有什麽好辦法。


    桑弘羊十分有經濟頭腦,他家世代經商,是洛陽城裏最富有的人家,因此他小小年紀就耳濡目染,學到了很多生財之道。雖然家中富裕,桑弘羊卻沒有繼承家業,而是選擇了當官,十三歲的時候,他被選為侍中進宮,隨侍在漢武帝身邊。他告訴漢武帝,民間有很多賺錢的生意,比如鹽和鐵。


    漢朝開國以來,煮鹽和冶鐵都掌握在地方富商手裏。鹽和鐵是百姓的日常生活必需品,所以這些商人的生意越做越大,漸漸地壟斷了全國的鹽鐵買賣,也積累了數不清的財富。桑弘羊建議漢武帝把鹽鐵買賣改為國家專營,這樣一來不但能夠控製地方富豪的勢力,還能讓國家的財政收入飛速上漲。漢武帝批準了這一改革,還把桑弘羊提拔了好幾級官職,最後,桑弘羊以禦史大夫的身份掌握全國經濟的發展。


    漢武帝去世後,漢昭帝即位。武帝臨終前囑托霍光和桑弘羊協助幼主管理朝政。霍光和桑弘羊的思想觀念有很大的差異,霍光推崇儒家思想,主張仁政;桑弘羊則推崇法家思想,因而兩人在武帝時期就各自立派,水火不容。而此時,桑弘羊的經濟改革已經實行了許久,這期間霍光幾次提出停止鹽鐵專賣,推行與民休息、輕徭薄賦的政策,讓他和桑弘羊原本就緊張的關係變得更加嚴峻。


    兩個人爭執了很長時間也沒能達成共識,霍光幹脆請來很多賢良文士,和桑弘羊那一派人召開了一次會議,專門討論鹽鐵問題。這就是鹽鐵會議。


    在召開會議之前,霍光派出幾位大臣走訪民間,一方麵尋找賢良之士,一方麵調查百姓生活水平,希望掌握更多有利的證據來證明鹽鐵專賣的弊端。


    公元前81年,從全國挑選出來的賢良文士來到長安,鹽鐵會議正式開始。賢良文士認為鹽鐵專賣會導致百姓生活困難,而桑弘羊和丞相田千秋堅決反對廢除鹽鐵專賣,雙方由此展開了一場激烈的爭論。


    賢良文士提出,在鹽鐵專賣的過程中,有些官吏為了中飽私囊,故意抬高價格,或者降低質量,借此斂財,受害最深的一方當然是百姓。有些官商的鹽吃起來有苦味,百姓不願購買,隻好頓頓清湯灌水;鐵器的價格貴,做成的刀具卻連野草都很難割斷,農民不得已隻好用手把野草扯掉。種種情況表明,鹽鐵專賣實際上是縱容官府從百姓身上搜刮錢財,應該停止鹽鐵等其他由國家管製的生產事業,讓百姓來接管,才是真正的利國利民。


    桑弘羊卻認為,要想國家收入能夠提高,必須牢牢抓住經濟,否則王朝會逐漸衰退,外敵入侵時也沒有反擊的能力。


    除了討論鹽鐵,雙方還針對當時的國家形勢進行了辯論。首先是匈奴問題,對待匈奴究竟是該求和還是用武力鎮壓。賢良文士的意見是,求和比打仗要好,戰爭勞民傷財,不如采取和匈奴和親的方式來緩解兩國之間的關係,用仁義情禮來感化他們。同時還要解除邊塞城鎮重兵把守的局麵,真正做到與民休息。桑弘羊一派不同意這個觀點,他們認為匈奴生性蠻橫不講理,和親隻能保證一時,不能完全讓匈奴歸順,嚴厲打擊是保證漢朝安危最好的辦法。


    在選擇治理國家方式上,兩方的意見也不統一。賢良文士提出,漢武帝末期的社會矛盾已經非常突出,必須采取緩和安撫的政策來平息百姓的怨氣,以德治國,以仁治國,先禮後兵,這才是英明的做法。桑弘羊一派則堅持主張以法治國,實行嚴格的刑罰手段,絕不給奸邪之人任何可乘之機。


    霍光並沒有參加鹽鐵會議,但他無疑是支持賢良文士一派。雖然雙方爭論激烈,出發點都是為了更好地管理國家,可以這麽說,雙方在思想上存在差異,但目的都是一樣的。


    鹽鐵會議結束後,漢昭帝沒有全部廢除鹽鐵官營,而是禁止了一部分鹽鐵專賣,改革的幅度雖然小,對減弱地主和富商勢力的影響依然存在,並且對社會矛盾有一定的緩和作用。鹽鐵會議之後,漢朝的經濟慢慢地開始恢複,霍光推崇的儒家思想進一步得到了統治者的信任。


    粗略看來,鹽鐵專賣確實會給國家帶來很多好處,不但能增加國庫收入,還可以打擊地方強權勢力,加強中央集權,用武力鎮壓匈奴也不失為一個保證國家安定的好辦法,但在漢朝社會矛盾突出的時候,過分堅持這些政策隻能讓矛盾惡化,甚至有可能引發社會混亂,使得百姓對朝廷失去信心。而賢良文士深知百姓疾苦,了解民間艱辛,所以他們推行的政策大多以緩和社會矛盾為主,對國家的管理有一定的幫助。但是要清楚一點,任何事情都有利有弊,盲目地施行一種政策同樣會對國家造成不利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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