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初期采取了一係列強悍的專製措施，但並沒解決傳統政治中的基本問題——腐敗。在專製社會想根除貪汙，就如同讓大海停止波動一樣不可能。對於腐敗，監督力量不外有二：一是儒學價值觀；一是最高統治者的決心。在乾隆晚年，這兩個條件都失去了作用。
《乾隆大閱圖》，郎世寧繪
殘忍而多變的乾隆
北京晨報：乾隆前期與後期變化極大，這是為什麽？
張宏傑：因為他善於總結曆史教訓，此外，他受《易經》影響很大，主張寬嚴相濟，刻意不讓手下明白他的想法，所以他一生都在變來變去。此外，和普通皇帝不同，他特別殘忍。
北京晨報：在書中，您寫到了他在西北的大屠殺，堪稱慘絕人寰，可為什麽後代文人反而大加讚美這麽一個殘忍的人呢？
張宏傑：因為我們有強人崇拜，隻要是“做大事”，殺人越多就越是偉大，其實乾隆的有些行為與希特勒沒什麽差別，後代文人讚美乾隆，說明在我們的傳統文化中雖有人道主義的基因，但離真正意義上的現代人道主義，還相去甚遠。應該看到，專製主義的本性就是殘忍的，從性格上論，康熙比乾隆寬厚許多，可一旦危及皇權，他也會變得很殘酷，動輒滅族。所以說，殘忍不是乾隆的問題，而是專製思維的問題。
為何錯過現代化
北京晨報：乾隆達到了中國傳統政治的頂峰，但恰恰在他手中，中國錯過了現代化的機會，最“好”的皇帝卻辦了最壞的事，是什麽造成了這樣的死循環？
張宏傑：因為乾隆盛世是基於少數統治者利益最大化而設計出來的盛世。乾隆在精神上並沒提供任何新的東西，無非是把傳統的統治技術推到極致。而18世紀，人類文明主流是通過立憲製和代議製，“實現了對統治者的馴化，把他們關到法律的籠子裏。”乾隆卻完成了中國曆史上最縝密、最完善、最牢固的專製統治，在他眼中，任何民間的自發性和主動性都是危險的，他強化的是對民眾的馴化。如果當時專製統治不是那麽密不透風，民間能擁有較大的經濟、文化、思想空間，現代化有可能浸潤這片古老的土地。
乾隆成功地建造了一個針紮不透、水潑不透的政治監獄，這個監獄塑造出來的國民固然馴服、聽話、忍耐力極強，卻無法挺起腰板，主動迎接世界大潮。乾隆時代的中國人是“做穩了的奴隸”，隻許有胃腸，不許有頭腦。
難以突破的鮮克有終
北京晨報：像曆史上許多“明君”一樣，乾隆晚年也陷入了昏聵、懶政、迷茫的狀態中，這是為什麽？
張宏傑：中國帝王都是人治的信奉者，績效如何，依賴於統治者個人的精神振作與否，可沒有內外條件的製約，個人的英明與自製根本無法抵製環境的縱容與腐蝕。由勝而驕，好逸惡勞，是人性不變的規律。盛世君主往往是集英明與昏聵於一身，理智與膨脹為一體。他們既是輝煌的創造者，也是衰落的罪魁禍首。
權力應該受約束，這本是很容易想明白的道理，但專製主義的特色就是不讓人思考，而皇權是會讓人上癮的，戒都戒不掉，我今年還會推出一本書，叫《坐天下很累》，表麵上看大權在手很瀟灑，其實曆代皇帝平均壽命很短，生活質量很低，在權力的重壓下，人往往會走向變態。
盛世是一個巨大的泡沫
北京晨報：乾隆在達到盛世後，對盛極而衰充滿警惕，采取了很多措施，為什麽反而加劇了衰落的到來？
張宏傑：在曆史上看，盛世維持的時間都不長，說明它不過是一個巨大的泡沫，壓力越大，崩潰越快，結果又落入治亂循環之中。乾隆這個人責任感很強，他的憂患意識比曆代皇帝都要強烈。但乾隆盛世的基礎是將百姓牢牢地控製起來，這隻是乾隆一個人的盛世，是愛新覺羅家族利益最大化的盛世，並不是底層百姓的盛世，所以越是盛世，他越要把所有資源都握在手中，絕不放開。
在自然界中，鮮花與毒草都會有，毒草也在為生態係統做貢獻，可在乾隆眼中，毒草有威脅，一旦發現，立刻消滅，這固然是穩定了局麵，卻扼殺了一個社會應有的活力。乾隆時代遇到的挑戰前所未有，即人口快速增長帶來了巨大壓力，傳統政治中沒有好的應對手段，如果放鬆一些，通過發展本可緩解這一矛盾，可乾隆卻反其道而行之，自然會使危機加劇。
為壓製意見，乾隆朝文字獄重點打擊社會底層。據統計，康熙、雍正兩朝文字獄30起，官紳、名士占三分之二。而乾隆年間，約130起文字獄中，72%出自社會下層。體現出乾隆對社會動蕩的過度防範心理。
一代讀書人的悲劇
北京晨報：書中張廷玉一章令人印象深刻，張廷玉甘為皇家秘書，乾隆反而屢加羞辱，是不是有點太過分了？
張宏傑：乾隆對自己的智力極度自信，認為自己是超人，相信真理永遠在自己手中，相信自己可以超越普通規則。對他人表麵上很禮貌，心底卻缺乏尊重。對敵人或對手，喜歡像貓玩老鼠一樣，隨心所欲地捉弄夠了再吃掉，這是專製者們生存快感的來源之一。
乾隆性格與張廷玉有相似之處，都很精明，所以乾隆不為其表麵恭順迷惑，總想戳破其自私的本性。乾隆是完美主義者，總想突破自然的界限，直接掌握屬下的大腦。他極度以自我為中心，將世界看成是他的玩具，感情雖然豐富，卻缺乏同情心，別人對他略有不忠，他便感到極度受傷害。
至於張廷玉，他看到體製太強大，感到自己無法對抗，從中又嚐到了一點甜頭，所以自覺地成了它的幫凶。如果當時士人攜手，經過幾代抗爭，也許能撼動體製，但那一代讀書人沒有牢固的精神基礎，都是實利主義者，看到抗爭了，這一代也享受不到什麽，加上剛脫貧，難免會被利益誘惑所征服，而西方知識分子許多從貴族轉化而來，對物質的饑渴感沒那麽強。
反腐者卻成了腐敗者
北京晨報：乾隆早年致力反腐，可後來為什麽他自己也變成了貪腐者？
張宏傑：乾隆初期采取了一係列強悍的專製措施，但並沒解決傳統政治中的基本問題——腐敗。在專製社會想根除貪汙，就如同讓大海停止波動一樣不可能。對於腐敗，監督力量不外有二：一是儒學價值觀；一是最高統治者的決心。
在乾隆晚年，這兩個條件都失去了作用。在乾隆的不斷打擊挫辱下，官員們漸漸放棄了人格操守，而晚年乾隆精力不濟，加上他帶頭腐敗，為貪官們樹立了榜樣。僅僅十餘年間，就完成了從紀律嚴明到製度性貪腐的轉變。乾隆後期，腐敗已成為體係性、體製性的腐敗，這是基於製度而產生的，靠人治不可能得到根本解決。
被自己的權力所俘虜
北京晨報：貪腐嚴重，尹壯圖曾上書諫言，反而引起乾隆大怒，其實尹壯圖是善意的，想幫助乾隆，可結果卻適得其反，令人不解——說出真相那麽可怕嗎？
張宏傑：乾隆皇帝越到老年，越形成一個心理定勢：成績是主要的，問題是局部的。乾隆晚年連續爆發多起貪汙大案，他卻認為這不過是一個指頭的問題，既已發現和處理，就證明問題已經解決。
那麽，為什麽天下人都看得清清楚楚，隻有老皇帝視而不見呢？因為晚年乾隆成了“洞穴人”。《“倒薩戰爭”與薩達姆的結局》一文說過：“他是自己權力的俘虜。他看到的、聽到的，都是支撐權力的正麵信息，負麵的信息都作為錯誤的信息被清洗掉了。在他的周圍形成了一個機製，它自動地過濾掉錯誤的信息，輸入正確的信息。在此情況下，這個領袖往往無法正確地看待自己和世界，他甚至都無法對自己的力量形成恰當的符合實際的判斷。”">
專製者極易成為“洞穴人”，因為周圍聚集著大量以窺測他心思為生的人。“精明太過”到“顢頇糊塗”，中間並沒有什麽鴻溝，隻需要心態轉變。在大量的“正麵報道”的包圍下，他對尹壯圖的“負麵報道”無比憤怒，也就可以理解了。
古代盛世的特點
北京晨報：乾隆朝可能是官方文本中“盛世”一詞重複最多的時代，遠超曆史上任何時期，那麽，古代的盛世特點如何？
張宏傑：生逢盛世，是許多中國人對時代的最大期望。然而，每次盛世都以大規模的禍亂之世為前奏，而結局同樣是大崩潰。因為曆史上的盛世依賴的是人治，而非製度創新。
中國曆史有一個奇怪的現象：一個王朝埋頭開拓時，不常提及盛世。相反，當問題重重時，卻常高唱盛世，因為那是傳統王朝統治合法性的證明。一個蒸蒸日上的政權不需要用自我宣傳來壯膽，漢代文景之治、唐朝貞觀之治中，帝王和大臣從不自誇為盛世。南宋高宗趙構偷安一隅，國仇家恨尚不能報，卻常自詡為盛世。大臣們稱頌盛世之聲也鋪天蓋地。在整個清代，盛世叫得最響的是雍正與乾隆晚期。
北京晨報：如果假設一下，乾隆的眼光能更開闊一些，曆史的進程是否會有所改變？
張宏傑：這隻能是猜測，如果馬戛爾尼來華正值乾隆初期，可能他對世界大潮會更敏感一些，但也可能依然麻木。乾隆視野受限，他的知識結構不足以理解新的變化，即使在今天，我們已生活在信息時代，許多人對世界文明不照樣視而不見？許多國民的心態，比110年前的義和團又改變了多少？一個人很難突破自身教育、經曆的局限，這隻能靠時間來慢慢淘汰。
《乾隆大閱圖》，郎世寧繪
殘忍而多變的乾隆
北京晨報：乾隆前期與後期變化極大，這是為什麽？
張宏傑：因為他善於總結曆史教訓，此外，他受《易經》影響很大，主張寬嚴相濟，刻意不讓手下明白他的想法，所以他一生都在變來變去。此外，和普通皇帝不同，他特別殘忍。
北京晨報：在書中，您寫到了他在西北的大屠殺，堪稱慘絕人寰，可為什麽後代文人反而大加讚美這麽一個殘忍的人呢？
張宏傑：因為我們有強人崇拜，隻要是“做大事”，殺人越多就越是偉大，其實乾隆的有些行為與希特勒沒什麽差別，後代文人讚美乾隆，說明在我們的傳統文化中雖有人道主義的基因，但離真正意義上的現代人道主義，還相去甚遠。應該看到，專製主義的本性就是殘忍的，從性格上論，康熙比乾隆寬厚許多，可一旦危及皇權，他也會變得很殘酷，動輒滅族。所以說，殘忍不是乾隆的問題，而是專製思維的問題。
為何錯過現代化
北京晨報：乾隆達到了中國傳統政治的頂峰，但恰恰在他手中，中國錯過了現代化的機會，最“好”的皇帝卻辦了最壞的事，是什麽造成了這樣的死循環？
張宏傑：因為乾隆盛世是基於少數統治者利益最大化而設計出來的盛世。乾隆在精神上並沒提供任何新的東西，無非是把傳統的統治技術推到極致。而18世紀，人類文明主流是通過立憲製和代議製，“實現了對統治者的馴化，把他們關到法律的籠子裏。”乾隆卻完成了中國曆史上最縝密、最完善、最牢固的專製統治，在他眼中，任何民間的自發性和主動性都是危險的，他強化的是對民眾的馴化。如果當時專製統治不是那麽密不透風，民間能擁有較大的經濟、文化、思想空間，現代化有可能浸潤這片古老的土地。
乾隆成功地建造了一個針紮不透、水潑不透的政治監獄，這個監獄塑造出來的國民固然馴服、聽話、忍耐力極強，卻無法挺起腰板，主動迎接世界大潮。乾隆時代的中國人是“做穩了的奴隸”，隻許有胃腸，不許有頭腦。
難以突破的鮮克有終
北京晨報：像曆史上許多“明君”一樣，乾隆晚年也陷入了昏聵、懶政、迷茫的狀態中，這是為什麽？
張宏傑：中國帝王都是人治的信奉者，績效如何，依賴於統治者個人的精神振作與否，可沒有內外條件的製約，個人的英明與自製根本無法抵製環境的縱容與腐蝕。由勝而驕，好逸惡勞，是人性不變的規律。盛世君主往往是集英明與昏聵於一身，理智與膨脹為一體。他們既是輝煌的創造者，也是衰落的罪魁禍首。
權力應該受約束，這本是很容易想明白的道理，但專製主義的特色就是不讓人思考，而皇權是會讓人上癮的，戒都戒不掉，我今年還會推出一本書，叫《坐天下很累》，表麵上看大權在手很瀟灑，其實曆代皇帝平均壽命很短，生活質量很低，在權力的重壓下，人往往會走向變態。
盛世是一個巨大的泡沫
北京晨報：乾隆在達到盛世後，對盛極而衰充滿警惕，采取了很多措施，為什麽反而加劇了衰落的到來？
張宏傑：在曆史上看，盛世維持的時間都不長，說明它不過是一個巨大的泡沫，壓力越大，崩潰越快，結果又落入治亂循環之中。乾隆這個人責任感很強，他的憂患意識比曆代皇帝都要強烈。但乾隆盛世的基礎是將百姓牢牢地控製起來，這隻是乾隆一個人的盛世，是愛新覺羅家族利益最大化的盛世，並不是底層百姓的盛世，所以越是盛世，他越要把所有資源都握在手中，絕不放開。
在自然界中，鮮花與毒草都會有，毒草也在為生態係統做貢獻，可在乾隆眼中，毒草有威脅，一旦發現，立刻消滅，這固然是穩定了局麵，卻扼殺了一個社會應有的活力。乾隆時代遇到的挑戰前所未有，即人口快速增長帶來了巨大壓力，傳統政治中沒有好的應對手段，如果放鬆一些，通過發展本可緩解這一矛盾，可乾隆卻反其道而行之，自然會使危機加劇。
為壓製意見，乾隆朝文字獄重點打擊社會底層。據統計，康熙、雍正兩朝文字獄30起，官紳、名士占三分之二。而乾隆年間，約130起文字獄中，72%出自社會下層。體現出乾隆對社會動蕩的過度防範心理。
一代讀書人的悲劇
北京晨報：書中張廷玉一章令人印象深刻，張廷玉甘為皇家秘書，乾隆反而屢加羞辱，是不是有點太過分了？
張宏傑：乾隆對自己的智力極度自信，認為自己是超人，相信真理永遠在自己手中，相信自己可以超越普通規則。對他人表麵上很禮貌，心底卻缺乏尊重。對敵人或對手，喜歡像貓玩老鼠一樣，隨心所欲地捉弄夠了再吃掉，這是專製者們生存快感的來源之一。
乾隆性格與張廷玉有相似之處，都很精明，所以乾隆不為其表麵恭順迷惑，總想戳破其自私的本性。乾隆是完美主義者，總想突破自然的界限，直接掌握屬下的大腦。他極度以自我為中心，將世界看成是他的玩具，感情雖然豐富，卻缺乏同情心，別人對他略有不忠，他便感到極度受傷害。
至於張廷玉，他看到體製太強大，感到自己無法對抗，從中又嚐到了一點甜頭，所以自覺地成了它的幫凶。如果當時士人攜手，經過幾代抗爭，也許能撼動體製，但那一代讀書人沒有牢固的精神基礎，都是實利主義者，看到抗爭了，這一代也享受不到什麽，加上剛脫貧，難免會被利益誘惑所征服，而西方知識分子許多從貴族轉化而來，對物質的饑渴感沒那麽強。
反腐者卻成了腐敗者
北京晨報：乾隆早年致力反腐，可後來為什麽他自己也變成了貪腐者？
張宏傑：乾隆初期采取了一係列強悍的專製措施，但並沒解決傳統政治中的基本問題——腐敗。在專製社會想根除貪汙，就如同讓大海停止波動一樣不可能。對於腐敗，監督力量不外有二：一是儒學價值觀；一是最高統治者的決心。
在乾隆晚年，這兩個條件都失去了作用。在乾隆的不斷打擊挫辱下，官員們漸漸放棄了人格操守，而晚年乾隆精力不濟，加上他帶頭腐敗，為貪官們樹立了榜樣。僅僅十餘年間，就完成了從紀律嚴明到製度性貪腐的轉變。乾隆後期，腐敗已成為體係性、體製性的腐敗，這是基於製度而產生的，靠人治不可能得到根本解決。
被自己的權力所俘虜
北京晨報：貪腐嚴重，尹壯圖曾上書諫言，反而引起乾隆大怒，其實尹壯圖是善意的，想幫助乾隆，可結果卻適得其反，令人不解——說出真相那麽可怕嗎？
張宏傑：乾隆皇帝越到老年，越形成一個心理定勢：成績是主要的，問題是局部的。乾隆晚年連續爆發多起貪汙大案，他卻認為這不過是一個指頭的問題，既已發現和處理，就證明問題已經解決。
那麽，為什麽天下人都看得清清楚楚，隻有老皇帝視而不見呢？因為晚年乾隆成了“洞穴人”。《“倒薩戰爭”與薩達姆的結局》一文說過：“他是自己權力的俘虜。他看到的、聽到的，都是支撐權力的正麵信息，負麵的信息都作為錯誤的信息被清洗掉了。在他的周圍形成了一個機製，它自動地過濾掉錯誤的信息，輸入正確的信息。在此情況下，這個領袖往往無法正確地看待自己和世界，他甚至都無法對自己的力量形成恰當的符合實際的判斷。”">
專製者極易成為“洞穴人”，因為周圍聚集著大量以窺測他心思為生的人。“精明太過”到“顢頇糊塗”，中間並沒有什麽鴻溝，隻需要心態轉變。在大量的“正麵報道”的包圍下，他對尹壯圖的“負麵報道”無比憤怒，也就可以理解了。
古代盛世的特點
北京晨報：乾隆朝可能是官方文本中“盛世”一詞重複最多的時代，遠超曆史上任何時期，那麽，古代的盛世特點如何？
張宏傑：生逢盛世，是許多中國人對時代的最大期望。然而，每次盛世都以大規模的禍亂之世為前奏，而結局同樣是大崩潰。因為曆史上的盛世依賴的是人治，而非製度創新。
中國曆史有一個奇怪的現象：一個王朝埋頭開拓時，不常提及盛世。相反，當問題重重時，卻常高唱盛世，因為那是傳統王朝統治合法性的證明。一個蒸蒸日上的政權不需要用自我宣傳來壯膽，漢代文景之治、唐朝貞觀之治中，帝王和大臣從不自誇為盛世。南宋高宗趙構偷安一隅，國仇家恨尚不能報，卻常自詡為盛世。大臣們稱頌盛世之聲也鋪天蓋地。在整個清代，盛世叫得最響的是雍正與乾隆晚期。
北京晨報：如果假設一下，乾隆的眼光能更開闊一些，曆史的進程是否會有所改變？
張宏傑：這隻能是猜測，如果馬戛爾尼來華正值乾隆初期，可能他對世界大潮會更敏感一些，但也可能依然麻木。乾隆視野受限，他的知識結構不足以理解新的變化，即使在今天，我們已生活在信息時代，許多人對世界文明不照樣視而不見？許多國民的心態，比110年前的義和團又改變了多少？一個人很難突破自身教育、經曆的局限，這隻能靠時間來慢慢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