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ong>本文摘自《中國曆史的教訓》,作者:習驊,中國方正出版社2015年1月出版</strong>


    崇禎之前的三個皇帝簡直匪夷所思,絕對是皇帝中的奇葩:神宗30年不上班,好幾茬高幹到退休都沒見過領導;光宗是個花癡,上台不到一個月,直接犧牲在床上;熹宗的木工和瓦工手藝絕對一流,本職工作統統交給魏忠賢代勞。


    崇禎帝卻一反常態,是個勤政廉政的模範,工作17年,病假都沒請過;對家屬和身邊工作人員要求很嚴,為減輕財政負擔,讓老婆做飯織布。


    這樣一個不錯的皇帝,卻於甲申年(公元1644年)三月十八日深夜,在離紫禁城一箭之遙的煤山(今景山)懸樹自盡,在遺書中要求李自成不得傷害廣大群眾。300多年後的今天,人們在景山公園崇禎自縊處,看著冰冷的紀念碑,不禁替他抱屈:老天爺咋不讓他多幹幾年呢?


    一個王朝的滅亡自有其必然性,山都擋不住,但曆史不是一條直線。老天爺曾經給過崇禎兩次機會,哪怕抓住一次,他就可能不用上吊,不用當大明的末代皇帝,甚至有可能成為複興王朝的英雄。但是,僵化的大腦、無休止的會議和一個又一個文件,還是把他和他的國家逼上了煤山。


    <strong>南遷計劃如何泡湯</strong>


    第一次機會。甲申年正月,李自成大軍挺進山西,兩個月就可攻進北京,形勢瞬息萬變。大年初三,崇禎叫來太子辦公室的李明睿開小會,研究應急方案。


    李明睿的意見是南遷,他認為,隻要向南進行戰略轉移,就能緩過氣來。當年宋高宗趙構毅然南渡,在杭州建立了繁榮富庶的南宋,趙家天下又延續了150多年。咱大明的條件比那時候強多了,地方比它大,物產比它豐富,關鍵是祖宗當年遷都北京時,設南京為陪都,有一套完整的行政體係在。


    李明睿敦促,隻要您下決心南下,東山或可再起,大明中興有望。沿途的河北、山東、江蘇的情況目前還不錯,安全不是問題。總之死守北京就是等死,盡快動身為好。


    李明睿說得有根有據,崇禎聽得入神,兩人深談了一晝夜。


    不過,按明王朝的製度,皇帝的重大決策需要得到政府部門支持;而且崇禎還擔心,如果自己出頭提出放棄首都和祖陵,身後一定挨罵。最好由政府部長們在會上先提,自己假裝不同意,部長一再勸遷,這樣的決策過程最完美。


    會上,崇禎帝流著淚試探說:“形勢都這樣了,我想親自上前線,戰死疆場,你們都別拉著我。”各部部長爭著要為領導分憂,代皇帝出征,就是沒人提南遷。


    李自成大軍越打越近。崇禎暗示李明睿寫一份報告,把南遷議題公開化,試圖倒逼政府。政府首席部長陳演反對南遷,故意把消息捅出去,弄得沸沸揚揚,謠言四起,人心大亂。他還嫌不夠,指使一個小吧部向上遞材料,攻擊南遷是別有用心,是“邪說”,要求嚴肅處理李明睿。


    政府堅決反對南遷並非偶然:


    一是意識形態上的。士大夫階層長期被正統教育洗腦,堅信撤退可恥,在政治上是錯誤的;


    二是為了保命和推卸責任。南遷成功還好,萬一失敗,出主意的、附議的,肯定沒有好下場;


    三是實際利益上的。美宅良田不可能帶走,丟了北京還不知便宜誰。最要害的問題在於,南遷之後,南北兩個政府一合並,肯定要裁員,官員們思量的是:俺的位子還有沒有、好不好?


    這樣,大家都覺得等等看看最保險,不願輕易下賭注。


    李明睿非常氣憤,又加以回擊。支持和反對的都撕破了臉,一時間材料紛飛,會議不斷,轟轟烈烈,就是沒有結果。


    崇禎皇帝急得不行,有一次開會前,他甚至把話說白了:“老陳,這事兒請您替我擔待著點兒!”但是陳演在會上一直笑而不言,崇禎幾次逼他發言,他都是笑笑而已,氣得崇禎一腳踢翻了椅子。


    這樣一折騰,一個多月就過去了,形勢更加凶險。在二月二十七日的會上,崇禎呼籲大家敞開說,說錯了不要緊。他尋思,哪怕兩派勢均力敵,他也好拍板。但結果依舊。緊接著,李自成大軍攻下了居庸關和昌平,北京危殆。


    崇禎終於忍不住了,他果斷跟李明睿等人攤牌:“不管他們了,這事我說了算,咱們立刻南遷!”李明睿歎口氣:“來不及了,沿途我軍都被打散了,北京城連隻蒼蠅都飛不出。”">


    <strong>明朝為何不受李自成的大禮</strong>


    第二次機會。不可思議的是,事情到了這步田地,大明王朝居然還有一口氣。


    李自成本是個在政府招待所出苦力的粗人,並不具備政治家的博大胸襟,所以對迅速的勝利毫無思想準備,也不太清楚進了北京意味著什麽。三月十七日都打到今複興門一帶了,他居然在次日上午給崇禎寫信,要求和談,並且要價不高:割讓西北一帶給他,西北實行高度自治,不向中央報告工作;中央撥付100萬銀兩慰問金給他,他替政府打擊敵對勢力,包括虎視眈眈的東北滿人集團。


    傻子都知道這樁買賣不賴,況且別無選擇,但大家都不表態。如果說南遷問題還可以拿出來說說,那麽割地賠款這頂政治帽子太大了,沒人敢碰。


    但是不發言也不對,於是部長們一個接一個慷慨陳詞,憤怒譴責敵人的狼子野心,決心血戰到底,與北京共存亡。李自成憑空送的大禮,根本不在明王朝最後一次最高國務會議的議題之內。


    崇禎本想乘著夜色混出城去逃命,但是從安定門、朝陽門到前門,沒有一個門為他打開。眼看天要亮了,隻好孤獨地走向了煤山……">


    他死後僅三個小時,李自成拍馬直搗金鑾殿。那些政治堅定、慷慨激昂的部長們血戰到底了嗎?第二天他們就去李自成辦公室外,排隊請求安排工作。


    景山公園那塊石碑上刻的是“明思宗殉國處”,“思宗”是崇禎的廟號。的確,崇禎和明朝的悲劇留給後世沉重的思考。


    <strong>崇禎君臣的議事秀,空留千古憾事</strong>


    崇禎皇帝死後不久,大清攝政王多爾袞給南明的史可法寫信,說得非常到位,也好像在替敵人難過:


    你們明朝的幹部根本不考慮國家利益,就喜歡唱高調、講大話,哪怕火燒眉毛了,還慢條斯理地窮白話,作個決定比蓋棟樓還慢。當年北宋研究對策還沒散會,金軍就渡過黃河了,你們咋就不長記性呢?!


    曆史機遇總是稍縱即逝,一步得生,一步得死,豈容貽誤。僵化的思想、狹隘的私利,導演了崇禎皇帝君臣極不負責任的議事秀,空留千古憾事。可見,改進文風會風,清掃作風背後的垃圾,關係事業成敗、國家興衰,是極其嚴肅的政治課題,絕非枝節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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