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花都巴黎，19歲的張德彝有幸目睹了這樣一種神奇的物件，“將是物冠於龍陽之首，以免染疾。牝牡相合，不容一間”。作為一名勤於思考的青年學子，小張在質疑其“雖雲卻病，總不如赤身之為快也”的同時，小心翼翼地將其命名為“腎衣”。這樣雅致的稱謂，較之後世通俗的學名——避孕套，文化底蘊不可同日而語。
有理由相信張德彝隻是紙上談兵，他不會也沒有機會嚐試這一新鮮洋玩意兒，在斌椿團長的嚴格調教和指導下，他除了認識到腎衣可以“卻病”，還可避孕。年輕的學子再次開動腦筋，運用儒家思想進行抨擊：“其法固妙矣，而孟子雲：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惜此等人未之聞也。要之倡興此法，使人斬嗣，其人也罪不容誅矣！”">
斬嗣者，斷子絕孫也！正是因為自覺維護綱常，凡事認真鑽研，張德彝以後仕途坦蕩，不僅被清政府先後派駐英、比、意任公使，還一度成為“帝師”——光緒皇帝的英語老師。
對一個來自“大城市”鐵嶺的貧寒旗人子弟來說，這樣的修為，足以光宗耀祖，他最應該感恩的，當是一個人和一所學校。沒有這個人，他不會走上外交之路；沒有這所學校，一切都無從談起。
這個人，便是斌椿使團的推手赫德先生；這所學校，便是近代史上大名鼎鼎的京師同文館。
同文館課堂一瞥
赫德與同文館的關係，不是一天兩天，幾乎可以說是一輩子。
一個洋人，肩負著大清海關總稅務司的重擔，卻與一所學校有著如此深厚的淵源，這到底是為什麽呢？
還是在鹹豐十年簽訂北京條約時，由於缺乏合格的翻譯，隻得依靠外國人來充當，以致奕訢被洋翻譯忽悠，在中法條約中攙入了不少關於傳教士特權的內容，“這使大清帝國處於屈辱的處境”。
吃了這樣的大虧，恭親王及其僚屬便在1861年1月提議設立總理衙門的奏折裏，建議“設立外文學館，培養熟諳外國語言文字的人才。依照俄羅斯文館的先例，從八旗子弟中挑選天資聰慧，年齡在十三、四歲以下者入館學習”。清廷很快就予以批準，英國公使館參讚威妥瑪推薦傳教士包爾騰擔任教習。1862年7月11日，“京師同文館”正式開張，15歲的張德彝，成為同文館首屆10名英文生中的一員。次年，法文館和俄文館同時開學，又各派十名八旗子弟入學。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設在北京東堂子胡同原蒙古族大臣賽尚阿的府第內，正院為衙門大堂，東院即為同文館。這樣的格局，注定了同文館從老師到學生都備受榮寵，按規定：洋人教習領取斑額俸銀，學生根據成績的不同，每月酌給膏火銀3兩至15兩不等。所謂“膏火”，是書院時代的名稱，意為燈油費，就是每月發給幾兩銀子，作為獎學津貼，以此鼓勵“西學”。
彼時一兩白銀的購買力，約合現今人民幣300元左右。這大筆白花花的銀兩，都由總理衙門從船鈔收入中提取三成支出，換句話說，統統是海關買單。
1861年夏天，赫德第一次到北京時，就從恭親王那裏聽說了這所新誕生的學校，並馬上被它潛在的能力所打動。不過那時的赫德隻是代理總稅務司，而學校尚未開學，且海關事務十分繁忙，他意識到自己無法發揮積極作用。
轉眼就到了次年秋天，赫德第二次到北京時聽說同文館開學了，他的興趣也就更大了。“他不須別人提醒，便意識到，如果引導有方，這所學校不僅可以在促進中國和外界的友好關係的發展方麵，也可以在同樣重要的方麵——中國本身的內部發展，起積極的作用”，但是海關事務仍然占用了他的全部時間和精力。直到1865年8月，恭親王奕訢召赫德進京並在京定居，“從那時候起，赫德才能夠，也的確熱情地投身於支持和發展這所新生學校的工作之中。”">
盡避已經開辦了三年，但在赫德的眼中，同文館就像是一個新生的嬰兒，她是“如此孱弱，要使它活著，就不得不施行一種人工呼吸法。正確地估計了它的潛能之後，他（赫德）就把它置於他的保護之下，並且替它的發展訂下了遠大計劃。它在他的照管下是幸運的，因為由於他，它就從一隻螢火蟲變成一座燈塔。”">
開辦同文館的本意是將西學的新芽嫁接到中學的砧木上。但事實上，中學與西學依舊分為兩途，“中學唯我獨尊，西學被排斥於華夷之辨的文化壁壘之外”。因此，大多數人還是希望遵循舊例，沿著科舉體製的階梯向上攀援。為此，同文館章程不得不作出妥協規定：“遇鄉會試年份，學生有願應試者，準給一個月假期。”這樣，有些同文館學生便不願專心攻讀西學，特別是那些官宦子弟，拿著學校每月發的薪水，不是遛鳥鬥蛐蛐，就是逛八大胡同。而張德彝是出身一般的漢軍旗子弟，平時求學刻苦，很快就在學生中脫穎而出。
春去秋來，在收獲的日子裏，三館學生迎來了畢業季。大臣們眼見中國近代第一批翻譯人才成長起來，由衷喜悅。“於十月十一日至二十一日按館分日由臣等在大堂公同麵試……因洋文非臣等所習，特飭總稅務司赫德與各館外國教習會同閱看，分別名次高下……其翻譯各文雖未能通體貫串，亦尚有相符之處，外國語言亦多吻合”。對其中約六人授予八九品官銜，其餘記優、記過再留館學習，劣者退回本旗。
張德彝便是經此1865年大考後，被奏保為八品官的。他做夢也不會想到，僅僅半年之後，他能和這次大考的閱卷老師赫德一起，同船前往歐洲遊曆，自此開啟了他夢幻般的外交生涯。
張德彝所著《歐美環遊記》
原來，這年的冬天，赫德擬請假半年，回英國省親並完成自己的婚姻大事。他決定利用這個好機會。啟程前，他向總理衙門建議，“為了見識見識中國以外的世界，應該指派一名稅務司帶領一些同文館的學生和他一道旅行。還有，應該授權讓他招聘外國教授到同文館來教授西方科學。”這兩個提議都得到恭親王的支持。1866年3月，赫德帶著張德彝等三位同文館學生離開中國，為防止他們少不更事貽笑外邦，由斌椿帶領前往，這樣就“不稍涉張皇，似乎流弊尚少”。為壯觀瞻，朝廷賞給斌椿三品銜，同文館生賞六七品頂戴。如此，寸功未立的張德彝又進步了。
9月，赫德閃婚後攜夫人返回中國，同行的有為同文館聘請的5個歐洲教習。這些洋教習受到奕訢的重視，他奏請開設天文曆算等自然科學課程，信心滿滿地想把同文館辦成一所近代綜合性大學。
事實上，由於缺乏合格的領導人，以及頑固派的抵觸，同文館隨時可能觸礁。而赫德也根本不可能抽出必要的時間，為學校提供足夠的管理措施。於是，任命一個合格的、負責任的總教習來管理和協調，便顯得尤為重要。“赫德相信，丁韙良博士正是這個職務的合適人選”。
美國人丁韙良比任何人都更了解學校的需要和能力。他以充沛的精力投身於校務，先後設置了八門課程，包括一種西文及數學、物理、化學、地理、國際法和政治經濟學，後又開設了解剖學和生理學。在他的悉心關注下，同文館穩步發展，學生高達百人。但這個謙虛的總教習卻將功勞歸給賞識他的赫德。據丁韙良回憶，1869年9月赫德要丁出來主持館務，“他決計每年從海關方麵撥給我一筆整款，以供學院之用。當時我就答道：‘擦擦燈台，我是願意的，但是你得供給燈油。’他答允了。自此二十五年間，踐行約言，未嚐或渝。”">
正是這個踐行了二十五年的諾言，令丁博士無限感慨：“就同文館說來，赫德是父親，我隻是一個看媽（保姆）而已”。
1902年，同文館終於具備了升為大學的條件，歸並入京師大學堂。也就在這一年，張德彝達到了他外交生涯的頂峰——出任駐英公使。一直關注著小張成長的“父親”赫德，在前一年的10月18日便得到了消息，他在給金登幹的信中寫道：“（駐英公使）羅豐祿的繼任人可能是德彝——現在人稱張大人——他在1866年曾隨我赴歐洲。他在此並非‘權臣’，但他為人和善，這對同文館來說，將具有獎賞之意，我為之高興”。
有理由相信張德彝隻是紙上談兵，他不會也沒有機會嚐試這一新鮮洋玩意兒，在斌椿團長的嚴格調教和指導下，他除了認識到腎衣可以“卻病”，還可避孕。年輕的學子再次開動腦筋，運用儒家思想進行抨擊：“其法固妙矣，而孟子雲：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惜此等人未之聞也。要之倡興此法，使人斬嗣，其人也罪不容誅矣！”">
斬嗣者，斷子絕孫也！正是因為自覺維護綱常，凡事認真鑽研，張德彝以後仕途坦蕩，不僅被清政府先後派駐英、比、意任公使，還一度成為“帝師”——光緒皇帝的英語老師。
對一個來自“大城市”鐵嶺的貧寒旗人子弟來說，這樣的修為，足以光宗耀祖，他最應該感恩的，當是一個人和一所學校。沒有這個人，他不會走上外交之路；沒有這所學校，一切都無從談起。
這個人，便是斌椿使團的推手赫德先生；這所學校，便是近代史上大名鼎鼎的京師同文館。
同文館課堂一瞥
赫德與同文館的關係，不是一天兩天，幾乎可以說是一輩子。
一個洋人，肩負著大清海關總稅務司的重擔，卻與一所學校有著如此深厚的淵源，這到底是為什麽呢？
還是在鹹豐十年簽訂北京條約時，由於缺乏合格的翻譯，隻得依靠外國人來充當，以致奕訢被洋翻譯忽悠，在中法條約中攙入了不少關於傳教士特權的內容，“這使大清帝國處於屈辱的處境”。
吃了這樣的大虧，恭親王及其僚屬便在1861年1月提議設立總理衙門的奏折裏，建議“設立外文學館，培養熟諳外國語言文字的人才。依照俄羅斯文館的先例，從八旗子弟中挑選天資聰慧，年齡在十三、四歲以下者入館學習”。清廷很快就予以批準，英國公使館參讚威妥瑪推薦傳教士包爾騰擔任教習。1862年7月11日，“京師同文館”正式開張，15歲的張德彝，成為同文館首屆10名英文生中的一員。次年，法文館和俄文館同時開學，又各派十名八旗子弟入學。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設在北京東堂子胡同原蒙古族大臣賽尚阿的府第內，正院為衙門大堂，東院即為同文館。這樣的格局，注定了同文館從老師到學生都備受榮寵，按規定：洋人教習領取斑額俸銀，學生根據成績的不同，每月酌給膏火銀3兩至15兩不等。所謂“膏火”，是書院時代的名稱，意為燈油費，就是每月發給幾兩銀子，作為獎學津貼，以此鼓勵“西學”。
彼時一兩白銀的購買力，約合現今人民幣300元左右。這大筆白花花的銀兩，都由總理衙門從船鈔收入中提取三成支出，換句話說，統統是海關買單。
1861年夏天，赫德第一次到北京時，就從恭親王那裏聽說了這所新誕生的學校，並馬上被它潛在的能力所打動。不過那時的赫德隻是代理總稅務司，而學校尚未開學，且海關事務十分繁忙，他意識到自己無法發揮積極作用。
轉眼就到了次年秋天，赫德第二次到北京時聽說同文館開學了，他的興趣也就更大了。“他不須別人提醒，便意識到，如果引導有方，這所學校不僅可以在促進中國和外界的友好關係的發展方麵，也可以在同樣重要的方麵——中國本身的內部發展，起積極的作用”，但是海關事務仍然占用了他的全部時間和精力。直到1865年8月，恭親王奕訢召赫德進京並在京定居，“從那時候起，赫德才能夠，也的確熱情地投身於支持和發展這所新生學校的工作之中。”">
盡避已經開辦了三年，但在赫德的眼中，同文館就像是一個新生的嬰兒，她是“如此孱弱，要使它活著，就不得不施行一種人工呼吸法。正確地估計了它的潛能之後，他（赫德）就把它置於他的保護之下，並且替它的發展訂下了遠大計劃。它在他的照管下是幸運的，因為由於他，它就從一隻螢火蟲變成一座燈塔。”">
開辦同文館的本意是將西學的新芽嫁接到中學的砧木上。但事實上，中學與西學依舊分為兩途，“中學唯我獨尊，西學被排斥於華夷之辨的文化壁壘之外”。因此，大多數人還是希望遵循舊例，沿著科舉體製的階梯向上攀援。為此，同文館章程不得不作出妥協規定：“遇鄉會試年份，學生有願應試者，準給一個月假期。”這樣，有些同文館學生便不願專心攻讀西學，特別是那些官宦子弟，拿著學校每月發的薪水，不是遛鳥鬥蛐蛐，就是逛八大胡同。而張德彝是出身一般的漢軍旗子弟，平時求學刻苦，很快就在學生中脫穎而出。
春去秋來，在收獲的日子裏，三館學生迎來了畢業季。大臣們眼見中國近代第一批翻譯人才成長起來，由衷喜悅。“於十月十一日至二十一日按館分日由臣等在大堂公同麵試……因洋文非臣等所習，特飭總稅務司赫德與各館外國教習會同閱看，分別名次高下……其翻譯各文雖未能通體貫串，亦尚有相符之處，外國語言亦多吻合”。對其中約六人授予八九品官銜，其餘記優、記過再留館學習，劣者退回本旗。
張德彝便是經此1865年大考後，被奏保為八品官的。他做夢也不會想到，僅僅半年之後，他能和這次大考的閱卷老師赫德一起，同船前往歐洲遊曆，自此開啟了他夢幻般的外交生涯。
張德彝所著《歐美環遊記》
原來，這年的冬天，赫德擬請假半年，回英國省親並完成自己的婚姻大事。他決定利用這個好機會。啟程前，他向總理衙門建議，“為了見識見識中國以外的世界，應該指派一名稅務司帶領一些同文館的學生和他一道旅行。還有，應該授權讓他招聘外國教授到同文館來教授西方科學。”這兩個提議都得到恭親王的支持。1866年3月，赫德帶著張德彝等三位同文館學生離開中國，為防止他們少不更事貽笑外邦，由斌椿帶領前往，這樣就“不稍涉張皇，似乎流弊尚少”。為壯觀瞻，朝廷賞給斌椿三品銜，同文館生賞六七品頂戴。如此，寸功未立的張德彝又進步了。
9月，赫德閃婚後攜夫人返回中國，同行的有為同文館聘請的5個歐洲教習。這些洋教習受到奕訢的重視，他奏請開設天文曆算等自然科學課程，信心滿滿地想把同文館辦成一所近代綜合性大學。
事實上，由於缺乏合格的領導人，以及頑固派的抵觸，同文館隨時可能觸礁。而赫德也根本不可能抽出必要的時間，為學校提供足夠的管理措施。於是，任命一個合格的、負責任的總教習來管理和協調，便顯得尤為重要。“赫德相信，丁韙良博士正是這個職務的合適人選”。
美國人丁韙良比任何人都更了解學校的需要和能力。他以充沛的精力投身於校務，先後設置了八門課程，包括一種西文及數學、物理、化學、地理、國際法和政治經濟學，後又開設了解剖學和生理學。在他的悉心關注下，同文館穩步發展，學生高達百人。但這個謙虛的總教習卻將功勞歸給賞識他的赫德。據丁韙良回憶，1869年9月赫德要丁出來主持館務，“他決計每年從海關方麵撥給我一筆整款，以供學院之用。當時我就答道：‘擦擦燈台，我是願意的，但是你得供給燈油。’他答允了。自此二十五年間，踐行約言，未嚐或渝。”">
正是這個踐行了二十五年的諾言，令丁博士無限感慨：“就同文館說來，赫德是父親，我隻是一個看媽（保姆）而已”。
1902年，同文館終於具備了升為大學的條件，歸並入京師大學堂。也就在這一年，張德彝達到了他外交生涯的頂峰——出任駐英公使。一直關注著小張成長的“父親”赫德，在前一年的10月18日便得到了消息，他在給金登幹的信中寫道：“（駐英公使）羅豐祿的繼任人可能是德彝——現在人稱張大人——他在1866年曾隨我赴歐洲。他在此並非‘權臣’，但他為人和善，這對同文館來說，將具有獎賞之意，我為之高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