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承天,東海郯城人,叔伯祖父何倫,是西晉時右尉將軍,何承天五歲時父親就去世了,母親徐氏,是徐廣的姐姐,生性聰慧學識廣博,所以何承天小時候便開始接受教義,經史百家,沒有不詳盡通習的。其叔父何月兮是益陽縣令,他跟隨何月兮一起去任所。


    晉隆安四年(400),南蠻校尉桓偉任命何承天為參軍,當時殷仲堪、桓玄等人相繼舉兵反抗朝廷,何承天懼怕禍亂不息,遂棄職還於益陽。起義之初,長沙公陶延壽任命何承天為他的輔國府參軍,派人通報以尊奉宋高祖,於是任命何承天為瀏陽縣令,不久他便離職還於京都,撫軍將軍劉毅鎮守姑孰城,授官何承天為兼代參軍。劉毅曾經外出行走,鄢陵信史陳滿用弓箭射鳥,箭誤中了值勤的將領,雖然沒有射死人,但是處以棄市之刑。何承天提議說:“官司應重視實情斷決,有疑問則從輕處理,先前使漢文帝劉恒所乘之馬受驚的人,張釋之以犯蹕之罪名彈劾,而處罰也隻到罰金,這是為什麽呢?因為明白他無意驚動帝王之馬,所以不以驚駕的重罰施加於他,而是施加以不同的條例,現在陳滿的本意在於射鳥,不是有意射人,按照法律,因過失誤傷人命的,判三年刑,何況還沒有傷人呢?隻輕微處罰一下就行了。”何承天被補任為宛陵縣令,趙忄炎為寧蠻校尉、尋陽太守,拜請何承天為司馬。不久何承天離職。


    宋高祖劉裕以何承天為太尉行參軍。高祖討伐劉毅,留下諸葛長民為監軍,諸葛長民私自懷有異心,劉穆之偷偷問何承天說:“宋公此次出行能否成功呢?”何承天回答說:“不擔心無法判決,我還有另外一絲擔憂,宋公以前從左裏城回到石頭城,多高興啊,這次回來,隻不過是再重複一次罷了。”劉穆之說:“不是你說我還聽不到這話,近來,渴望像丹徒劉郎(布衣)那樣,恐怕也不能夠了。”隨後,何承天被任命為太學博士,義熙十一年(415),何承天為世子征虜參軍,隨後遷職為西中郎中軍參軍,錢塘縣令。宋高祖劉裕在壽陽,宋台建立,召何承天為尚書祠部郎,與傅亮一起共同撰修朝儀。永初末年委任何承天為南台治書侍禦史。


    謝晦鎮守江陵,拜請何承天為南蠻長史,當時有一個叫尹嘉的人,家境貧寒,其母親熊氏以自己為典質替尹嘉償還債務。尹嘉因不孝獲罪當處死刑,何承天提議說:“根據官府宣布的法令,全麵考查尹嘉大辟罪之事,符合法吏葛滕的規範。母親控告兒子不肖,並要求殺掉他是允許的,法令說,違反觸犯教義法令,在尊重恭順方麵有不足,父母要求殺掉他,都是允許的,對被控告人的處罰隻有依據控告人的要求來做。慎重探求這件事的原委,尹嘉的母親陳述說自己願意做典質換錢,為兒子還債,尹嘉雖然因為恭順不至而觸犯教義,但是其母卻沒有請求殺掉尹嘉,熊氏用還債使他生存下來,而現在卻要殺掉他,這就沒有順從所求人的要求。此事開始以不孝為理由而控告,終止於由出賣而判罪,從這事兩方麵看,母親和兒子都受了罰,葛滕所依據的法律,沒有這條款,尹嘉生存下來意義很大,依理卻難以申辯。明白教義然後闡發,憐憫他因愚昧而受蒙蔽。明曉德義慎重處罰,文王以此體恤下民;商議牢獄赦免死刑,中孚(卦名)於是流傳蒼生。說到實情那麽母親為兒子痛苦,說到恭敬那麽是沒達到禮儀的,現在放棄乞求寬恕的要求,依照被殺頭的條例,用尊敬恭順的法度,施加於有饑寒之患的貧民,確實不是懲罰重罪而寬容輕微的,甚至可以拋開有罪之名,我認為免除尹嘉的死刑,似以春天的恩澤普照萬物的恩情。赦免熊氏的過失,用以表明為兒子受苦是合宜的,那麽,蒲亭雖然簡陋,卻可以同聖明比德,豚魚雖是微物,卻流傳到今日。”尹嘉之事沒有判決,恰逢大赦,得以釋免。


    謝晦薦舉何承天為衛將軍,後遷職谘議參軍,兼做記室。宋元嘉三年(426),謝晦將被討伐,他的弟弟黃門郎謝嚼用密信通報於他,謝晦問何承天說:“如果真是這樣,你叫我如何呢?”何承天說:“以君王的尊貴,舉天下之兵攻打一州,大小既不相同,方向也不一樣,逃到境外以求自保,這是上計。其次派遣親信帶領兵士駐紮義陽,將軍你率領部隊在夏口交鋒,如果戰敗了,就奔向義陽然後往北部邊境出逃,這是次計。”謝晦沉吟良久說:“荊楚是適於征戰的城郭,兵師財力充足,應該決戰,逃走也還不晚。”命令何承天擬造征討檄文,謝晦認為湘州刺史張邵與自己不是同道之人,準備派遣一千人馬去偷襲他。何承天認為不知道張邵的意圖趨向,不宜隨便征討。當時張邵的哥張茂度為益州縣令,與謝晦一向友好,所以謝晦受何承天的勸阻中止了派兵。是時益州前任刺史蕭摹之,巴西前任太守劉道產離官還於江陵,謝晦想殺掉他們,何承天竭力營救,所有的人得以幸免。謝晦被攻克,何承天留在城府中不隨行,等到到彥之到馬頭時,何承天戴罪晉見,到彥之因為他有誠意,寬恕了他,命他兼作南蠻府事。


    元嘉七年(430),到彥之出師北伐,拜請何承天為右軍錄事,等到到彥之戰敗潰退,何承天因才能不適於軍旅,得以免除刑罰,而任命為尚書殿中郎,並兼左丞。吳興餘杭人薄道舉有補兵之禍,依照法律須是同籍的其月親(其月親,服喪一年的親屬)補充軍隊,薄道舉的堂弟薄代公、薄道生都是大功親(大功,喪服五服之一,服期為九月),不應在補充的條例之內,法律以薄代公的母親活著為期親,那麽兒子應跟隨母親補充軍隊。何承天提議說:“探究補兵這一製度,同籍期親補充軍隊,大功親不在此條例之內,婦女從者有三,出嫁了順從丈夫,丈夫死了,順從兒子。現在薄道舉為補兵所患,如果他的叔父還活著,按法製應補充前往,妻子兒子居軍營,本來是極合適的事。但他為補兵所患之時其叔父已經不在了,薄代公、薄道生又是堂弟,屬於大功親,不應該補充前往,現在如果以叔母為期親,命令薄代公隨母親補充軍隊,既違背了大功親不應補充前往的製度,又背離了婦女三從的道義。”由於主管此事的官員死守期親的文告,不分辨男女之間的區別,嫌遠了同時又害怕負擔,才生出了這個疑竇,又害怕這不是朝廷慎用刑法的原旨,最後,何承天將薄代公母子一起寬恕了。已故司徒孔邈有奏說沒被進用,孫邈已下葬。議論的人說不應該仍用孔邈的名字,而應用現任官的名義去啟奏,何承天又提議說:“已經死了的人的名字不適合啟奏,沒有其他含義,隻是嫌他對現在不吉祥罷了。啟奏之事一經拖延,動輒要經過幾年幾月,盛明的世道,凡事應該從簡,細微的避嫌和忌諱,都應該消除。”


    何承天本性剛直,不能曲意逢迎上司,常以自己所長輕慢同行,為仆射殷景仁所不滿,出任為衡陽內史,以前在西部與官員大多不融洽,在郡裏又不太公正清廉,被州司舉發,拘禁於牢獄,遇到大赦得免。元嘉十六年(439),任命為著作佐郎,編撰國史,何承天年事已高,而其他佐郎都出自名門且年輕有為,潁川荀伯子譏諷何承天,常把他稱作乳母,何承天說:“你應當說鳳凰生了九個兒子,乳母又有什麽可說的呢!”不久遷職,為太子率更令,著作佐郎不變。


    當時丹陽丁況等人死了很久卻還沒安葬,何承天提議說:“按禮製,所謂還葬即速葬,應該說荒年歉收隻是一時,所以準許他量財行事而不求完善。丁況等三家,數十年裏,隻要安葬就沒有棺材,確實是由於恩情淺薄,與禽獸無異。我私自認為丁況等人同住在一起多年,卻沒有用道義進行規勸,以法律進行責罰。元嘉十六年冬,沒有新頒法令,又沒有申明舊的製度,有什麽嚴格的,突然互相揭發,有的由鄰人辯解,正與此案相同。如果是在東部許多地方聽到這種事情很多,長江以西淮河之北也不少,如果隻懲罰這三人,就大概起不到整肅之效。如果隻開一個頭,那麽就可能一齊行動,裏伍縣司、競相為私利而循情。財物賄賂一旦盛行,官司案情必然混亂,恐怕損害了聖主的治國之道了。我認為丁況等三家,暫且可不再過問,依據這事附帶規定製理的方案,如果人們安葬不符合法律,同住的人應當立即揭發,三年除服之後,則不加追究,這樣較為適宜。”


    元嘉十九年(442),設立了國子學,何承天以本職領國子博士,皇太子講授《孝經》,何承天與中庶子顏延之一起為他手執書經,從師授業。不久,遷為禦史中丞,當時北魏侵擾邊境,宋太祖向群臣征求威懾戎敵抵禦入侵的策略,何承天上書說:


    “我就北邊藩鎮侵擾之事上書朝廷,強虜侵犯青州、兗州,皇上仁慈,憐憫百姓,廣泛征集眾人的智慧,治理國家軍政,我以我愚昧淺陋,事先得到皇上的谘詢,我私下考查過獫狁犯難起自上古,有周之時欣欣向榮,南仲卻出師迎敵;漢室之初,興隆盛世,衛、霍用力,雖然飲馬於瀚海,樹旗於祁連,戰事艱難繁雜,普天之下極不安定,運輸量太大,財物裝滿車船,無奈狂虜凶狠狡黠冥頑不化,勢力沒有削弱,成敗結果,總的說來是沒有益處的。漢宣帝(劉詢)趁著他們背離混亂,推翻舊的使其滅亡,鞏固新的使其存在,才使得他們臣服。自從晉朝喪失中原以來,戎敵侵略騷擾,一百多年裏,卻沒有空閑以北虜為憂患。大宋之初,日月聖靈普照武帝,因而胡虜感念大宋之德害怕大宋之威,所以大宋之用度自然是進貢。自從陛下執政以來,這種與他族的聯係遵循教養,十幾年裏,貢物仍然不斷,去年三王外出鎮守,考慮振興王室誌謀遠大,然而禽獸之心易起,於是產生猜測恐懼,背棄信約,深深結合之後因怨爭而背離,貪戀禍亂恣肆毒害,沒有理由地內訌,恐怕戰火的征兆,一定是從這裏開始的。我一向平庸懦弱,無才整治武備,直言我狹小之見,隻是撰寫了《安邊論》,意見淺薄,恐怕無可取之處,如果能得以在朝廷商討,辨別檢驗其對錯。希望或許能夠開拓群臣的思慮,仔細研究眾人的謀略,優劣已展示,是否可以指出來呢,其論如是說:


    “漢代所說的防備匈奴的策略,隻不過兩種:武將竭盡征討的謀略,文臣力求和睦相親的禮約。考查這兩者,各有其長遠意圖。侵犯塞漠之外,胡敵留難牽製,必然不能破敵,籌劃自己的擴張,應當像以前冀地人民,歸化者眾多。二州之兵壓境,三王出征藩鎮,籌劃將被張揚偉念將要實現,民眾引頸盼望,華、夷仰慕正義。如果貪溺於小利,且自己傲慢放縱,那麽向外展示富足的財力,在內卻依靠不忠信的軍隊,現在如果一定遵守教義,允許他們改過自新,雖然不一定可以使他們歸順朝廷,但一定可以使邊關和平寧靜。然而和睦相親事關重大,應根據朝廷製定的克敵謀略。這確實不是微臣的淺薄所能言盡的,如果追溯衛、霍戰於瀚海的誌向,時事不同,導致功績也不一樣。敵人雖然演習戰事日久,又占據燕趙之地,連結秦魏之表,地形險峻,亙古如此。自己應該大肆畋獵,練兵於淮水、泗水,在內充實青州、徐州,使人民有充足的儲備,四野有堆積的糧食,然後分別派遣方、召,統率雄師,精兵十萬,使這一舉動掃盡平坦,那麽就用不著使國家軍隊辛苦,人民勞累了。為何這樣說呢?現在北方百姓大都適應了動亂,有意於苟且偷安,不再以外族統治為恥辱,極度渴求仕宦,隻是殘害生靈掠奪侮辱把人看得毫無依靠,所以背著繈褓歸附國家的人,先後絡繹不絕,胡虜既不能進行戰事較量又不能遵循事理,攻打城池掠奪地盤。並且精銳之師偷襲,慌亂之中驅除了羸弱,這是他遭受抱怨招致禍亂的原因,也是它滅亡的時候。現在如果派遣軍隊追殺,報複其侵略的暴行,大肆翦殺幽州冀州之民,攻城破縣,然後聖明的朝廷憐惜撫育百姓,救助他們以道義。如果隻是安撫使其歸附,討伐有罪之人,憐憫人民,那麽就像良馬四奔,不為征用,隻是白耗巨資,對敵方卻沒有絲毫損害,另外出奇兵深入腹地掩殺擊破敵軍,如果碰上困難而沒有達到,就要像被囚困的野獸仍想搏鬥一樣,那麽報複之戰,將會無休無止。那秦漢之爭的最後教訓,是在於輪台的遺憾。


    “安定固守邊關,應從長計議。我以為安邊的策略,史書上闡述得已很完備了。李牧開了頭,嚴尤申明其要點,重要的策略已經提出來了。曹操、孫權爭霸,在才能智慧上勢均力敵,長江淮水之間,沒人居住地各有幾百裏。而魏國舍棄了合肥,退卻保守新城,吳築城於江陵,將民眾遷移到靠南的水邊,濡須之戰,人民停息在羨溪,說到駐紮襄陽,民眾分散雜亂,晉宣王認為應該遷徙到沔南,以充實淮水以北的地區,曹爽不讚同此意,果然被消滅在籸中。這些都是前代遺留下的鮮明的教訓。為何呢?放哨的遠郊,是不適畜牧牛羊的地方;輾轉作戰的地方,是不適大興農事的地方,所以鞏固軍備清除曠野,等待侵兵前來,整飭兵器、等待其疲敝,雖然時間有古今之分,勢力有強弱之別,但是保護人民和國家完整,超不出這種途徑。其要綱歸納有四點:一為移遠就近;二為修複城防;三為聚集戰車和耕牛;四為統計人數考查兵器優良的守衛者界定其國土,驍勇的將領振興其風采。然後通過打獵宣揚其號令,通過祭祀教誡其廉恥,懸賞官爵以吸引他,設製禁令以威懾他,徭役賦稅應該有規範,寬鬆和嚴格相互結合,等到十年,人民都明曉行事所應遵循的法律製度,然後簡略發出命令出師遠征,在雲朔高揚戰旗,如狂風席卷黃河冀州,如閃電掃過嵩山恒山,在燕地滿挽雕弓,於代地快馬加鞭,在秦地首先砍斷他的右臂,在吳地用馬蹄踢斷他的左肩,銘刻功勳在燕然山山陵之上,犒賞士卒在金微之樂曲裏。


    “敵寇雖然顯示出離亂流亡易於征伐,愚昧孱弱容易攻取,如果天時人事還沒有完全符合,則應隱藏鋒芒等待時機,慎重考查其策略。如果邊關防守沒有加強,兵卒散亂如星布於四野,勤勞懶惰持有不同政教,貧窮富裕擁有不同財物,邊境人民,懷有不同心思,因俘獲而取留,不留意本來職業,驅動率領不易,掃除滌蕩不難。又根據狡猾的敵人的生活習慣,吃獸肉穿獸皮,以馳騁為容止儀表,把放牧當成農事,沒有車輿的安逸、城郭的保護,頂風冒雨,卻不認為辛勞,在草叢中露宿,這是其生活習性。如果他們勝利了,則競相爭利,如果失敗了,也不以逃跑為恥辱。他們開發得急促,然而到此地卻已疲憊了,況且今年春天越過濟水,且已得到了好處。順著勝利的習慣,沒料到卻該受天誅滅,等到秋天之末,那更是送死。敵寇到來之時,捷勁的騎兵如螻蟻一樣聚攏,精銳的兵士像鳥一樣匯集,踐踏禾粟莊稼,焚燒村落,雖然駐守邊關的將帥足智多謀,不知道將用什麽辦法抵禦敵人?如果廣大的軍隊聚集在一起駐防,則必然破壞農事;驛車四處奔走混亂不堪,則打仗時行動必定遲緩;用散亂的金銀進行賞賜,其耗費必然龐大;用客籍代替土籍駐守,日子久了,必然嗟怨四起。如果誰在農民的居住地,農事戰事一起治理,沒有興師動眾的辛勞,卻得到了防衛保護的結果,這是好是壞,優缺點顯而易見。


    “一為移遠就近,以充實內地。現在青州兗州舊民,冀州新歸附之人,在邊關的有二萬家。這就是敵寇的財資,現在他們全部可以向內地遷徙,青州之地的人民遷移到東萊、平昌、北海等縣,兗州冀州之地的人民移遷到泰山之南,南移自下邳,左移至沭水,右移至沂水。所至之地田野肥沃,向西阻隔蘭陵,向北扼製大峴,四境之內,確實稱作險峻堅固。人民本性難於遷徙,明白這點才能開始籌劃,在沒有敵寇之時,喜歡產生嗟歎埋怨。現在剛被劫掠餘下的驚懼還沒有平息,如果能讓其明白現在所處之安危,且將居住樂土,那麽他們應當歡呼雀躍,歌頌在路旁,把遷徙看成回家。


    “二為重新修複城防,以增強阻擋防禦的能力。秋冬時節收割完畢,人民進入城堡,用以防備盜賊,使防禦有素。古代的城池,隨處可見,現在雖然頹敗廢棄了,但還是可以修繕,先粗略統計戶數,估計其所容納的人,新遷移來的人家,也住在城裏,給予他常有的待遇,使其成為鄉人,收獲莊稼修築禾場,女人孩子守護家裏,縣官治理軍隊,平民男女春種夏獵,秋冬入城,敵寇到來之時,一城有一千戶,能夠征戰的人不會少於二千,剩下的羸弱之人,還能夠登上城牆呐喊助威,充分準備圍困侵略之敵。兵家的觀點說,像這樣的兵士二千人,完全可以抵禦三萬侵敵。


    “三為聚集戰車和耕牛,用以治理武備。聚集千家的資產,不會少於五百對耕牛,做成戰車五百輛,每三輛車用帶鉤連接,以保護眾人。假設城池已不能堅守,不論經受平安還是危險,賊兵都不能幹預,並且聚集居住,也便於查驗整治,號令嚴明,人民也知道訓誡。如果有緊急征戰發生,連續兩夜可以聚集。


    “四為統計人數考核兵器,不能有遺漏。人丁有千家的城邑,有戰士二千,根據他們的特長,各有自己的兵器,平時多加操練,並刻上自己的姓名,還給長官存放到軍庫,外出征戰則請求用以戰鬥。優良的弓箭,銳利的兵器,若人民沒有配備的,則官府逐漸予以補充,這樣一來,幾年之內,軍事裝備已大致完善了。


    “我聽說國家和軍隊分明法度,實行於京都一帶以內;軍事和農事一起治理,在疆場之外進攻防守等戰事,都靠其平時操練,任憑其勇敢怯懦,山地丘陵河流陸地等地形,冷熱溫涼等氣候,都是遵循其自身的規律。若想改變則弊端遂起,正因為這樣,所以駐防申地作難,埋怨源自任期已滿。現在如果以吳荊精銳的隊伍遠駐在清水濟水,耗資巨大,抱怨也深重。以我估計,不如就利用那地方的人民便利。管仲治理齊國,寄予厚望在於民眾;商君輔助秦國,治理農事和戰事,最後申明其威嚴,成就其霸業,實現其誌向,不是任務沉重,而是心中有數。梁國任用差役,其國家就消亡了;齊國運用武力治理,人民就離散了。自從漢朝魏朝以來,這種製度就滅亡了,畋獵沒有恢複先王的法度,治理軍隊隻是按照親信之人的意圖,一旦有戰事告急之日,人民不熟悉戰爭,以至於廣泛招集招募懸賞,並給以優厚的俸祿,一旦事發則四處奔逃求救,天下混亂。刺史方伯等大小辟員,垂手坐聽,沒有絲毫謀略,隻希望朝廷派兵援救,這都是疏略戰備的危害,沒有教導的過失。現在將民眾內移以充實內禦,重新治理城防,聚居一起,考核戰術,長官簡單考核,差品能否,甲科上第,漸漸變得優秀,明曉其才能,向州郡陳述,象這樣則聚集有恒定的地方,不改變其誌向,在內保護衰老弱小,在外與仕宦聯係,朋友同行都一向安定,同憂共喜,感情由於親友而鞏固,六藝因為戰事而確立。像這樣白天打仗可見相貌就能夠辨認,夜裏打仗隻聽見聲音就能互相援救,這就是治理戰事的一個例子,先輩遺留下來的道理。對這種治理戰事的策略提出異議的人大都是因為古城已荒廢頹敗,很難修複,現在不是說要整頓完善,擴大規模,整飭得如同往昔,隻是要求先讓人民安頓下來,聚居於鄉道,城牆溝壑還存在的,就將就一下,如果有倒塌斷缺的,根據時機連接或者斷開。這樣就足以抵禦其精銳之師,防備阻截飆騎,如果這一切實施,其任務就完成了。關於戰車耕牛的建議,考查兵器的事宜,這是國家進攻防守的依靠,國家軍隊的關鍵,現在為了人民利益,引導率領他們。耕田農桑的設備,是國家之寶,耕田養蠶的農夫,同時起守衛城池的作用,千家聯合起來,有數倍的兵員,萬家聚合一起,有全部軍隊的士兵,軍事強大而不害怕敵寇,國家殷富而人民卻不勞累,比起重新擴編隊伍、坐食國祿有好處,不可以同日而語矣。


    “現在安定已久,邊關條例疏漏,弓箭利鐵都沒有禁絕,往年廢棄的兵甲,將近二十年,考查其所住,按常理說應該銷毀損壞了。現在說應該重新申明舊的製度,嚴格禁止出入邊關,像商人貿易往來,在舉旗先導的隊伍中藏匿的人,都以軍法加以處置。在邊界上嚴格設立關卡,堵絕廢止小道。城堡之內,每個地方都應檢查兵器,並加以雕刻姓名,另外製定法規。如果有遺棄的箭鏃和丟失的兵刀,和私自偷盜的人,都可以立即檢驗,對事情有好處。另外钜野之地湖泊寬闊,向南溝通洙水泗水,向北連接青州、齊地,並有舊的城郭處在湖內,應該立即修複舊的城牆,比用壩堵水有利,並供給輕快的戰船百艘,敵寇如果侵入境內,則引船出戰,左右隨時接應,占據入侵之師的碼頭,破壞其運糧的船隻。這樣有利於製造戰車,充分發揮我們的優勢,這也是防禦敵寇的要領呀。”


    何承天向來喜歡下棋,對正事常有損害,宋太祖以弈具賞賜給他,何承天上表陳述謝意說:“賞賜弈具很好,為什麽一定要像張武那樣賞金呢?”何承天還善於彈箏,皇上又賞賜他用銀裝飾的箏一麵,何承天與尚書左丞謝元一向關係不好,二人互相窺伺對方轄台的過失,幾次互相上書彈劾。太尉江夏王義恭一年給何承天資產:錢幣三千萬,布帛五萬匹,糧米七萬斛。義恭一向鋪張,用度經常不夠。元嘉二十一年(444)轉向尚書要求索取第二年資費。舊製度規定支出錢幣二十萬,布帛五百匹以上,應向朝廷啟奏。謝元則提出以錢幣二百萬給太尉,事情敗露後,謝元於是命令殺了仆射孟靑。後謝元新任太尉谘議參軍,還沒正式授命,被何承天揭發了,皇上大怒,貶謫謝元歸鄉,且禁錮終身,謝元這時又揭發何承天賣綾茭四百七十束給官屬,索取斑價。何承天被貶為布衣。謝元,字有宗,陳郡陽夏人,臨川內史謝靈運族祖的弟弟,以學識才智聞名,死於禁錮。


    元嘉二十四年(447),何承天遷職為廷尉,還沒有授命,皇上準備任他為吏部,已下達了密令,何承天泄密,因此被免官,死在家中,享年七十八歲。原來的《禮論》有八百卷,何承天刪減合並,以門類相從,共有三百卷。此外還有《前傳》、《雜語》、《纂文》、《論》等流傳於世。另外,還改修訂了《元嘉曆》,這在《律曆》中有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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