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ong>論《壇經》的思想價值和文化意蘊</strong>
王月清
在中國佛教典籍中，《壇經》是絕無僅有的一本稱作是“經”的由中國僧人撰述的佛典。它是中國禪宗的實際創始人慧能生平事跡和說法內容的集錄，由慧能弟子法海整理成書，成書時間大約於公元713—732年。根據佛教的傳統，隻有記敘佛祖釋迦牟尼的言教的著作才能稱之為“經”，佛的弟子及後代佛徒的著作隻能稱作是“論”，以《壇經》冠名慧能的言教及“六祖革命”後，中國佛教的變革風習，足見《壇經》在中國佛教史上地位之高，足見慧能禪宗影響之大。
《壇經》在長期的流傳過程中，產生出許多不同的版本，近世發現的敦煌本是到目前為止現存的《壇經》的最早版本。後世最為流行的是元代的宗寶本，本文引文均據宗寶本。
一
《壇經》的基本思想是主張心就是佛，不必到心外去求佛；頓悟即可見性，無需曆劫修行，枉受辛苦；人世就是出世，不必到世間外求解脫。我們從以下四個方麵對《壇經》的基本思想作一概說。
第一，“即心即佛”的佛性論。在成佛的根據和可能性問題上，《壇經》主張人人皆有佛性，佛性平等，心性本淨。眾生與佛的差別僅在於自心(性)迷悟的不同，《壇經》說“自性若悟，眾生是佛；自性若迷，佛是眾生”，這樣，心性的迷悟成為眾生成佛的關鍵，眾生與佛的統一，取決於人們當下現實之心。在《壇經》中，慧能提出“即心即佛”的觀念，把心與佛等同起來，把抽象的佛性與具體的人心共為一體，把一切眾生成佛的根據，化為現實的人心、完整的人格和人性。
《壇經》中曾多處闡說“即心即佛”的觀點：“聽吾說法，汝等諸人，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無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萬種法。故經雲：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我心自有佛，自若無佛心，何處求真佛。”“菩提隻向心覓，何勞向外求玄?”佛知見者，隻汝自心，更無別佛。”……即心即佛的佛性論，把人性與佛性統一起來，提高了人們成佛的自信，有利於人們的樹立信仰，也有利於吸收更多的信眾，來發明白心中被迷障妄念遮蔽的清淨佛性，尋找自心的主人翁，找到自性真佛，從而把人們“仰止佛陀”的追尋落實到“完成人格”的切實修行中。這就有力地縮短了眾生與佛、人格與神格的距離，把追求個性自由、完善的理想滲透到宗教理論與實踐中。
第二，“頓悟見性”的修行觀。《壇經》倡“即心即佛”，把眾生與佛歸結於自心，認為佛與眾生的區別僅在於自心的“悟”與“迷”。在《壇經》看來，“佛”不在遙遠的彼岸世界，而在於個人的心中，“自心”不覺悟，即便整天念經、拜佛、坐禪、行善，都是做無用功。因此，“識心見性”、“明心見性”、“自心”的覺悟是成佛的根本條件，而“頓悟”則是見性成佛的根本方法。
《壇經》中說：“不識本心，學法無益，識心見性，即悟大意”，認為隻有識心見性、明心見性，才能見佛性本自具足，才能明了自心本來是佛。它認為，“見性”不需要累世的修行，也不需要曆盡許多階段，人們當下的每一念心，都有可能從自心中頓見真如本性，一悟即至佛地，這就是頓悟見性的修行觀。
《壇經》說：“迷來經累劫，悟則刹那間”，眾生與佛之間轉換的關鍵在迷和悟，而迷悟之間的轉化就在一念之間、刹那之間。因此，見性之悟，就是頓然之悟、豁然之悟。隻要是“悟”，就是“頓”不是“漸”，也不是漸修，所以頓悟見性，見性成佛是不假修習的。
《壇經》中還有不少有關頓悟的觀點：“不悟，即佛是眾生，一念悟時，眾生是佛。”“前念迷即凡夫，後念悟即佛。”“一刹那間，妄念俱滅，若識自心，一悟即至佛地。”“我於忍和尚處，一聞言下便悟，頓見真如本性，是故將此教法流行，令學道者頓悟菩提，各自觀心，自見本性。”
慧能《壇經》倡導的頓教法門是南宗禪法的靈魂所在，也是慧能南宗最具特色的革新思想所在。在“頓悟見性”的旗幟下，《壇經》提出了自性自悟、不假修習；禪非坐臥、道由心悟；諸佛妙理、非關文字等振聾發聵的口號，導致了禪門修行實踐的徹底變革，使更多人相信憑借自力，在即世間能實現解脫理想。
第三，“自性自度”的解脫觀。佛門修習的最終目標就是成佛求解脫。“即心即佛”的佛性論，必然導致追求實現解脫理想的自力論；“頓悟見性”的修行觀，必然拋棄世間與出世間的分別，即世間求解脫。《壇經》中不離世間自性自度、自在解脫的解脫論就是這樣合乎邏輯地展開的。
即然相信“即心即佛”，那麽解脫的道路就不在“向外求玄”，而在“自心歸依自性”、“自悟自修自性功德”，找到真正的精神歸宿。因此，《壇經》中說；“自性自度，是名真度”、“自心歸依自性，是歸依真佛”、“自悟自修自性功德，是真歸依”。
《壇經》中多處透露出對實現自性自度的解脫理想的自信：“此事須從自性中起，於一切時，念念自淨其心，自修其行，見自己法身，見自心佛，自度自戒”。“何名自性自度?即自心中邪見，煩惱、愚癡眾生，將正見度。既有正見，使般若智打破愚癡迷妄眾生，各各自度。”“向者三身佛，在自性中，世人總有，為自心迷，不見內性，外覓三身如來，不見自身中有三身佛。”……
由於倡導“自性自度”，所以對修學者而言，從此岸到彼岸的舟楫在自身中，從世間的煩惱到出世間的菩提也在自心中，“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這樣，解脫的理想就在現世煩惱的世間，就在當下現實的生活中，而不在遙遠的未來、遙遠的西方。
《壇經》的自性自度的解脫觀與即心即佛的佛性論、頓悟見性的修行觀一起，喚起了人們在人倫日用、塵勞煩惱中追尋精神解脫的自信，也養育出禪宗基於現實土壤收獲菩提之果的現實品格，使中土禪宗慧燈相傳、慧命相續、枝繁葉茂、慧果飄香。
第四，“無念為宗”的思維觀。《壇經》倡導的是一種注重修行實踐的頓教法門，在實踐的同時需要佛門的“正見”、“正思維”作指導，基於此，《壇經》在世界觀、方法論、認識論意義上，貫穿了以般若智慧掃除執著邊見的思維方法和原則，我們姑且稱之為思維觀。
《壇經》中的整體思維觀是佛門非有非無的中道思想、般若智慧。般若經典是諸佛之母，《壇經》也多處明示《金剛經》、《般若經》的般若智慧是其思維之母。《壇經》一開始就記述慧能賣柴時，忽聞《金剛經》，心即開悟。慧能得法後，在大梵寺說法的首要內容就是說般若波羅蜜法，慧能在《壇經》中這樣說：“善知識，若欲入甚深法界入般若三昧者，直修般若波羅蜜行。但持《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一卷，即得見性入般若三昧”。可見，般若思維的建立與闡揚是建立頓教法門的前提和基矗
《壇經》中倡導明心見性、自性自度的修習解脫實踐的基本思維原則就是“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離相無念正是般若思想的精髓。無念，即於念而無念，對萬物不作分別思考，於一切法不取不舍，不染不著，任運自然，自在解脫；無相，即於相而離相，在與外物接觸時不產生任何表象；無住，就是使刹那生滅的每一個意念均不受外物的束縛，對任何事物都不執著。以“無念為宗”建立的頓教法門，實際上就是佛教的不二法門。在《壇經》中，無論是說定慧體一不二，還是說煩惱即是菩提，無論是說常與無常，見與不見、無二無別，一切善惡都莫思量，還是說三科三十六對法，說二道相因生中道義、出沒即離兩邊，都是倡導的掃相破執、不落有無、不染不著、不落兩邊的中道思想，都意在入不二頓教法門，見不二真如佛性。
禪宗離相無念，破相掃執的思維原則與明心見性、見性成佛的修行實踐，一破一立，破立一體，最終形成追尋“心淨則佛土淨”的“心”的宗教、人生佛教，也形成“即世間求解脫”的“人間佛教”的品性。
因其豐富而深刻的思想內涵，《壇經》在中國佛教史和中國思想文化史上有著獨特的地位。正如談論儒家思想不可不讀《論語》、《孟子》，談論道家思想不可不讀《老子》、《莊子》一樣，談中國佛教，不可不讀《壇經》。下麵，我們從幾個方麵考察一下《壇經》的學術價值、曆史地位和現實意義。
首先，《壇經》對中國佛教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其倡導的即心即佛的佛性論、頓悟見性、自性自度的修行解脫觀，肇始了以“六祖革命”為標幟的佛教變革。這種變革使人們把尋求解脫的希望落實到自身，落實到當下的心性。一切外在的修行方式、他力的拯救、偶像的崇拜、對佛門義理的繁瑣的名相分析，都被一種對自性生命的關懷和體驗所代替。“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心的宗教代替了佛祖崇拜，從此，禪門多關心修行者信仰的堅定性和內心的自覺性，多關心在滾滾紅塵中內在的解脫知見和生命、心性的豁然開悟，在新的宗教旗幟下，一切被宗教枷鎖壓抑的個性得到肯定和張揚。一句話，《壇經》倡導的即心即佛、頓悟見性讓人們在佛門找到了自己，也啟發人們：所謂的成佛，就是去“尋找主人翁”、尋找自性的無價寶藏。
這種變革又使佛教進一步麵向社會、注重現世，培育出中國佛教的現實品格。《壇經》倡“道由心悟，禪非坐臥”，倡“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這就是號召人們立足現世、立足自身，求得覺悟，獲得解脫。在這一思想的倡導下，慧能後學注重在行住坐臥中以智慧觀照，在搬柴運水中成就佛事，在即世間求得解脫。至《百丈清規》創立，倡“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農禪並作的山林佛教完全以其實踐精神、現實品格開創了中國佛教新天地。唐代以後，都市佛教走向衰微，慧能南宗弘揚《壇經》義旨，農禪並作，群居任運，解脫不離世間，使得山林佛教花蘩葉茂，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
《壇經》倡導的精神，就佛法與人生而言，使中國佛教走向“人生佛教”，就佛法與社會而言，使中國佛教走向“人間佛教”。中國佛教由“既在紅塵浪裏，又在孤峰頂上”、“土麵灰頭不染塵，華街柳巷樂天真”的解脫實踐，走向近世的“以出世心態幹人世事業”、“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太虛大師語)的人間佛教，正是《壇經》正脈傳承的結果。
唐宋以降，慧能南宗幾乎成為中國佛教的代名詞。柳宗元《曹溪大鑒禪師碑》中說：“凡言禪，皆本曹溪”。禪宗的盛演，自然也強化了《壇經》在佛門的曆史地位。慧能以後，其門下“一花五葉”，出現“五祖分燈”，五家七宗(溈仰、曹洞、臨濟、法眼、雲門五宗，及臨濟以下分黃龍、楊歧二係)蔚然風行，各家各派雖有各自獨特的禪法和傳授方式，但皆以《壇經》為宗經。正如元代禪僧德異所說：“一門深入，五派同源，曆遍盧錘，規模廣大，原其五家綱要，盡出《壇經》。”
其次，從學術思想的角度來看，《壇經》是中國化佛教的理論總結，又是佛教中國化的理論結晶。佛教傳人中國後，不斷吸收中國文化中注重心性、注重人本的思想精華，在心性問題上以獨特的視角進行了深入的開掘，發展了印度佛教中蘊含的關注人生的精神。《壇經》的麵世，“佛心宗”(禪宗)的創立，正是中國佛教注重心性、關注人生的特征的重要表現。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儒家為代表的個人修養理論特別重視心性修養。思孟學派主張“存心養性”、“盡心知天”，通過心性修養來體認天道，成賢作聖。孟子說：“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在具體的修養過程中，儒家十分強調“反求諸己”的主觀內省，強調“日三省吾身”，強調“慎獨”等等。
，儒家的心性修養理論影響了佛門的修行觀。《壇經》中“明心見性”、“見性成佛”主張可以說是儒家心性修養論在佛門的運用。至隋唐以後，中國佛教不像印度佛教那樣隻注重抽象本體和繁瑣的名相分析，而是大談人性、心性，注重心性解脫。天台宗把能否成佛歸結於能否反觀心性，到《壇經》成立，中國佛教注重心性的傾向在理論上得到總結。
《壇經》認為，人心本來一切具足，人性本來清淨，隻是由於眾生橫生妄念，執著外境，所以不識本心，不見自性。如果能滅除妄念、掃離外境，就是明心見性，見性成佛。所謂“明心”，就是要洞見此心具萬法、自心即是佛的道理，所謂“見性”，即發現自心本具佛性，自性本來是佛。明心見性，就是直指心源，反觀寂照，掃除妄念浮雲，成就佛道。正如《壇經》所說：“但見本源清淨，覺體圓明，即名見性成佛，亦名如來知見。”
我們認為，儒家的“存心養性”和禪門的“明心見性”除了關涉世俗倫理與宗教解脫兩種不同的旨趣外，其方法論是相通的。
以《壇經》為理論標誌的中國佛教在心性問題上大有超出儒家的高明之處。難怪有人明確認為：修身以儒，修心以佛。佛安心，能治骨髓之疾，儒勞心，隻治皮膚之疾。
《壇經》的心性理論，在“儒門淡?白，收拾不住”的情勢下，啟發了宋明儒學心性本體論的建立，激發了宋明心性命理之學的勃興，促成了儒學在宋明的新轉機。可以這樣說，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國佛教(主要是《壇經》心性理論)弘場了儒家思孟學派的心性論傳統，宋明心性命理之學的建立，“切己自反”、“發明本心”等修養主張的提倡，是在儒家“收拾不住”的情況下，一次成功的人室操戈、收複失地。
作為中國化佛教的理論結晶，《壇經》所代表的禪宗思想對宋明理學的影響是巨大的。宋明理學的代表人物一方麵站在儒家正統的立場上貶斥佛教，一方麵又“出入釋老幾十年”，吸取其思想精華以建立自己的體係。明儒高攀龍說程顥“看得禪書透”，黃百家說朱熹“凡諸子、佛老……無不涉獵而講究也”，明儒黃綰曾總結性地說：“宋儒之學，其入門皆由於禪”。
從總體上看，陸王心學受《壇經》所代表的禪宗思想的影響比起程朱尤盛。陸九淵承禪宗“心即佛”的理路，倡“心即理”。在修養方法上，以“發明本心”與禪宗的“明心見性”相呼應。《壇經》說“自心是佛”、“自性作佛”、“道由心悟”，陸九淵則倡“切己自反”、“道不外索”。《壇經》說“諸佛妙理，非關文字”，陸九淵則說“若某則不識一個字，亦須還我堂堂做個人。”《壇經》倡“若識自性，一悟即至佛地”的頓教法門，陸九淵則倡“一是皆是，一明皆明’’的易簡功夫。無怪乎朱熹稱陸學為“頓悟之禪宗”，說陸子“大抵用禪家宗旨，而外麵又假托聖人之言，牽就釋意。”
與陸九淵一樣，心學的集大成者王陽明也直接吸收《壇經》的思想精華來建構自己的心學體係。在其學說中，陽明把禪宗的“佛性”改造為“良知”，把《壇經》中的“悟自心”改造為“致良知”，把《壇經》的“頓悟見性”改造為“本體功夫，一悟盡透”。
明儒黃綰記載了王陽明曾以《六祖壇經》為教材開導門人之事：“又令看《六祖壇經》，會其本來無物，不思善、不思惡，見本來麵目，為直起上乘，以為合於良知之至極。”與王陽明同時代的陳建則認為，“陽明一生講學，隻是尊信達摩、慧能，隻是欲合三教為一，無他伎倆。”因此，陽明之學被稱為“陽明禪”。
《傳習錄》中有這樣一段記載：先生遊南鎮，一友指岩中花樹問曰：“天下心外之物，如此花樹在深山中自開自落，於我心亦何相關?”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同歸於寂，你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便如此花不在你的心外。”王陽明的這段言說，與慧能在《壇經》中“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的話語如出一轍。無怪乎明清之際的王夫之說王學是“陽儒陰釋”，台灣的耕雲先生也說陽明是用“儒家的辭匯闡揚禪學”，美國學者杜維明也說王學是“禪宗式的智慧”。
再次，《壇經》所代表的禪學思想與中國詩歌、書法、繪畫等具體的文化藝術形式相結合，打開了文藝創作和藝術批評的新天地。無論是以禪入詩，以詩喻禪，還是禪心畫境、氣韻生動，還是以禪論書、筆墨縱橫，都體現了禪的精神對中國藝術的滲透。 -
有一則故事頗能說明《壇經》在中國文化藝術中的曆史地位：據說有一位叫呂無咎的中國畫家在巴黎留學時，因頗通中國畫理，大家都很尊重他，視之為中國畫理權威。有一位名氣頗大、年事已高的印象派畫家拿了一本《六祖壇經》請教呂無咎。呂讀了半天，不解其意，隻好直言相告：不曾學過。老畫家大吃——驚說：你們中國有這麽好的繪畫理論你不學，跑到我們法國來究竟想學什麽呢?
總的說來，如果沒有《壇經》，沒有其代表的禪學精神，很難想象中華藝壇會有百花齊放、禪意盎然的無限風光。
三
《壇經》的思想價值和曆史地位還體現在其思想對現代社會和人生仍有現實的指導意義。一位著名學者曾說過這樣一段話：《壇經》並不是一本絞盡腦汁的學究之作，而是出自於一位真人的肺腑之言。其中一字一句，都像活泉中所噴出的泉水一樣，凡是嚐過的人，都會立刻感覺到它清新人骨，都會衷心地體驗到它是從佛性中流出的。隻有佛才能認識佛，也隻有佛才能知道自己心中有佛性，知道一切眾生心中都有佛。這道出了《壇經》中蘊含的禪法歸趣是要開啟人生智慧，喚醒人們通過內心的體驗和生命的感悟，獲取生活的智慧、生存的智慧，求得自我的超越、心智的安詳與平和。
現代社會機器的轟鳴與物質的進步，逐漸造成人與自然的疏離、人與人關係的緊張、人與自性的異化，許多人感到在物欲橫流、人心不古的情境中無法調適自我、無法尋回迷失的自性。因此，充滿緊張、焦慮的人們希望從人類文明的優秀成果中找到使精神家園寧靜安詳的調節劑。《壇經》所展示的發現自我、樹立自信、無拘無縛、自在任運的“解脫知見”、恰似給焦慮與饑渴心態中的人們一份清涼劑，它讓人們明白：人人都有清淨的佛性，人人都能達到清淨佛地。最高的覺悟、最高的自由不是外在的東西，它就體現在現實的人心之中。一旦人們為現實的物欲、外在的事相所迷惑，清淨之心就生起妄念浮雲，妄念執著便是人生痛苦、焦慮的根源。
古諺說心靜自然涼，《壇經》說“心平何勞持戒”，於一切處行住坐臥，常行一直心，就能顯現淨心淨土，把握自性，頓契佛地。《壇經》勸導人們“自見本性清淨，自修、自行、自成佛道”，把握自己，用自己的心智打開塵世中為物欲、為爭鬥、為名聲、為愛憎好惡而糾織的心結，在紅塵熱浪中為焦灼、煩躁的心靈注入生活的靈智，使心靈找到一片清涼的綠蔭，達成人與自然的親和，人與人的和諧，人與自性的複歸。
總之，《壇經》中的禪思可以幫現代人開啟生命的智慧、生活的智慧，以智慧之‘光掃除心靈的染著、束縛、蒙蔽、愚癡、貪欲，回歸精神的家園，找到迷失的自我。正如一生致力於把“禪”這一東方智慧介紹給現代西方世界的著名學者鈴木大拙所說：“禪就其本質而言，是看入自己生命本性的藝術，它指出從枷鎖到自由的道路……我們可以說，禪把儲藏於我們之內的所有精力做了適當而自然的解放，這些精力在通常的環境中是被擠壓被扭曲的。”
通過對《壇經》的思想價值和現代意蘊的考察，我們可以得到以下啟示：以《壇經》為代表的中國佛教文化典籍的基本特點和基本精神的突出表現之一，是把印度佛教中蘊含的對人或人生的關注及肯定作了充分的發揮和發展，在中國傳統文化元典精神的影響下，形成了其特有的重現實和人生的特點。《壇經》所代表的慧能南宗在充分肯定每個人的真實生命所透露出的生命底蘊與意義的基礎上，融解脫理想於當下的現實人生中。近現代複興的佛教，倡“人生佛教”、“人間佛教”的傾向，20世紀60年代以來台、港興起的新型佛教文化事業等等，都是《壇經》中所透露出的注重現實人生、心性特點的最好說明。這一特點也正是禪的思想在現代社會和人生中能生發慧光、助照人生尋找自我無價之寶的契機所在。在全球文化交流與融合的大潮中，《壇經》和其他中華文化典籍一樣，仍有其感召生命、淨化靈智、莊嚴人類文明家園的慧命和價值。
王月清
在中國佛教典籍中，《壇經》是絕無僅有的一本稱作是“經”的由中國僧人撰述的佛典。它是中國禪宗的實際創始人慧能生平事跡和說法內容的集錄，由慧能弟子法海整理成書，成書時間大約於公元713—732年。根據佛教的傳統，隻有記敘佛祖釋迦牟尼的言教的著作才能稱之為“經”，佛的弟子及後代佛徒的著作隻能稱作是“論”，以《壇經》冠名慧能的言教及“六祖革命”後，中國佛教的變革風習，足見《壇經》在中國佛教史上地位之高，足見慧能禪宗影響之大。
《壇經》在長期的流傳過程中，產生出許多不同的版本，近世發現的敦煌本是到目前為止現存的《壇經》的最早版本。後世最為流行的是元代的宗寶本，本文引文均據宗寶本。
一
《壇經》的基本思想是主張心就是佛，不必到心外去求佛；頓悟即可見性，無需曆劫修行，枉受辛苦；人世就是出世，不必到世間外求解脫。我們從以下四個方麵對《壇經》的基本思想作一概說。
第一，“即心即佛”的佛性論。在成佛的根據和可能性問題上，《壇經》主張人人皆有佛性，佛性平等，心性本淨。眾生與佛的差別僅在於自心(性)迷悟的不同，《壇經》說“自性若悟，眾生是佛；自性若迷，佛是眾生”，這樣，心性的迷悟成為眾生成佛的關鍵，眾生與佛的統一，取決於人們當下現實之心。在《壇經》中，慧能提出“即心即佛”的觀念，把心與佛等同起來，把抽象的佛性與具體的人心共為一體，把一切眾生成佛的根據，化為現實的人心、完整的人格和人性。
《壇經》中曾多處闡說“即心即佛”的觀點：“聽吾說法，汝等諸人，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無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萬種法。故經雲：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我心自有佛，自若無佛心，何處求真佛。”“菩提隻向心覓，何勞向外求玄?”佛知見者，隻汝自心，更無別佛。”……即心即佛的佛性論，把人性與佛性統一起來，提高了人們成佛的自信，有利於人們的樹立信仰，也有利於吸收更多的信眾，來發明白心中被迷障妄念遮蔽的清淨佛性，尋找自心的主人翁，找到自性真佛，從而把人們“仰止佛陀”的追尋落實到“完成人格”的切實修行中。這就有力地縮短了眾生與佛、人格與神格的距離，把追求個性自由、完善的理想滲透到宗教理論與實踐中。
第二，“頓悟見性”的修行觀。《壇經》倡“即心即佛”，把眾生與佛歸結於自心，認為佛與眾生的區別僅在於自心的“悟”與“迷”。在《壇經》看來，“佛”不在遙遠的彼岸世界，而在於個人的心中，“自心”不覺悟，即便整天念經、拜佛、坐禪、行善，都是做無用功。因此，“識心見性”、“明心見性”、“自心”的覺悟是成佛的根本條件，而“頓悟”則是見性成佛的根本方法。
《壇經》中說：“不識本心，學法無益，識心見性，即悟大意”，認為隻有識心見性、明心見性，才能見佛性本自具足，才能明了自心本來是佛。它認為，“見性”不需要累世的修行，也不需要曆盡許多階段，人們當下的每一念心，都有可能從自心中頓見真如本性，一悟即至佛地，這就是頓悟見性的修行觀。
《壇經》說：“迷來經累劫，悟則刹那間”，眾生與佛之間轉換的關鍵在迷和悟，而迷悟之間的轉化就在一念之間、刹那之間。因此，見性之悟，就是頓然之悟、豁然之悟。隻要是“悟”，就是“頓”不是“漸”，也不是漸修，所以頓悟見性，見性成佛是不假修習的。
《壇經》中還有不少有關頓悟的觀點：“不悟，即佛是眾生，一念悟時，眾生是佛。”“前念迷即凡夫，後念悟即佛。”“一刹那間，妄念俱滅，若識自心，一悟即至佛地。”“我於忍和尚處，一聞言下便悟，頓見真如本性，是故將此教法流行，令學道者頓悟菩提，各自觀心，自見本性。”
慧能《壇經》倡導的頓教法門是南宗禪法的靈魂所在，也是慧能南宗最具特色的革新思想所在。在“頓悟見性”的旗幟下，《壇經》提出了自性自悟、不假修習；禪非坐臥、道由心悟；諸佛妙理、非關文字等振聾發聵的口號，導致了禪門修行實踐的徹底變革，使更多人相信憑借自力，在即世間能實現解脫理想。
第三，“自性自度”的解脫觀。佛門修習的最終目標就是成佛求解脫。“即心即佛”的佛性論，必然導致追求實現解脫理想的自力論；“頓悟見性”的修行觀，必然拋棄世間與出世間的分別，即世間求解脫。《壇經》中不離世間自性自度、自在解脫的解脫論就是這樣合乎邏輯地展開的。
即然相信“即心即佛”，那麽解脫的道路就不在“向外求玄”，而在“自心歸依自性”、“自悟自修自性功德”，找到真正的精神歸宿。因此，《壇經》中說；“自性自度，是名真度”、“自心歸依自性，是歸依真佛”、“自悟自修自性功德，是真歸依”。
《壇經》中多處透露出對實現自性自度的解脫理想的自信：“此事須從自性中起，於一切時，念念自淨其心，自修其行，見自己法身，見自心佛，自度自戒”。“何名自性自度?即自心中邪見，煩惱、愚癡眾生，將正見度。既有正見，使般若智打破愚癡迷妄眾生，各各自度。”“向者三身佛，在自性中，世人總有，為自心迷，不見內性，外覓三身如來，不見自身中有三身佛。”……
由於倡導“自性自度”，所以對修學者而言，從此岸到彼岸的舟楫在自身中，從世間的煩惱到出世間的菩提也在自心中，“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這樣，解脫的理想就在現世煩惱的世間，就在當下現實的生活中，而不在遙遠的未來、遙遠的西方。
《壇經》的自性自度的解脫觀與即心即佛的佛性論、頓悟見性的修行觀一起，喚起了人們在人倫日用、塵勞煩惱中追尋精神解脫的自信，也養育出禪宗基於現實土壤收獲菩提之果的現實品格，使中土禪宗慧燈相傳、慧命相續、枝繁葉茂、慧果飄香。
第四，“無念為宗”的思維觀。《壇經》倡導的是一種注重修行實踐的頓教法門，在實踐的同時需要佛門的“正見”、“正思維”作指導，基於此，《壇經》在世界觀、方法論、認識論意義上，貫穿了以般若智慧掃除執著邊見的思維方法和原則，我們姑且稱之為思維觀。
《壇經》中的整體思維觀是佛門非有非無的中道思想、般若智慧。般若經典是諸佛之母，《壇經》也多處明示《金剛經》、《般若經》的般若智慧是其思維之母。《壇經》一開始就記述慧能賣柴時，忽聞《金剛經》，心即開悟。慧能得法後，在大梵寺說法的首要內容就是說般若波羅蜜法，慧能在《壇經》中這樣說：“善知識，若欲入甚深法界入般若三昧者，直修般若波羅蜜行。但持《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一卷，即得見性入般若三昧”。可見，般若思維的建立與闡揚是建立頓教法門的前提和基矗
《壇經》中倡導明心見性、自性自度的修習解脫實踐的基本思維原則就是“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離相無念正是般若思想的精髓。無念，即於念而無念，對萬物不作分別思考，於一切法不取不舍，不染不著，任運自然，自在解脫；無相，即於相而離相，在與外物接觸時不產生任何表象；無住，就是使刹那生滅的每一個意念均不受外物的束縛，對任何事物都不執著。以“無念為宗”建立的頓教法門，實際上就是佛教的不二法門。在《壇經》中，無論是說定慧體一不二，還是說煩惱即是菩提，無論是說常與無常，見與不見、無二無別，一切善惡都莫思量，還是說三科三十六對法，說二道相因生中道義、出沒即離兩邊，都是倡導的掃相破執、不落有無、不染不著、不落兩邊的中道思想，都意在入不二頓教法門，見不二真如佛性。
禪宗離相無念，破相掃執的思維原則與明心見性、見性成佛的修行實踐，一破一立，破立一體，最終形成追尋“心淨則佛土淨”的“心”的宗教、人生佛教，也形成“即世間求解脫”的“人間佛教”的品性。
因其豐富而深刻的思想內涵，《壇經》在中國佛教史和中國思想文化史上有著獨特的地位。正如談論儒家思想不可不讀《論語》、《孟子》，談論道家思想不可不讀《老子》、《莊子》一樣，談中國佛教，不可不讀《壇經》。下麵，我們從幾個方麵考察一下《壇經》的學術價值、曆史地位和現實意義。
首先，《壇經》對中國佛教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其倡導的即心即佛的佛性論、頓悟見性、自性自度的修行解脫觀，肇始了以“六祖革命”為標幟的佛教變革。這種變革使人們把尋求解脫的希望落實到自身，落實到當下的心性。一切外在的修行方式、他力的拯救、偶像的崇拜、對佛門義理的繁瑣的名相分析，都被一種對自性生命的關懷和體驗所代替。“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心的宗教代替了佛祖崇拜，從此，禪門多關心修行者信仰的堅定性和內心的自覺性，多關心在滾滾紅塵中內在的解脫知見和生命、心性的豁然開悟，在新的宗教旗幟下，一切被宗教枷鎖壓抑的個性得到肯定和張揚。一句話，《壇經》倡導的即心即佛、頓悟見性讓人們在佛門找到了自己，也啟發人們：所謂的成佛，就是去“尋找主人翁”、尋找自性的無價寶藏。
這種變革又使佛教進一步麵向社會、注重現世，培育出中國佛教的現實品格。《壇經》倡“道由心悟，禪非坐臥”，倡“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這就是號召人們立足現世、立足自身，求得覺悟，獲得解脫。在這一思想的倡導下，慧能後學注重在行住坐臥中以智慧觀照，在搬柴運水中成就佛事，在即世間求得解脫。至《百丈清規》創立，倡“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農禪並作的山林佛教完全以其實踐精神、現實品格開創了中國佛教新天地。唐代以後，都市佛教走向衰微，慧能南宗弘揚《壇經》義旨，農禪並作，群居任運，解脫不離世間，使得山林佛教花蘩葉茂，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
《壇經》倡導的精神，就佛法與人生而言，使中國佛教走向“人生佛教”，就佛法與社會而言，使中國佛教走向“人間佛教”。中國佛教由“既在紅塵浪裏，又在孤峰頂上”、“土麵灰頭不染塵，華街柳巷樂天真”的解脫實踐，走向近世的“以出世心態幹人世事業”、“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太虛大師語)的人間佛教，正是《壇經》正脈傳承的結果。
唐宋以降，慧能南宗幾乎成為中國佛教的代名詞。柳宗元《曹溪大鑒禪師碑》中說：“凡言禪，皆本曹溪”。禪宗的盛演，自然也強化了《壇經》在佛門的曆史地位。慧能以後，其門下“一花五葉”，出現“五祖分燈”，五家七宗(溈仰、曹洞、臨濟、法眼、雲門五宗，及臨濟以下分黃龍、楊歧二係)蔚然風行，各家各派雖有各自獨特的禪法和傳授方式，但皆以《壇經》為宗經。正如元代禪僧德異所說：“一門深入，五派同源，曆遍盧錘，規模廣大，原其五家綱要，盡出《壇經》。”
其次，從學術思想的角度來看，《壇經》是中國化佛教的理論總結，又是佛教中國化的理論結晶。佛教傳人中國後，不斷吸收中國文化中注重心性、注重人本的思想精華，在心性問題上以獨特的視角進行了深入的開掘，發展了印度佛教中蘊含的關注人生的精神。《壇經》的麵世，“佛心宗”(禪宗)的創立，正是中國佛教注重心性、關注人生的特征的重要表現。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儒家為代表的個人修養理論特別重視心性修養。思孟學派主張“存心養性”、“盡心知天”，通過心性修養來體認天道，成賢作聖。孟子說：“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在具體的修養過程中，儒家十分強調“反求諸己”的主觀內省，強調“日三省吾身”，強調“慎獨”等等。
，儒家的心性修養理論影響了佛門的修行觀。《壇經》中“明心見性”、“見性成佛”主張可以說是儒家心性修養論在佛門的運用。至隋唐以後，中國佛教不像印度佛教那樣隻注重抽象本體和繁瑣的名相分析，而是大談人性、心性，注重心性解脫。天台宗把能否成佛歸結於能否反觀心性，到《壇經》成立，中國佛教注重心性的傾向在理論上得到總結。
《壇經》認為，人心本來一切具足，人性本來清淨，隻是由於眾生橫生妄念，執著外境，所以不識本心，不見自性。如果能滅除妄念、掃離外境，就是明心見性，見性成佛。所謂“明心”，就是要洞見此心具萬法、自心即是佛的道理，所謂“見性”，即發現自心本具佛性，自性本來是佛。明心見性，就是直指心源，反觀寂照，掃除妄念浮雲，成就佛道。正如《壇經》所說：“但見本源清淨，覺體圓明，即名見性成佛，亦名如來知見。”
我們認為，儒家的“存心養性”和禪門的“明心見性”除了關涉世俗倫理與宗教解脫兩種不同的旨趣外，其方法論是相通的。
以《壇經》為理論標誌的中國佛教在心性問題上大有超出儒家的高明之處。難怪有人明確認為：修身以儒，修心以佛。佛安心，能治骨髓之疾，儒勞心，隻治皮膚之疾。
《壇經》的心性理論，在“儒門淡?白，收拾不住”的情勢下，啟發了宋明儒學心性本體論的建立，激發了宋明心性命理之學的勃興，促成了儒學在宋明的新轉機。可以這樣說，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國佛教(主要是《壇經》心性理論)弘場了儒家思孟學派的心性論傳統，宋明心性命理之學的建立，“切己自反”、“發明本心”等修養主張的提倡，是在儒家“收拾不住”的情況下，一次成功的人室操戈、收複失地。
作為中國化佛教的理論結晶，《壇經》所代表的禪宗思想對宋明理學的影響是巨大的。宋明理學的代表人物一方麵站在儒家正統的立場上貶斥佛教，一方麵又“出入釋老幾十年”，吸取其思想精華以建立自己的體係。明儒高攀龍說程顥“看得禪書透”，黃百家說朱熹“凡諸子、佛老……無不涉獵而講究也”，明儒黃綰曾總結性地說：“宋儒之學，其入門皆由於禪”。
從總體上看，陸王心學受《壇經》所代表的禪宗思想的影響比起程朱尤盛。陸九淵承禪宗“心即佛”的理路，倡“心即理”。在修養方法上，以“發明本心”與禪宗的“明心見性”相呼應。《壇經》說“自心是佛”、“自性作佛”、“道由心悟”，陸九淵則倡“切己自反”、“道不外索”。《壇經》說“諸佛妙理，非關文字”，陸九淵則說“若某則不識一個字，亦須還我堂堂做個人。”《壇經》倡“若識自性，一悟即至佛地”的頓教法門，陸九淵則倡“一是皆是，一明皆明’’的易簡功夫。無怪乎朱熹稱陸學為“頓悟之禪宗”，說陸子“大抵用禪家宗旨，而外麵又假托聖人之言，牽就釋意。”
與陸九淵一樣，心學的集大成者王陽明也直接吸收《壇經》的思想精華來建構自己的心學體係。在其學說中，陽明把禪宗的“佛性”改造為“良知”，把《壇經》中的“悟自心”改造為“致良知”，把《壇經》的“頓悟見性”改造為“本體功夫，一悟盡透”。
明儒黃綰記載了王陽明曾以《六祖壇經》為教材開導門人之事：“又令看《六祖壇經》，會其本來無物，不思善、不思惡，見本來麵目，為直起上乘，以為合於良知之至極。”與王陽明同時代的陳建則認為，“陽明一生講學，隻是尊信達摩、慧能，隻是欲合三教為一，無他伎倆。”因此，陽明之學被稱為“陽明禪”。
《傳習錄》中有這樣一段記載：先生遊南鎮，一友指岩中花樹問曰：“天下心外之物，如此花樹在深山中自開自落，於我心亦何相關?”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同歸於寂，你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便如此花不在你的心外。”王陽明的這段言說，與慧能在《壇經》中“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的話語如出一轍。無怪乎明清之際的王夫之說王學是“陽儒陰釋”，台灣的耕雲先生也說陽明是用“儒家的辭匯闡揚禪學”，美國學者杜維明也說王學是“禪宗式的智慧”。
再次，《壇經》所代表的禪學思想與中國詩歌、書法、繪畫等具體的文化藝術形式相結合，打開了文藝創作和藝術批評的新天地。無論是以禪入詩，以詩喻禪，還是禪心畫境、氣韻生動，還是以禪論書、筆墨縱橫，都體現了禪的精神對中國藝術的滲透。 -
有一則故事頗能說明《壇經》在中國文化藝術中的曆史地位：據說有一位叫呂無咎的中國畫家在巴黎留學時，因頗通中國畫理，大家都很尊重他，視之為中國畫理權威。有一位名氣頗大、年事已高的印象派畫家拿了一本《六祖壇經》請教呂無咎。呂讀了半天，不解其意，隻好直言相告：不曾學過。老畫家大吃——驚說：你們中國有這麽好的繪畫理論你不學，跑到我們法國來究竟想學什麽呢?
總的說來，如果沒有《壇經》，沒有其代表的禪學精神，很難想象中華藝壇會有百花齊放、禪意盎然的無限風光。
三
《壇經》的思想價值和曆史地位還體現在其思想對現代社會和人生仍有現實的指導意義。一位著名學者曾說過這樣一段話：《壇經》並不是一本絞盡腦汁的學究之作，而是出自於一位真人的肺腑之言。其中一字一句，都像活泉中所噴出的泉水一樣，凡是嚐過的人，都會立刻感覺到它清新人骨，都會衷心地體驗到它是從佛性中流出的。隻有佛才能認識佛，也隻有佛才能知道自己心中有佛性，知道一切眾生心中都有佛。這道出了《壇經》中蘊含的禪法歸趣是要開啟人生智慧，喚醒人們通過內心的體驗和生命的感悟，獲取生活的智慧、生存的智慧，求得自我的超越、心智的安詳與平和。
現代社會機器的轟鳴與物質的進步，逐漸造成人與自然的疏離、人與人關係的緊張、人與自性的異化，許多人感到在物欲橫流、人心不古的情境中無法調適自我、無法尋回迷失的自性。因此，充滿緊張、焦慮的人們希望從人類文明的優秀成果中找到使精神家園寧靜安詳的調節劑。《壇經》所展示的發現自我、樹立自信、無拘無縛、自在任運的“解脫知見”、恰似給焦慮與饑渴心態中的人們一份清涼劑，它讓人們明白：人人都有清淨的佛性，人人都能達到清淨佛地。最高的覺悟、最高的自由不是外在的東西，它就體現在現實的人心之中。一旦人們為現實的物欲、外在的事相所迷惑，清淨之心就生起妄念浮雲，妄念執著便是人生痛苦、焦慮的根源。
古諺說心靜自然涼，《壇經》說“心平何勞持戒”，於一切處行住坐臥，常行一直心，就能顯現淨心淨土，把握自性，頓契佛地。《壇經》勸導人們“自見本性清淨，自修、自行、自成佛道”，把握自己，用自己的心智打開塵世中為物欲、為爭鬥、為名聲、為愛憎好惡而糾織的心結，在紅塵熱浪中為焦灼、煩躁的心靈注入生活的靈智，使心靈找到一片清涼的綠蔭，達成人與自然的親和，人與人的和諧，人與自性的複歸。
總之，《壇經》中的禪思可以幫現代人開啟生命的智慧、生活的智慧，以智慧之‘光掃除心靈的染著、束縛、蒙蔽、愚癡、貪欲，回歸精神的家園，找到迷失的自我。正如一生致力於把“禪”這一東方智慧介紹給現代西方世界的著名學者鈴木大拙所說：“禪就其本質而言，是看入自己生命本性的藝術，它指出從枷鎖到自由的道路……我們可以說，禪把儲藏於我們之內的所有精力做了適當而自然的解放，這些精力在通常的環境中是被擠壓被扭曲的。”
通過對《壇經》的思想價值和現代意蘊的考察，我們可以得到以下啟示：以《壇經》為代表的中國佛教文化典籍的基本特點和基本精神的突出表現之一，是把印度佛教中蘊含的對人或人生的關注及肯定作了充分的發揮和發展，在中國傳統文化元典精神的影響下，形成了其特有的重現實和人生的特點。《壇經》所代表的慧能南宗在充分肯定每個人的真實生命所透露出的生命底蘊與意義的基礎上，融解脫理想於當下的現實人生中。近現代複興的佛教，倡“人生佛教”、“人間佛教”的傾向，20世紀60年代以來台、港興起的新型佛教文化事業等等，都是《壇經》中所透露出的注重現實人生、心性特點的最好說明。這一特點也正是禪的思想在現代社會和人生中能生發慧光、助照人生尋找自我無價之寶的契機所在。在全球文化交流與融合的大潮中，《壇經》和其他中華文化典籍一樣，仍有其感召生命、淨化靈智、莊嚴人類文明家園的慧命和價值。